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夫·基希涅夫斯基

1905年12月26日，約瑟夫·基希涅夫斯基出生於俄羅斯帝國比薩拉比亞省的伯爾茲（今屬摩爾多瓦）的一個貧窮的猶太人家庭。原名雅各布·羅伊特曼。高中時輟學，以後靠自學成才。1923年加入羅馬尼亞共產主義青年聯盟（1948年改稱羅馬尼亞勞動青年聯盟，1965年改稱羅馬尼亞共產主義青年團）。1928年加入羅馬尼亞共產黨（1948年至1965年稱工人黨），同年以“參加非法組織”（1924年羅馬尼亞共產黨被宣佈為非法遭禁止）的罪名被捕入獄，被判處6年徒刑。在多夫塔納監獄服刑期間，結識了共產黨的其他領導人。1930年獲釋後去蘇聯，在共產國際的國際列寧學院進修。1931年12月羅馬尼亞共產黨在莫斯科附近的戈里科夫召開第五次代表大會，基希涅夫斯基在共產國際領袖庫恩·貝拉和德米特里·扎哈羅維奇·曼努伊爾斯基的支持下當選為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並且擔任布加勒斯特市黨委委員。在蘇聯期間，他還與蘇聯國家政治保衞總局（格別烏）建立了人脈關係。 ^{[2]  [4]  [5]  [6]  [7]  [8]  [9]} 

按照莫斯科的指示，1932年回到羅馬尼亞後重組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的宣傳鼓動機關，成為羅共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人。在黨的地下活動中，他積極促成以布爾什維主義（尤其是斯大林主義）作為指導方向。他有意迴避真正知識分子問題與馬克思主義左派的爭論，而不是過度崇拜約瑟夫·斯大林。他在列寧主義問題上最受後者的影響，一種革命理論的簡略勾畫。他曾讀過《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聯共（布）黨史），全書充滿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甚至歪曲了某些重要歷史事實，但他本人看上去並沒有進一步受到斯大林的思想引導。他是一個虔誠的共產國際者，並不關心羅馬尼亞的文化和政治歷史及其背景。 ^{[4]  [5]  [6]  [7]  [8]  [9]} 

1933年任羅馬尼亞共產黨雅西州委員會書記，同年被反動當局逮捕。1934——1938年任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宣傳鼓動部部長和布加勒斯特市黨委組織局主席，1934年當選為羅馬尼亞聯合工會總理事會成員。1936年獲釋後任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處書記。1938年任羅共中央政治教育部部長。1941年4月任羅馬尼亞共產黨布加勒斯特市委員會書記。1941年6月再次被捕，被判處25年苦役，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先後被關押在卡蘭塞貝什監獄和特爾古日烏集中營。 ^{[1]  [2]  [3]  [10]  [9]} 

在此期間，他成為格奧爾基·喬治烏-德治的親密戰友。二戰爆發後，特別是1942年以後，喬治烏-德治和斯特凡·福裏什之間的鬥爭日趨白熱化，基希涅夫斯基積極介入其中，指責他是羅馬尼亞王國秘密警察機關的合作者和代理人，導致福裏什最終被清洗和殺害（1944年4月，福裏什被撤銷總書記職務，1946年夏以“叛國罪”被秘密處決）。 ^{[4]  [5]  [6]  [7]  [8]  [9]} 

1944年8月23日，羅馬尼亞共產黨領導愛國軍民發動“八·二三武裝起義”，推翻了法西斯獨裁專政，基希涅夫斯基獲釋出獄。1944年10月2日任羅馬尼亞全國民主陣線（羅共與各民主黨派結成的統一戰線和競選聯盟）總書記。1945年10月在羅馬尼亞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當選為羅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1945年主持擬定參加1946年大選的候選人名單。1946年11月19日，羅馬尼亞舉行戰後第一屆大選，基希涅夫斯基在布加勒斯特選區當選為羅馬尼亞國民議會議員。1947年1月任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機關報《火花報》編輯委員會委員。1947年9月任羅馬尼亞共產黨駐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首席代表。1948年2月27日任羅馬尼亞人民民主陣線全國委員會總書記。1948年4月13日，在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大國民議會選舉中當選為大國民議會代表，從1948年至1957年一直屬卡薩-斯坎蒂耶選區。1957年當選為北雅西選區大國民議會代表。 ^{[1]  [2]  [3]  [10]  [4]  [5]  [9]} 

