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歷山德魯·德勒吉奇

1913年9月26日出生於羅馬尼亞王國布澤烏州（今布澤烏縣）蒂瑟烏鄉的一個農民家庭。讀過四年小學和四年職業學校。1928年進入羅馬尼亞國營鐵路公司（羅馬尼亞鐵路），先後在布澤烏和布加勒斯特鐵路工廠當鉗工和機修工。1930年加入羅馬尼亞共產黨（1948——1965年稱羅馬尼亞工人黨），並參加羅共領導的工人運動。1931年參加羅馬尼亞鐵路工人和石油工人大罷工，作為共產黨的青年領袖之一，參與領導了在布加勒斯特鐵路工廠的罷工行動。 ^{[1]  [2]  [3]  [4]  [5]  [6]  [7]} 

1935年，德勒吉奇因開展革命工作被反動當局逮捕入獄，1936年在克拉約瓦大審判中被軍事法庭判處有期徒刑9年3個月並被反動當局標記為“臭名昭著的共產主義者”。與他同時被捕並判刑的還有安娜·波克爾、亞歷山德魯·莫吉奧羅什、斯米爾·馬爾科維奇等人。他們先後被關押在多夫塔納、吉拉瓦、卡蘭塞貝什監獄，1944年4月被轉移至特爾古日烏集中營。 在獄中，德勒吉奇和格奧爾基·喬治烏-德治、格奧爾基·阿波斯托爾、尼古拉·齊奧塞斯庫等被捕的共產黨員繼續堅持革命鬥爭。服刑期間，他和喬治烏-德治建立了密切的政治關係，成為黨內“監獄派”的骨幹成員，他和齊奧塞斯庫都是喬治烏-德治最喜歡的獄友。 ^{[1]  [2]  [3]  [4]  [5]  [6]  [7]} 

1944年8月，羅馬尼亞國王米哈伊一世和羅馬尼亞共產黨發動“八·二三”政變（羅馬尼亞八·二三武裝起義）後，德勒吉奇被釋放。1945年3月進入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工作，任黨中央青年部部長，整合進步青年組織，擴大黨和共青團在廣大青年和學生中的影響，打擊、排斥羅馬尼亞基督教青年會等非共產主義的青年機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他進入政法系統，參加了審判和懲辦戰犯的工作。1945年5月2日——1946年6月28日任羅馬尼亞人民法庭首席檢察官，對羅馬尼亞國家的敵人、法西斯分子、叛徒、內奸、賣國賊展開偵查和起訴。人民法庭負責調查和審理戰爭罪案件，特別是針對二戰期間發生在羅馬尼亞的大屠殺事件。有歷史研究人員指出，布加勒斯特地區的鎮反，由德勒吉奇分管，令人驚訝的是被判刑的只有187人，相比克盧日（阿夫拉姆·布納丘分管）判刑668人要少得多，而且懲罰普遍較輕。 ^{[3]  [5]  [6]  [7]  [8]  [9]} 

1945年10月21日在羅馬尼亞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當選為羅共中央候補委員。1948年2月24日，羅馬尼亞共產黨和羅馬尼亞社會民主黨召開聯合代表大會（羅共“六大”），兩黨合併為羅馬尼亞工人黨，德勒吉奇在羅馬尼亞工人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工人黨中央委員。1946年6月——1948年8月任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行政和管理機關部副部長，1948年8月——1949年12月任部長。1949年12月28日——1950年1月26日任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大國民議會主席。1949——1950年任布加勒斯特市黨委第一書記，在此期間，他與黨內主管宣傳鼓動和意識形態的列昂廷·拉烏圖密切合作，對布加勒斯特市的學校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建立社會主義國民教育體系。1950年1月24日——1952年5月27日任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組織局委員。1950年9月30日任中央選舉委員會委員。1950年12月30日被授予少將軍銜，任內務部副部長併兼管全國公安工作。 ^{[1]  [2]  [3]  [4]  [5]  [6]  [7]  [8]} 

