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術館

美術館是收集、保存、展覽和研究美術作品的機構。此詞源於希臘文 ，原為祭祀文藝科學女神繆斯的神廟。19世紀以前，已有專門或主要收藏美術品的博物館。1793年法國成立的盧浮宮博物館是美術館史上劃時代的大事。由於一般博物館只收存古代美術作品，20世紀初產生了主要收藏當代作品的新型博物館——現代美術館。1929年誕生的紐約現代美術館展出印象主義之後的作品，為美術館史上的又一次變革。以後 ，巴黎、東京也先後建立了現代美術館。全世界約有7000個美術館。中國近代意義的美術館誕生於辛亥革命後。1925年在北京故宮古物陳列所的基礎上建立以美術為主的博物館——故宮博物院 ^[1]  。1959年建成的中國美術館，是20世紀以後中國美術作品的收藏、展覽中心。

在美術館研究中，館藏陳列通常以藝術史研究為支撐。世界公共美術館的發展史告訴我們，一種穩定的、有系統性的藝術品的組織與展示，是美術館空間中最為有效的意義傳遞方式，因為它在一定的藝術史背景下為公眾預備了某種文化視野，從而使公眾能夠有效地經由親近藝術建構起文化主體性。這一過程可以視為美術館的公共啓蒙，他體現了美術館在建構公眾文化主體性方面的民事儀式價值。在不同的文化語境中，這種民事儀式價值的導向也存在着文化差異。

從歷史上看，藝術博物館和美術館是後來的創舉，但珍貴物品的收集和展覽卻不是。從最古老的時期開始，人們就開始收集那些被認為具有特殊價值或者力量的物品。神像、神器和祖先的頭骨等正是被人所收集和在儀式中展出的物品。作為文化的一部分，這些收藏的物品具有不同的意義。它們可以作為一個團體區別於另一個無論是真實的還是虛構的團體的途徑，或者作為維繫死者和生者、人類和神靈之間的紐帶。收集展示藝術作品和其他形式的儀式展品一樣，具有象徵性意義。藝術博物館莊嚴的氣氛和寬闊的空間，的確可以和從前舉行儀式的場所相提並論。 ^[2] 

17世紀和18世紀中，歐洲的權貴階層收集了昂貴稀缺的油畫、銅製品和其他藝術品。這些藝術品往往被安放在豪華的客廳牆壁上，以便向國內外的貴賓炫耀王侯的華麗和奢侈。展示提香、卡拉奇、魯本斯、普桑和其他古典大師的油畫特別時髦，大量的藝術作品（包括複製品），有時甚至覆蓋了整個牆面。到18世紀，隨着有教養的歐洲人對藝術越來越感興趣，歐洲王室與貴族的一些藝術收藏逐漸對遊人開放。不過，沒有一家是真正的現代意義上“對公眾開放”，而是僅限於出身名門或有社會地位的人。這些新建收藏點，不僅引起人們對收藏家萬貫家財的注意，而且讓人們注意到其鑑賞力，即紳士文化中稱道的“好品位”，這被認為是貴族血統和智慧的象徵。

1683年成立的牛津阿什莫爾博物館（Ashmolean Museum）是第一家將私人收藏永久公眾化的博物館，它的主要參觀者是牛津大學的教師和學生。1753年，在倫敦成立了大英博物館，這是一家由議會頒佈法令所建立的公共博物館，不過它當時也只對學者、藝術家和特權階層開放，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19世紀。大英博物館的收藏範圍從一開始就很廣，包括古物、肖像以及人種學意義上的各種人造物品。同時，它還是一個研究機構，所以設置了一座圖書館。 ^[3] 

至18世紀後期，歐洲大陸有不少王室的或貴族的收藏觀對外開放，同時，在啓蒙運動的觀念影響下，博物館強調了公共教育的功能，具體表現在展品的陳列方式和標籤的製作上。1734年，意大利的卡皮託利內博物館的梵蒂岡收藏對外開放；1760年，托斯卡納大公下令將美第奇家族的收藏品集中於烏菲齊宮公開展出；1773年，庇護·克萊門特博物館由梵蒂岡大部分宮殿改建而成，用以保存梵蒂岡的古希臘羅馬古物收藏；在維也納，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約瑟夫二世創建了觀景宮美術館。

