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納的婚禮

畫面上，耶穌、聖母及其門徒，與王公貴族歡宴於裝飾着大理石雕的繁華大廳中。耶穌、聖母除頭上有淡淡的光環外，與其他人無異。客人中有穿着威尼斯服裝或東方奇裝異服的僕人、樂師、小丑、青年人，有穿戴華麗的漂亮女人，有留着鬍鬚的男子，有德高望重的老人等。 ^[3] 

《加納的婚禮》表現的是《新約》中所記載的基督完成的第一個聖蹟：基督、他的門徒們和他的母親瑪利亞受邀參加加納城的一場婚禮。婚禮上，酒不夠了，基督請人將酒罈子灌滿水，然後讓人把罈子送到主人面前：水變成了酒。 ^[1] 

隨着16世紀威尼斯經濟的繁榮，文藝復興運動也逐漸從佛羅倫薩等藝術中心地帶遷移至威尼斯。這一時期“加納的婚禮”主題被描繪的次數遠遠超出以往任何一個時期，且不同於傳統的單一的神聖形象。這一時期將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情感和威尼斯當下的世俗生活狀況與神聖形象共同置於《加納的婚禮》圖像中。保羅·委羅內塞創作的《加納的婚禮》為這一新時期圖像的代表。 ^[2] 

《加納的婚禮》的主題是貴族的婚宴場景，委羅內塞將貴族階級和各界名流置身於此，其本意並非僅僅是裝飾畫面而己，在他根深蒂固的思想中，就已經默認了意大利當時貴族階級之間的政治婚姻關係，但這並不是否認新郎新娘之間沒有愛意。既然是需要以婚姻為政治或經濟前提，那麼，將這種婚宴場景舉辦的愈加奢華闊綽，便越能向別人暗示自己雄厚的經濟實力；來參加的賓客地位愈是顯赫，便也愈發地襯托出自己的政治關係。這一切，已經不言而喻的呈現在畫作裏。

隨着世俗化進程的加快，對婚姻等社會機制的控制在包括意大利在內的很多國家都開始實施，教會不斷重申的“聖事”原則以及婚姻的程序，都對隱婚和婚前同居等關係有着重要的作用。這也表明，婚姻是世俗政權和教會等權力機構維護和加強統治的重要社會機制。從這一角度來看《加納的婚禮》，它又多了一層政治婚姻的意義。此外，婚姻也是家庭策略的重要部分。它對於16世紀的威尼斯人而言不單單是兩個情投意合的男女在一起的私事，而是一件公共事務，光是一場婚禮邀請的座上客，就足以證明委羅內塞《加納的婚禮》中的政治因素有多麼濃厚，尤其當涉及到兩個家族的政治經濟利益時，這種場合便是喜上加喜最好的交流氛圍。

回顧早期《加納的婚禮》作品，委羅內塞的新圖式似乎開啓了對“加納的婚禮”主題的新闡述：回到“婚宴”的主題，而不是僅展現耶穌的神蹟；呈現當下的“婚宴”享樂氛圍，而不是禁錮在宗教的嚴肅氛圍之下。 ^[2] 

加納的婚禮（局部）(26張)

委羅內塞的創作汲取了柯勒喬人物的精細的透視短縮效果和米開朗琪羅的英雄主義，給人一種流光四射的感覺。小尺幅的畫面由於受到表現條件的限制，藝術家往往只能夠摘取聖經故事中的某一個象徵性的小片段，具體描繪人物的形貌；而大尺幅的創作，卻可以將整個故事呈現。然而，早期的畫家由於沒有掌握透視原理和合理的情節安排方法，即便是有足夠大的空間去進行創作，表現的也不過是將一個空間分割成碎小的幾部分單獨以故事核心人物呈現，以表達故事的完整性，這一類形式在早期的三聯畫中最為多見。大面積的牆面壁畫既要保持故事的完整性又要兼顧畫面效果的正確透視和人物比例，這確實是一項艱鉅的任務。委羅內塞為了能夠讓透視更加有層次感，將前景的場面刻意描繪得更為豐富，與背景形成明顯的反差，又能夠延伸消失。這樣的構圖面貌若是換做小畫幅的空間，難以達到如此驚豔的效果。