1952年5月28日——1952年9月20日任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內務部長。1952年9月20日——1957年3月19日任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部長。1952年10月2日晉升為中將。1954年4月19日在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全會上，德勒吉奇被增選為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齊奧塞斯庫被增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1954年8月20日——1957年3月19日任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1955年8月20日晉升為上將。在1955年12月羅馬尼亞工人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羅共“七大”）和1960年6月羅馬尼亞工人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羅共“八大”）上當選為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政治局委員。 ^{[1]  [2]  [3]  [4]  [5]  [6]  [7]  [8]} 

1957年3月19日——1965年7月27日再次任內務部長，1961年3月21日——1965年3月17日任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部長會議副主席。1965年3月18日——7月24日任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1965年7月在羅馬尼亞共產黨第九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羅共中央政治執行委員會委員、常設主席團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1967年12月8日被解除中央委員會書記職務，1967年12月9日——1968年5月25日任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部長會議副主席。1968年12月18日被解除黨內外一切職務。 ^{[1]  [2]  [3]  [4]  [5]  [6]  [7]  [8]} 

亞歷山德魯·德勒吉奇是羅馬尼亞大國民議會代表。1946年11月19日在胡內多阿拉選區當選為羅馬尼亞王國國民議會議員。1948年3月28日在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大國民議會選舉中，當選為胡內多阿拉選區大國民議會代表。1952——1957年當選為巴克烏州莫伊內什蒂當選為選區大國民議會代表，1957——1961年當選為巴克烏州南巴克烏選區大國民議會代表，1961——1969年當選為胡內多阿拉州東胡內多阿拉第1選區大國民議會代表。1961年3月25日——1965年8月21日任憲法制定委員會委員。他還是大國民議會主席團、國務委員會委員。 ^{[1]  [8]  [10]} 

亞歷山德魯·德勒吉奇曾榮獲眾多功勳獎章和榮譽稱號，1948年被授予二級“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之星”勳章，1949年被授予一級保衞祖國勳章、二級勞動勳章，1952年被授予“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成立五週年”紀念獎章，1958年被授予一級“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之星”勳章，1959年被授予一級“八·二三”勳章，1961年被授予“羅馬尼亞工人黨（共產黨）成立40週年”紀念獎章，1963年被授予“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和“鐮刀和鐵錘”金星勳章，1964年被授予“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武裝部隊成立20週年”紀念獎章，1966年被授予一級“圖多爾·弗拉迪米雷斯庫”勳章。 ^{[1]  [3]  [8]  [10]} 

20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在蘇聯的影響下，東歐各國掀起了旨在清除“鐵托分子”的大規模的政治清洗。在1948——1954年喬治烏-德治發動的“內部肅清”中，德勒吉奇及其領導的國家安全部門一直扮演着關鍵角色。他是“大清洗”的主要組織者和執行者，直接參與了對“帕特勒什卡努—科夫勒間諜集團”、“波克爾—盧卡反黨分裂集團”等重大案件的偵訊和審理。 ^{[9]  [7]  [11]} 

這場“內部肅清”最早始自1946年夏，曾在1940——1944年任羅共中央總書記的“國內派”領袖斯特凡·福裏什被打成“叛徒”並處決。1948年2月，喬治烏-德治和“莫斯科局”借蘇聯命令羅馬尼亞共產黨清除黨內民族沙文主義分子之機，指責建黨元老、“國內派”領導人盧克雷奇烏·帕特勒什卡努和雷穆斯·科夫勒“深受資產階級影響，已經成為資產階級思想的擁護者；過高地估計階級敵人的力量，在反動派和它們的西方帝國主義支持者面前投降”。帕特勒什卡努和科夫勒被撤職，他們指控帕特勒什卡努等“國內派”領導人為“右傾民族主義”，“放棄對剝削者進行階級鬥爭並主張同剝削階級進行合作”，經濟上鼓吹資產階級的自由貿易政策。“莫斯科局”的特奧哈里·喬治斯庫和“監獄派”的亞歷山德魯·德勒吉奇以及約瑟夫·蘭格茨直接負責審查工作。1948年4月，帕特勒什卡努和科夫勒相繼被逮捕入獄。 ^{[9]  [12]  [13]  [14]} 

