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麥庫寧

四十餘年來，唐·麥庫林一直活躍在東南亞，非洲，中東，中美及其他地區的戰場上。他絕對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戰地攝影師之一。二十餘年來，他發表在星期天泰晤士報雜誌(1964-1984)的照片數不勝數。他不遺餘力，展示出地球上人類之間的不公，讓他的同胞在享受週末之際仍惴惴不安。

唐·麥庫寧(Don　McCullin)1935年10月9日出生於英國倫敦一個工人家庭，英國戰地記者。以一張街頭幫派的照片一鳴驚人，首次採訪戰地即獲得當代攝影記者的高獎項。以其新聞紀實性的攝影成就著稱於攝影史！被世界公認為當今世上最傑出的、最為勇敢、最敏感的戰地記者，入選自1855年150年以來世界54位新聞攝影大師行列，他的照片被世界各地主要的美術館列為館內珍藏。他所拍攝的照片幾乎涵蓋了20世紀下半葉的所有主要戰役，其中有很多幅都已成為時代符號，他的一些攝影作品

被世界各地主要的美術館列為館藏。作品

備深受當代藝評家約翰．博格、蘇珊、宋妲等人的關注，唐·麥庫寧因眾多不朽作品的主題而享譽國際新聞攝影界。晚年定居英國鄉間，投身於拍攝風景照，大力呼籲世界和平。現年78歲的麥庫寧被認為是歷史上最傑出的戰地攝影記者之一。在多年的戰地攝影生涯中，唐·麥庫寧足跡遍佈塞浦路斯、孟加拉國、尼日利亞、老撾、北愛爾蘭和黎巴嫩等地。他曾無數次與死亡擦肩而過，並用手中的鏡頭記錄着戰爭的殘酷與暴力。三十年來先後拍過賽普路斯、越南、柬埔寨、剛果、比亞法拉、以色

列、北愛爾蘭各地的戰事。在拍攝黎巴嫩薩巴和夏提拉兩處大屠殺後，決定不再拍攝戰爭，而改拍風景。麥庫寧走過的地方像是人間煉獄，所拍攝的照片就是人類黑暗面毫無遮掩的展現，而每幅影像都是他用生命換來的。跑遍世界各地的殺戮戰場，在鬼門關裏來回奔走的的影像記者唐·麥庫寧用文字與照片紀錄了死亡的真實面貌（並非肇因於疾病或意外，而是完完全全由人類的貪婪與仇恨所造成）。

唐·麥庫寧早期在倫敦的工藝美術學校學習繪畫，並在中東和地中海英國皇家空軍服役時，擔當攝影助理職位。以後作為瑪格南圖片社的成員，他的戰地生涯長達19年。和菲利普格列瓊斯是同時代的人，也都以報道戰爭而聞名。足跡遍及剛果、柬埔寨、越南、尼日利亞、印度、巴基斯坦、撒哈拉、北愛爾蘭及世界各地，曾經無數次與死亡擦肩而過，甚至曾被關入烏干達阿敏的死亡監獄。

但是他用自己手中的鏡頭記錄了戰爭的殘酷與暴力，並將相關圖片發表在世界一流的雜誌上。一方面他的影像備受討論，他的作品連英國政府也畏懼，他的經歷令間諜小説作家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e)大為折服，他的一生跌宕起伏，比大多數小説、電影都精彩，很少有男主角能如他一般能剖析自己的黑暗與卑懦；另一面他的攝影作品深刻反映了底層社會，描繪了失業、受壓迫和貧困的人們的生活境況。他以一張照片一鳴驚人，首次採訪戰地即獲得當代攝影記者的最高獎項，以其新聞紀實性的攝影成就著稱於攝影史。在攝影方面有自己獨特的見解和特色。他曾説:“暗房不光可以沖洗膠捲、照片，也是尋找自己、跟自己對話的地方。”犀利唐·麥庫寧最大的挫敗經驗是1982年的福克蘭戰役和馬島戰爭。

