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的偏向

伊尼斯從歷史哲學維度去理解媒介的屬性以及媒介在各種文明中對社會所起的重要作用。該書共分為八章，從“密涅瓦的貓頭鷹”出發，開始對“傳播的偏向”這一主題進行系統的闡述。

該書的開頭引用了黑格爾的一句話：“密涅瓦的貓頭鷹只有在夜幕降臨的時候才開始飛翔……”“密涅瓦的貓頭鷹”是黑格爾提出的一個哲學的比喻。密涅瓦對應羅馬神話中的雅典娜。雅典娜是羅馬神話中代表智慧的女神，棲息在雅典娜身旁的貓頭鷹是理性與思維的象徵。伊尼斯引用黑格爾的話，意在説明智慧的貓頭鷹的飛翔，不僅開始於希臘文明的黃昏時期，而且開啓了西方文明的黎明。由此牽引出該書的主題：傳播。伊尼斯意在説明西方文明受到傳播的深刻影響，傳播的顯著影響具有重大的涵義。

1、口頭傳播的力量。在密涅瓦的貓頭鷹飛行的地方，有組織力量的成績，可以產生一種新的熱情，產生文化的高度繁榮，這種現象湊巧和文人學士遷移到一個新的地方，尋求可能的文化保護。有組織力量的成功，依靠口頭傳播和口頭輿論與技術和科學的有效結合。文明史之初，人類的主要傳播手段就是口頭傳播。口頭傳播鮮活而富有彈性。而隨後出現的文字傳播有利於知識的壟斷和等級制度的形成。

2、文字傳播的力量。與口頭傳播強調記憶與訓練不同，文字更加強調邏輯。這就使對人才的篩選成為可能，也削弱了希臘的封建等級制度。文字有口頭表達無法比擬的嚴密性，使得倚重口頭表達的希臘城邦屈服於倚重文字表達的馬其頓。但事物具有兩面性，文字的盛行暗示了表達力的衰落，讓曾經盛極一時的雄辯、演講、詩歌、神話走向衰落。總而言之，語言比文字更加靈活，在文明的初始階段，口頭傳播是傳播的主要方式，從古代西方辯論、演講的盛行這一現象中可見一斑。然而，口頭傳播終究無法承載嚴密的歷史，文字順應歷史的發展應運而生。它強調邏輯、理性，所以促進了散文的發展，催生了法律。

1、傳播媒介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偏向。傳播媒介對知識在時間和空間中的傳播產生重要影響。研究傳播的特徵，目的是評價傳播在文化背景中的影響。根據傳播媒介的特質，某種媒介可能更加適合知識在時間上的縱向傳播，而不適合知識在空間中的橫向傳播。笨重而耐久的媒介適合在空間中的橫向傳播，而不是知識在時間上的縱向傳播。

2、傳播媒介的使用導致新的文明的產生。學者對文明的瞭解，很大程度上有賴於文明所用的媒介的性質。考古證明了這樣一個事實：黏土和石頭上的文字比莎草紙上的文字，能夠更加有效地保存，因為物質產品突出的時間性和持久性。所以可以假設：一種媒介經過長期使用之後，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決定它傳播的知識的特徵。也可以説，一種新媒介的長處，將導致一種新文明的產生。

3、傳播媒介的使用導致知識壟斷的產生。知識壟斷促進了印刷術的改善。紙和印刷術的發展，促進了世俗文學的發展，使得思想變得自由，民族主義因而發展，導致歐洲的分裂，各國開始了革命。

1、受時間影響的文明史。伊尼斯談到了經濟史學的發展歷程，體現文明史受到時間的影響。伊尼斯提出了一個較深入的理論，即歷史可能受到威脅，一是它對現在的執着，二是它受到“好古癖”的指控。天文時間僅僅是若干時間觀念之一。比如，社會時間可以隨一個羣體的信仰和習慣的不同而不同，可以是不連續的，也可以隨實際上的年代而暫時停止。

2、媒介的偏向之間的平衡對社會穩定的影響。在西方文明中，穩定的社會需要這樣一種知識：時間觀念和空間觀念維持恰當的平衡。對於文明的評價，要看它發生影響地域大小和時間長短。傳媒的性質往往在文明中產生一種偏向，這種偏向有利於時間觀念，或者有利於空間觀念。伊尼斯談到埃及、兩河流域等西方文明發祥地，着重探討了不同地域影響下的不同文明。

3、文字傳統的影響。文字傳統給埃及文明和古巴比倫文明留下了強烈的印記。使用楔形文字的抄書人，不斷提出過時的拼寫和語法，系統修正文書。這説明人們對文字越來越熟悉。他們非常悉心地抄寫宗教和世俗的文書。閃米特人處在埃及文明和古巴比倫文明之間，他們修正了埃及人的文字，以適應廣泛的口頭傳統。字母表應運而生，在腓尼基和巴勒斯坦流傳。