1952年2月，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全會掀起揭發和批判“波克爾—盧卡反黨分裂集團”。鬥爭的矛頭直指被視為蘇聯代言人的“莫斯科局”三駕馬車：安娜·波克爾（政治局委員、中央第二書記、副總理兼外交部長）、瓦西列·盧卡（政治局委員、中央第三書記、副總理兼財政部長）和特奧哈里·喬治斯庫（政治局委員、中央第四書記、副總理兼內務部長）。波克爾被譴責為反對集體化的右傾主義者，而盧卡被指控暗中破壞重工業發展。關於波克爾通過以色列（她的父親和兄弟已經移居那裏）的外國情報機構和瑞士銀行帳户有聯繫的謠言四起。但是莫斯科出面干涉，莫洛托夫偏袒波克爾，貝利亞站在喬治斯庫一邊，使他倆免遭逮捕和處決。然而，清洗是不可避免的。“莫斯科局”的三駕馬車都被撤職。1952年3月，盧卡被開除黨籍，5月被逮捕入獄。1954年10月，盧卡被判處死刑，後被減為無期徒刑，1960年病死在監獄。波克爾和喬治斯庫保住了性命，但是都從公眾的視野中消失了。 ^{[9]  [13]  [14]} 

德勒吉奇直接負責了對帕特勒什卡努、科夫勒、盧卡等人的逮捕和審訊，並佈置對波克爾的監視和竊聽。1952年5月，德勒吉奇取代喬治斯庫擔任內務部長後，結束了在皮特什蒂監獄的“再教育”實驗，將大批勞改營的政治犯經公審後發配去開鑿多瑙河-黑海運河。作為內務部長鼓勵酷刑和不人道地對待政治犯，以及死刑判決。與此同時，喬治烏-德治和德勒吉奇還對羅馬尼亞的天主教勢力和猶太復國主義運動進行了鎮壓。羅馬尼亞是東歐地區的唯一一個清洗是由斯大林發起，但又不是直接服務於蘇聯的利益的國家。喬治烏-德治利用清洗消滅了所有權力的競爭對手。在此期間，德勒吉奇精心策劃、製造了一系列冤假錯案。 ^{[9]  [12]  [15]  [14]} 

1954年4月6～14日，在布加勒斯特舉行對帕特勒什卡努的審判。起訴書指控帕特勒什卡努率領一批由福裏什和科夫勒吸收的間諜和陰謀家充當法西斯警察的密探，後來又為帝國主義間諜機構服務，實行反蘇的民族主義路線，破壞中央委員會的團結等罪行。帕特勒什卡努和科夫勒被判死刑並處決。實際上，這是時任國家安全部長的德勒吉奇和喬治烏-德治、約瑟夫·基希涅夫斯基密切合作、自編自導的“司法謀殺”。 ^{[9]  [11]  [15]  [14]} 

德勒吉奇也因在“內部肅清”前後的表現深得喬治烏-德治的信任和倚重，進入權力的核心圈子。在“斯大林主義”的路線下，整個“大清洗”中有約100多萬人被監禁。隨着大清洗的結束，基於政治穩定的需要，特別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影響，喬治烏-德治在1955——1964年間頒佈了一系列法令，使大多數政治犯獲得赦免。德勒吉奇則強化對內務安全系統的掌握，執行喬治烏-德治的政治路線，限制、排除了蘇聯顧問的控制和干擾，意在向蘇聯表明安全問題不再需要“顧問”們了。對於去斯大林化，羅馬尼亞反應冷淡，當羅馬尼亞知識分子第一次聽到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消息，並開始質疑羅馬尼亞自身的斯大林主義後，德勒吉奇將秘密警察的監控範圍擴大到學術領域，力圖控制秘密報告造成的影響在羅馬尼亞的傳播，全力為喬治烏-德治保駕護航。 ^{[9]  [11]  [16]} 