美軍海軍陸戰隊搶劫越北士兵的物品南越1968年2月

美國海軍陸戰隊醫療人員與受傷的越南兒童南越 1968年2月

麥庫寧保持了堅定與堅強，但這些風景作品也揹負了戰爭畫面。

庫爾德族婦女逃避空中巡邏的伊拉克直升機,拍攝於伊拉克北部,1991

1935年10月09日，唐·麥庫寧出生於倫敦聖潘克拉斯地區的一個普通工人家庭，隨父母來到倫敦北部的伊斯寧頓區公園附近居住，是三個孩子中的長子。

因英國政府實施了保護兒童免受納粹德國飛機轟炸的計劃，與妹妹瑪麗一起離開父母，被遷移到位於英格蘭西南部的薩姆塞特郡。二戰結束之前曾再度被遷移至鄉村地區。

成為倫敦漢默史密斯工藝美術學院的學生並享受該校的獎學金，學習實用美術。

父親因多年的哮喘和慢性支氣管炎去世，終年42歲，使其不得不中斷學業。他在一家生產鉛製玩具兵的企業找到了一份工作，後又成為鐵路餐車的一名洗碗工。隨後進入拉金斯（larkins）動畫公司，成為其中一名快遞員。

在《觀察家報》照片部負責人克里夫.霍普金森的支持下，他的照片第一次出現在英國的報紙上。他用自己的第一台相機，一架祿萊四型(Rolleicord IV),以黑白畫面拍下了幾個和他來自同一街區的童年夥伴，這羣自稱Guv'nors的小流氓涉嫌參與一起謀殺案。

與克莉斯丁.登特結婚，後與她生下三個孩子：保羅、傑西卡和亞歷山大。於東德開始修建柏林牆時自費前往柏林，期間拍攝的照片為其打開了英國報刊的大門：他被授予英國新聞獎，《觀察家報》為其提供了年薪3000英鎊的勞動合同。

對達勒姆郡西哈特爾普爾地區（英格蘭東北部）的鍊鋼工人進行大幅報道。

報道塞浦路斯內戰。首次造訪越南。前往剛果，彼時該國剛從比利時軍政府的監管下解放。卻已陷入內戰與種族紛爭。他與白人僱傭軍一起進入斯坦利維爾，即今天的剛果民主共和國城市基桑加尼。

在其後的20多年中，唐·麥庫寧報道了越南、柬埔寨、中東戰爭、印度—巴基斯坦衝突和剛果、乍得、黎巴嫩、薩爾瓦多內戰等十多場戰爭。他的照片常常在《星期日泰晤士報》上佔據幾個版面，先後獲得華沙金獎，格拉納達電視獎，兩次英國藝術導演金獎——這位蜚聲世界的戰地攝影名家於1977年加入英國皇家攝影協會，終於堂而皇之地步入了“上流社會”的藝術殿堂。

唐·麥庫寧作品(17張)

他去薩爾瓦多採訪內戰，被炸斷了一條手臂和兩根肋骨。此後，唐·麥庫寧的戰地記者生涯似乎到了盡頭。但是他仍然不失激情和冒險精神。1985年，年屆半百之時，他還同兩位朋友一起去爪哇探訪一個瀕臨滅絕的原始食人部落。碰上那些食人生番時，他們乘的船不巧又壞了。赤身裸體、手持弓箭的部落居民將他們包圍了一個多小時。在長期的戰地攝影中，他早就領悟了什麼是求生，什麼是理解，也學會了將頑強與忍讓相互融，並且他還逐漸悟出，不管是他人還是自己的生命，都應該受到同樣的珍視。

唐·麥庫寧出版自傳體畫冊《不合理的行為》。該書封面就是他本人身穿戰地記者服裝、頭戴鋼盔、手握相機的形象，像一名士兵一樣警惕的注視着戰禍頻繁的世界。

位於英國倫敦的帝國戰爭博物館舉辦了一場英國著名戰地攝影師唐·麥庫寧的作品展，這些作品充分展示了這位攝影師的非凡成就。現年76歲的麥庫寧被公認為是歷史上最傑出的戰地攝影記者之一。這麼多年的戰地攝影生涯中，唐·麥庫寧的足跡遍佈塞浦路斯、孟加拉國、尼日利亞、越南、愛爾蘭和黎巴嫩等世界各地。甚至曾無數次與死亡擦肩而過，並用手中的鏡頭記錄下了戰爭帶來的殘酷與暴力。唐·麥庫寧説，雖然這些與戰爭有關的照片成就了他，但戰爭也在一定程度上擾亂了他的生活。每當看到自己拍攝的這些照片時，他的內心都無法寧靜。唐·麥庫寧説，為了徹底忘記過去，他轉而拍攝一些山水田園風格的照片，致力於呼籲和平。

唐·麥庫寧作品(17張)