盧浮宮博物館是第一個真正對大眾開放的藝術博物館。它作為公開場所的重要意義，與1789年法國革命的淵源，以及即將出現的現代社會意識形態的需要緊密相關。1792年，法國政府利用君主體制結束和新政府誕生的契機，將國王的藝術收藏重新命名為法蘭西共和國博物館，並把它們安放在盧浮宮。這片前皇家住宅，對每一位公民免費開放，極好地展現了政府對平等原則的承諾。這個博物館不僅成為向公眾展示皇家財富和幽雅品位的地方，隨着時間的推移，它也成了一個嶄新的城市活動場所。在這裏，作為公民的個人和作為捐贈人的國家之間的關係得到實現和完善。不過，儘管博物館有免費公開對外開放的政策，它所針對的主要還是男性觀眾，尤其是男性資本家一國家裏最有公民權力的公民。 ^[2] 

盧浮宮證明了公立藝術博物館在新興資產階級世界中對意識形態的有效性。緊隨其後，歐洲各地雨後春筍般出現了一批國家美術館。這些追求自由化形象的國家首腦，往往指定現有的皇家收藏充當公立藝術博物館的收藏，如柏林博物館、聖彼得堡的埃爾米塔什博物館等等。同時，拿破崙的軍隊也將法國的文化政策帶到歐洲各地，如威尼斯美術學院美術館（1807）、米蘭布雷拉美術館（1809）、阿姆斯特丹國立博物館（1808）、馬德里普拉多博物館（1809）相繼創立。到1815年，幾乎每一個西方國家的首都，無論是君主制還是共和制國家，都有一個博物館。但並不是每一個國家都想要公立藝術收藏。這樣的機構就表示國家已經承認了中產階級在整個國家中的存在。

美國藝術博物館建築在19世紀70年代美國內戰後的經濟騰飛中獲得長足發展。首先在波士頓、紐約和芝加哥，然後在其他城市。美國博物館的發展，也應該與充斥城市的愛爾蘭、猶太、意大利和其他地區的移民潮息息相關。“老種族”，盎格魯-薩克遜美國人，擔心在文化和政治上被統治，希望這些博物館能團結社會的不同成分，成為具有單一文化的國家。有文化的美國人尤其相信，裝飾藝術展覽能夠教化勞動階層，提高他們的品行，提升他們的品位。美國藝術美術館和他們的歐洲模式存在着重要的不同。盧浮宮和倫敦的國家美術館都是在資產階級終結貴族特權的鬥爭的背景下建立的。相反，美國博物館從一開始就展示了特權：它們富有的贊助人被授予特別美術館專有使用權。

博物館和美術館的管理形式、建築風格和公眾知名度相輔相成地推動了20世紀視覺藝術的發展。隨着現代藝術的出現，藝術博物館和美術館的設計與管理得到了迅猛發展。

以1914為開始界限，藝術博物館和美術館的發展可以被分為三個主要階段。

從1914年到1939年，有關印象派藝術到抽象藝術等高級現代藝術的價值觀，仍然在美國和歐洲引發各種公開爭論。在這一時期主要的大藝術館雖然寥寥無幾，但已經頗具影響力。主要以法國為代表的印象派藝術和後印象派藝術作品，陳列在位於費城梅里恩的巴恩斯基金會(1922年)和倫敦泰特藝術館的分館裏(WH.羅曼·沃克，1926年)。此外，在巴黎城市現代藝術博物館中的東京宮（1937年）裏也陳列了許多這類的藝術作品。

在當時，各種形式藝術的普及，加上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政治壓力，為繪畫、雕塑、設計和建築等各種藝術形式廣泛地應用於定義民族政治特徵提供了條件。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整個西方藝術的發展演變，尤其是在法國、德國、俄羅斯和英國，成為國際政治舞台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美國，為了達成夙願，有三位富豪共同出資修建成立了聲名顯赫的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開展的項目，旨在“鼓勵和發展現代藝術研究，並將這些藝術應用於生產和實際生活，以及普及藝術教育”。

