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是国家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凭借政治权力，依法参与单位和个人的财富分配，强制、无偿、固定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 [11]是财政政策手段之一。 [16]它是政府为满足社会成员的公共需要而凭借政治权力无偿征收的实物或者货币。 [12]
税收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 [14]据考证，世界上己知最早的税收制度就是古埃及在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800年创立的。中国的税收产生于夏代。到了奴隶社会末期和封建社会初期，国王或君主便开始实行专制课税。封建社会末期，税收成为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 [18]最早对盈余收入进行征税的是在1166年、1185年和1188年由英格兰国王和法国国王以圣地的名义所征收的。 [15]工业文明时期，税收的收入规模持续扩大，逐渐成为当今世界最主要的财政收入形式，税收不仅是应对一般性财政支出需要的主力，而且整个国家财政都以税收为中心来展开。 [18]
税收是政府运转的经济基础，也是国家调节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 [12]它在本质上是国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强制取得财政收入所形成的一种特殊分配关系。体现了一定社会制度下国家与纳税人在征收、纳税的利益分配上的一种特定分配关系。 [13]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企业和个人资金的使用，主要通过税收政策来予以调节，即通过税金的征收或免征、多征或少征，税率的变化，以及税种的选择进行间接调节，以实现社会供求的平衡。 [16]
- 中文名
- 税收
- 外文名
- tax revenue
- 属 性
- 国家（政府）公共财政
- 作 用
- 国家经济生活和社会文明
- 典 故
- 市场税、田税
- 特 征
- 无偿性、强制性和固定性
- 法 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2]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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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图片 历史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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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在国家产生的同时，也就出现了保证国家实现其职能的财政。在我国古代的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最早出现的财政征收方式是“贡”，即臣属将物品进献给君王。当时，虽然臣属必须履行这一义务，但由于贡的数量，时间尚不确定，所以，“贡”只是税的雏形。而后出现的“赋”与“贡”不同。西周，征收军事物资称“赋”；征收土产物资称“税”。
春秋后期，赋与税统一按田亩征收。"赋"原指军赋，即君主向臣属征集的军役和军用品。但事实上，国家征集的收入不仅限于军赋，还包括用于国家其他方面支出的产品。此外，国家对关口、集市、山地、水面等征集的收入也称"赋"。所以，“赋”已不仅指国家征集的军用品，而且具有了“税”的涵义。清末，租税成为多种捐税的统称。农民向地主交纳实物曰租，向国家交纳货币曰税。
有历史典籍可查的对土地产物的直接征税，始于公元前594年（鲁宣公十五年）鲁国实行了“初税亩”，按平均产量对土地征税。后来，“赋”和“税”就往往并用了，统称赋税。自战国以来，中国封建社会的赋役制度主要有四种：战国秦汉时期的租赋制（征收土地税和人头税）、魏晋至隋唐的租调制（征收土地税、人头税和劳役税）、中唐至明中叶的两税法（征收资产税和土地税）、明中叶至鸦片战争前的一条鞭法和地丁合一（征收土地税）。
市场税
古代市场称为“市”。市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由来已久。商代末年，商人贸易就已出现，但当时手工业和商业都属官办，所以没有市场税收。到西周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官营工商业之外，出现了以家庭副业为主的私营手工业和商业，集市贸易日益增多，因此出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市场（交易）税收。
周代市场在王宫北垣之下，东西平列为三区，分别为朝市、午市和晚市。市场税收实行“五布”征税制；一是分絘布，即屋税；二是总布，即牙税；三是廛布，即地税；四是质布，指对违反契约文书者所征之税；五是罚布，即罚金。市场税收由司市、雇人、泉府等官吏统一管理，定期上交国库。
田税
春秋时期鲁国实行的“初税亩”。据《春秋》记载，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列国中的鲁国首先实行初税亩，这是征收田税的最早记载。这种税收以征收实物为主。实行“初税亩”反映了土地制度的变化，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车船税
最早对私人拥有的车辆和舟船征税是在汉代初年。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汉朝就颁布了征收车船税的规定，当时叫“算商车”，“算”为征税基本单位，一算为120钱，这时的征收对象还只局限于载货的商船和商车。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开始把非商业性的车船也列入征税范围。法令规定，非商业用车每辆征税一算，商业用车征税加倍;舟船五丈以上征税一算，“三老”（掌管教化的乡官）和“骑士”（由各郡训练的骑兵）免征车船税。同时规定，对隐瞒不报或呈报不实的人给以处罚，对告发的人进行奖励。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车船税停止征收。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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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
公平
公平原则。税收公平原则，是指政府征税要使不同纳税人承受的税收负担与其经济状况相适应，并使各个纳税人之间的负担水平保持均衡。税收公平原则有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两层含义。横向公平，即相同经济条件的纳税人承担等量税收。纵向公平，即不同纳税能力的纳税人承担不同的税收，纳税能力强者多纳税，纳税能力弱者少纳税，无纳税能力者不纳税。 [4]