但與此同時，德勒吉奇在“內部肅清”中涉入過深以及他掌控的國家安全部門權力過大，這使得喬治烏-德治對他也心存疑慮和警覺，因此在接班人的選擇上轉而更多的傾向於尼古拉·齊奧塞斯庫。1956年3月，齊奧塞斯庫點名批評德勒吉奇將國家保安部門凌駕於黨之上，黨和軍隊的長老級巨頭埃米爾·波德納拉希大將在中央全會上建議限制德勒吉奇對安全機構的壟斷。而在當時，國家安全機構及其首腦權傾朝野、尾大不掉是蘇聯和東歐諸國都普遍存在的現象。 ^{[9]  [14]  [17]} 

1957年3月，德勒吉奇再次擔任內務部長直到1965年7月，他的任命是基於喬治烏-德治的盤算，通過政府改組，將米隆·康斯坦丁內斯庫邊緣化。德勒吉奇上任後的首要任務是受命處理特蘭西瓦尼亞地區的“匈牙利民族主義者”或“馬扎爾沙文主義者”。他批評當地政法系統的過於鬆懈和應對不得力，斥責公安機關沒有清除匈牙利宗教神職人員和知識分子中的”敵對分子“，要求對教區主教阿隆·馬頓和帕爾·福多爾進行審判，指控他們試圖顛覆社會主義制度和人民民主政權。隨着抗議示威日漸高漲，在德勒吉奇的同意下，馬頓主教被改為軟禁，之後中央代表亞諾什·法澤卡什與示威者達成妥協性協議，匈牙利少數族裔的抗議浪潮逐漸平息。 ^{[9]  [11]  [15]  [18]} 

德勒吉奇重掌內務部，這説明他已經達到將國家保安部門完全置於黨的控制之下（實際上，這是喬治烏-德治的命令）的目的，並逐漸擺脱蘇聯的控制和影響。德勒吉奇的工作相當一部分集中在推翻他的前任，帕維爾·斯特凡在位時所認定的案件，重新進行復核和翻案，釋放了一批犯人。 ^{[11]  [15]  [18]  [19]} 

1957年6月，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全會揭發批判基希涅夫斯基—康斯坦丁內斯庫分裂主義集團，德勒吉奇和阿波斯托爾、齊奧塞斯庫等人全力支持喬治烏-德治，粉碎了約瑟夫·基希涅夫斯基和米隆·康斯坦丁內斯庫借蘇共二十大和赫魯曉夫秘密報告掀起的“去斯大林化”運動整倒喬治烏-德治的圖謀。基希涅夫斯基和康斯坦丁內斯庫被開除出政治局和書記處。 ^{[9]  [11]  [16]} 

德勒吉奇參與主導了羅馬尼亞的國家宗教政策，被視為羅馬天主教和羅馬尼亞東正教一個強勁的對手。他利用“梅格斯案件”調動警察部隊對羅馬尼亞的羅馬天主教社區進行清洗。二戰後，羅馬尼亞東正教復興運動勢力不斷增長。1958年，德勒吉奇參與了對修道院的取締，在他的政治報告中，修道院被描繪成“鐵衞隊”（羅馬尼亞法西斯運動）的招募地，大批鐵衞隊成員和反動分子在寺廟的庇護下倖存下來，並且成為灌輸和傳播反革命思想的策源地。根據德勒吉奇的建議，羅馬尼亞對一些寺廟土地實行“國有化”。一方面，黨和政府與羅馬尼亞東正教會上層保持良好的合作關係；另一方面，對離開教會，從事反黨反政府活動的神職人員進行鎮壓，至1963年，有2500多名教士和僧侶被逮捕、判刑，5000名僧侶和修女被驅逐，超過2000名僧侶被迫放棄僧侶生活。 ^{[9]  [11]  [15]  [20]} 

德勒吉奇長期領導內務部和國家安全部，任內大力充實公安機關、情報系統和內務部隊，加強國家安全力量，為人民政權鑄造了鋒利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和堅強盾牌。德勒吉奇在任期間，羅馬尼亞國家安全機構的規模和勢力急劇膨脹，他也成為羅馬尼亞黨和國家最高領導層中炙手可熱的實權派人物，布加勒斯特的“灰衣主教”。 ^{[1]  [6]} 

