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詩人叢考

該書共收文二十七篇，主要對唐高宗至唐德宗前期中的二十八位詩人事蹟作了審慎翔實的考證和辯正，補充了不足，訂正了錯訛。該書儘可能吸收建國前後文學史研究的成果，有些並已在文中作了説明；對於研究者的某些論述，本着百家爭鳴的精神，也表示了不同的看法 ^{[4]  [5]}  。

作者傅璇琮認為，一些文學史著作的體例，對於敍述複雜情況的文學發展，有很大的侷限。覺得應該以某一發展階段為單元，敍述這一時期的經濟和政治；羣眾生活和風俗特色；在哪幾年中，有哪些作家離開了人世，或離開了文壇，而又有哪些年輕的作家興起；在哪幾年中，這一作家在做什麼，那一作家又在做什麼，他們有哪些交往，這些交往對當時及後來的文學具有哪些影響；在哪一年或哪幾年中，創作的收穫特別豐碩，而在另一些年中，文學創作又是那樣的枯槁和停滯，這些又都是因為什麼？作者曾希望在唐代文學這一範圍內作這種嘗試。想先從材料積累着手，先編唐代文學的編年資料，與此平行的，是為每一個有成就的作家撰寫比較信實可靠的傳記。他經常參考的，是《舊唐書·文苑傳》《新唐書·文藝傳》《唐詩紀事》《唐才子傳》等。在工作進行過程中，卻逐漸感到，這些文獻記載有不少缺漏和錯誤。這種情況，使傅璇琮對作家事蹟考辨的工作發生了興趣，並由此搜輯了有關的材料，後來把唐高宗至德宗前期的部分加以整理成文，就是這本《唐代詩人叢考》 ^[4]  。

《唐代詩人叢考》治學審慎，引證廣博，考核精細，邏輯嚴密，它在學術上的貢獻已是不少，可概括如下：

《唐代詩人叢考》根據本人作品，參證同時人的詩文以及史籍、金石文字，採用本證、內證、旁證、互證的方法，力求做到無證不信，歷歷有據地考查出詩人生平及其作品年代，並訂正記載和著述的舛誤。這種披沙淘金，細心剖析而得出的結論，大都信實。

例如唐初四傑，除王勃已有幾種年譜外，而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的生平，還不甚了了。楊炯生年雖有其《渾天賦·自序》：“顯慶五年，炯時年十一”可據，但他的家世則文獻闕如，他舉神童的記載也有分歧。《唐代詩人叢考》疏證楊炯的家世，證明他“吾少也賤”是實錄；考定他在顯慶四年應童子舉。從唐初四傑的活動中，查出楊炯在上元三年應制舉及第，補校書郎，時年二十七歲，而咸亨中期這四人都在長安。並考出他出為梓州司法參軍則在垂拱元年四月到十二月之間，天授元年到如意元年秋在洛陽。關於他的卒年，徵引文獻頗為審慎，定於693年或此後數年，均有所據。通過《唐代詩人叢考·楊炯考》，使讀者對於他的生平及其作品，有一概要的認識。其餘諸篇，大都類此。

其他如：考定王翰登第在701年；考定王灣為榮陽主簿乃登進士第後所授之官，其《秋夜寓直即事懷贈蕭令公裴侍郎兼通簡南省諸友人》詩，作於開元十七年；考定王之渙生平，在岑仲勉《續貞石證史》以外，增補不少事蹟；考定崔顥的《薦樊衡書》為725年在相州時作，732年前後在河東定襄及代州一帶遊宦；考出劉長卿曾兩次被貶，一在758年，一在773—774年，辨明《劉隨州集》中摻雜他人的作品；韋應物和戴叔倫的系年，勾稽出不少事蹟。凡此等等，均明確可據。

常建、李頎、張渭、李嘉祐、戎昱，新舊《唐書》無傳。《唐代詩人叢考》博稽羣籍，考出他們的籍貫、仕履、作品，使讀者概略地瞭解這些詩人的生平，提供編寫《中國文學史》或《唐代詩歌》的方便。

《唐代詩人叢考》訂正前人記載和近人著述的錯誤有幾十處，頗見功力，可知作者讀書的細心。略舉數例説明：

裴行儉對唐初四傑所謂“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的議論，歷來沿用其説，莫察其由。《唐代詩人叢考》源源本本地指出其謬傳的由來，説明四傑和裴行儉的關係，是有説服力的。

楊炯終於盈川令，卒年無可考。《唐代詩人叢考》據《楊盈川集》詩文可系年的最後一篇，即《後周明威將軍梁公神道碑》，作於693年二月，故定其卒年為693年或其後數年中，較為嚴謹。聞一多《唐詩大系》於楊炯卒年作695（？），也是審慎的。但有些《唐詩選》因襲新舊《唐書》的記載，卻把他選授盈川令的一年作為卒年，作692年，顯見沒有仔細的查閲《楊盈川集》，不知他在693年二月還在寫神道碑。