《加納的婚禮》構圖以近大遠小的倒三角形透視法呈現，同時又遵循水平對稱分佈的原則和突出中心焦點的佈局方式，將眾多的人物安排得井然有序又彼此關聯，用前景、中景、遠景來依次對應人物階級關係：即參加宴會的賓客們位於前景區域，中景是忙碌準備宴會飲食的僕人們，遠景則是一些看熱鬧的圍觀羣眾。委羅內寨在此的構圖用意己然十分明確，通過三層次的水平構圖和兩種形式的垂直劃分，將不同階級的人和湊熱鬧的羣眾一同置於畫面，既襯托出婚禮熱鬧非凡的場面，又讓參加婚禮的人有條不紊地對號入座，盡情享受婚宴帶來的感官快樂。

“平行對稱”和“垂直相交”這樣的數學原理在《加納的婚禮》的畫面中展現的恰到好處。前景中的餐桌與中景的圍欄平行，兩側的餐桌與圍欄向下的樓梯扶手也各自對稱分佈，而建築物的柱式數量更是清晰的告訴我們，它們是三二對稱分佈於兩側的；不僅如此，柱式還與地平面、人物垂直相交，營造出一片封閉式的室外空間區域，在這個區域裏，基督和凡人們聚集在一起上演着一場婚慶大劇，每個人飲酒作樂，陶醉於音樂聲中，沉浸在金銀美器之間，享受上天賜予的一切喜悦之物。

委羅內塞的《加納的婚禮》在丁託列託的基礎上把人物所處的空間轉換為室外，讓更多宏偉高大的建築來襯托婚禮的莊嚴，同時，這些建築又是威尼斯當時的生活中常見的建築形式：光滑的大理石石柱、復古款式的科林斯式柱頭以及鏤空雕刻的涼廊等等。這在威尼斯16世紀的建築中再常見不過了。其次，不淪是在丁託列託還是瓦薩里的作品中，他們的人數都遠不及委羅內塞之多，130個人的形象被委羅內塞各有特點地描繪在畫面中，他將這些人物根據身份地位的差別，以巧妙的構圖形式層層隔開；在當時如此繁華的威尼斯，一位有錢人家的婚宴會有這樣多的僕人為他忙碌，只有委羅內塞將他們都放在了可見的畫面之中，這更顯現出其作品的世俗性。此外，前景還有彈唱的樂隊，遠處的建築高樓上還有許多湊熱鬧的圍觀者，是反映當時的社會婚宴狀態的最佳體現。當然，僅僅是將建築與數不清的當時人物結合在一起，並不足以展現威尼斯的世俗特徵，在委羅內塞的畫面中就早已存在他將拜占庭留存在威尼斯的裝飾性發揮到極致，精雕細琢地酒壺被裝飾性的動物紋樣圍繞、人物的服飾穿戴也有土耳其的樣式和威尼斯時下的精緻款式、甚至宴會上擺放的食物和器皿都帶有東方的獨特韻味，而委羅內塞獨有的銀灰色調更將畫面的奢華氛圍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明亮、奢華、精緻、宏大，這便是委羅內塞超過丁託列託和瓦薩里的《加納的婚禮》所展現出的世俗性氛圍。同時，其畫面中的宗教性也未曾消失。畫面正中的焦點出便是耶穌的形象，周圍都是神聖性的代表人物，這在畫面中如此顯眼的位置，很難被忽視；此外，在耶穌的正上方，還有象徵着的耶穌之死的止在被切割的羔羊，這一暗示，很明顯是委羅內塞有意為之，目的便是突出主題中的主旨。 ^[2] 