1968年他轉到星期日泰晤士報（Sunday Times）擔任海外特派員的攝影記者，1984年與併購泰晤士報系的媒體大亨梅鐸起衝突離職，他的戰地攝影採訪幾乎涵蓋了二戰後主要的軍事衝突，從六日戰爭到以巴衝突，從比夫拉獨立戰爭到越戰，從柬埔寨到薩爾瓦多，從烏干達到北愛爾蘭，他拍攝了衝突中最著名的幾幅作品，這些作品儼然已成世紀經典：“被炮擊嚇傻了的美國大兵、骨瘦如柴的白化症非洲戰爭孤兒、向北愛爾蘭老百姓衝鋒的英國軍隊、在巴勒斯坦少女屍體前彈奏曼陀林的基督教民兵……”“戰火與受傷沒讓他流淚，目睹同事尼克．托馬林死在戈蘭高地、東巴基斯坦那個死在救護站的母親、乃至於妻子的病逝，都讓他悲痛飲泣，尤其是他描寫妻子因自己的外遇而飲憾去世的經過，讓人忍不住跟着他哽咽落淚。”他第一件戰地攝影差事是到地中海的塞浦路斯採訪種族衝突，看到無辜百姓莫名地倒在血泊中，他從那個新婚妻子的淚水領悟戰爭的本質：政客野心殘害士兵與百姓。那套照片為他贏得1964年的荷蘭“世界新聞攝影大賽”的獎金，這筆獎金讓他辛勞半輩子的母親和美麗的妻子搬離了貧民區。1968年，他的相機幫他擋了一顆子彈。戰爭中，攝影記者和文字記者面臨的狀況是很不一樣的，相對來説文字記者可以待在比較安全的後方，藉由訪談寫出報導文章；攝影記者不行，為了拍出軍隊前進場面，得必須和士兵跑在一起，甚至跑在前面，所以攝影記者和軍隊的關係非常密切，麥庫寧提到他有官階、有佩槍，他跟着軍人們一起吃一起前進。當士兵開槍時，他也站在開槍的那一邊，縱使對他來説我無所謂敵。

唐.麥庫寧18歲的時候應徵入伍參加了海軍，學會了使用照相機，從軍隊退伍回家後，一次偶然的機會，唐.麥庫寧的一張街頭青年的站片被倫敦觀察家報的圖片編輯看中，隨後他開始為多家報紙拍照。從這之後，他陸續拍攝了大量戰爭影像，成為歷史上最偉大的戰地攝影師之一，他兩次獲得世界新聞攝影比賽年度大獎，並於1992年被授予大英帝國騎士勳章，是唯一獲此榮譽的攝影師。唐．麥庫寧的攝影作品極具啓發性，他的攝影生涯更是不可思議的傳奇故事。就像他謙虛地説道，很多比他偉大的攝影師好友，像羅伯．卡帕，愛迪．亞當思等等巨匠，都死在戰場上，他比他們厲害的大概只是活得比他們久。他覺得，或許是受到神的眷顧吧，他經歷了無數次生死關頭，每次都問自己，為什麼我沒死？為什麼是我身邊這些同事、好友、或士兵？他也常問自己，好運到頭了吧，就是這一次了吧？

在唐.麥庫寧自傳中他寫道：或許是職業訓練的關係，麥庫寧的觀察很細膩，用幾近白描的他跟着士兵一起跳下直升機，一起跑過追射的子彈；傷民指引他走向屍體他在家屬注視下，嚴肅的完成工作。戰爭中，攝影記者和文字記者面臨的狀況是很不一樣的，相對來説文字記者可以待在比較安全的後方，藉由訪談寫出報導文章；攝影不行，他必須和士兵跑在一起，甚至跑在前面，為了拍出軍隊前進的場面。所以攝影和軍隊的關係非常密切，麥庫林提到他有官階、有佩槍，他跟着軍隊們一起吃一起前進。當士兵開槍時，他也站在開槍的那一邊。縱使對他來説無所謂敵我所以他不能再説服自己只是客觀的一開始，他認為：當被你拍照的人快餓死時，你想有英雄主義是不可能的。我所能做的只是儘可能賦予那些飽嘗災難的人最多的尊嚴……因為你的工作是喚起有能力協助的可是若干年後，同樣的面對戰爭，以為光憑正直就能理直氣壯地處身任何情境。

