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倫多學派

多倫多傳播學派一向以膽大睿智和最具原創性的媒介理論而聞名，他們考察媒介與文明之間的關係，分析傳播媒介的偏向性和基於虛擬現實的賽伯空間和賽伯文化給人們帶來了的媒介新體驗，強調傳播媒介的時間偏向和空間偏向之間的平衡對社會穩定的影響，提出了“媒介即信息”、“媒介是人體的延伸”的新主張，研究新技術和新媒體的發展對文化和社會所產生的影響。

總體上來説，多倫多傳播學派的媒介文化理論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即奠基人英尼斯提出的“傳播偏向論”（bias of communication）、核心人物麥克盧漢倡導的“媒介訊息延伸論”（media is the message, media is the extension of man）和80年代以來戴瑞克. 德科柯夫以新電子現實為研究框架所倡導的“文化肌膚論”(The Skin of Culture)。

“傳播媒介偏向”

一、 英尼斯的“傳播媒介偏向”理論

哈羅德·英尼斯（1894-1952）是大師級的學者和跨學科的奇才。他以其在政治經濟學、經濟史、傳播學和文明史等諸多領域的傑出成就而成為多倫多傳播學派的先驅。

英尼斯前期的研究着重於加拿大經濟史，後期的研究側重於傳播學、媒介與文明等，兩本代表作《傳播的偏向》(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1951)和《帝國與傳播》(Empire and Communication,1950)成為後世傳播學的經典。

英尼斯從媒介和權力機構之間的關係角度出發，提出了“傳播媒介具有偏向性”的理論。對他來説，無論是從各傳播網絡所負載的信息還是從它們對各種社會組織形式所具有的更加廣泛的影響角度來看，傳播網絡都是相當重要的。任何特定的傳播媒介在時間和空間上均有偏向性（biased）。也就是説，一種傳播媒介對於知識在空間和時間中的傳輸會產生重要的影響，而這種對時間或空間因素的相對注重將意味着被植入其中的文化會出現意義上的偏向(bias of significance)。在印刷時代到來之前，諸如羊皮紙、陶土和石塊等重型的材料是偏向於時間的主導性媒介，它們很難藉助空間來傳遞，是一種能經得住時間消蝕的媒介。由於這類媒介能與具體地方的物質在場非常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它們相對來説是穩定的社會現象，能將過去、現在和將來聯結在一起。相反，那些輕便的紙莎草和紙張則屬於“偏向空間的媒介”，它們更容易地被重新置放在其他地方，更喜歡跨越空間的各種行政關係的發展來促進世俗制度和政治權威朝着非集權化的方向發展。“偏向時間的媒介”有助於樹立權威，便於形成等級森嚴的社會體制，有利於維繫傳統的集權化宗教形式。就文化的角度而言，時間意味着神聖、道德和歷史，與歷史、傳統、宗教及等級制度的發展有着密切的關係；而空間則意味着現在和將來，技術和世俗，意味着帝國的興起、擴張，它與現實的世俗政治權力有關。時間文化是信仰、來世、禮儀和道德秩序的文化；空間文化則是世俗的、科學的、物質的和擴展不受約束的文化。顯然，在任何文化中，這兩種價值觀念都是起作用的，一種為顯性而另一種則為隱性。不難看出，英尼斯是以建立在時間偏向基礎上或是建立在空間偏向基礎上這兩種對立的知識壟斷之間的辯證觀點來看待文明的，特別是帝國的興起與衰落。

