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西列·帕蒂利內茨

1923年12月21日，瓦西列·帕蒂利內茨出生於羅馬尼亞王國特蘭西瓦尼亞胡內多阿拉縣的盧佩尼市。他通過努力鑽研，從一名技工和鉗工成長為一名紅色經濟學家。1940——1945年，帕蒂利內茨一直生活在家鄉，他是一名臨時工，在一系列建築工地當機械技工。1940年加入羅馬尼亞共產主義青年聯盟（1949年改稱羅馬尼亞勞動青年聯盟，1965年改稱羅馬尼亞共產主義青年團），1945年9月加入羅馬尼亞共產黨（1948——1965年稱羅馬尼亞工人黨）。解放後，瓦西列·帕蒂利內茨先後畢業於布加勒斯特經濟研究學院、“斯特凡·喬治烏”社會政治學院和蘇共中央直屬高級黨校。在那一時期，他還是國際紅色救濟會（又稱“國際革命者救濟會”）的一名積極分子。 ^{[1]  [2]  [3]  [4]  [5]  [6]  [7]  [8]} 

1945——1946年任阿爾巴州黨委教導員、秘書。1946——1949年在胡內多阿拉州克里什喬爾鄉黨委工作期間，負責宣傳鼓動事務。1949——1951年任胡內多阿拉州黨委組織部長。1951年任阿拉德州黨委書記，1951——1952年任塞維林州黨委組織書記，1952——1956年任蒂米什瓦拉州黨委第一書記。1955年12月28日在羅馬尼亞工人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羅共“七大”）上當選為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委員會委員。1956——1965年任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組織部副部長。 ^{[1]  [2]  [3]  [4]  [5]  [6]  [7]  [8]} 

在此期間，帕蒂利內茨和尼古拉·齊奧塞斯庫、伊利耶·維爾德茨、彼得·盧普參與了一系列黨內整肅，並且與這三人屬於同一個“山頭”，他們協助齊奧塞斯庫在黨內迅速崛起並確保其在格奧爾基·喬治烏-德治去世後鞏固權力。1950年代中期，帕蒂利內茨和維爾德茨、揚·斯特內斯庫、科爾內爾·奧內斯庫一道在莫斯科進修深造。1964年，他和斯特內斯庫透過掌握的160名與蘇聯政府有密切關係的羅馬尼亞共產黨員名單，説服他們脱離與蘇聯情報機構的聯繫，斯特內斯庫負責做其中90人的工作，帕蒂利內茨則負責其餘70人。據説該集團不僅停止了暗通蘇聯的活動，還披露了另外40名充當莫斯科附庸的人物名單。 ^{[9]  [10-12]  [13]  [14]} 

1965年7月24日在羅馬尼亞共產黨第九次代表大會上，帕蒂利內茨當選為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央委員會書記處書記，負責監督武裝部隊部、內務部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工作。1969年4月7日——1972年10月13日任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委員。1969年8月12日在羅馬尼亞共產黨第十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羅共中央委員，在羅馬尼亞共產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帕蒂利內茨被選為羅共中央政治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1972年2月16日被解除中央委員會書記職務。1974年11月27日在羅馬尼亞共產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仍當選為羅共中央政治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 ^{[1]  [2]  [3]  [4]  [5]  [6]  [7]  [8]} 

1961——1969年當選為馬拉穆列什縣選區大國民議會代表，1969——1975年當選為錫比烏縣選區大國民議會代表，1975——1980年當選為比斯特里察-訥瑟烏德縣選區大國民議會代表，1969年3月12日——1975年3月17日任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大國民議會國防委員會主席。 ^{[1]  [2]  [3]  [4]} 

1972年1月25日——1974年2月27日任第五屆毛雷爾政府林業加工和建築材料部長。1974年2月27日——1975年3月18日任第一屆曼內斯庫政府林業加工和建築材料部長。1975年3月18日——1977年12月14日任第二屆曼內斯庫政府林業加工和建築材料部長，1977年12月14日——1979年3月30日任第二屆曼內斯庫政府礦業、石油和地質部長。1979年3月30日——12月12日任第一屆維爾德茨政府礦業、石油和地質部長。 ^{[1]  [2]  [3]  [4]  [5]  [6]  [7]  [8]} 

1979年11月23日在羅馬尼亞共產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羅共中央委員，未能再進入中央政治執委會。1979年12月12日被解除政府職務，1980年6月被解除中央委員資格，調任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駐土耳其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1986年10月9日因一次車禍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去世，終年63歲。 ^{[1]  [2]  [4]  [5]  [6]  [7]  [8]} 

1961年5月被授予“羅馬尼亞工人黨（共產黨）成立四十週年”紀念獎章，1964年被授予“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之星”三級勳章，1966年被授予二級圖多爾·弗拉迪米雷斯庫勳章。 ^{[1]  [2]  [4]} 