唐.麥庫寧説：“暗房像個子宮，我可以與外界隔離，將我的思想、血液、心靈的力量集中起來。有時，我的腳好像脱離地面，飄飄然起來。顯影劑裏的每一張影像都變得神奇，每一張洗壞的都成為心理負擔，我洗得很少，一天很少超過5張，我也很節省底片，我也不用電動卷片馬達。我出門三個星期，帶回的膠捲不超過30卷。我尊重底片，我相信這樣才能得到我四周自然力的尊重。你會説這是迷信，但是我相信，我也知道稍不留意，照片就會給我開個玩笑，放入相機的每一個膠捲，都有這個危險，相片就在那裏，誰都能得到，但它不屬於任何人。我尊敬它就像尊敬海洋，因為他比我大得太多了。有時候，我旅行歸來，發現底片模糊了，因為相機背面不密封而漏光或是其它緣故，我也不生氣，不會把相機往牆上砸，只笑笑，對自己説：“這次她沒有尊敬我。”在他自己形容自己的生活是他説25年裏，他像是攝影界的麻風病患者，記錄不幸和苦難。但是這種精神讓他承受了其它人不能承受的壓力，應為他始終覺得有一種罪惡感，他在自序中描述道：我看不出，罪惡感如何能以一張特別有意義的照片來抵消，這不過是剝削受難者的另一種方式罷了。但是我覺得，所有這些積累的底片，像濃縮的不幸，無法安安穩穩地待在金屬盒子裏。他們在空氣中散佈一種不安，使我沒有辦法像別人那樣安心地坐着看書；使我焦躁、挑剔，老是在撿東西、擦東西、洗東西，不知道是哪裏不對，總是緊張，無法自制。如果換了別人，恐怕已經發瘋了。

他對暗房工作的描述深獲人心：「我在暗房時不喜歡走出來進到光線中，我喜歡黑暗的連貫性。那使我感覺安全。暗房是非常適合人待的地方。它是個子宮。我覺得在那裏面有我需要的一切。我的心靈，我的情緒，我的激情，我的藥水，我的相紙，我的底片，和我的方向。在暗房裏，我是個完整的我。」然而，在一九八七年七月的一個可愛的日子裏，從暗房出來的麥庫寧走入光線，接了一個電話。他的妻子因腦瘤而病倒，並在接受手術後很短的時間內不治身亡。愛人拉蘭也跟他分手了。兒子保羅跟兒媳新婚不久便彼此離得遠遠的。另一個兒子亞力山大有時會與他同住，但大多時候，他只有跟照片檔案中無數的鬼魂共處。“暗房是個很折磨人的地方，因為訊息不是從底片直接印到相紙上去的，它要先經過我。有時我會半夜起來，到暗房去，打開盒子，再檢查洗出的底片有沒有缺失。這也是個毛病，如果我能忍受得了這個毛病的話，那我就真的對精神病免疫了。但是暗房不光是沖洗照片的地方，也是我尋找自己，跟我自己講話的地方，這好像也不太正常了。已經到了失常的邊緣，還沒有完全失控。有時候精疲力竭，我就走入花園。我們的花園懸在山腰上，可以看到對面的牛羣，我們常把孩子放在樹下，這是我們的天堂。暗房可以變得很殘酷，一定要跟自己講話，或開收音機，聽些無聊的音樂。照片衝好之後，我一定會仔仔（原文如此，估計是印刷錯誤，南蠻注）也會吵架。如果有人來對我説：“誰讓你拍這張照片的？”我就會説：“你是什麼人？”我不會退讓，我會起來自衞。有時候這會使事情更麻煩，也許這就是我堡壘的缺口。所以我還要更加控制自己，控制我的工作，保護我這塊土地。只是，我的這塊土地是地球，而我沒有辦法防禦整個地球。”太多的壓力已經讓這位攝影師疲憊，或許我們真的可以理解他為什麼會選擇隱退，會選擇離開戰場，因為我們誰也承受不了戰爭帶來的傷害，在戰爭中受到的屈辱、脅迫、毆打，以及看着自己的夥伴，和那些士兵們一個一個的生命的消逝！那種親生經歷的慘痛將留下永久的陰影，所以他退隱後開始拍風光，開始從事廣告攝影工作，去尋找一種療傷方法……

我想沒有人是願意看到戰爭，看到那麼多無辜的人流血犧牲，戰場上的士兵也只是身負使命，就像電影裏説的，政府也有犯錯誤的時候，我們只能去祈禱和平，祈禱沒有人會因為戰爭而受傷害……..從戰場上回到英國以後，唐.麥庫寧又陸續拍攝了一些街頭流浪者的照片，儘管遠離戰爭，但他並沒有放棄對社會現實的關注，他和慈善組織合作，關於非洲的艾滋病患者，他説：“我希望揭開問題表面，走得更加深入，我會盡全力幫助這些患者，讓他們展開新的生活，而不僅僅把門敲開就離開。”