一種文明只能在很罕見的歷史時期內達到傳播媒介的空間傾向和時間傾向之間的平衡，比如古典的希臘、文藝復興的意大利和伊麗莎白時期的英國。在英尼斯看來，西方文明由於不能處理好時間持續問題而處於分崩離析的極端危險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地經驗告訴他，西方文明是咄咄逼人的文明，是擴展擴張的文明。英國、德國、美國、法國等大帝國為了爭奪資源、領土和市場，不惜血戰。加拿大這樣的國家因此而感受到強大的壓力，特別是美國的經濟壟斷和文化壟斷以及商業主義萬能力量的進一步擴張使加拿大的文化不得不適應美國的標準，從而“淪落到要和美國競爭又要仿效美國的兩難境地。”[①]在加拿大自己的報業系統和廣播系統中，美國的影響也無處不在。甚至加拿大的政治生活都要受到美國外交政策的壓抑，處於扭曲變形的危險中。美國當時的巨大優勢，特別是美國先進傳播技術的優勢使他感到沮喪和絕望。為了自己國家的尊嚴和發展，為了保存、發揚和闡述加拿大的文化傳統和文明傳統，為了研究加拿大的特點和國民性，為了抗拒南邊那個大國對加拿大的擠壓，英尼斯開始潛心研究自己的國家，研究加拿大的宏觀經濟。他認為，加拿大不應該淪為邊緣，而應該求得經濟上獨立和文化學術上的發展。

對於英尼斯來説，西方文明不僅打亂了時間和空間的平衡，而且還帶來了嚴重的後果和危機。在他看來，如果一味地向時間傾斜或向空間傾斜就會造成社會的不穩定。事實上，一個穩定的社會應該在時間偏向和空間偏向之間保持着平衡的機制。然而，長期以來，西方文明對時間的延續問題總是缺乏興趣。國家感興趣的始終是領土的擴張，是將文化同一性強加於人民。英尼斯認為，真正的文明應該具有這樣的特質：“文化在時間上延續並在空間上延展。一切文化都要反映出自己在時間上和空間上的影響。”。[②]正因如此，他才特別推崇口語傳統，尤其是古希臘的口頭傳統，認為該傳統達到了時間偏向和空間偏向相互平衡的理想境界。在他看來，希臘文明的成就反映了口語的力量。因為希臘口頭傳統中產生出來的《荷馬史詩》表現出了對空間問題的強調。口頭傳統的靈活性使希臘人在城邦體制下求得了空間觀念和時間觀念上的平衡。英尼斯把印刷術和攝影術看成是向書面傳統的迴歸，是“迴歸於眼睛佔支配地位的文明，而不是耳朵佔支配地位的文明。[③]”是一種“視覺本位的傳播”。英尼斯覺察到，這種傳播所產生的壟斷給西方文明構成了毀滅性的威脅，造成了民主、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等標語口號的幻覺。於是，英尼斯設想，一種傳播媒介的長期使用將在一定程度上決定着被傳播知識的特性，這種傳播的普及性影響終將創造出一種很難保存其活力和靈性的文明。一種新媒介的優勢(the advantage of a new medium)在於，它將導致一種新文明(a new civilization)的誕生[④]。很顯然，英尼斯希望通過自己的“媒介偏向論”來給倚重空間擴張的西方文明敲響警鐘，希望西方人在考慮媒介對各種文明的意義時，能夠更加清楚地看見他們自己文明的偏向，能夠擁有更加謙虛的態度來認識他們自己文明的特徵。因為在文明發展史上，達到媒介的空間偏向和時間偏向之間的平衡的歷史時期並不多見。保持媒介的時間偏向和空間偏向的平衡無疑是克服西方文明危機的一劑良方。能否克服過分強調時空層面中的任何一個層面的媒介偏向是關係到大規模的政治結構能否繼續存在的關鍵。英尼斯聲稱並斷言説，大型政治結構“傾向於在這樣的條件下繁榮昌盛：不止一種媒介的傾向在文明中得到反映；一種媒介的分散化偏向被另一種媒介的集中化偏向所抵消”，而就西方世界而言，“能否發展出這樣一種政府體制依然是個問題，在這種體制中，傳播的偏向性可以得到抑制，而對於空間和時間的重要性則可以得出評價”。[⑤]