1948年2月，羅馬尼亞共產黨和羅馬尼亞社會民主黨合併為羅馬尼亞工人黨，在羅馬尼亞工人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羅共“六大”）上當選為工人黨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1948年4月起為羅馬尼亞新聞工作者協會成員。1948年5月14日負責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委員會外交政策部和中央行政機關部的工作。1948年10月13日任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委員會書記處書記，分管文化和宣傳。1949年11月1日起任羅馬尼亞和蘇聯友好協會全國理事會成員。1950年1月24日——1952年5月27日任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組織局委員。 ^{[1]  [2]  [3]  [10]  [5]  [9]} 

1950年3月17日——1954年8月20日任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部長會議副主席，分管文化和科學工作。1952年2月，在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全會上，他向同是猶太人，同樣有着蘇聯背景的“莫斯科局”領導人（安娜·波克爾、瓦西列·盧卡、特奧哈里·喬治斯庫）發難。1952年5月27日，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舉行擴大的中央全會，在他和喬治烏-德治的組織下，全會揭發和批判“波克爾—盧卡反黨分裂集團”，撤銷了波克爾等人的黨政領導職務，並將他們開除出中央委員會。中央全會改組了書記處，調整領導人分工，基希涅夫斯基負責監督宣傳部、外交政策部、國際部、行政機關部和武裝部隊總政治部的工作，成為僅次於喬治烏-德治的黨內二號人物。1952年9月任武裝部隊最高軍事委員會委員。1954年4月20日在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全會上，根據集體領導和黨政分開的原則，被解除中央委員會書記職務。 ^{[1]  [2]  [3]  [10]  [4]  [5]  [6]  [9]  [12]} 

1954年8月20日——1955年10月4日任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1955年10月2日在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全會上再次任中央委員會書記。同年12月在羅馬尼亞工人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羅馬尼亞共產黨“七大”）上當選為工人黨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主管意識形態、公、檢、法和軍事工作。從1956年1月16日至10月7日，基希涅夫斯基在中央政治局負責宣傳鼓動、科學、文化、對外關係、國際共運、計劃、財政和貿易以及婦女等中央部門，同時還監督總檢察院和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司法系統的工作。1956年1月16日以後，負責兼管黨中央幹部部、國際部、黨的婦女工作、財政和貿易以及黨的預算。 ^{[1]  [2]  [3]  [10]  [4]  [5]  [9]} 

在1948——1954年席捲東歐的大清洗中，基希涅夫斯基以“斯坦丘列斯庫”的筆名連續撰寫、出版了文章和小冊子，為羅馬尼亞的“政治肅清”製造輿論，實際扮演了喬治烏-德治清除政治對手的“智囊”的角色。對於1952——1954年間的安娜·波克爾垮台、處決盧克雷奇烏·帕特勒什卡努、審判瓦西列·盧卡，他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4]  [5]  [6]  [13]  [12]} 

基希涅夫斯基出身猶太人，但他卻極力撇清自己的猶太淵源，在“反猶太復國主義運動”中充當“急先鋒”，協助迫害猶太人。隨着斯大林掀起反猶太主義浪潮，從1948年開始，羅馬尼亞政府在猶太復國主義的領導人和以色列大使館周圍安插“安全人員”實施監控。1951年日5月10日指控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對國家安全造成嚴重危害。1952年3月1日，羅馬尼亞政府對猶太裔社區和團體展開政治整肅。1954年3月31日，布加勒斯特軍事法庭審判了第一批猶太復國主義者。基希涅夫斯基在1953年1月14日的日記中曾寫道：“猶太社區一直是間諜、盜賊的巢穴，該社區一直都追隨威廉·菲爾德曼（羅馬尼亞猶太人領袖）對窮人進行剝削和掠奪，從事間諜犯罪行為，這是他們議程的一部分。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我們必須堅定地進行。拿走這些魔鬼，他們最終會平靜。否則會危害我們，不僅是我們，而是整個和平陣營。”1949年在羅馬尼亞掀起的反對猶太復國主義的運動，並沒有隨着斯大林的去世後而停止，殘酷的鎮反斗爭一直持續到1959年。 ^{[6]  [14]  [15]} 

