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與傳播

《帝國與傳播》一書中，伊尼斯着重分析了莎草紙、羊皮紙、從中國西傳的紙張、印刷術、廣播等傳播媒介，重點描述了媒介偏向是如何對帝國的興衰產生影響，以及各種媒介載體對於社會發展所起的作用。

對湯因比的文明研究的批判。在伊尼斯看來，湯因比的文明研究過於倚重宗教問題，忽視了空間——尤其是行政和法律的問題。這種見解或也促進了伊尼斯對媒介偏向的認識與劃分：倚重時間的媒介性質耐久，較為笨重。倚重空間的媒介耐久性較遜色，質地較輕，便於廣袤地區的治理和貿易。“媒介偏向”是伊尼斯獨到的洞見，他試圖將政治與宗教納入同一分析模式，從中尋找共同的切入口。

1、莎草紙的使用。由於對尼羅河汛期的預測，曆法成為皇家權威的源泉。曆法的訴求助推了君主政體的建立。為鞏固王權，君主開始致力於金字塔的修建，關於曆法的記載也被刻於石頭之上。基於石頭的知識壟斷旋即形成，書寫成為王族的特權。然而，與石頭相關的知識壟斷不便在空間內傳播，帶來的社會負擔是無需贅述的。因此，莎草紙形成了新的知識壟斷，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也隨之而生。

2、象形文字向楔形文字的轉化。在巴比倫王國，王朝的更迭更多是由於兩對書寫關係的衝突：石頭和鑿刀、泥版和葦管筆。兩河流域並不需要曆法與計時作為權力基礎，加之黏土等媒介的廣泛應用，象形文字也因此經歷着蜕變。象形文字向楔形文字簡化，掌握繁複書寫規則的書吏的特權遭到削減。同時，楔形文字接觸到莎草紙與軟筆之後，靈活的字母表由此興起，小型城市及國家的行政管理獲得了巨大便利。泥版與石頭的不同應用催生了簡化的新文字，進而摧毀了宗教制度的文字壟斷，為帝國的政治組織奠定了進一步發展的基礎。倚重石頭的集權君主與運用泥版的宗教組織貫穿了兩河文明大部分的歷史，而在宗教組織對複雜文字的壟斷打破之後，依靠新興軍事技術的王國用武力顛覆了固有的文明。

1、口頭傳統的時間偏向。希臘文明的口頭傳統有效遏制了僧侶對教育的壟斷。相對簡單的字母表也使高度專門化的書吏制度難以形成。軍事貴族階級限制了僧侶階級的影響，詩人控制了公共輿論。口頭傳統依賴詩歌（古希臘盛行的戲劇），而詩歌這種口耳相傳的媒介隱含着一個預設的前提，就是對時間的依賴。這也預示了口頭傳統和宗教的宗旨幾乎相同，由此即可解釋希臘文化中為何沒有形成強大的宗教及其知識壟斷。

2、羊皮紙——倚重空間的媒介。羅馬帝國的行政權力擴大與莎草紙的通行有極大關聯，由於幅員廣闊，倚重空間的媒介對於治理帝國裨益顯見。同時，教會階層制度的形成也有賴於羊皮紙。羊皮紙抄本適合翻檢方便的大部頭書記，自然成為宗教與法律經典的書寫材料。由於圖書館制度的建立，抄本的盛行獲得了制度與版本的雙重保證。宗教改革之前，《聖經》的解釋權掌握在教會手中，對教義的壟斷通過修道制度進一步擴大。壟斷進一步引發了教會權力的膨脹。

3、媒介偏向影響帝國走向。由於強大的權力基礎，無論是集權君主或是教會階層，都利用媒介的偏向建立知識壟斷。同時，技術變革催生的新媒介逐步與主導媒介競爭，抵消其偏向，最終決定着帝國的走向。截至羊皮紙的盛行，國家的知識階層與社會階層處於基本吻合的狀態，權力塑造的壟斷使得知識緊緊握在王族與教會之手，以便施加對社會底層的壓力。

直到與羊皮紙競爭的紙，經由阿拉伯世界傳入西方，連帶着印刷業前進的輪軸，對西方社會固有的知識壟斷的影響波及至今。由於紙張的普及和印刷術的進展，普通人接觸《聖經》的機會大大增多。機器印刷《聖經》也破除了大部書籍價格高昂的難題，使抄書匠行會的壟斷漸次瓦解。

