改革創新

改革創新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基本內容之一，也是實現科學發展觀的重要動力。2004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的《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見》首次把改革創新作為時代精神的核心。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了“弘揚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2006年召開的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把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與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一起，確立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基本內容。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是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中華民族開拓進取的思想品格與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實踐相結合的偉大成果，已經深深融入我國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建設的各個方面，成為振興中華的力量源泉。

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是中華民族歷來具有的富於進取的思想品格。 中華民族作為一個古老而年輕的民族，幾千年血脈不斷、文明不衰、生機勃發，必然積澱了深厚的精神文化傳 統。胡錦濤總書記 2006 年訪美時在耶魯大學發表演講時指出：“中華文明是世 界古代文明中始終沒有中斷、連續 5000 多年發展至今的文明。中華民族在漫長 歷史發展中形成的獨具特色的文化傳統，深深影響了古代中國，也深深影響着當 代中國。現時代中國強調的以人為本、與時俱進、社會和諧、和平發展，既有着 中華文明的深厚根基，又體現了時代發展的進步精神。 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是十分豐厚的，但追根溯源集中表達於《周易》上的 兩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前者發展成了 革故鼎新、獨立自主、艱苦奮鬥、與時俱進的改革創新精神；後者發展成了以人 為本、團結和諧、海納百川、協和萬邦的人文道德精神。這兩種精神各有側重， 卻又相輔相成、渾然一體，從一定的意義上説，這就是“自立立人”的關係。 一個民族越是自尊自重自立，就越是胸襟開闊，敢於揭己之短、善於學 人之長，能夠在廣泛吸納各種文化營養豐富自身的同時推動各種文明的繁榮燦 爛，從而對人類進步作出重大貢獻。應當説，中華民族就是這樣的民族之一。

周恩來曾經講：“我們的民族從來是善於吸收其他民族的優秀文化的。我們吸收了印度文化和朝鮮、越南、蒙古、日本的文化，也吸收了西歐的文化。”許多學者的研究表明： “如果仔細地考察中國文化史，可以發現中國傳統文化有一種動態特徵，相當勇敢地吸收外來文化的因素，至少在文化的很多層面，追求流行、時新，與此同時毫不猶豫地拋棄舊有的模式。”正是在這種傳統推動下，我國不僅以著名的“四大發明”（造紙、活版印刷、指南針、火藥）、萬里長城、京杭大運河等偉大創造聞名於世，不僅以諸子百家思想豐富了人類的精神文化寶庫，而且以不斷變革創新的實踐彪炳人類變法自強的制度創新史。 從改革創新的視角看，中國近現代以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道路之爭，是中華民族能否真正實現改革創新的問題。中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這本身 就是中國歷史發展中的改革創新。

一是自主性，真正的改革創新必然是自主創新，是戰勝自我和超越自我，如果改 革創新的結果是喪失自我，那就不叫改革創新，而叫自我毀滅；

二是首創性，真 正的改革創新必然具有“第一次”的特徵，儘管它必然要學習借鑑別人，但其成 果卻必然不與任何已有成果相雷同，因此，“全盤西化”即使行得通，那也不叫 改革創新，而叫生搬硬套、拙劣模仿；

三是先進性，真正的改革創新必然順乎文 明之潮流、體現時代之脈動、展示歷史之未來，因而能夠獨領風騷、影響深遠， 如果只是歷史回聲的共振、甚至是歷史沉渣的泛起，那就不是改革創新，而是復 闢倒退。