唐.麥庫寧憎恨戰爭，但是他盡力在作品中展示由於戰爭給交戰雙方以及平民帶來的災害，表達對戰爭的控訴。最典型的例子是1966年再有越南拍攝的一張照片，畫面中一個北方的越南遊擊隊員被打死，他的個人物品散落了一地，和子彈夾雜在一起的是一些家庭照片，一個面容清秀的女孩的照片就出現在死者身邊。她是他的戀人還是妻子？毫無疑問她一定在盼着愛人回家，但是原本的甜蜜生活已經因為戰爭而戛然而止。唐.麥庫寧希望他的照片不僅僅記錄災難，同時還能成為對現實有幫助的證據，他拍攝的因為戰爭引發的飢餓的照片，被《生活》畫報評選為改變世界的一百張照片之一

麥庫寧最大的挫敗經驗是1982年的福克蘭戰役，英國政府知道他的照片有多犀利，無論他如何想方設法都不讓他跟去。當然我們接下來看到的是美國英國兩次入侵伊拉克是如何嚴格箝制新聞自由了，或許從此再也沒有哪一張照片可以制止哪一場不正義的戰爭了。當一個人看着我，像在説：“幫助我”，可是他説不出來，因為炮火剛炸掉他的下頜。我只能用眼睛回答他：“我聽見了，我看見了，我但願能幫你”。我還是把他拍下來。一邊拍，一邊覺得可恥。因為我不但沒有幫助他，還加深了他的痛苦。我在想，他是活不成了，他需要的援助來不了，即使來也太遲了，我能做的知識有尊嚴的去接近它---這只是在我獨自一個人的時候才有可能，如果十來個記者你推我擠，圍在一個受傷者身邊，互相指責：“你破壞了我的畫面。”那還談什麼尊嚴？他們靠得那麼近，讓傷者連呼吸都困難，我看着他們，自問：“這些是什麼人？”在貝魯特，他們晚上都聚在酒館裏，討論價錢，或者説：“如果我的照片上了封面，我請你喝香檳。”報章裏的照片是來自一連串的剝削：受難人，攝影師和讀者。但我帶着照片進報館時，主編常會大叫：“真可怕！這可以做很好的跨頁！”或者説：“可憐啊，這些人，這是非常好的封面！”我也玩他們的遊戲，我只等着下次戰爭，這變成一種毒癮。他曾經坦言：『我為媒體工作，這就意味着我擺佈別人的感情，剝削別人對不幸、痛苦的反應，而同時我自己也被擺佈；所以我覺得從各方面來説，我都有罪。對宗教，我有罪，對那些無助的人，我也深受良心譴責。當我行囊裏帶着拍好的底片，安全離去時，他們在飢餓和戰火邊緣等死。我沒辦法再承受這種罪惡感，我不願意再一直對自己説：『這個人不是我殺的，不是我讓這個孩子餓死。』我要拍風景和花朵，我要活在和平里。所以他對戰爭的憎恨是能夠體會的。

戰爭給人的帶來的非人性化的傷害讓人處在殘酷、血腥和恐怖之中，它讓一個有良知的攝影師有了負罪感，當知道戰爭是如何踐踏和摧折人性後他們不得不把這些記錄下來，不得不挖掘那最痛苦的一瞬間，去揭露那種種的暴行，希望的是喚起人們的覺醒，喚醒那些為了侵略者那些製造戰爭者的良知。麥庫林在《不合理的行為》中説：我們都受天真的信念之害，以為光憑正直就能理直氣壯的站在任何地方，但倘若你是站在垂死者面前，你還需要更多理由，如果你幫不上忙，你便不應該站在那裏，試着拍下和平吧！那其實比拍攝苦難影像更難，卻是一個改變當今好戰世界的方法

在越南，唐·麥庫寧常用標準鏡頭就近拍攝士兵的特寫鏡頭，他是戰地記者，不能不激起人們對和平的渴望。

在貝魯特，唐.麥庫寧被關進黑屋，受到要割開他咽喉的威脅；唐.麥庫寧是首批奔赴戰地的記者中的一員，他裝扮成阿富汗人，足足走了200 多公里崎嶇山路。

1970年，尼日利亞東部地區爆發了分離主義者與政府軍的一場戰爭。唐.麥庫寧對當地兒童因飢餓而掙扎在死亡線上的悲慘景象感到震驚，體現受難兒童的照片《飢餓的兒童》。

麥庫寧的成就(20張)