1968年4月羅共中央全會根據調查委員會的報告認為，“在這一時期的與大清洗相關的一系列案件審判中，出現了重大的違反黨紀和濫用職權的現象，格奧爾基·喬治烏-德治、約瑟夫·基希涅夫斯基和國家保安部門負責人亞歷山德魯·德勒吉奇直接介入司法訴訟程序，施加了干預和影響，產生了消極的作用······”。 ^{[4]  [6]  [14]} 

約瑟夫·基希涅夫斯基是羅馬尼亞共產黨（工人黨）著名的權威理論家，從1944年至1957年，作為黨的最高理論權威和宣傳文化的最高負責人，為羅馬尼亞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做了大量工作。他和列昂廷·拉烏圖在二戰後將“蘇聯模式”，特別是“斯大林主義”和“日丹諾夫主義”移植到羅馬尼亞的思想文化領域，嚴重束縛了羅馬尼亞的文化和學術的發展。 ^{[4]  [5]  [6]  [9]} 

基希涅夫斯基被認為是一個完美的陰謀家和機會主義者，他對上級曲意迎奉且心胸狹隘，對下屬跋扈專制，他是斯大林主義控制羅馬尼亞精神生活、偏執狹隘和極權官僚的守護者。作為堅定的“斯大林主義者”的代表，基希涅夫斯基致力於加強羅馬尼亞同蘇聯的特殊聯繫，參加了社會主義陣營所有重要會議，是負責協調黨的國際關係和監督幹部政策的主要領導人。基希涅夫斯基是“莫斯科路線”的積極追隨者，他把對蘇聯的態度作為衡量列寧主義正統性的標準。 ^{[4]  [5]  [6]  [9]} 

1956年2月，約瑟夫·基希涅夫斯基和米隆·康斯坦丁內斯庫與格奧爾基·喬治烏-德治一起參加了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在社會主義陣營掀起政治地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受到前所未有衝擊，羅馬尼亞黨領導人深受震動。此後，赫魯曉夫強迫東歐各黨也反對個人崇拜，在羅馬尼亞則把矛頭指向喬治烏-德治。基希涅夫斯基和康斯坦丁內斯庫在回國後亦隨之轉向，緊跟赫魯曉夫的調子，借“去斯大林化”攻擊昔日的老朋友格奧爾基·喬治烏-德治，反對喬治烏-德治的政策路線。他們與莫斯科的領導人保持了了良好的關係，對喬治烏-德治的領導權威構成了威脅。 ^{[4]  [6]  [9]  [17]} 

受赫魯曉夫的鼓舞，基希涅夫斯基和康斯坦丁內斯庫在黨內大肆鼓吹改革，主張加強民主和法治，一改往日“斯大林主義者”的面目，把自己塑造出黨內民主鬥士的形象。他們呼籲開放和改革，但遭到喬治烏-德治的斷然拒絕，因為在喬治烏-德治看來，他並不是真正的改革派，而是因為“他是個不朽的機會主義”。在1956年3月工人黨中央全會上，基希涅夫斯基和康斯坦丁內斯庫提出要找“羅黨內的斯大林”，贊同“各國黨的第一書記都是斯大林分子”的説法，要求公開赫魯曉夫的報告。基希涅夫斯基和康斯坦丁內斯庫在1957年通過譴責斯大林主義，並指責喬治烏-德治是安娜·波克爾等人的同謀。在那之後，喬治烏-德治感受到自己的領導地位受到嚴重的挑戰，心生憂懼，不得不加以防範。在赫魯曉夫的授意下，基希涅夫斯基等人極力爭取盟友入夥，試圖在政治局以多數票廢黜喬治烏-德治。他們得到黨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康斯坦丁·珀爾伏列斯庫的支持，但未能拿下亞歷山德魯·莫吉奧羅什，莫吉奧羅什將他們的密謀告知了喬治烏-德治，結果，他們的圖謀以失敗告終。喬治烏-德治在中央全會上作了關於蘇共二十大的報告，堅決抵制赫魯曉夫和蘇共對各兄弟黨內部事務的橫加干涉。 ^{[4]  [9]  [18]} 