反過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僅是偉大的愛國者、民族解放的先鋒，而且是最具浩然正氣和思想活力的改 革創新者。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三大理論成果就是這種改革創新精神的集中體 現。 一般地説，社會主義是前無古人的空前偉大而艱鉅的事業，它決定了推進這一事業的理論和實踐必然具有無比突出的改革創新性；特殊地説，中國更是在各種客觀歷史條件幾乎不具備的情況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 每走出一步都必 然凝聚着艱辛的努力和巨大的創造性，都是“突出重圍”“殺出一條血路”。我們以毛澤東思想為例。 它是在兩個學習受挫之後成功開創前所未有的新民主主義 道路的基礎上形成的。兩個學習受挫指的是，第一向西方學習走舊式資本主義民主革命道路受挫，第二簡單套用蘇俄“十月革命”城市武裝起義道路受挫。原因 都在於中國的資本主義太弱小，民主力量也相對弱小，而反民主的敵對勢力卻特 彆強大（三座大山），世界上現有的革新變法模式均不適用。 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創新性就在於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實 際相結合，藉助於馬克思主義對時代、國情、世界政治經濟走向以及種種主觀條 件所作的科學把握，對於民族生存發展問題進行重新的定位，才使得看來毫無希 望的民族有了出路，有了生機活力 這個“結合”説起來簡單，實際上學問大得很。概括地説，馬克思主義 是一種世界歷史的高度和眼界，而中國實際則是中國現實歷史的具體階段，由於 近代以來的中國發展落後於世界歷史的進程，因而兩者存在着明顯的差距，要結 合就要尋找“結合點”。正是通過“結合點”把中國與世界、歷史與未來統一起 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在這方面可以説有“四大發現”：第一，發現中國工人階級， 它是中國具體歷史階段的世界性因素， 既有各國工人階級的一般特點， 又有其中國特有的性質和組成；第二，發現中國特色的民主革命，雖然革命的性 質、任務、動力、對象等仍屬於民主革命範疇，但革命的領導力量已是無產階級 及其政黨，這就決定了它屬於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一部分，其前途是社會主義。第三，發現中國革命的特殊道路，即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它既體現了 現代歷史條件下城市的中心地位，又體現了中國具體歷史發展的水平。第四，發現了確保中國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即黨的領導、武裝鬥爭和革命根據地， 既反映了無產階級革命的一般要求，也反映了中國革命實際的特殊要求。這些偉 大的創新思想，不僅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中國人民的集體智慧，而且孕 育了體現中國歷史具體發展階段要求的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

在中國民主革命中所形成的這種改革創新精神，就是一種革命精神，它和我們今天所倡導的改革開放精神完全一脈相承，都是中華民族革故鼎新、自強不 息、團結奮鬥、昂揚向上的精神風貌的集中表達。從這個意義上説，把革命的實 踐和改革的實踐對立起來不僅在政治上有害，而且在道理上也説不通。（對“告 別革命”、“暴力社會主義”論調批判）實際上，正是在毛澤東思想的哺育下， 我們民族在革命時期形成的精神風貌，迅速地轉化為新中國、新社會建設的強大 精神力量， 譜寫出和平建設年代的時代精神， 有力地推動了中國 “舊貌換新顏” 。

以改革創新精神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必須把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作為主線，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貫徹為民、務實、清廉的要求，以堅定理想信念為重點加強思想建設，以造就高素質黨員幹部隊伍為重點加強組織建設，以保持黨同人民羣眾的血肉聯繫為重點加強作風建設，以健全民主集中制為重點加強制度建設，以完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為重點加強反腐倡廉建設，使黨最終成為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求真務實、改革創新、艱苦奮鬥、清正廉潔、富有活力、團結和諧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

中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不僅僅是讓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和地區實現了人民的温飽，更重要的是中國通過30年的摸索、實踐和總結，形成了一整套較為完善的適合中國國情的經濟發展模式，對於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總結出豐富的經驗。這些模式和經驗完全不同於歐、美髮達國家的區域性經濟模式，也完全不同於上個世紀歐、美經濟崛起時的二戰後經濟發展模式。中國經濟發展所堅持的改革創新對今天第三世界和發展中國傢俱有巨大的現實意義。

隨着我國經濟的快速穩健的發展，社會結構和問題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廣大的人民生活水平不斷地改善和提升，越來越多的老百姓開始關注醫療、衞生、教育、文化、旅遊、居住、消費、法律、民主、娛樂、投資、等等問題。開始全方位參與到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中。對於推動透明執政、監督執政黨、各界民主黨參政議政、人民依法行使公民權利等等起到了積極地作用。極大底推動力文明進程和社會進步。

創新是黨保持生機與活力的源泉，也是推動黨的建設與時俱進的強大動力。面對國情、黨情的深刻變化、改革發展穩定的重大任務，必須在思想上引起重視，行動上主動探索，實踐中積極創新，以理念創新帶動思路創新，以機制創新推進工作規範，以方法創新提高工作水平，從而使黨的建設始終體現時代性，把握規律性，富於創造性，不斷開創新局面。