唐·麥庫寧在攝影方面有自己獨特的見解和特色。他曾説:“暗房不光可以沖洗膠捲和照片，也是尋找自己、跟自己對話的地方。我尊敬底片，我相信這樣才能得到我四周自然力的尊敬。”“我們不能向攝影女神要求太多，一年一張好照片──也許一輩子只有一張，要知道節制。”或許是職業訓練的關係，唐.麥庫寧的觀察很細膩，用幾近白描的文字敍述出戰爭景象：他跟着士兵一起跳下直升機，甚至捂不住傷口；或是，他走進一個安靜的、剛被轟炸完的村落，因為揹着傷民指引他走向屍體，他寫着自己在家屬注視下，嚴肅的完成工作。所以他不能再説服自己只是客觀的記錄者，原本單純做為一個攝影記者的職業以及工作獲得的自信成就，到頭來，他該如何看待？

他答道：恰當的時刻到恰當的地方。我有一種稟賦，能在恰當的時刻到恰當的地方或者至少在恰當的地方，耐心等待恰當一刻的到來。幾天前，我到西部海岸拍海景。我坐在海邊，望着雲彩，一邊想像我期望的變幻。兩個小時以後，雲彩的形狀竟然與我想象的一模一樣，於是我拍了照片、回家、上天指明一條人生道路。

“我尊敬底片，我相信這樣才能得到我四周自然力的尊敬。你會説，這是迷信。但是我相信，只要稍不留意，照片就會給我開個玩笑。放入相機的每一個膠捲，都有這個危險。相片就在那裏，誰都能得到，但它不屬於任何人。我尊敬它就像尊敬大海：因為它比我大得太多了。”凡是從事過黑白攝影的攝影者都深知：黑白攝影的奇妙和樂趣主要源自於暗房。黑白膠片沖洗是黑白暗房技術的首要環節，它對最終影像的品質起着決定性作用。在沖洗時，我們必須遵從一定的步驟和規律，並進行必要的技術控制，才有可能獲得一張完美的底片。

非洲我們不能向攝影女神要求太多，一年一張好照片──也許一輩子只有一張，要知道節制。通常你避免這種方式，因為你覺得這種安排的習慣會使你失去了距離，這距離對你是非常重要的。——唐·麥庫寧

他在貝魯特造訪一所精神病院時，整個醫院正在遭受猛烈的炮擊，鏡頭前的一位年紀大而莊重的病人彷佛在質問着整個的人類文明：怎會發生這種事？那些精神正常的人都失去良心了嗎？

開始，他認為：當被你拍照的人快餓死時，你想有英雄主義是不可能的。我所能做的只是儘可能賦予那些飽嘗災難的人最多的尊嚴，因為我的工作是喚起有能力協助的人的良心。可是若干年後，同樣的面對戰爭，他卻寫下了這樣的文字：我們都受天真的信念之害，以為光憑正直就能理直氣壯地處身任何情但如果你是站在垂死者面前，你還需要更多東西。如果你幫不上忙，你便不該在那裏

在越南，麥庫寧常用標準鏡頭就近拍攝士兵的特寫鏡頭，着重表現他們的驚恐與哀傷，以此來提示這場戰爭給普通人造成的創傷。不能不激起人們對和平的渴求。在貝魯特，麥庫寧被關進黑屋，受到要割開他咽喉的威脅；在烏干達，他遭到獨裁者阿明手下衞兵的拷打；在金邊，他被迫擊炮彈片擊傷；在薩爾瓦多，他從屋頂摔下險些喪命；蘇軍入侵阿富汗時，麥庫寧是首批奔赴戰地的記者中的一員，他裝扮成阿富汗人，足足走了200 多公里崎嶇山路。1970年，尼日利亞東部地區爆發分離主義者與政府軍的一場戰爭。麥庫寧對當地兒童因飢餓而掙扎在死亡線上的悲慘景象感到震驚。”在金邊，麥庫寧的尼康相機曾經救了他一命。當他有一次隨政府軍巡邏隊採訪時，在一片寬闊的稻田裏突然遭遇游擊隊伏擊，生死之際他還惦着自己的相機。他後來回憶説：“我卧倒在地，爬行了約200 英尺到了稻田邊上。當我站起來跑完最後一段路時，猶如做了一場惡夢，雙腳沉重。我左閃右閃地向前奔跑，迫擊炮彈在我四周開花，塵土騰空揚起。我快到營地時，人已精疲力竭。我檢查我的攝影器材，發現尼康相機上有一個被子彈擊中的痕跡，我想：‘好傢伙，你又立了一功。