總的來説，英尼斯的“媒介偏向論”有着深厚的經濟史學和政治經濟學的跨學科背景。他所採用的歷史“宏大敍事”和整體考察的文獻研究方法明顯不同於他同年代的學者所作的那種分析性的和非整體性的媒介研究方式。以人類文明史和加拿大本土經濟史為研究視角，英尼斯關注的焦點是文明發展進程中媒介技術的作用，他的媒介研究具有強烈的現實關懷和人文關懷。雖然有人對其“媒介媒介偏向”理論提出過質疑，雖然也有人認為他的理論存在着某種“技術決定論”的侷限。[⑥]但是，英尼斯關於傳播的主導性媒介必然會影響歷史性社會的發展的觀點，特別是他對現代西方文明過於強調物質科技的力量而忽視道德力量的批判性思考仍然給後人以極大的啓迪。

一、 麥克盧漢的“媒介訊息延伸論”

馬歇爾·麥克盧漢（1911-1980）是加拿大最為著名的媒介預言家和思想家，是多倫多傳播學派的核心人物和關鍵人物。麥克盧漢在早期是一位傳統的文學批評家，這段時期以他的第一本書《機械的新娘》（The Mechanical Bride: Folklore of Industrial Man,1951）的出版而結束；50年代是他的轉化時期，此時他接受了哈羅德·英尼斯的學説，沉浸於文化人類學中，並編輯了多倫多學派的《探索》雜誌；60年代是他的成熟時期，三本傳播學專著——《古騰堡羣星：印刷文明的誕生》（The Gutenberg Galaxy: 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1962）、《理解媒介：人體的延伸》（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 of Man,1964）和《媒介即訊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1967）都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麥克盧漢的媒介理論也是在這一時期得以不斷完善的。

麥克盧漢借用了英尼斯的“工具”來發展自己的媒介理論。英尼斯的歷史學和經濟學研究提供了知識上的依據，這使麥克盧漢能夠從研究被傳播的信息飛躍到對傳播形式本身的研究。英尼斯把對大宗經濟商品的分析延伸到對傳播形成和媒介偏向的探索同樣給了麥克盧漢不少靈感和啓發。在麥克盧漢眼裏，英尼斯是能夠為學生節約時間並提供文獻寶庫的“最好的老師”，是發現傳播媒介技術變化進程的第一人。但另一方面，麥克盧漢卻認為，英尼斯對傳播研究的貢獻只是一種純方法論的東西。在評估電子媒介（electronic media）的社會效果方面，他們兩人的觀點大不相同。在麥克盧漢看來，英尼斯錯誤地把廣播納入視覺文化（visual culture）中去的做法是一種保守的思想，印刷媒介的視覺力量在於擴大了對空間的壟斷控制，而電子媒介的聽覺力量則在於廢除了時間和空間的人為區分。麥克盧漢認為，電子技術具有知覺性、普遍性和非中心性（decentralizing），電子技術強調的是整體性和有機性而不是碎片性和機械性。[⑦]

與英尼斯不同的是，麥克盧漢的研究重點不是放在傳播和社會組織之間的關係上，而是主要集中在傳播媒介對人類感覺中樞的影響上。《古德堡羣星》一書表現了他對表音文字和印刷品造成的感覺和文化後果的深遠沉思。在他看來，每一種新的媒介技術都具有令人入迷的力量，因為它把各種感覺分離，而在部落人中，各種感覺大體上是以完美的對稱而存在着。當任何一種感覺或身體的功能通過技術的形式得以具體化時，官能的分裂和各感覺之間的比例變化就會出現。例如，表音字母實現了眼與耳之間、語義學的意義與視覺的符號意義之間的第一次關鍵性突破。與象形文字或有聲詞形式不同，表音字母給無語義學意義的字母標定無語義學意義的發音。由於它對視覺功能的擴展和加強，就減少了文字文化中其它感覺的作用，如聽覺、觸覺和味覺。麥克盧漢指出，“以無意義的符號聯結無意義的發音，我們建立起了西方人的形態和意義。”[⑧]印刷術的發明鞏固並擴大了視覺在應用知識方面的新作用，提供了第一批可重複生產的商品，完成了將人們從原始部落共享狀態（即為一種“聽得見摸得着”的生活方式）中疏離出來的過程。印刷與在文字手段中表現的表音文字是顯著不同的。印刷書籍自動強化了表音字母的效果，由於它加重了視覺偏向而進一步分裂了感覺生活，結果，它使閲讀變成了更具個人化的無聲行為。書本的方便攜帶也造成了對個人主義的新崇尚。麥克盧漢認為，印刷媒介一方面為民族的統一形式提供了文化資源，另一方面同時又催生了各種個體觀念。德國印刷商古德堡在15世紀中葉首次成功地用拉丁文印刷《聖經》，這使得印刷媒介在有所成就的同時將空間和時間轉換為一種能計算、可預知和理性的東西。印刷機的理性化影響為地圖、火車時刻表和透視畫觀念鋪平了道路。根據麥克盧漢的看法，印刷文化的到來尤其明顯的是發展了人類的某些感官（視覺），形成了人類理性的一種特殊形式。印刷的發展促使方言規範化，擴大了傳播的空間，培養了人們對抽象民族的忠誠（與部落文化中人們對與之生活在一起的，其音容笑貌聽得見、看得到、摸得着的人的忠誠相對），促成了民族國家對城邦的取代。[⑨]