觀念是行動的先導。創新工作，首先思想觀念要創新。要進一步推動觀念創新，深入研究和解決工作中的新情況新問題，善於換位思考、多角度思考、創造性地思考，勇於突破不合時宜的觀念、做法、體制和機制，使改革創新成為一種自覺的思維理念、行為方式和目標追求。

創新思路是與時俱進的前提條件。創新思路必須明情況，要自覺按照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一條主線”、“五個重點”、“六項任務”，結合實際全面開展深入的調查研究，找準哪些需要改革？哪些需要創新？怎樣創新？要堅持求真務實的態度，有什麼問題就解決什麼問題，什麼問題突出就重點解決什麼問題，用改革的精神去改進和完善不適應的政策、措施，用創新的精神去拓展新的工作領域，提出適應新形勢、新任務、新要求的工作思路。

在創新成果逐步完善的過程中，要時刻注意總結提練可行的方法與措施，上升至理論的高度，使其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這樣，就可以不斷地通過創新思路的提練，形成系統化、理論化的思想體系。

要善於抓住需要創新的重點工作，找準工作的切入點，實現重點突破。要善於發揮典型的示範作用，注意培養創新典型，以點帶面，推動整個工作的改革創新。要堅持以人為本，以事為本，強化人文關懷，堅持服務大局、服務中心、服務基層、服務羣眾。

要圍繞當前面臨的重點、熱點和難點，堅持理論與實踐、上情與下情、主觀與客觀“三結合”，抓住當前存在的突出問題，重視從工作機制上查找原因，通過改革創新，建立健全適應新形勢新任務的工作機制，尋求解決問題的治本之策。

不破不立，在創新機制上，要提供一箇舊有體系的切入點，使創新成果可以迅速轉化為生產力。

在新的形勢下，黨的建設任務不斷加重、領域不斷拓寬，需要整合資源。好的載體能夠整合各方面資源，激活各種要素，調動各方面積極性。要結合黨的十七大提出的新要求和新任務，設計新的活動載體，尋找新的抓手，為黨建工作注入新活力。

改革開放30年來，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領導下，廣大財政幹部職工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認真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緊緊圍繞黨在不同時期的戰略部署和重大決策，積極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紮實推進財政改革與發展，取得了顯著成績。

財政收入規模逐步擴大，國家財政實力明顯增強。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通過持續推進財税改革，建立和完善財政收入穩定增長機制，依法加強税收徵管，全國財政收入規模不斷跨上新台階。1978—2007年，全國財政收入從1132億元，增加到51322億元，增長了44倍，年均增長14.1%。全國財政收入從1950年的62億元到1978年的1132億元，突破1千億元大關歷時28年；再到1999年的11444億元，突破1萬億元大關歷時21年；而從1萬億元到5萬億元，歷時僅8年。2007年一週的財政收入約1000億元，接近於1978年全年的財政收入。國家財政整體實力不斷壯大，增強了綜合國力，為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的重大決策部署，維護改革發展穩定大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財政宏觀調控體系不斷健全，促進了經濟又好又快發展。財政宏觀調控方式隨着市場化進程不斷探索創新。特別是黨的十四大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後，財政宏觀調控方式相應改革的步伐加快，根據宏觀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綜合運用預算、税收、國債、貼息、轉移支付等多種政策工具進行調控，促進了經濟又好又快發展。1993年，為抑制通貨膨脹，對當時的經濟過熱現象進行治理整頓，實施了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1996年國民經濟成功實現了“軟着陸”，形成了“高增長、低通脹”的良好局面。1998年，為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帶來的外需不振及國內通貨緊縮、內需不足等問題，果斷實施了擴張性的積極財政政策，促進了經濟增長和結構優化升級。2005年，針對部分地區和行業投資增長過快、農業等薄弱環節亟待加強等問題，實施了以“控制赤字、調整結構、推進改革、增收節支”為主要內容的穩健財政政策，並加強與貨幣、產業政策等的協調配合，使我國經濟運行總體呈現出增長較快、結構優化、效益提高、民生改善的良好態勢。2008年10月份後，為應對世界金融危機，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適當減免税收，多次提高出口退税率，增加中央政府公共投資重點支出，對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增長髮揮了重要的作用。財政宏觀調控實現了由被動調控向主動調控、由直接調控向間接調控、由單一手段調控向運用組合工具調控三大轉變。這些轉變標誌着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財政宏觀調控體系基本建立。

