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四傑

在唐詩史上，他們是勇於改革齊梁浮豔詩風的先驅。唐太宗喜歡宮體詩，寫的詩也多為風花雪月之作，有很明顯的齊梁宮體詩的痕跡。大臣上官儀也秉承陳隋的遺風，其作風靡一時，士大夫們爭相效法，世號“上官體”。

在齊梁的形式主義詩風仍在詩壇佔有統治地位的時候，“四傑”挺身而出，王勃首先起來反對初唐詩壇出現的這種不正之風，接着其餘三人也都起來響應，一起投入了反對“上官體”的創作活動之中。

他們力圖衝破齊梁遺風和“上官體”的牢籠，把詩歌從狹隘的宮廷轉到了廣大的市井，從狹窄的台閣移向了廣闊的江山和邊塞，開拓了詩歌的題材，豐富了詩歌的內容，賦予了詩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當時詩歌的思想意義，展現了帶有新氣息詩風，推動初唐詩歌向着健康的道路發展。

四傑對唐詩發展所作出的貢獻大致説來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表現在作品題材與內容上，其中包括有詠史詩和詠物詩，還有山水詩，像王勃的《滕王閣序》；或為抒發登臨送別的感慨的，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是千古傳誦的名篇；以及駱賓王的《於易水送人》。有歌唱徵人赴邊遠戍的，描寫征夫思婦的，與表達對不幸婦女的同情的。四人均才高而位卑，使他們比較接近社會現實，所以常用詩歌對某些社會現象加以揭露。四傑用自己的創作實踐來改變齊梁時遺下的不正詩風，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其次，初唐四傑為五言律詩奠定了基礎，並且使七言古詩發展成熟。五言律在“四傑”之前已有出現，唐初詩人王績（王勃系王績侄孫）曾作過一些努力，但作品不多。到了“四傑”的時候，五律這一形式才得到充分的發揮，並在他們的作品中被逐漸的固定下來。“四傑”以多數量、高質量的詩篇為稍後於他們的沈佺期、宋之問的律詩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五言古詩在三國時期以後盛極一時，而七言古詩卻是到了唐代才興盛起來，四傑（楊炯無七言詩）又以大量的傑作把七言古詩推向了成熟階段。所以初唐四傑在發展詩歌形式上的成就，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四人之中又各有偏重，王、楊以五律見長，盧、駱擅長七古。他們在文學史上起到了承前啓後、繼往開來的作用。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就對“四傑”十分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