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避税

反避税是對避税行為的一種管理活動。其主要內容從廣義上包括財務管理、納税檢查、審計以及發票管理，從狹義上理解就是通過加強税收調查，堵塞税法漏洞。

對於避税的管理應當吸取發達國家的經驗和做法，採取相應的管理措施，特別是使有關法律更具權威性和實用性。

其目的是追求税負的“縱向適度”和“橫向公平”。“縱向適度”對徵税者來説即取之有度，發揮税收對生產的促進作用，可緩和避税行為。“橫向公平”要求既要注意徵税的統一性，又要注意區別對待，加強税收調節，將競爭的起跑線拉平。統一性和差別性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統一性是指同等情況應納同樣税收，體現“税收面前人人平等”。差別性指在統一起跑線上的納税人，由於客觀因素優越，當然就應承擔更多的責任和義務。橫向公平也可緩和避税行為。

其目的是堵塞漏洞。明確的納税人，明細科學的課税對象和税目，剛性而統一的税率，這是反避税的基礎。反之，不當的納税環節，過高的税率，複雜不便的徵收方法都有可能誘發避税。

税收中的避税與反避税，其實質是徵與納之間鬥智鬥勇。由於徵納雙方在避税與反避税利益上的差別，加強徵管隊伍管理就顯得極為需要。對納税人來説，避税成功利益直接歸個人所有，在處罰不嚴的情況下，最有誘惑性；而對徵税者來説，反避税成功，對徵管後的利益分配並不直接，甚至沒有利益，由此導致避税行為積極主動，反避税行為消極被動。所以，當務之急是解決徵管人員反避税的動力機制和壓力機制，從而能積極從事反避税活動。

實行税收優惠政策可以從兩方面對税基產生危害：一方面優惠本身使税基變窄或税率變小；另一方面，一大批本來不該享受此項優惠的納税人，通過“掛靠”活動來避税。前者是税務機關主動放棄的，後者則是派生的，也是税務機關始料不及的。若任其發展下去，我國將演化為一個龐大的避税地。因此，清理和調整税收優惠政策迫在眉睫。立即關上税收優惠閘門，任何理由都不應再作為出台新的税收優惠措施的依據；税收優惠的決策權必須收歸中央，防止越法減免，越權減免，越級減免。各級政府有關部門均無權確立税收優惠政策，一旦發生，當視為違法行為；統一税收優惠辦法，改按企業、個人身份優惠為統一按地區、行業、產品給予優惠，公平税負，統一規範。

按照國際慣例，註冊會計師在審計企業財務時，通常要求企業有合理的利潤，為此都比較注重對轉讓定價的調整。因為在他們的心目中，如果對客户過分的轉讓定價不聞不問，不作調整，在税務部門審查時，是很難通過的，而且還將冒失信於税務當局的風險，對今後開展工作影響極大。而我國的註冊會計師對客户的轉讓定價基本上是置之不理的，如果會計師事務所及其註冊會計師能介入這一領域，那麼部分轉讓定價就有可能在會計師審計階段得到調整，把避税消滅在萌芽狀態。

按照我國現行的有關税收法規和會計制度規定，企業的“會計所得”與“計税所得”基本上是一致的。這樣在對轉讓定價做税務調整後，如果企業賬務不作調整，必然使“會計所得”與“計税所得”不一致。雖然經税務調整後企業的虧損額已經調減或調增利潤，然而由於會計賬户不調整，企業賬面反映保持原樣，而且虧損額還要在以後年度結轉，久而久之有可能使我國的反避税成果得不到會計保障。因此，在對轉讓定價作出税務調整後，企業賬户應同作出調整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這在我國税收制度規範化和會計制度標準化、國際化的條件下，尤其顯得重要。

2014年我國反避税工作取得新突破，各級税務部門全年通過管理、調查和服務等3個環節對税收增收貢獻523億元。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