藝術博物館發展歷史的第二階段，是從1945年開始一直到約1970年為止。在這一階段的初期，由於1939年到1945年戰爭給歐洲帶來的嚴重摧殘，使美國在經濟上樹立了至高無上的地位。美國的收藏家們已經擁有許多歐洲印象派和後印象派的藝術作品，並開始收藏和推崇現代藝術和抽象藝術，這些藏品規模之大，使得歐洲的收藏機構極少能望其項背。弗蘭克·勞埃德·賴特於1943年設計了所羅門.R.古根海姆博物館，使它成為陳列抽象藝術的神聖殿堂。

此外，領導西歐藝術博物館迅速民主化潮流的博物館，包括由亨利·凡·德·威爾德設計的位於荷蘭歐特羅的單層庫勒慕勒美術館，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館的擴充館（1954年），德國達姆斯塔特的美術館(1956年)，瑞士蘇黎世市立美術館的擴充部分(1955年~1958年)和位於哥本哈根附近胡姆勒拜克的路易斯安那藝術博物館（1959年）。

20世紀60年代早期和中期，創新的藝術風格和潮流範圍很廣，涵蓋了從通俗藝術到極簡藝術和概念藝術等不同藝術流派，而且還涉及影視藝術和裝置藝術。同期，德國的比勒弗爾德美術館(1966年-1968年)，加利福尼亞伯克利大學的藝術博物館（1967年-1970年），以及倫敦的黑瓦德藝術館（1964年-1968年）等美術館也開始進行重新設計和創新。倫敦的黑瓦德藝術館還採用了露天預製混凝土，公開宣佈與“國際建築風格”背離，並且堅持博採眾家之長，選用了另類的建築風格。而柏林的新國立藝術博物館（1962-1968）與布呂克博物館則是國際建築風格的代表。

隨着藝術中心從法國轉向紐約，1945年以後，法國在發展現代藝術博物館方面的動作相對遲緩。為了扭轉這一不利的局面，位於勒阿弗爾市的文化之家博物館（1961年）成為自1937年以來法國建成的第一家國立藝術博物館。直至蓬皮杜國家文化藝術中心的成立（1972年~77年），法國國立博物館新模型才確立起來，就像黑瓦德藝術館的落成一樣，它代表了後現代藝術的理念，更顯示法國開始以更民主的態度來迎接高端藝術文化的到來。

在藝術博物館發展中的第三階段，即後現代主義階段，人們意識到文化旅遊業的迅猛發展，於是在修建藝術博物館的時候開始大膽地進行風格上的創新。在此之後的二十年間，隨着現代藝術和當代藝術成為時代新寵，並且廣為大眾接受而達到空前的盛況，整個世界都開始不斷修建新的藝術博物館。在這段時期，藝術的商業贊助急劇增加，而且吸引了眾多觀眾，“風靡一時”的藝術展覽層出不窮，而新落成的藝術博物館也得到大量的宣傳。這些都是藝術博物館發展第三階段的典型特點。

代表這一時期典型風格的藝術博物館與美術館則有：華盛頓特區的國立美術館(1978年設計修建)的東側樓、德國斯圖加特的新國立美術館（1977年-1984年）、倫敦泰特美術館中的科羅爾畫廊（1980年-1986年）、利物浦泰特美術館的碼頭倉庫改造(1986年)、瑞士盧加諾的提森美術館、法國尼姆的卡爾藝術博物館（1984年-1993年）。此外，風格典雅而詼諧的美術館也不斷被設計出來，如法蘭克福現代藝術博物館、與提森美術館有着同一設計師的英格蘭諾利奇的塞恩斯伯裏中心(1977年)等。

20世紀90年代，理查德·邁耶設計了一系列優美而恢宏的建築，其中包括巴塞羅那市的現代藝術博物館(1991年)、德國羅蘭德薩克的阿爾普博物館(從1997年開始)和加利福尼亞州聖莫尼卡市的蓋蒂博物館的新館。所羅門.R.古根海姆博物館後來歷經了一次擴館，這次擴館首先從位於紐約索霍區的古根海姆博物館開始，還包括修建博物館位於第五大道上的塔樓(1992年)。後來法蘭克·格里設計了位於西班牙北部的巴斯克首府的畢爾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館。藝術博物館的設計越來越恢宏壯觀而且歷久不衰。相比之下，倫敦的泰特現代藝術博物館（2000年開業)則採取了極為冷調的風格，從而使英國能夠進入依靠大規模文化贊助而獲得聲望的文化角逐。