在油畫技法上，委羅內塞喜歡把漂亮的顏色放在一起，讓它們相互映襯，並將暗部和陰影內的暗色調也刻畫的豐富無比。在用筆上，他追求大塊的整體效果，而不在細微的層次變化上花費精力，這既是他的氣質所致，也是創作大量巨幅裝飾畫時的必然要求。作為裝飾畫，委羅內塞需要把與任務和生活緊密相關的裝飾物畫的精美異常。寬敞明亮的大理石建築，蔚藍色的天空，豪華的廳室，閃亮的金銀器，婦女的珠寶，都是他着意放在畫中造成強烈美感的道具。在顏色中間，白色是他最拿手也最崇拜的。對於他來説，白就是響亮，就是神聖務必的光的體現。因而在《加納的婚禮》中銀白色調的背景顯得格外的透亮和明朗。 ^[2] 

“加納的婚禮”的原貌是一場熱鬧非凡的婚禮宴席，因為有了耶穌和聖母的參與，這場婚禮得到了神的祝福；又因為有了耶穌第一次顯靈的聖蹟在此發生，婚宴中的新娘新郎的焦點和婚禮歡樂的場面都被耶穌及其神蹟佔據。再加上表現的階級不同，參加婚宴的人員身份、服飾和婚宴場景的宏大氣場也都各有不同。在委羅內塞的《加納的婚禮》中，一眼便能夠感知，這是一户富貴人家的婚宴場所，不是貧苦階層的婚宴，也不是耶穌顯靈的地方。新郎和新娘坐在左側餐桌的前方，並排而坐的都是身份尊貴的賓客：阿勒豐斯·達瓦羅斯、英國王后瑪麗、土耳其的蘇丹蘇里曼一世、法國的弗朗索瓦一世、侯爵大人維多利亞·科隆納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他們被委羅內塞安排在畫面最敞亮的建築物前，沐浴在威尼斯温暖的陽光之下，與右側籠罩在陰影處的教士們形成了對比。 ^[2] 

聖家族

為了讓耶穌和聖母的形象與其他人物區分，委羅內塞將古希臘羅馬的服裝款式附繪於他們身上。在基督教文化中，以藍色象徵着高貴、無限、永恆、真理；紅色象徵着救贖，來隱喻這一場婚禮耶穌送上的祝福。基督穿着一件粉紅色的長袍外搭一件藍色的斜肩披風，披風從右手下方繞回，固定在腰間。這是古典時期服飾的典型樣式，打底的長袍可穿可不穿，主要根據氣候決定。這種設計款式多用於男性的服飾中，聖母身邊的聖彼得就跟耶穌穿着的是同樣的款式，只是顏色相對更粉白輕淺。其他的門徒則僅僅將打底的長袍穿着在身上，分別象徵富貴的金色和熱情洋溢的橙色，通過門徒穿着服飾的顏色，便可知他們來到加納參加宴會，最初的目的就是為了祝福一對新婚夫婦，而並非是為了顯露神蹟。因而委羅內塞將他們處理成身穿豐富顏色的模樣，也是合情合理。

聖母在此的形象卻與以往的模樣有着巨大的差別，委羅內塞筆下的聖母悲哀大於喜悦的神情，她身穿一件藍灰色長袍和一件深灰色的披肩，頭上戴着一條黑色的頭巾，在如此歡樂的婚宴上，似乎有些不合情理。在基督教的色彩含義中，黑色是象徵着死亡和哀悼，聖母在此的意義並非是對婚宴的祝福，而是對耶穌之死的暗示。這一點，在耶穌頭頂上方的涼廊，一位正在切割羔羊肉的屠夫的動作中暗示耶穌之死的事實。將聖母的神情着裝與之聯繫，兩相呼應。 ^[2] 