效率
效率原则。税收的效率原则要求政府征税活动一方面要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经济行为的合理化和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或者对经济效率的不利影响最小；另一方面要以尽可能小的税收成本来取得税收收入，即税务机关的征收费用和纳税人的纳税费用最小化。 [4]
适度
重要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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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运行
税收是调控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反作用于经济。这既反映了经济是税收的来源，也体现了税收对经济的调控作用。税收作为经济杠杆，通过增税与减免税等手段来影响社会成员的经济利益，引导企业、个人的经济行为，对资源配置和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从而达到调控经济运行的目的。政府运用税收手段，既可以调节宏观经济总量，也可以调节经济结构。 [5]
收入分配
国家权益
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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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增值税；2、消费税；3、铁道、各银行总行、保险总公司集中缴纳的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4、中央企业所得税；5、地方银行和外资银行及非银行金融企业企业所得税；6、海洋石油企业企业所得税、资源税；7、印花税（证券交易部分）；8、境内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企业所得税（已废除）；9、中央税的滞补罚收入；10、车辆购置税。
房地产税
房地产税推出后对经济带来的影响，是地方政府制定实施细则和选择推出时机的重要考量因素。房地产税是在房屋保有环节进行征税，由于税收的刚性特征，它首先可以通过增加房屋持有成本的方式抑制投资与投机需求，以此减少市场的总需求。 [6]
数字税
国际社会对数字税的关注由来已久。在G20的推动下，OECD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加强了自己的工作。其“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项目在几十个国家间达成了共识，促成了2015年国际税收问题的一系列改革。 [7]
优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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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税
1.减税。即依据税法规定减除纳税义务人一部分应纳税款。它是对某些纳税人进行扶持或照顾，以减轻其税收负担的一种特殊规定。一般分为法定减税、特定减税和临时减税三种方式。 [8]
免税
税收抵免
税收抵免。即对纳税人来源于国内外的全部所得或财产课征所得税时，允许以其在国外缴纳的所得税或财产税税款抵免应纳税额。它是解决国际间所得或财产重复课税的一种措施。税收抵免是世界各国的一种通行做法。 [8]
税收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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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2]
理论与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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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契约论
在税收漫长的发展历史过程的早期，“纳税”似乎是人与生俱来的义务，而“征税”似乎也是国家顺理成章的权利（权力）；但是，这一观念的合理性在14、15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兴起后开始受到挑战。这一挑战最初来源于对国家的起源问题的探讨。荷兰伟大的法学家和思想家格劳秀斯（Hugo Grotius）把国家定义为“一群自由人为享受权利和他们的共同利益而结合起来的完全的联合”，提出了国家起源于契约的观念。英国思想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认为，国家起源于“一大群人相互订立信约”，“按约建立”的“政治国家”的一切行为，包括征税，都来自人民的授权；人民纳税，乃是因为要使国家得以有力量在需要时能够“御敌制胜”。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辩护人、思想家洛克（John Locke）在试图以自然法学说说明国家的起源和本质问题时，提到：“诚然，政府没有巨大的经费就不能维持，凡享受保护的人都应该从他的产业中支出他的一份来维持政府。”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在其代表作《论法的精神》中专章（第十三章——笔者注）论述了“赋税、国库收入的多寡与自由的关系”。他认为，“国家的收入是每个公民所付出的自己财产的一部分，以确保他所余财产的安全或快乐地享用这些财产”。而作为社会契约观念集大成者的卢梭（Rousseau）则将国家起源于契约的理论作了最为系统的表述。对他而言，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维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的集体”。
因此，在古典自然法学家们看来，国家起源于处于自然状态的人们向社会状态过渡时所缔结的契约；人们向国家纳税——让渡其自然的财产权利的一部分——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享有他的其他的自然权利以及在其自然权利一旦受到侵犯时可以寻求国家的公力救济；国家征税，也正是为了能够有效地、最大限度地满足上述人们对国家的要求。无论如何，纳税和征税二者在时间上的逻辑关系应当是人民先同意纳税并进行授权，然后国家才能征税；国家征税的意志以人民同意纳税的意志为前提，“因为如果任何人凭着自己的权势，主张有权向人民征课赋税而无需取得人民的那种同意，他就侵犯了有关财产权的基本规定，破坏了政府的目的”。所以，人民之所以纳税，无非是为了使国家得以具备提供“公共服务”（public services）或“公共需要”（public necessity）的能力；国家之所以征税，也正是为了满足其创造者——作为缔约主体的人民对公共服务的需要。
凯恩斯主义