儘管建築界的新聞媒體積極宣傳，但是卻很少有人能欣賞或者回應和現代藝術以及後現代藝術博物館的重要的意義或者歷史根源。皮埃爾·布爾迪厄出版了一本從統計的角度來探討藝術的社會性的著作《熱愛藝術：歐洲藝術博物館和大眾》(1969年法語版，1991年英語翻譯版)，他在書中把藝術博物館的參觀率和人類的教育程度以及社會階層聯繫起來。在20世紀60年代以及此後的一段時間裏，藝術博物館和文化力量之間的關係，也是概念藝術家和其他藝術家所關注的問題。此外，發展到21世紀20年代，互聯網等新傳播媒介在美術館的陳列與傳播方面發揮了日益重要的作用。

White Cube，白立方或者白盒子，指向一種畫廊或者現代美術館的空間美學，其特徵是正方形或長方形的形狀、白色的牆壁和通常來自天花板的光源。 ^[4]  這種空間美學彰顯出藝術的理性與秩序，賦予美術館空間所陳設的作品以一種現代文化的正當性。

1976年，布萊恩·奧多赫蒂（Brian O'Doherty，1928-）為《藝術論壇》（Artforum）雜誌撰寫了一系列論文，後來變成了一本名為《白立方之內》（Inside the White Cube）的書。在文中，他首次提出了高度受控的現代主義美術館、畫廊語境是如何影響藝術作品和觀看主體的。他將白立方形容為虛假的中立，一個試圖通過抹去過去而掌控未來的過渡性制。 ^[5] 

正是在這種空間下，理想化的畫廊、美術館從藝術品中抽離出任何干擾其成為“藝術”的線索。作品從周圍一切可能干擾其自我評價的事物中孤立出來。這讓空間獲得某種存在感，這種存在感原是那些通過不斷重複一套封閉的價值系統以維繫習俗的傳統空間所具備的。從教堂借來一點神聖，從法庭借一點威儀，從實驗室借一點神秘，配上別緻的設計，一個獨特的審美室就產生了。室內感應場的強度是如此之大，以至於一旦置身其外，藝術馬上墜入一種世俗的狀態——相反，物品一旦被有力的藝術觀念灌注就瞬間能在空間內成為藝術。 ^[6] 

為了超越存在於這種空間背後的意志的控制與收編，當代藝術愈發呈現出現實傾向、實驗色彩與批判性質。當代藝術的現實傾向表現為強烈關注當代社會話題，如政治衝突、身份政治、殖民史、氣候問題、技術倫理、資本壟斷、難民問題等等；其實驗色彩體現為藝術作品更加註重與具體社區語境進行一種總體化互動；其批判性質則體現為對獨立思考的珍視，對主流意識形態的自覺批判，包括對強權、大眾文化、藝術體制自身的全面反思。

美術館最重要的活動是舉行藝術品展覽。展覽可分為臨時特展和常設展。

臨時特展是展出與特定主題相關的藝術作品，如藝術家個展、某一流派作品的展覽、以某一學術主題切入的展覽等等。除了展出舉辦展覽之美術館的館藏外，也可能會向其他的美術館或私人收藏家商借藝術品。展覽通常是在特定的期間內舉行。展覽也有可能是由媒體、企劃公司、商業公司等出資或主辦，此類非美術館主辦的特展，有可能會在許多不同的美術館中輪流展覽，這樣的方式稱為“巡迴展”。

常設展是以一定主題或歷時序列展出美術館館藏的作品。在館藏豐富的美術館的常設展，會包含許多重要的作品，如巴黎盧浮宮的常設展試圖呈現出一部“可視的藝術史”，其陳列邏輯通常是根據“年代順序或大師傳承”以及“畫派”對繪畫進行分類，其底層與二層的收藏與陳列形成了古代藝術與文藝復興以來的現代作品的雙峯對峙。

2022年末，全國共有美術館718個，比上年末增加36個，從業人員6415人，增加166人。全年共舉辦展覽7544次，比上年增長0.2%，參觀人次3588.92萬人次，增長2.1%。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