4、對時間的壟斷，刺激了空間組織中的競爭成分。不同的壟斷類型既互相補充又互相拆台。造紙術和印刷術從中國和阿拉伯世界傳西方，打破了時間和空間的平衡，迫使西方人做出新的調整。因此出現了對國家的狂熱和對教會的狂熱，調節二者勢在必行。所以，以科學之名對信仰和不信仰加以利用的新型壟斷，就變本加厲了。

伊尼斯認為，對一種文化的特質進行評價，是很困難的，甚至該種困難是難以克服的：當我們把其他文化作為鏡子觀照自己的文化時，容易受到自己“散光”和“鏡子”本身的影響。其結果是我們容易看不見其他文化的長處，而只是看見自己文化的優點。也許，文明的特點之一就是每一種都相信他自己獨一無二，相信它比其他文明優越。實際上，這可能就是文化的意義――例如，它相信某些特質是自己擁有而其他文明並不具備的。基於此原因，文化著作可分為兩種：試圖削弱別人的著作和試圖加強自己的著作。也許，每一種文化對自己獨特的迷戀，正是它最終衰落的基礎。此外，一種文化入侵另一種文化是一定會引起動盪的。

1、英國的出版業的發展。18世紀的英格蘭出版業、公共輿論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紙的供應和印刷的成本。紙的供應好，印刷成本低，輿論作用就會發揮得較好，反之亦然。整個18世紀．英格蘭都限制進口紙和書，本國造紙業發展緩慢。在這100年的大部分時間裏，保護版權和鎮壓政治出版物使印刷業產生壟斷。木質的手搖印刷機使報紙的擴張受限，倫敦和其他中心的交通得到了改善。這兩個因素加在一起，有利於各種文學形式的發展。同時，報紙的擴張是以犧牲內容的深度為代價，浪漫主義文學也因此隨之而興起的。這些因素有力地促進了北美殖民地的反叛。

2、美國的媒介發展歷史：美國的技術與公共輿論。美國的新聞自由是北美殖民地在18世紀與大不列顛的限制政策衝突時產生的結果。宗主國企圖把國內的限制政策擴大到北美殖民地，引起了公共輿論塑造者的抨擊，而這場衝突又發生在一個最敏感的時期各地印刷廠的建立本來是為了印刷各殖民地議會的法律，但是與其相關的報紙也隨之成長。報紙通過郵局蒐集新聞和廣告，又通過郵局發行。1765年實行的印花税給報紙這種廉價商品強加了沉重的負擔。報紙的售價便宜，因此與報業息息相關的人對印花税忍無可忍。他們鼓動民眾起來反對，印花税就被迫取消。接着，又產生了激烈的辯論賽，最終導致革命的爆發。報界採用新的發明，報紙發行覆蓋面更寬，資本更加雄厚，公司組織規模更大，於是報界對共和黨的政治控制不再那麼唯命是從。這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個人色彩濃厚的新聞工作開始退潮。所以廣告必須每天更新，出版商的地位變得重要了。廣播這一媒介在20世紀初出現，它訴諸人的耳朵，而不是人的眼睛，因此它強調的是集中化。空間壟斷的災難性後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達到高潮。

對任何一個文明來説，如果它不想被知識壟斷壓倒的話，就應該做一番批評的審視和報告，對於一個文明來説，是極其重要的。科學對文化發展的衝擊表現在它對技術進步的貢獻之中，尤其是對信息傳播和知識傳播的貢獻之中。反過來，在被傳播的知識中也可以看到科學的衝擊。換句話説，科學有它自己的生命，它不僅生活在它提供的播撒知識的機制之中，而且生活在被播撒的那類知識中。隨着信息的傳播，人們對奇蹟的需求也相應增加。痴迷科學是有害的，科學頭腦比文學頭腦更容易適應暴政，因為“藝術是個性化的東西，科學謀求的卻是個人屈從與絕對的規律”。 ^[3] 

1920年起，英尼斯一直執教於多倫多大學政治經濟學系，教授商業貿易、經濟學史和經濟理論課程。英尼斯的學術生涯的前期是一位聲名顯赫的經濟史學家和經濟理論家，他於20世紀40年代末期將研究重點轉向傳播學。他將經濟史和經濟理論的研究方法應用於對傳播的歷史和社會意義的考察，把傳播放在人類文明形態的演變中考察，從而形成了他獨特的媒介偏向論。 ^[2] 

《傳播的偏向》初版於1951年，彼時西方正處於二戰後思想界恢復和反省之時，也是所謂“現代的黑暗”被最深刻地揭示之時。西方文明自我否定和向其他文明借鑑成為一種趨勢，如何選擇在這一時期有着廣泛的討論。《傳播的偏向》在這樣的環境下出版，並在歷史、傳播、媒介理論的重構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3] 

所謂傳播，既是宏觀意義上的文明演進，又是微觀意義上的信息傳播；所謂偏向，就是傳播媒介特質的時間偏向和空間偏向。伊尼斯認為，傳播媒介的性質往往在文明中產生一種偏向，或有利於文明在時間上的縱向傳播，或有利於文明在空間中的傳播，這就是媒介所謂的倚重時間或倚重空間。