19世纪末以来至20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走向垄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逐步从经济自由主义转向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与此同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经济手段之一的税收和法律手段之一的税法，其经济调节等职能被重新认识并逐渐加以充分运用。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日益向国际化和全球趋同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下，世界各国在继续加强竞争立法，排除市场障碍，维持市场有效竞争，并合理有度地直接参与投资经营活动的同时，越来越注重运用包括税收在内的经济杠杆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以保证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也就满足了人民对经济持续发展、社会保持稳定的需要。
交换说
交换说认为国家征税和公民纳税是一种权利和义务的相互交换；税收是国家保护公民利益时所应获得的代价。“交换”（exchange）是经济分析法学派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法律现象时所使用的基本经济学术语之一。该学派认为，两个社会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行为，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对主体双方都有利的行为；第二种是对主体双方都不利的行为；第三种是对一方有利而对另一方不利的行为。经济分析法学家们把第一种行为称为交换，而把后两种都称为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说，税收也可以被认为是交换的一部分；这种交换是自愿进行的，通过交换，不仅社会资源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而且交换双方都认为其利益会因为交换而得到满足，从而在对方的价值判断中得到较高的评价。而且在这种交换活动中，从数量关系上看，相互交换的权利总量和义务总量总是等值或等额的；所以不存在一方享有的权利（或承担的义务）要多于另一方的情况，也就不产生将一方界定为“权利主体”而将另一方界定为“义务主体”的问题。
管理和使用
公共需要论
经济分析法学派的代表人物波斯纳（R.A.Posner）认为，“税收……主要是用于为公共服务（public services）支付费用的。一种有效的财政税（revenue tax）应该是那种要求公共服务的使用人支付其使用的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s）的税收。但这就会将公共服务仅仅看作是私人物品（private goods），而它们之所以成其为公共服务，恰恰是因根据其销售的不可能性和不适当性来判断的。在某些如国防这样的公共服务中，”免费搭车者“（free-rider）问题妨碍市场机制提供（公共）服务的最佳量：拒绝购买我们的核威慑力量中其成本份额的个人会如同那些为之支付费用的人们一样受到保护”。所以，由于公共服务的消费所具有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决定其无法像私人物品一样由“私人部门”生产并通过市场机制来调节其供求关系，而只能由集体的代表——国家和政府来承担公共服务的费用支出者或公共需要的满足者的责任，国家和政府也就只能通过建立税收制度来筹措满足公共需要的生产资金，寻求财政支持。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起源于阶级斗争，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阶级专政的工具。“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与此相联系，马克思主义国家税收学说认为，税收既是一个与人类社会形态相关的历史范畴，又是一个与社会再生产相联系的经济范畴；税收的本质实质上就是指税收作为经济范畴并与国家本质相关联的内在属性及其与社会再生产的内在联系；税法的本质则是通过法律体现的统治阶级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国家意志。由此，国家分配论和国家意志论成为我国税收和税法本质学说的支配观点。根据这一理论，税收作为分配范畴与国家密不可分，“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即国家——引者注），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税收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对社会产品进行再分配的形式；税法是国家制定的以保证其强制、固定、无偿地取得税收收入的法规范的总称。
协同共治
税收共治具有多元交互、互利共赢的效果。税务部门可以通过协同共治凝聚改革合力，聆听多方建议，确保政策更好落地；其他部门和单位也能在税收共治过程中开拓思路、创新举措，为做好领域内、行业内相关工作注入新动能；企业和个人也能通过加强对税收的关注，深入了解税收政策，积极配合新的改革举措落地，进一步提升对税收的认识，让更多政策利好为己所用。 [9]
管辖对象
征收形态
与价格的关系
计算依据
其他归类方法
一、按课税目的为标准分类
三、按税收负担能否转嫁为标准分类
四、其他
税率形式
税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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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税收收入124892亿元。
2016年税收收入130354亿元。
2017年税收收入144360亿元。
2018年税收收入156401亿元，比上年增加12041亿元。
2021年，全年全国税收收入172731亿元，增长11.9%。
2023年3月，财政部发布2022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报告显示，2022年，全国税收收入下降3.5%，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6.6%。 [10]
2025年3月24日报道，财政部发布2024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报告显示，2024年，全国税收收入174972亿元，比2023年下降3.4%。其中，国内增值税下降3.8%，国内消费税增长2.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下降1.6%，个人所得税下降1.7%。全国一般公共预算非税收入44730亿元，比2023年增长25.4%，主要是部分中央单位上缴专项收益和地方多渠道盘活资源资产等拉高非税收入增幅约24个百分点。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