財政支出結構調整優化，促進了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國家財政加大了對農業、科技、教育等領域的投入，集中資金保證國家重點建設，加強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為經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特別是黨的十四大以來，隨着政府職能轉變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基礎性作用的增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和公共財政要求，財政保障逐步退出對一般性、競爭性經營領域的投入，着重保障政府履行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等職能。重點加大對“三農”、教育、社會保障和就業、醫療衞生、環境保護等薄弱環節的支持力度。特別是黨的十六大以來，財政部門按照科學發展觀要求，堅持以人為本，進一步優化支出結構，持續加大對公共服務領域的投入，向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傾斜，向社會事業發展的薄弱環節傾斜，向困難地區、基層和羣眾傾斜，着力建立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長效機制。2003—2007年，中央財政用於“三農”的資金投入累計達到1.6萬億元，年均增長17.8%，地方各級財政也相應加大了投入，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促進了糧食增產和農民增收；全國財政對教育、社會保障和就業、醫療衞生、文化體育與傳媒的支出累計分別達到2.43萬億元、1.95萬億元、6311億元和3111億元，分別年均增長18.6%、14.9%、24.4%和16.5%，比上一個五年分別增長1.26倍、1.41倍、1.27倍和1.3倍。2007年，全國財政對教育、科學技術、社會保障和就業、醫療衞生、文化體育與傳媒、環境保護的支出合計達到1.82萬億元，佔當年全國財政總支出的36.6%。農村免費義務教育全面實現，普通本科高校、高等和中等職業學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政策全面落實，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全面推行，城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面實施，廉租住房保障制度基本建立等，有力地支持了社會事業發展和民生問題的解決，促進了經濟社會協調發展與和諧社會建設。

財税制度改革成效顯著，初步建立起公共財政體制。財税制度改革不斷深化。特別是為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1994年，作為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和突破口，實施了分税制財政管理體制和工商税制改革，搭建起中央和地方財政分配關係框架，建立了以流轉税和所得税為主體、其他税種相配合的税收制度體系。在此基礎上，近年來通過實施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出口退税分擔機制改革、緩解縣鄉財政困難的“三獎一補”激勵約束機制和建立轉移支付制度等，不斷完善了分税制財政管理體制，取得顯著成效。財政收入穩定增長機制初步形成，國家財政實力顯著增強。1993—2007年，全國財政收入由4349億元增加到51322億元，增長了10.8倍，年均增速高達約19.3%；全國財政收入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則由12.3%提高到20.6%。1994—2007年，中央財政收入年均增長18.9%，地方財政收入年均增長約19.6%，實現了“雙贏”。中央調控能力增強，促進了地區協調發展。1993—2007年，中央本級收入佔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由22%提高到54.1%，但中央本級支出佔全國財政支出的比重由29.7%下降到23%，中央財政因改革集中的收入絕大部分用於對地方主要是中西部地區的轉移支付，中央對地方財政轉移支付快速增長，為中央均衡地區間財力差異提供了保障。1994—2007年，中央對地方財政轉移支付總額由550億元增加到14017億元，增長了24.5倍，地方本級支出來源於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的比例由13.6%上升到36.6%，其中，中部地區由15.8%上升到50.8%，西部地區由21.6%上升到56.8%。分税制財政管理體制改革是我國建國以來政府間財政關係方面涉及範圍最廣、調整力度最強、影響最為深遠的重大制度創新，較好地處理了國家與企業、個人的分配關係，規範了中央與地方的分配關係，充分調動了各方面的積極性，均衡了財力分配，初步建立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公共財政體制。同時，税制改革穩步推進。按照“簡税制、寬税基、低税率、嚴徵管”的原則，不斷完善税收制度體系，及時調整了個人所得税和消費税，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税制度，開展增值税轉型改革試點等，強化了税收調節經濟和收入分配的職能作用。預算管理制度改革全面推進。政府收支分類改革順利實施。部門預算、國庫集中收付、政府採購、“收支兩條線”等預算管理制度改革深入開展。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開始試點。財政支出績效評價試點進展順利。財政超收收入使用辦法進一步完善。農村税費改革不斷深化。農業税、牧業税和農業特產税全面取消，與農村税費改革前的1999年相比，農民共減輕税費負擔約1335億元，年人均減負140多元。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穩步實施。特別是建立了國家統一的職務與級別相結合的公務員工資制度，以及比較規範的津貼補貼發放制度和監督制約機制，規範了收入分配秩序。