此外如訂正《朝英集》卷三所載的開元中張孝嵩出塞，張九齡、韓休、賀知章等六人所撰的歌行。張孝嵩系張説之誤；王翰的確切卒年失考，而訂正《唐詩大系》誤據新舊《唐書·本傳》定其卒年為726年之失；高適“年五十始學為詩”，而他著名的《燕歌行》作於開元二十六年，還不到四十歲，怎麼能五十才學詩呢？常建於開元十五年舉進士第，如何能説是“肅、代時人”，顯見《新唐書·藝文志》之誤；高適年譜，現有三種，而問題不少，詩的系年頗有舛誤。這是由於三譜僅依據《高常侍集》來考證其事，甚而擷取孤證，並未廣稽史籍與其同時的作者作品互證之故。《唐代詩人叢考》比較謹嚴地訂正了三譜錯誤的地方，不一而足。清代學者徐松的《登科記考》是有份量的專著，但也有失考處，如誤據《唐才子傳》，未核對《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蘧以賈季鄰即賈幼鄰（至），而誤系賈至為開元二十三年的狀頭元。《唐代詩人叢考》都已訂正。

學術研究，後出轉精。《唐代詩人叢考》在排比資料中，多處增補了史之闕文，例如：

新舊《唐書·杜審言傳》均載初為隰城尉，累轉洛陽丞。“累轉”是經過幾次除授，到底是什麼官職沒有交代。《唐代詩人叢考》據杜審言《重九日宴江陰》詩和《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詩，參證史事，獲知他在永昌元年前後任職江陰，這就增補了史籍的失載。

天寶年間，玄宗開邊，用兵南詔，是唐史上的一件大事。關於李宓率師“征討”，見於新舊《唐書·玄宗紀》和楊國忠、鮮于仲通等本傳以及《通鑑》等。《唐代詩人叢考》據高適《李雲南徵蠻詩·自序》和儲光羲《同諸公送李雲南伐蠻》詩，獲知李宓侵犯南詔凡二次，一為天寶十一載，從海道而往，全師歸返，再次“征伐”，招致天寶十三載的全軍潰敗，而新舊《唐書》與《通鑑》並述為一次。《唐代詩人叢考》就補了史之闕失。

《舊唐書·賈至傳》甚簡略，《新唐書》本傳雖稍詳，但述他在至德中任中書舍人時論將軍王去榮殺人事及“坐小法，貶嶽州司馬”，未有交代，故宋人吳縝《新唐書糾謬》作了一番考證，但似還不足。《唐代詩人叢考》據賈至作品，參證史乘，對他貶謫嶽州司馬一事的考證頗為翔實，這就把賈至的生平事蹟，整理得比較清楚了。

又如《唐代詩人叢考》注意到研究者所忽視的詩人劉方平，增補了他的世系和交遊；苗發史籍只載其“終都官員外郎”，而《唐代詩人叢考》查出他是苗晉卿的長子，據常袞《授苗發都官員外郎制》文，藉知苗發為都官員外郎是大曆前期的事，而前此曾為秘書丞，這是諸書所未及的。

《唐代詩人叢考》務在求實，主要是考證詩人的事蹟，雖間亦論述其創作，但創穫不多，此從略。金無足赤，《唐代詩人叢考》亦然。如所考詩人多為中唐時人，初唐稍涉及，至於晚唐的詩人，似乎一個也沒有，這就難以概稱“唐代詩人”了。初唐的詩風與隋代不能分割，其間也有流派，如王績和稍後的盧照鄰、駱賓王，似還有考辨事蹟，疏證系年的餘地。尤其晚唐詩人對於宋代詩壇的影響頗大，還應繼續努力的。 ^[7] 

（以上參考資料） ^[2-3] 

傅璇琮（1933年11月—2016年1月23日），浙江寧波人，中共黨員。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古典文獻研究中心主任。全國政協第八、九屆委員。曾任中華書局總編輯，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秘書長、副組長。2007年11月被聘任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主要著作有《唐代詩人叢考》《唐代科舉與文學》、《李德裕年譜》、《唐翰林學士傳論》、《唐詩論學叢稿》、《學林清話》、《濡沫集》、《河嶽英靈集研究》（合著）等，主要古籍整理作品有《楊萬里范成大資料彙編》、《黃庭堅和江西詩派資料彙編》、《唐五代人物傳記資料綜合索引》（合著）、《李德裕文集校箋》（合著）、《唐人選唐詩新編》（合著）等。曾參加點校本“二十四史”的編輯工作，曾參與主編《中國古籍總目》《續修四庫全書》《全宋詩》《全宋筆記》《全唐五代詩》《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及《唐五代文學編年史》《唐才子傳校箋》《宋才子傳校箋》《宋登科記考》《寧波通史》等古籍整理圖書和學術著作。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