1957年6月28日—29日和7月1日—3日，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全會揭發批判了基希涅夫斯基—康斯坦丁內斯庫分裂主義集團。全會指出他們的錯誤是“反對黨及其領導的團結”，“企圖把黨對蘇共二十大文件的討論引導到與1956年3月中央全會所確定的方針不相符的危險的方針上去”；指責他們在黨的生活中採取了某些違背列寧主義民主集中制原則的作法，散佈個人崇拜，特別是對安娜·波克爾的崇拜；他們在黨內製造混亂，削弱黨的團結和黨的戰鬥力。全會決定把基希涅夫斯基開除出政治局和書記處，把康斯坦丁內斯庫開除出政治局，但保留了他們的中央委員身份。1957年7月11日被貶為教育和文化部經濟教學部主任。1960年6月在羅馬尼亞工人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羅馬尼亞共產黨“八大”）上未被選入中央委員會。 ^{[2]  [9]  [18]} 

1961年11月30日——12月5日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期間，基希涅夫斯基再次受到昔日的同志們的批判：格奧爾基·喬治烏-德治、尼古拉·齊奧塞斯庫、揚·格奧爾基·毛雷爾、列昂廷·拉烏圖、彼得·博裏勒、亞歷山德魯·莫吉奧羅什、亞歷山德魯·森科維奇、沃爾特·羅曼等人都毫不猶豫地譴責這位前“黨的大腦”，《火花報》印刷出版負責人。喬治烏-德治稱，“波克爾、盧卡、基希涅夫斯基和康斯坦丁內斯庫應對斯大林主義在羅馬尼亞的暴行負主要責任”。從1957年開始直到1963年去世前，基希涅夫斯基一直擔任布加勒斯特《火花報》聯合印刷出版部主任。 ^{[2]  [4]  [6]  [9]  [13]} 

1963年，基希涅夫斯基在布加勒斯特逝世，終年58歲，羅官方沒有刊登訃告。1968年4月，羅共中央為基希涅夫斯基和康斯坦丁內斯庫恢復名譽。但齊奧塞斯庫仍譴責他（與喬治烏-德治和亞歷山德魯·德勒吉奇一起）要為處死帕特勒什卡努的冤案負責。 ^{[2]  [4]  [9]} 

約瑟夫·基希涅夫斯基曾榮獲多項功勳獎章和榮譽稱號，1948年被授予“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之星”一級勳章，1949年先後被授予一級勞動勳章、一級“保衞祖國勳章”和一級文化功勳勳章，1955年被授予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和“鐮刀和鐵錘”金星勳章。 ^{[1]  [2]  [3]} 

約瑟夫·基希涅夫斯基結過兩次婚，在第一任妻子去世後，他和柳芭·基希涅夫斯基結婚。柳芭生於1911年，是1930年入黨的老黨員，是一位積極的黨務活動家和反法西斯地下工作者，與安娜·波克爾關係密切。1946年她協助丈夫負責確保蘇聯軍隊佔領下的羅馬尼亞的食品採購和供應工作，20世紀50年代為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委員，曾任工會聯合會副主席、大國民議會副主席和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副主席。基希涅夫斯基的長子米列亞移民加拿大，另外兩個兒子安德烈和格奧爾基在20世紀80年代移民以色列，第四個兒子尤里仍留在羅馬尼亞。孫女多拉·基希涅夫斯基是一名以色列記者。 ^{[4]  [5]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