1952年9月20日，根據大國民議會主席團頒佈的關於對內務機關進行重組的第324號法令，分別設置內務部和國家安全部。1953年9月7日，根據大國民議會主席團頒佈的關於兩個部委合併的第365號法令，內務部和國家安全部整合為國家安全部。1956年7月11日，根據部長會議的決定，重新劃分為內務部和國家安全部。1963年5月30日又重新調整內務機關的組織結構，整合為內務部，下設國家安全總局、國家檔案館和16個區域單位。1968年4月4日內務部再次進行重組，國家安全委員會作為中央國家機關被分離出去。1972年4月19日根據國務委員會頒佈的第131號法令，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內務部合併為內務部，統一管理安全、民兵、保安部隊、消防部門、監獄和國家檔案館（此時，德勒吉奇已經下台）。1958年組建的羅馬尼亞國家安全部隊有軍官5633人、士官4108人、文職人員1416人、士兵約46028人，總兵力約57185人，成為捍衞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忠誠衞士和精鋭武裝力量。 ^{[9]  [15]  [17]  [21]} 

1965年3月，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第一書記、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國務委員會主席格奧爾基·喬治烏-德治與世長辭。喬治烏-德治逝世後，圍繞接班人的權力鬥爭隨即展開。作為喬治烏-德治生前最親密的政治助手之一和國家安全部門的首腦，德勒吉奇成為問鼎第一書記寶座的有力競爭者。在黨內，權力角逐集中在尼古拉·齊奧塞斯庫、亞歷山德魯·德勒吉奇和格奧爾基·阿波斯托爾三人之間進行。 ^{[7]  [11]} 

事實上，揚·格奧爾基·毛雷爾、基伏·斯托伊卡、埃米爾·波德納拉希都害怕看到德勒吉奇上台，他們對德勒吉奇的恐懼就如同蘇聯之於貝利亞，一旦德勒吉奇上位，不但他們的政治前景堪憂，甚至有可能危及身家性命。幾乎所有人都支持齊奧塞斯庫成為新領導人。經過一番激烈的角逐，年輕的齊奧塞斯庫憑藉毛雷爾和波德納拉希等元老以及少壯派的鼎力支持最終勝出。 ^{[7]  [11]} 

齊奧塞斯庫上台之初，曾和德勒吉奇、阿波斯托爾、斯托伊卡等人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係，堅持集體領導，營造黨內團結的氛圍，藉以鞏固地位，實現權力的平穩過渡。然而隨着“蜜月期”的結束，齊奧塞斯庫以羅馬尼亞共產黨第九次代表大會為契機，逐漸開始對曾和他爭奪權力或反對他上台的領導人進行整肅。1965年7月，齊奧塞斯庫在羅共九大上強調集體領導和集體工作的原則，並通過黨章規定“一個黨員在黨或國家機關裏只能擔任一項需要經常工作的行政職務”。德勒吉奇的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和內務部長的職務相繼被免除。 ^[11] 

齊奧塞斯庫通過放寬言論自由，壓制和削弱喬治烏-德治文化教條主義的兩大主將：德勒吉奇和拉烏圖的影響和作用。齊奧塞斯庫一方面把德勒吉奇晉升到第二把手的位置，另一方面調整內務部的人事佈局，削弱其勢力。1965年底至1966年初，齊奧塞斯庫指示瓦西列·帕蒂利內茨組織專門委員會調閲、複查有關帕特勒什卡努案件的政治文件和檔案，釐清事實真相。此後，德勒吉奇與齊奧塞斯庫之間的對立不斷加劇，主要表現在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的行政區劃調整計劃和支持匈牙利族人爭取民族區域自治權這兩項國策上，只是在人口和社會政策方面，他們都支持1966年的墮胎禁令。 ^[11] 