麥克盧漢是一個泛媒介論者，各種技術性的工具和發明，如電燈、車輪、鐵路、飛機等在他眼裏都成了媒介，都成了人類感覺器官或身體功能的巨大伸延。對他來説，文字與印刷媒介是視覺器官眼睛的延伸，廣播是聽覺器官耳朵的延伸，電視則是全身感覺器官的延伸。如上所述，麥克盧漢特別強調電子媒介，尤其是電視。他認為，電子媒介打破了舊的時空概念，使人與人之間的時空距離驟然縮短，整個世界緊縮成了“地球村”，電子媒介使人們重新體驗部落文化中村莊式的接觸交往，使人類社會在高級階段上又重歸部落（tribe）文化而不是國家（nation）文化。

冷媒介（cool media）逐漸替代熱媒介（hot media）是把電子媒介的變遷與現代性經驗屬性的嬗變聯繫起來考察的最佳表徵。按照麥克盧漢的説法，所謂的熱媒介，就是一種不允許參與並具有豐富信息內容的媒介。相反，冷媒介則能給受眾留下更多的參與空間，表現出較低的信息強度。麥克盧漢筆下的“冷媒介”主要包括電視、電話、漫畫、談話等，“熱媒介”主要是指電影、廣播、照片、書籍、報刊等。在他看來，電影之類的“熱媒介”是集中化和權威性的，需要製作人將受眾轉換到另一個世界；而電視等這種較冷的媒介實踐卻給受眾留下了更多的想象空間，給區域性的方言提供了更多表達的機會，是一種更加非集中化的媒介。就麥克盧漢寫作的當時情況而言，由於大多數電視機的圖像並不逼真，所以，在他看來，這正好使受眾在意義產生的過程中成為更加平等的夥伴，從而促進了受眾的深度參與。麥克盧漢認為，媒介向電子傳播形式的轉變改變了英尼斯的時空偏向，具有深刻的意藴。麥克盧漢聲稱，在現代條件下，各種文化形式“即時並繼續不斷地向我們鋪天蓋地捲來”[⑩]。現代各主體與傳播網絡之間的互動作用，不再侷限於就寢前的單獨幾個小時。全球公民的生活似乎都被包裹在與物質的和象徵的傳播模式無休無止的接觸之中。人們在公共汽車和火車閲讀各種各樣的報紙，用汽車收音機接收早間新聞，慢跑者在鍛鍊身體的同時可以收聽書刊錄音唱片，人們可以一邊看電視一邊做愛。現代性的信息傳遞變成了一種“旋轉而變幻不定的情景”。各傳播系統使人們與各種不同的視點保持經常和直接的接觸，結果，時間和空間的彼此協調已經消失，人人都與每一個他人相關聯。諸種新媒介的迅猛發展，破壞了文字傳播形式對視覺的偏向，使全球公民都回到了一種與口語社會的文化有許多相似之處的共同文化。地球村已將等級、統一和個體化的印刷文化棄置一旁，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更可觸知的同步文化。