1980年，麥庫寧離開他為之工作了18年的報紙，成為一名自由攝影記者，繼續活躍在各個戰場上。由於麥庫寧幾乎從來不用相機表現戰爭中的所謂英雄主義和愛國主義，而集中揭示戰爭造成的創傷和遺禍，因此當1982 年英國出兵馬爾維納斯羣島時，英國國防部以艦艇上船艙不夠為藉口多次拒絕他加入隨軍記者團的申請。他氣憤地指出，英國特混艦隊帶了300萬塊糖。“暗房不光是沖洗膠捲和照片的地方，也是我尋找自己、跟自己對話的地方。我尊敬底片，我相信這樣才能得到我四周自然力的尊敬。你會説，這是迷信。但是我相信，只要稍不留意，照片就會給我開個玩笑。放入相機的每一個膠捲，都有這個危險。相片就在那裏，誰都能得到，但它不屬於任何人。我尊敬它就像尊敬大海：因為它比我大得太多了。”

“假如我不拍照，我只能成為迷失的靈魂。照片讓我認同自己是個人。”

“我們不能向攝影女神要求太多，一年一張好照片──也許一輩子只有一張，要知道節制。

“和平的日子不容易。我以前習慣在地球的某一個角落，一年經歷四、五個戰爭。對我來説，正常生活並不是理所當然的事。”

一開始，他認為：當被你拍照的人快餓死時，你想有英雄主義是不可能的。我所能做的只是儘可能賦予那些飽嘗災難的人最多的尊嚴……因為你的工作是喚起有能力協助的人的良心。可是若干年後，同樣的面對戰爭，他卻寫下了這樣的文字：我們都受天真的信念之害，以為光憑正直就能理直氣壯地處身任何情境，但如果你是站在垂死者面前，你還需要更多東西。如果你幫不上忙，你便不該在那裏。

1970年，尼日利亞爆發分離主義者與政府軍的一場戰爭。麥卡林對當地兒童因飢餓而掙扎在死亡線上的悲慘景象感到震驚，體現受難兒童的照片《飢餓的兒童》也許是他的攝影作品中最感人的部分。他説：“看了在戰爭中挨餓受凍、垂死掙扎的兒童之後，再飛回英國與家人用餐，我簡直難以下嚥。”

1980 年，麥卡林離開他為之工作了18年的報紙，成為一名自由攝影記者，繼續活躍在各個戰場上。

1984 年，他去薩爾瓦多采訪內戰，被炸斷了一條手臂和兩根肋骨。此後，麥卡林的戰地記者生涯似乎到了盡頭。但是他仍然不失激情和冒險精神。

著有《毀滅的事業》、《歸鄉》、《巴勒斯坦人》、《黑暗之心》、《開闊的天空》、《與鬼魂共枕》、《印度》、《唐·麥庫林》、《唐·麥庫林在非洲》、《與丁伯白合着》。

注：《不合理的行為》這本書與眾不同之處是──它並非小説，而是真實的紀錄。

唐·麥庫寧獲得許多殊榮與獎項，包括不列顛帝國勳章（CBE，首位獲頒此勳章的攝影師）。他的作品被世界各地主要的美術館列為館藏。其作品記錄了殘酷的戰爭和暴力，發表在世界一流的雜誌上,獲得過“華沙攝影金牌獎”、“世界新聞攝影家獎”等許多獎項,成為戰爭攝影中的著名攝影家。