印刷業發展最快的地區，是歐洲大教堂不佔據支配地位的地區，是政治分裂最令人矚目的地區——意大利和德國。印刷媒介的非集中化的媒介偏向利用並加大了地區之間的不均衡，最終導致現代民族國家的出現。紙與印刷術的傳播瓦解了舊有的知識壟斷，知識普及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這場技術革命塑造了新的知識壟斷。機械化與商業主義作為新壟斷最顯著的表徵，逐漸侵蝕着文明的進程。

印刷術導致報紙的出現。此後，傳播的突飛猛進使得野蠻行徑突然爆發。建立在書籍上的傳統和建立在報紙上的傳統發生衝突，導致戰爭。

政府對報紙的影響推廣到廣播上。對納粹的當選，廣播喇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伊尼斯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報紙和廣播這兩種媒介衝突的結果。 ^[5] 

《帝國與傳播》出版時，伊尼斯正在多倫多大學任教，講授“帝國經濟史”。該書的內容基礎是他1948年在牛津大學六堂課的講稿。這個系列講座被稱為“貝特講座”（Beit Lectures），主要目的是研究英帝國的歷史。原講稿共六章，在成書出版時他在原稿的基礎上補寫了一篇緒論。 ^[2] 

1、伊尼斯認為，佔支配地位的傳播媒介的功能基本決定了文明的興起與衰落，所有的文明都是靠對空間延伸和時間跨度的控制而存在的。他提出了“傳播的偏向”這一概念，它指的是傳播媒介對空間或是時間的偏重。通過描寫各種偏向的媒介與社會發展的關係，伊尼斯表達出其核心思想：理解傳播媒介才能理解文明的真正本質。

2、伊尼斯將媒介分為“時間”和“空間”的偏向。以時間為偏向的傳播媒介，指古代文明中經久耐用、難以運輸的媒介，如黏土、羊皮紙和石頭；以空間為偏向的傳播媒介，指不那麼耐用卻容易運輸的媒介，如莎草紙和紙張。口頭傳播只能在短距離內傳送，所以更適合傳統社會。而紙張使得遠距離管理成為可能，所以它有利於大帝國的地理延伸，也刺激了大國的軍事擴張。

3、媒介的發展給帝國的發展帶來決定性作用。在早期依賴於口頭語言傳播的社會中，口頭對話是公眾話語的主導方式，政治權威也更為廣泛分散。後來，書寫文字逐漸成為精英傳播的主要模式。早期的埃及、希臘和羅馬帝國都是建立在精英對於書寫文字的控制上。隨着新的書寫材料（紙）的發明，書寫變得便攜而且耐久，書寫文字的威力也得到了巨大增長。有了紙和筆，集中居住的少數精英就能夠控制和管理廣闊的區域。新的傳播媒介使創建帝國成為可能。伊尼斯認為，在以書寫文字為主要傳播媒介的帝國裏，帝國擴展由傳播技術決定。擴張並不很依賴軍事將領的技能，而更依賴於能將來自都城的命令散佈下去的傳播媒介。

伊尼斯認為，要達到帝國繁榮就要努力保持“時間偏向”和“空間偏向”二者發展的平衡，儘管這一點是很難做到的。此外，要擺脱傳播媒介的偏向也是困難的。 ^[2] 

伊尼斯將經濟史研究方法運用到傳播媒介的研究中，從某種意義上説，他在傳播學上做的研究代表一種嘗試，他在經濟的趨向、傳播技術的發展以及社會進程的變化之間建立起關鍵的聯繫。他跨越了傳播媒介的歷史去思考傳播媒介，探索新傳播媒介改變人們的時間和空間觀念的方式。 ^[2] 

伊尼斯（Harold Innis，1894-1952），加拿大媒介思想家和經濟史學家。曾獲得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碩士學位，美國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師從社會學家帕克。1920年起直至去世，執教於多倫多大學，任政治經濟學教授，政治經濟系系主任、研究生院院長。他在政治經濟學、文明史和傳播學諸領域的成就，使他成為世界級的著名學者，多倫多傳播學派的先驅。前期的代表作聚焦於加拿大經濟史和文明史，要者有《加拿大的皮貨貿易》、《加拿大經濟史》、《鱈魚業》。後期的兩本代表作成為傳播學的經典，它們是《帝國與傳播》和《傳播的偏向》。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