麥克盧漢的媒介理論以措詞奇特，文風灑脱，觀點新穎，思想深刻為主要特徵。他對媒介研究和文化研究的貢獻在於：他始終堅持研究媒介的各種形式和訊息的生產及其對個體、社會和文化的影響；他富有啓發性地揭示了新媒介技術，特別是電子媒介對重構人類社會生活的重要作用。當然，與此同時，他又將電子媒介的這種作用做了過分的渲染，具有明顯的唯技術決定論傾向。

二、 戴瑞克. 德科柯夫的“文化肌膚論”

如今的多倫多大學麥克盧漢文化與技術研究所(McLuhan Program in Culture and Technology)是多倫多學派媒介理論得以繼承和發揚的主要源泉。該研究所是北美地區乃至世界上最傑出的媒介研究機構。主要是在麥克盧漢理論的框架內及每位學者各自研究課題的基礎上，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去研究最新科學技術或媒體技術的發展對文化和社會所產生的影響，他們開拓並超越了早期多倫多學派的研究內容和研究領域。作為該研究所的負責人和和多倫多學派的學術繼承人，戴瑞克. 德科柯夫(Derrick De Kerckhove)20餘年來一直在為多倫多有關傳播和媒介技術之終極影響的不斷論辯而推波助瀾。

（戴瑞克. 德科柯夫教授）

戴瑞克的研究興趣主要是基於虛擬現實的賽伯空間和賽伯文化給人們帶來了的媒介新體驗。《文化肌膚》(The Skin of Culture: Investigating the New Electronic Reality,1995)一書是戴瑞克所有著作中最為重要的一部，曾被列為加拿大第一暢銷書，他因此而贏得“媒體預言家”的桂冠。戴瑞克在這部著作中以其先輩們的理論為基礎，擴展和深化了他們的見解和思想，形成了戴瑞克自己既富有創造性,又具有煽動性的理論。[11]

戴瑞克以預言家的膽識和學術勇氣討論了通訊技術與電子媒介對人類社會產生的最終塑造作用。他認為，人類正處於一個嶄新的電子時代，在這個電子時代，我們以全人類為自己的肌膚。電子媒介愛撫着我們，並在我們的肌膚之下揉擦着其意義，為我們提供一種外在於身體和心智的“精神”現實。電子媒體和賽伯空間(cyber space)將會改造我們的心理狀態，虛擬現實（Virtual Reality）技術將會填補觀念與現實之間的鴻溝，我們正在創造一種超越任何個人智慧的集體心智。在戴瑞克看來，虛擬現實和遠程存在（Telepresence）的機器人是一種新的視頻技術，這種新的視頻技術提出了作為我們可實際消費之對象的集體想象力，保證我們在心理技術集體化的強大潮流中保持個人自主的一種力量，使我們能夠把自己的意識投射於身體之外來“客觀地”看上一番。藉助於實驗，戴瑞克告訴我們：當人們在虛擬現實中四處閒逛時，人的整個身體都與周邊環境接觸，就像在游泳池中身體與水的關係那樣。三維的中心要旨是滲透力和深度，而不僅僅是視覺的透視角度。事實上，計算機模擬的過程就是逐漸地延伸進入到一種觸覺環境中。人工智能、專家系統和神經網絡正在擁入所有媒體，通過廣泛的數字化集成電子技術來促進音頻、視頻、遠程通信和計算機技術等的融合。從二維到三維，再到觸覺和力反饋感覺能力的迅速發展，我們正在被一個有着豐富結構的電子化的旋渦所吞沒。