財政科學管理水平不斷提高，財政運行日趨規範。財政部門按照依法行政、依法理財的要求，積極推進財政科學化、精細化管理，努力提高財政管理效能。財政法制逐步健全，《預算法》、《註冊會計師法》、《企業所得税法》、《財政違法行為處罰處分條例》等多部財政法律、行政法規相繼頒佈；《企業財務通則》、《行政單位財務規則》、《事業單位財務規則》等一大批財政規章公佈執行。財政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和財政法制宣傳教育有序推進，廣大財政幹部法律素質和依法行政意識明顯增強，財政行政執法、執法監督水平明顯提高。預算管理不斷規範，預算編制和執行管理加強。預算編制與執行互動機制基本建立，預算執行動態監控體系不斷完善。國債餘額管理和國庫現金管理穩步推行，支出標準體系、行政事業單位國有資產管理等各項基礎管理工作持續強化。會計、審計制度等基礎建設加強，以《會計法》出台及1993年、1999年兩次修訂為標誌，財務會計制度建設取得重大進展。近年來，通過組織實施會計準則國際等效工程和會計領軍人才培養工程等，建立與經濟社會發展進程相適應、與國際標準趨同的會計、審計兩大準則體系，進一步完善了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財務會計制度體系。財政監督機制逐步完善，逐步改變了以“税收、財務、物價”大檢查等為重要手段的監督管理方式，初步建立了實時監控、綜合核查、整改反饋、跟蹤問效的財政監督機制；堅持事前審核、事中監控、事後檢查相結合，加大對重大財政政策執行和涉及民生資金的監督力度，嚴肅查處各類財政違法行為；自覺接受人大、審計及社會各方面監督。財政管理信息化建設穩步推進，成功開發並應用了預算管理系統、國庫集中支付管理系統等業務系統，建立了預算編制、集中支付、行政事業單位資產管理和工資發放等基礎數據庫，形成了覆蓋財政資金運行的總體框架。這些措施逐步將公平、公正、公開、規範、透明、效益等公共管理原則，貫穿於財政運行的全過程。

財經對外交流與合作深入發展，國際地位和影響力不斷提升。財政部門順應我國對外開放的新形勢，積極開展對外財經交流與合作。通過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中歐財金對話、中俄及中日財長對話等雙邊財經對話與合作機制，發展我國與世界主要國家和經濟體的財金合作。利用東盟+中日韓財長會議、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等機制，推動區域務實合作，促進我國與周邊國家的經濟融合。參與西方七國(G7)財政及央行部長級非正式對話、四國集團財長會（G4）、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亞太地區經濟合作組織財長會、亞歐財長會等多邊機制和論壇，加強國際經濟政策協調，有效維護國家利益。切實加強與國際金融組織、外國政府有關機構的合作。截至2007年底，我國利用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組織貸款和外國政府貸款累計簽約額達1223.27億美元，累計提款額約為1079.26億美元，還累計獲得國際金融組織贈款28億多美元。利用上述貸款、贈款支持建設項目達2848個。對外財經交流與合作的廣度與深度進一步拓展，服務了國內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

總體來看，改革開放30年，是我國財政實力不斷壯大、財政支出結構不斷優化、財政宏觀調控不斷改善、公共財政體系不斷健全、財政管理水平和幹部綜合素質不斷提升的30年。財政改革發展的成績，從一個方面體現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取得的巨大成就，反映了社會主義制度的蓬勃生機和強大生命力。回顧過去，令人鼓舞；展望未來，任重道遠。各級財政部門將更加努力地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大精神，認真落實黨中央、國務院對財政工作的各項要求，積極發揮財政職能作用，促進科學發展和社會和諧，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經濟特區是中國改革開放成就的縮影。每個經濟特區的發展史，都是一張充滿曲折故事的實驗清單，而百折不回、永不停滯的實驗精神、實幹精神，正是中國全面迅速崛起的精神財富與動力來源。在當前中國社會利益多元化的大背景下，如何“不為任何風險所懼，不被任何干擾所惑”，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突破，促進公平正義、更好改善民生，無疑是新一輪改革與發展的關鍵。