根據傳播媒介的特徵，伊尼斯認為，媒介可以分為兩大類：

（1）有利於時間上延續的媒介，如羊皮紙、石刻文字和泥板文字，笨重而耐久，所以它們承載的文字具有永恆的性質。但是，它們不容易運輸、生產和使用。偏向時間的媒介能與具體地方的物質非常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它們相對來説是穩定的社會現象，能將過去、現在和將來聯結在一起。它們有助於樹立權威，便於形成等級森嚴的社會體制，有利於維繫傳統的集權化宗教形式。就文化的角度而言，時間意味着神聖、道德和歷史，與歷史、傳統、宗教及等級制度的發展有着密切的關係。

（2）有利於空間上延展的媒介，如莎草紙和紙張。它們容易運輸，方便使用，能夠遠距離傳播信息。但是它們傳播的信息侷限於當下，比較短暫。偏向空間的媒介更容易地被重新置放在其他地方，更喜歡跨越空間的各種行政關係的發展來促進世俗制度和政治權威朝着非集權化的方向發展。空間則意味着現在和將來，技術和世俗，意味着帝國的興起、擴張，它與現實的世俗政治權力有關。時間文化是信仰、來世、禮儀和道德秩序的文化；空間文化則是世俗的、科學的、物質的和擴展不受約束的文化。

伊尼斯認為，媒介自身的特性決定它有偏向，而恰恰是偏向決定了社會的各個方面。一種媒介經過長期使用之後，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決定它傳播的知識的特徵。一種新媒介的長處，將導致一種新文明的產生。換言之，文明的發生伴隨着新的傳播與媒介形式的採用，文明的繁盛伴隨着某些媒介形式之間的平衡。偏向時間的媒介便於小範圍區域壟斷和對時間跨度的控制，有助於權威的敬仰和崇拜，形成森嚴的等級制度；偏向空間的媒介便於對空間跨度的控制，有利於貿易的開展和政權的鞏固，可以協助在廣大範圍內形成有效的中央集權。

（1）忽視媒介的偏向導致的西方文明危機。在伊尼斯看來，如果一味地向時間傾斜或向空間傾斜就會造成社會的不穩定。事實上，一個穩定的社會應該在時間偏向和空間偏向之問保持着平衡的機制。然而，長期以來，西方文明對時間的延續問題總是缺乏興趣。國家感興趣的始終是領土的擴張，是將文化同一性強加於人民。現代西方文明的危機根源在於忽視了時間偏向，而過於倚重空間偏向。伊尼斯認為，真正的文明應該具有這樣的特質：文化在時間上延續並在空間上延展。一切文化都要反映出自己在時間上和空間上的影響。

（2）人類文明在傳播擴散的過程中的結構性問題。伊尼斯揭示人類文明在傳播擴散的過程中普遍的結構性問題：當一種文明由於自身物質與技術力量的驟然強大乃至過剩時，往往忽略文明結構中至關重要的政治、經濟、人文與生態之間的諸多平衡，而遵循文明傳播的固有偏向一味進行空間擴張，往往導致文明內外一系列嚴重的社會人文危機和自然生態危機。就現代社會來説，在政治經濟層面上，貧富分化引起階級衝突和社會衝突，如19、20世紀的勞資衝突和工人革命、兩大陣營的衝突和分裂引起各國內戰、冷戰和核軍備競賽。而西方強勢文明的傳播與擴張，也往往導致極其殘酷的宗教、種族衝突與形形色色的意識形態戰爭：在文化層面，各文明固有的道德傳統和人文傳統的衰微、崩潰，使個人與社會嚴重對立，每個人“頭腦中的戰爭”與頭腦外的戰爭（生存競爭）燃燒成燒焦一切的慾火。而在自然生態層面，地球萬物再也無法忍受整個人類破壞、污染和摧殘。

伊尼斯總結：早期某些文明所具有的穩定性特徵，並不是我們這個文明追求的目標。每一種文化都有它自殺的方法。文明傳播的本意是傳承並播撒文明的果實，但由於文明結構以及傳播結構的偏向，文明傳播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成為扼殺文明生命的利器。 ^[3] 

媒介理論學家麥克盧漢：我通過新批評進入媒介研究，不過哈羅德·伊尼斯的《傳播的偏向》給了格外的推動。 ^[5] 

哈羅德·伊尼斯（1894—1952），加拿大安大略省人，先在麥克馬斯特大學攻讀學士學位，後轉至芝加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在芝加哥大學，伊尼斯跟隨社會學家帕克研究社會學。畢業後，伊尼斯在1920年到多倫多大學任教，曾擔任經濟學教授、政治經濟系系主任、研究生院院長。他在政治經濟學、文明史和傳播學諸領域有較高建樹，並因此成為多倫多傳播學派的先驅。哈羅德前期的代表作主要致力於加拿大經濟史和文明史的研究，有《加拿大的皮貨貿易》《加拿大經濟史》《鱈魚業》；後期的傳播學研究著作包括《帝國與傳播》《傳播的偏向》和《變化中的時間觀念》。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