基於虛擬現實（VR）的賽伯空間給人帶來了一種新的“共同感覺”，它是一種數字化的過程。通過數字化，所有的信息源、包括物質現象和自然過程、包括人們的感官模擬——如在虛擬現實系統中的模擬——都被一元化為0、1順序排列的數字串。虛擬空間內隨心所欲的對象是“符號”、“聲音”和“圖像”而不是任何實體，人們在任何時候都將能夠選擇他們在通信過程中需要多少帶寬和比特（也即是每秒鐘信息的單位），併為此而付費，這被稱之為“按比特(bits)付費”或“按需帶寬”（bandwidth－on－demand）購買。這是一種把整個國家連線時最民主、最經濟、最有效的方式。觀眾和聽眾將在一種“按比特付費”的可尋址的數據庫網絡之網絡中去購買時間及其所需要的內容。戴瑞克認為，人類正進入第三個媒介時代：即賽伯文化的時代。藉助於電話和計算機網絡這類穿透性極強的技術，我們可以去任何一個地方並與那個地方相互作用。藉助電子顯微鏡和核磁共振儀，我們可以深入分子、基因和原子結構等無限小的領域，這些領域是人類以前從未進入過的，但已經在為這些領域構建顯微結構和原子發動機，這些領域正在成為製造業無法滿足的市場。網絡的智能環境帶來一個新的公共空間和公共領域的心智時代（Mind Ages）。公共的心智和私人的心智通過地球上開發的、互連的網絡而連在了一起。結果，舊的體制，即以政治學和經濟學中的開放中立空間和空間管理為基礎的體制，必定要讓位於以IP地址、速度和存取控制為基礎的新體制。在未來的遠程計算機網絡中，隨着廣播電視系統被分解成為越來越小的單元，個體既將成為消費者，又將成為生產者，個體的創造動力將會把它們從消費者改變成預言家托夫勒所説的那種“生產消費者”(prosumers)。

戴瑞克.德科柯夫向來不去追求所謂的博大精深的理論體系，他也很少會像一些理論大家那樣去詳盡闡釋和論證自己的理論觀點。相反，他喜歡調用自己熟悉或感興趣的多學科資源，通過跨學科的研究和實踐提出富有創見性、預見性、大膽性、睿智性的媒介思想，以達到前所未有的綜合高度和深刻的穿透力。

至此不難看出，以哈羅德·英尼斯、馬歇爾·麥克盧漢和戴瑞克. 德科柯夫三人為代表的多倫多傳播學派對傳播學和文化研究的發展是功不可沒的。通過跨學科的比較研究，他們把媒介技術置於人類文明發展史的大背景中進行考察。他們着重研究傳播媒介技術同整個文化之間的關係，揭示媒介在傳遞的內容意義之外的意義，包括傳播媒介與經濟的進程、媒介技術的性質與權力結構的特徵、媒介的形式特性與社會的文化特徵、媒介特徵與人的感官、心理活動過程等等，一反以媒介傳遞的信息內容為中心的研究傳統，開創了一種以媒介技術為焦點，以媒介技術史為主線把文明發展史貫穿起來的新的研究傳統，為後人充分認識各種傳播媒介帶給人類文明的影響提供一種獨特的視角與方法，具有十分深遠的啓迪意義。

[①]丹尼爾·傑·切特羅姆,《傳播媒介與美國人的思想》,黃靜生、黃禾生譯，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1年，第171頁。

[②] 英尼斯，《傳播的偏向》，何道寬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13頁。

[③] 英尼斯，《傳播的偏向》，何道寬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16頁。

[④] Harold Innis,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51,p.34.

[⑤] Harold Innis, Empire and Communica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p.217.

[⑥] Nick Stevenson, Understanding Media Culture: Social Theory and Mass Communica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5,p.177.

[⑦] Paul Grosswiler, Method Is the Message: Rethinking McLuhan through Critical Theory, Montreal: Black Rose Books, 1998,p.9.

[⑧]丹尼爾·傑·切特羅姆,《傳播媒介與美國人的思想》,黃靜生、黃禾生譯，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1年，第189頁。

[⑨] Marshall McLuhan,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 of Man,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64,pp.155-62.

[⑩] Marshall McLuhan & Q. Fiore, 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7,p.16.

[11] 關於他的理論的詳細內容，可參閲陸道夫，《戴瑞克.德科柯夫媒介文化觀述略》，《廣東技術師範學院學報》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