“經濟特區不僅要辦下去，而且要辦得更好”，“勇於變革、勇於創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滯，不為任何風險所懼，不被任何干擾所惑”，胡錦濤總書記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30週年慶典上的講話，不僅是為而立之年的經濟特區再次出發鼓勁，更是表明了轉型期的中國“排除萬難、繼續改革”的決心。

經濟特區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歷史鉅變的縮影，創造了世界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建設的奇蹟。曾有這樣一個説法：全球人口超千萬的城市名單並不長，且其中的大多數人們耳熟能詳，比如紐約，比如東京。但要是問在這些大城市中，哪一個城市30年前的人口還只有兩萬，答案只有一個，深圳。30年彈指一揮間，曾經的邊陲小鎮變身現代化都市，那片偷渡者冒險的荒灘成為全球新興市場的前沿。深圳的成功、經濟特區的成功、中國經濟的成功，鮮活而生動地證明了“發展才是硬道理”、“只有改革創新才能發展”，有了這一次次的證明，外界對中國模式的質疑才逐漸消散。

經濟特區為什麼能成功？如果我們單純把其歸結為“優惠政策”，那麼未免過於淺薄，更是對那些敢闖敢試的改革者、勇於創新的探索者、篳路藍縷的拓荒者不敬。深圳當地官員的話説得好：“如果把特區僅僅理解成優惠政策的特區，那麼特區早就‘死亡’了”，“如果一定要説優惠政策，那麼特區最大的優惠政策是允許試、可以幹！”從落下新中國土地使用權拍賣第一槌到發行新中國第一隻股票，從大膽砸破“鐵飯碗”、“大鍋飯”到放手推行幹部聘任制，從首次提出百萬重獎科技人員到最終在地方法規中寫入“技術入股”條款……每個經濟特區的發展史，都是一張充滿曲折故事的實驗清單，而百折不回、永不停滯的實驗精神、實幹精神，正是中國全面迅速崛起的精神財富和動力來源。

人口多、底子薄的中國，從發展伊始就有“船大難調頭”、“極度不平衡”的困難，可以説，這些困難直到今天也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變。但是，從喊出“殺出一條血路來”那天起到現在，幾代領導人的共同態度是正視“中國是發展中大國”、“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事實，與時俱進、主動調整，絕不標榜自己“制度成熟”、拒絕改革，也絕不妄自菲薄，從自詡成熟、惟我獨尊的西方國家那裏照抄、照搬。一方面，承認“我國各方面體制機制還不夠完善，不僅要推進經濟體制改革，還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要從制度上解決權力過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約的問題，堅決懲治貪污腐敗”。另一方面，強調“在發展中遇到的矛盾和問題，必須用改革的辦法、發展的辦法加以解決”，鼓勵發揚“不等、不靠、不空談、不爭論、不折騰”的優良作風，用幹事創業的實績再次證明中國的發展不會受到“成長煩惱”的羈絆。

短短几十年，中國走過了一些發達國家兩三百年才走完的歷史進程，這些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遇到的矛盾和問題中國都會遇到，而且會更加尖鋭、更加集中。當下，很多人注意到，以敢為天下先著稱的經濟特區也遭遇了發展瓶頸、改革瓶頸，其中有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的客觀原因，也有受到既得利益集團阻力的原因。在當前中國社會利益多元化的大背景下，改革難度加大是一種普遍問題。如果説，30年前的改革人人都能分享成果，推進相對容易，那麼現在的改革則涉及利益的深度調整和重新分配，其間少不了陣痛與博弈。如何能“不為任何風險所懼，不被任何干擾所惑”，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突破，又如何能以促進公平正義、改善民生為重點進行社會建設，無疑是新一輪改革的關鍵。

發展之路從不會一帆風順，惟有繼續改革創新，中國經濟社會才能繼續前行。正如温家寶總理所言：“要繼續解放思想，大膽探索，不能停滯，更不能倒退。停滯和倒退不僅會葬送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的成果和寶貴的發展機遇，窒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勃勃生機，而且違揹人民的意志，最終只會是死路一條。”

改革創新幹部學院，是深圳公共管理學院直屬單位，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同志關於改革開放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學院緊緊圍繞黨和國家工作大局，按照“把握方向、解放思想、守正創新”的辦學要求，充分運用黨中央四十多年來領導深圳等全國各經濟特區歷史和改革創新精神的“寶貴資源”，面向全國黨政領導幹部、企事業單位中高層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等各類幹部開展專題理論教育和黨性教育培訓工作。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