《加納的婚禮》右側餐桌並排坐着的幾位教士，很有可能是該作品的贊助方一一聖喬治·馬喬雷本篤會修道院的裏的教士。文藝復興時期的威尼斯贊助人範圍比較廣，既包括了各種金融背景的個人贊助形式，也包括各種慈善團體、大教堂和市政廳此類的機構，或者是為了購買藝術品的宮廷官員。委羅內塞的《加納的婚禮》則屬集體委任的贊助形式。因而，當畫面中出現這些修道院修士們的真人肖像時也就不足為奇。在腓力身旁有兩位紅衣教士正在指着一個玻璃杯內的紅酒，好奇着為何新上的酒比之前的更好喝；往右有三位表情嚴肅的修士，以四分之三側臉的形象朝着前方，他們分別穿着者黑色、藍色和綠色的修士服，象徵着每一個人的修士職位。從前景中的兩位背對着的修士着裝可以看出，在當時的威尼斯成為一名修士也是一份收入頗豐的職業，以至於在穿着打扮上也如此奢華和注重樣式。此外，委羅內塞繪畫的功底和創意也能夠在此窺見一二，一方而他將每一位修士的動作姿態都表現的各不相同，有抬頭仰望的、有與黑人僕人對話的、也有與桌上的小狗互動的，十分有趣；另一方面，由於他們並不是“加納的婚禮”主要來賓，所以委羅內寨將他們處理在建築物的背光面，籠罩在陰影之下。 ^[2] 

除了場面的奢華宏大，人物的奢侈華麗則體現在新郎新娘和每一位貴賓穿着的服飾之中。每一位男士身上的服裝都鑲有明亮的藍寶石，每一位貴族女人的脖子上都戴着明晃晃地珍珠項鍊。但是，據威尼斯1562年頒佈的法令規定，除了總督的妻女，威尼斯的女人不可以佩戴珍珠，除非被邀請參加婚禮。而這裏恰巧就是婚禮的現場，即使是以《聖經》故事為框架，但委羅內塞依舊以世俗婚禮的規定和要求表現，併合情合理的將女士們的珍珠項鍊畫的閃耀無比。

新郎穿着婚禮喜慶的紅色長袍，藍色的袖子和金色的披風象徵了其財富的富有，而新娘則穿着一身象徵聖潔的白藍鑲金的禮服，頭上和手上都帶滿了金首飾，脖子上還掛了一串閃亮的珍珠項鍊。《加納的婚禮》世俗性的另一種解釋便也合情合理，符合威尼斯當時甚至是現當代人們的生活婚姻觀。 ^[2] 

《加納的婚禮》正前方位置描繪了幾位正在演奏的樂師，用音樂來營造舒適熱鬧的婚宴氛圍在該主題的繪畫中已不是獨創之舉，被用來當做婚宴的背景襯托，但都是置於畫面的角落或是背景之中，而在委羅內塞的作品中，樂隊卻是表現世俗性和自我趣味的一種形式。

首先，他出於文本的考量，將樂隊加入不僅能營造婚宴的喜慶氛圍，而且也不違背宗教道義，畢竟有耶穌和聖家族的在場，樂曲也可以理解為宗教聖樂，這與婚禮並不矛盾。其次，委羅內塞自己對音樂類的題材也是情有獨鍾，在《加納的婚禮》中，委羅內塞對樂隊的描繪又好像在向威尼斯偉大的音樂傳統致敬：當時在音樂節最有名氣的幾位經常會在聖馬可教堂演奏管絃樂，其中組成管絃樂的一部分樂器則被畫家運用到婚宴中來。

此外，委羅內塞致敬的還有一位他的老師一一提香，《田園協奏曲》坐在草地上的人物動態與委羅內塞在《加納的婚禮》中的樂隊排布十分相似，且委羅內塞的樂隊中確有提香的加入，那位身穿橘紅色長袍，懷抱大提琴的音樂家，便是對提香的描繪；此外還有手拿小提琴手的丁託列託、演奏短號的雅各布·巴賽諾和演奏中提琴的他自己。提琴大小的安排，可以看出委羅內塞對身邊畫家的地位排列，提香自然是舉足輕重的大師級人物，而在畫中身穿藍色與粉紅色相襯服裝的丁託列託卻被描繪成一位稚嫩少年，可實際上他比委羅內塞要大整整十歲。而他卻將自己則描繪成一箇中年，拿的樂器也比丁託列託大，從而將自己的畫壇地位與丁託列託在此做了明確的區分和定位，以此來表明白己僅次於提香而比丁託列託略勝一籌。這也正印證了彼得·伯克所説的自我意識的表露，此時在意大利社會精英階層流行的自我肯定的競爭意識、以第一人稱的日誌以及人物肖像表達已經很常見。這説明，人的自我觀念不僅在人文主義者身上有所體現，也已開始滲入到日常的生活中。 ^[2] 