瓦西列·帕蒂利內茨曾是尼古拉·齊奧塞斯庫的親密盟友，為齊奧塞斯庫的上台立下汗馬功勞，因此在齊奧塞斯庫時代前期，是權傾一時的實權人物。從1965年至1972年間一度掌握國家安全大權，與主管組織工作的維爾吉爾·特羅芬、主管宣傳工作的揚·伊利埃斯庫一起被視作“齊奧塞斯庫的左膀右臂”。 ^{[1]  [4]  [9]} 

1965年底至1966年初，受總書記尼古拉·齊奧塞斯庫委託，瓦西列·帕蒂利內茨領導一個由黨中央組織部、軍隊、安全、司法和監察系統官員以及專家、學者組成的歷史真相調查小組，收集、整理前司法部長、政治局委員盧克雷奇烏·帕特勒什卡努在1954年4月被處決一案以及中央第二書記亞歷山德魯·德勒吉奇（秘密警察頭子）當時在案件中的作用的相關文件。1968年4月，根據羅共中央全會的決定，成立由瓦西列·帕蒂利內茨、格奧爾基·斯托伊卡、尼古拉·古伊娜、揚·波佩斯庫-普楚裏和揚·斯特內斯庫等人組成的黨中央組織調查委員會，帕蒂利內茨任中央組織調查委員會主席。委員會對格奧爾基·喬治烏-德治時代的冤假錯案進行了重新複核，委員會還收集了德勒吉奇等人牽涉“大清洗”的各種“罪行”的材料。 ^{[9]  [12]  [13]  [14]  [15-16]  [17]} 

1968年6月，羅共中央全會根據調查委員會的報告作出結論：“當時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格奧爾基·喬治烏-德治違反黨紀，對調查過程進行干預······施加了消極的影響。”全會指責德勒吉奇“濫用職權”、是“罪惡行為的組織者和執行者”。1968年9月9日羅共中央政治執行委員會會議聽取了帕蒂利內茨的調查委員會關於政治和法律平反的報告。1968年9月19日召開了羅共中央政治執行委員會會議，齊奧塞斯庫、揚·格奧爾基·毛雷爾、亞歷山德魯·伯爾勒迪亞努、基伏·斯托伊卡、保羅·尼古列斯庫-米齊爾、維爾吉爾·特羅芬、伊利耶·維爾德茨、馬克西姆·貝爾吉亞努、弗洛裏安·達納拉赫、康斯坦丁·德拉甘、亞諾什·法澤卡什、列昂廷·拉烏圖、瓦西列·維爾庫、斯特凡·沃伊捷克、彼得·布拉若維契、杜米特魯·科列烏、埃米爾·德勒格內斯庫、米哈伊·傑雷、彼得·盧普、馬尼亞·曼內斯庫、杜米特魯·波帕、杜米特魯·波佩斯庫、格奧爾基·斯托伊卡參加了會議，瓦西列·帕蒂利內茨和米哈伊·達列亞列席會議，會議討論了對德勒吉奇進行組織處理的問題，決定撤銷德勒吉奇的黨內外一切職務，並將他開除出中央委員會，在毛雷爾的保護下，德勒吉奇逃過了司法審判，被貶到布夫泰亞，保留黨籍並領取養老金。此後，羅共中央陸續對斯特凡·福裏什、盧克雷奇烏·帕特勒什卡努、雷穆斯·科夫勒、安娜·波克爾、瓦西列·盧卡、特奧哈里·喬治斯庫、約瑟夫·基希涅夫斯基、米隆·康斯坦丁內斯庫等人予以平反。新上台的齊奧塞斯庫藉此達到了貶低前任領導，剷除頭號政敵德勒吉奇並剪除其黨羽，藉以樹立個人威信，鞏固權力基石的目的。 ^{[9]  [12]  [13]  [14]  [15-16]  [17-18]} 

1965年至1970年，帕蒂利內茨是羅共中央分管羅馬尼亞軍隊和國家安全秘密警察的領導人，在1968年聖誕節前夕，布加勒斯特大學的學生舉行抗議示威時，他和布加勒斯特市黨委第一書記兼市人委會執委會主席杜米特魯·波帕首先避免使用武力，似乎化解了危機，但後來又對首要分子採取強制措施。齊奧塞斯庫認為抗議活動從一開始就應該被強行驅散，並嚴厲地批評他的下屬們對示威學生的做法。 ^{[9]  [12]  [13]  [14]  [19]  [16]} 