1968年4月，齊奧塞斯庫在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提出重新審視黨在過去所犯的錯誤，糾正冤假錯案，中央全會決定開啓旨在撥亂反正的調查，為40年代後期至50年代中期大清洗中受迫害的前黨政幹部恢復名譽。德勒吉奇同齊奧塞斯庫的矛盾和衝突由此公開化，他的政治地位也隨之迅速下降。6月25日羅共中央全會的結論認為：“當時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格奧爾基·喬治烏-德治違反黨紀，對調查過程進行干預······施加了消極的影響。”羅共中央對福裏什、帕特勒什卡努、科夫勒、波克爾、盧卡、喬治斯庫、基希涅夫斯基、康斯坦丁內斯庫等人予以平反。 ^{[9]  [11]} 

羅共中央全會指責德勒吉奇“濫用職權”、是“罪惡行為的組織者和執行者”。1968年4月26日在羅共中央全會上被開除出中央政治執行委員會和常設主席團，並停止中央委員會委員和國務委員會委員資格，1968年5月25日被解除部長會議副主席職務，1968年11月14日，德勒吉奇被褫奪上將軍銜並轉入預備役。齊奧塞斯庫清除德勒吉奇，除了達到剷除政治異己的目的外，也意在消除其黨內的影響，“淨化”黨的形象，為發生在喬治烏-德治時代，特別是在1952——1965年的秘密警察部門的政治鎮壓尋找“替罪羊”。但他沒有遭受進一步的清算，這或許是因為他知道和掌握太多內幕信息而採取的妥協。 ^{[1]  [8]  [11]} 

1969年，德勒吉奇被貶謫為伊爾福夫縣布夫泰亞國營農業聯合體主席，1972年退休後，作為黨的元老，政府給予他豐厚的養老金並保留了一套豪華別墅供其安度晚年。1978年，亞歷山德魯·德勒吉奇獲得平反，恢復相應的待遇。20世紀80年代，時常有人會看到他上街排隊購物，他那剛毅的面容使人都避免和他的眼神接觸。80年代晚期，據稱他十分高興，似乎預見到齊奧賽斯庫政權日漸孤立和自我毀滅。 ^{[1]  [11]} 

1989年12月羅馬尼亞政局發生劇變後，羅馬尼亞救國陣線政府針對德勒吉奇“過去所犯的罪行”重新展開刑事調查並提起公訴。1991年10月，德勒吉奇舉家逃離羅馬尼亞，流亡匈牙利。1992年8月羅馬尼亞檢察官提出引渡德勒吉奇的要求，遭到匈牙利司法部的拒絕，理由是已過追訴時效（德勒吉奇一直是羅馬尼亞的匈牙利族等少數民族的同情者，曾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期間，反對將流亡的匈牙利“改革派”領袖、前總理納吉·伊姆雷引渡回國，主張為其提供政治庇護）。1992年12月，羅馬尼亞重申其引渡請求，再次遭到匈牙利的拒絕。1993年，羅馬尼亞司法當局指控他應對發生在1954年的一起暗殺負責為由再次提起訴訟並進行了缺席審判。 ^{[1]  [7]} 

1993年12月12日，亞歷山德魯·德勒吉奇病逝於布達佩斯，享年81歲。生前他拒絕任何採訪，並表示沒有任何悔意。2003年，他的骨灰被家人送回羅馬尼亞安葬。如今，他的畫像被掛在羅馬尼亞議會眾議院的榮譽牆上，與羅馬尼亞歷屆議會議長的畫像一起，作為歷史連續性的標誌。 ^{[1]  [7]} 

亞歷山德魯·德勒吉奇的妻子瑪爾塔·齊科，匈牙利族人，生於布加勒斯特，是羅馬尼亞共產黨的黨務活動家，她的兩個弟弟，南多爾和略林茨，是左翼的匈牙利人民聯盟成員。德勒吉奇夫婦育有一兒一女。德勒吉奇是一個堅定的無神論者，他的妻子則來自於一個天主教家庭，但並非教徒，他們的子女也沒有受洗。 ^{[1]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