16世紀威尼斯繁榮的貿易來往，使得東西方的人口流動也十分頻繁，畫面左右兩側的僕人，有威尼斯人、也有黑皮膚的非洲人和裝扮奇特的土耳其人。他們一同出現在此，既反映了威尼斯人在當時歐洲的身份地位之尊貴，也從中獲知委羅內塞的階級地位絲毫不遜色於一般的貴族階級。畫作中打扮成土耳其樣式，身穿金絲綠長袍的管家，他一隻手插在腰間的錢袋裏，另一隻手拿起衣服的一角指着新郎，説話間的神情和動作都被描繪的惟妙惟肖。委羅內塞給管家的造型塑造成了一個加納的本地人的形象，他頭上戴的頭巾和身上穿的綠色長袍款式，都屬於威尼斯以東的土耳其裝扮，腰間佩戴的劍在當時歐洲各個國家的男性配飾中也是出鏡率最高的搭配。管傢俱有東方風韻的着裝不僅暗示着這場婚禮是在加利利的加納地舉行的，也將委羅內塞對威尼斯繪畫傳統的延續得以證實，這種傳統便是從真蒂萊·貝里尼獨自遊歷了伊斯坦布爾的蘇丹宮廷之後，喜歡在巨大畫幅上增添土耳其服飾細節的偏好。

管家前面蹲着倒酒的女僕身上穿着的條紋的長衫，是由委羅內塞親自設計，並在之後的戲劇演出中成為演員的裝扮之一。她的披肩款式似乎是威尼斯當下十分流行的服飾，不論是教士還是紅衣主教的服飾，也都可在畫作中看到該類型的披肩。略有不同的是，紅衣主教的披肩是前系的，教士披的披肩是套頭款，而女僕的則是後有紐扣的發計。另一邊，一位穿着華麗的白色花紋服飾的酒伺正拿着一杯紅酒，與一旁的紅衣主教攀談。他的衣服款式是由內搭的長衫和外褂加短斗篷的形式呈現，這裏的套頭斗篷與外褂是整體一套花色。斗篷上的紋樣是鬱金花的圖案，一些含苞待放，一些莖葉繁茂，另一些已經完全盛開，顯得十分的華麗非凡。酒伺舉起紅酒杯的左手小指上帶着一枚鑲鑽的金色戒指，它象徵着婚禮的忠誠，又十分符合婚宴奢華的基調。可見，委羅內塞對他的人物姿態設計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只有抬高的手才會將人們的注意力吸引過去。而手中舉起的紅酒杯，則是對基督的暗示，他通過自己奉獻的鮮血，來救贖人類。

此外，畫面中景台階上的僕人們正在忙不迭地端送着菜餚，中間舉刀霍霍的僕人們，正在屠殺一隻羔羊，準備把切好的羔羊肉裝到旁邊拿盤子的僕人手中。因為切羔羊肉就像彌撒時牧師切割基督的身體，這個動作被委羅內塞安排在面面中心的消失點上和中心點之上。 ^[2] 

意大利專業記者馬爾科·卡爾米納蒂：威尼斯醉人的精神在這幅傑作中顯而易見，其温文爾雅的自由自在，其色彩斑斕的系列服裝，其充盈滿滿的歡樂，其戲劇性的風味和裝飾性的資質，其對光和絕對生命力的擁簇再沒有像《加納的婚禮》這樣純粹威尼斯的作品了。它表現了為了繪畫而繪畫的樂趣，並將其發揮到極致：超越觀念、主題或歷史準確性觀眾感到着迷，驚奇，並被它那大師般的繪畫技術，它的基調之美，它和諧的顏色和均衡的形式所吸引羅西尼的一些作品同委羅內塞的作品一樣，提供給我們相同的藝術享受。 ^[4] 

保羅·委羅內塞（1528—1588年），十六世紀意大利威尼斯的藝術家，因生於維羅納而被稱為委羅內塞。委羅內塞曾參與教堂、宮殿、貴族別墅以及威尼斯公共建築的裝飾工作。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