1971年9月，原內務部副部長兼邊防軍司令、時任布加勒斯特集團軍司令的揚·塞爾布中將被指控為“蘇聯間諜”而被逮捕，受這一事件的波及，帕蒂利內茨被解除了監督國防和安全事務的權力。隨後，他被調入政府擔任工業經濟部門的負責人，1972年至1977年任林業加工和建築材料部部長，1977年至1979年任礦業、石油和地質部部長。他後來之所以被安排在礦業部長的位置上，是因為齊奧塞斯庫改變了對他在1968年平安夜事件的處理上的態度。他的前任康斯坦丁·巴巴勒烏無力解決1977年日烏河谷礦工罷工的危機，而且在此期間，他曾被罷工者扣為人質。齊奧塞斯庫召回帕蒂利內茨有可能是看重他的卓越的危機管理能力。1978年7月，內務部部長級國務秘書揚·米哈伊·帕切帕中將叛逃到美國，齊奧塞斯庫加強了對眾多高層人物的嚴密監視，其中也包括帕蒂利內茨。 ^{[9]  [19]  [16]  [21]} 

自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齊奧塞斯庫變得越來越跋扈專橫，就連昔日的親密戰友也連遭被貶斥。帕蒂利內茨作為最顯著的重要人物，已經開始考慮如何除掉領袖，包括通過暗殺手段。他從1980年6月開始擔任羅馬尼亞駐土耳其大使。據説在1984——1985年，他曾與蘇聯駐土耳其大使討論關於在蘇聯援助下發動政變推翻齊奧塞斯庫的可能性。根據軍官尼古拉·拉杜於1995年提供的證詞，政變集團圖謀在1984年秋天推翻齊奧塞斯庫，帕蒂利內茨負責向西方採購政變所需的武器，他們的計劃被告密者舉報而遭遇挫敗。據悉，帕蒂利內茨計劃在後齊奧塞斯庫時代的政權中發揮至關重要的主導作用。 ^{[9]  [11]  [22]} 

1986年10月，在完成他的大使工作後，帕蒂利內茨駕駛汽車從安卡拉駛向伊斯坦布爾，途中經過薩卡里亞省科澤齊科爾曼村（距伊斯坦布爾以東約1.12英里）附近時，車輛突然急轉，迎頭撞上一輛卡車，最終不治身亡。事故發生後，駐安卡拉大使館的發言人拒絕討論事故，阿達帕扎勒警方官員也沒有對此事發表評論。格奧爾基·阿波斯托爾聲稱是羅馬尼亞秘密警察的代理人他出發之前所喝的威士忌酒杯中下了藥物。然而迄今為止，並沒有明確的證據證明構成他死亡的是上面下令暗殺，一切都來自臆測和推斷。帕蒂利內茨自1966年起一直住在布加勒斯特市海勒斯特勒烏街35號的別墅，在他死後，這套別墅被分配給了揚·丁卡，1989年12月羅馬尼亞革命後，這所房子的主人換成了新政權的安全首腦維爾吉爾·馬古雷亞努博士（布加勒斯特大學政治社會學教授，1990~1997年任情報局長）。 ^{[9]  [16]  [23-24]} 

真正導致帕蒂利內茨與齊奧塞斯庫反目成仇的，是他的女兒阿瑪莉婭（暱稱瑪婭）在20世紀70年代死於流產，據歷史學家説，這件事發生在布加勒斯特的埃利亞斯醫院。但據保羅·尼古列斯庫-米齊爾的兒子謝爾蓋·米齊爾表示，瑪婭的父親對齊奧塞斯庫的忠誠使她無法進入埃利亞斯，她的死亡原因是非法墮胎。痛失愛女的帕蒂利內茨將此歸咎於齊奧塞斯庫的人口生育政策。1966年，齊奧塞斯庫廢除了以前關於個人可以自由流產的法律，實施了禁止墮胎的政策，即770號法令。亞歷山德魯·伯爾勒迪亞努明確表示反對，而帕蒂利內茨出於對黨的忠誠和對齊奧塞斯庫的信任，支持了這一法令的實施。該法令與《打字機法》、“農村規範化”被認為是齊奧塞斯庫時代最具爭議的幾大弊政。多年以後，伯爾勒迪亞努形容瑪婭的死是神懲罰帕蒂利內茨盲目崇拜齊奧塞斯庫的結果，包括墮胎問題。 ^{[16]  [24-25]} 

也正因為如此，帕蒂利內茨與老朋友齊奧塞斯庫之間產生了嫌隙。當他失去女兒後，這種情緒開始轉化為仇恨。據帕切帕稱，事件也是導致他被降到了林業部長的次要位置的原因之一。流產發生時，帕蒂利內茨正在開羅訪問，尼古拉·齊奧塞斯庫和埃列娜·齊奧塞斯庫對此事大為惱火，他們的一個最親密的助手將打破他們珍視的法律，他們下令派專機將帕蒂利內茨帶回國，領袖夫婦立即召見並辱罵他，埃列娜尤為刻薄，悲痛欲絕的帕蒂利內茨憤怒迴應，因此在葬禮之後被貶黜。 ^[2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