麥庫寧本人在戰爭中成長的，是靠自學成才的。他是在二戰時期倫敦的貧民區長大的。

他以無可比擬的作品記錄了過去半個世紀來人類的暴力之路。麥庫寧保持了堅定與堅強，但這些風景作品也揹負了戰爭畫面的傷疤。

三十年來先後拍過賽浦路斯、越南、柬埔寨、剛果、比亞法拉、以色列、北愛爾蘭各地的戰事。麥庫寧走過的地方像是人間煉獄，所拍攝的照片就是人類黑暗面毫無遮掩的展現。而每幅影像都是他用生命換來的。跑遍世界各地的殺戮戰場，而是完完全全由人類的貪婪與仇恨所造成。不管是非洲的內戰、以色列與回教國家的聖戰、美國為防堵共產主義而派兵參與（如越戰）或暗助獨裁者的戰爭，我們看到了儘管領導者高舉各種崇高正義的大旗，諸如解放無產階級、爭取自由民主、或捍衞民族存亡等等，其實都是將人民往火坑裏送。經由麥庫寧所拍攝的黑白照片，我們看到一張張戰火下無辜的苦難人民的臉孔：痛失親人時的悲慟與絕望、飢餓孱弱下的無助與茫然，或是等待救援的傷殘士兵、如待宰羔羊的俘虜，不禁要像麥庫寧一樣質疑：這一切真的值得嗎？戰爭有何意義嗎？這些凍結在照片上的表情與眼神似乎也反過來凝視着我們，吶喊着：這世界究竟怎麼了？而今，以巴繼續彼此轟炸、美國依舊入侵伊拉克、而非洲黑暗大陸內戰頻仍，我們不禁要懷疑：明天真的會更好嗎？或者，在更好之前，還要死傷多少無辜人民、撕裂多少幸福家庭？另一方面，唐·麥庫寧在《不合理的行為》這本書裏的記述讓我們見識到生命的卑微與無常，對戰火底下的人們而言，死神隨時隨地可能取走你或你的親人的性命，或者敵人也可能奪走你的一切，包括最基本的生活條件，乃至尊嚴。他之所以寫文章，為的就是治療自己飽受創傷的精神與肉體，而在閲讀這些文字的我們，也同時發現了被貪婪愚蠢日漸腐蝕的自己。他的影像有如黑暗報告，而他那深刻反省的文字，就彷佛是在行過黑暗時所發出的良知之光。書名雖是《不理性的行為》，可是唐·麥庫寧寫這本書的方式卻是非常理性的。他一點都不想煽情，只是讓讀者眼睜睜地看到這個時代的人類如何自我造孽、自我毀滅。

不合理的行為

唐·麥庫寧(Don Mccullin)

公認為當今世上最傑出的戰地記者。

他的傑出表現在他的犀利影像，他如驚悚小説般不凡的經歷，也表現在他的坦誠自剖、不斷自我質疑。

麥庫寧曾自述：假如我不拍照，我只能成為迷失的靈魂。照片讓我認同自己是個人。作品備受當代藝評家如約翰·博格、蘇珊·桑塔格等人關注。麥庫寧於一九三五年出生，他的戰地生涯長達十八年，無數次與死亡擦肩而過，甚至曾被關入烏干達阿敏的死亡監獄，也曾被Nikon相機救了一命。在經歷了這一切之後還能從戰場全身而退，這件事本身已是一則傳奇。他拍攝的照片幾乎涵蓋了二十世紀下半葉的主要戰役，其中有很多幅都已成為時代符號。晚年定居英國鄉間拍攝風景照，致力於呼籲和平。麥庫林生長在倫敦治安最糟的地方，家庭貧困，摯愛的父親早逝；他生性不覊，甚至患有閲讀障礙，拍照全憑本能。這一切都使他的作品具有宗教般的莊嚴感，最真誠的同理心。他的照片被世界各地主要的美術館列為館藏。他獲得許多殊榮與獎項，包括不列顛帝國勳章（CBE，首位獲頒此勳章的攝影師）。著有《毀滅的事業》、《歸鄉》、《巴勒斯坦人》（與丁伯白合著）、《黑暗之心》、《開闊的天空》、《與鬼魂共枕》、《印度》、《唐．麥庫林》、《唐．麥庫寧在非洲》。

四十餘年來，唐·麥庫寧一直活躍在東南亞，非洲，中東，中美及其他地區的戰場上。在傳奇攝影師羅伯特卡帕去世後不久，他開始了自己的職業生涯，並承襲了卡帕的傳統。他採用35毫米黑白膠片拍攝，儘可能展示戰爭的野蠻本質。他以無可比擬的作品記錄了過去半個世紀來人類的暴力之路。從六七十年代的後殖民運動到之後的宗教與民族衝突，麥庫寧保持了堅定與堅強，直面並質疑難以想像的殘酷和暴力。儘管他影響了包括詹姆斯·納切威的一代戰地攝影師，但是到了九十年代後期，他開始拒絕自己的作品。他覺得這些作品於事無補。之後，他在英格蘭、非洲與印度拍攝風景作品，但這些風景作品也揹負戰爭畫面的傷疤。

他的人道精神不是透過閲讀養成，而是出自一生經歷的創痛。我們可以在其中看到一位極為傑出的攝影師，如何堅持其原則而成為一種專業典範；如何成為英雄，又如何在這種英雄主義裏，誠實地發現了自己匱乏、荒蕪的生命風景。

──郭力昕

他如此談論死亡與危險性，似乎頗有意在暗示：每次他考驗自己的運氣，也就是在考驗上帝對他的恩寵。得以倖存，就是再度受到寬恕與保佑。

——勒卡雷

對唐．麥庫寧，我只有一個字：哥雅。約翰．伯格：麥庫寧是我們不能閉上的雙眼。

——不列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