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斯坦丁·珀爾伏列斯庫

1895年10月11日生於羅馬尼亞沃爾恰縣的伯伊萊奧勒內什蒂。1911年—1915年在羅馬尼亞國營鐵路公司的布加勒斯特中央工廠當學徒工，1915年—1916年在陸軍兵工廠和布加勒斯特之星工廠當鉗工，1916年—1917年在賓傑裏和雅西的羅馬尼亞鐵路工廠工作，1917年—1918年在羅馬尼亞鐵路賓傑裏分公司工作。1918年來到烏克蘭，在那裏的一個村莊的機械廠當了兩年機械工。

康斯坦丁·珀爾伏列斯庫1912年加入羅馬尼亞社會民主黨，1915年開始參加工人運動。1919年—1921年蘇俄國內戰爭時期，珀爾伏列斯庫加入蘇俄工農紅軍“波爾塔瓦”國際志願團，與紅軍一道同白衞軍及協約國干涉武裝作戰。1921年5月加入羅馬尼亞共產黨，參與了羅共的建黨工作。1921年—1926年在莫斯科共產主義大學學習，1926年—1929年在莫斯科航空發動機廠當機械師。1925年當選為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委員。

在蘇聯生活和工作12年後，1929年，康斯坦丁·珀爾伏列斯庫返回羅馬尼亞，他先後化名“喬治·波波夫”和“米哈伊·安德雷斯庫”，秘密開展共產主義革命運動和工人運動，1929年—1931年任羅馬尼亞共產黨比薩拉比亞-基希訥烏州委員會第一書記。1930年—1931年任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臨時書記處成員，1933年—1935年任羅馬尼亞共產黨特蘭西瓦尼亞大區委員會書記和羅共中央書記處書記，1935年—1936年任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1934年6月參與了赤色職工國際在布加勒斯特的革命活動，被布加勒斯特第二集團軍軍事法庭缺席判處10年有期徒刑。1935年1月在布拉格被逮捕並引渡回羅馬尼亞。1937年7月16日被布加勒斯特第二集團軍軍事法庭改判為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減刑至3年監禁。1936年—1939年被關押在吉拉瓦監獄。出獄後，1939年—1941年任羅馬尼亞共產黨普拉霍瓦和多布羅加州委員會第一書記。 ^{[1]  [2]  [3]} 

1941年，珀爾伏列斯庫當選為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進入總書記斯特凡·福裏什領導下的羅共中央書記處工作。1943年，珀爾伏列斯庫與斯特凡·福裏什因意見分歧產生矛盾併發生爭吵，被解除職務並被勒令作“自我批評和檢討”。在當時，福裏什抱怨珀爾伏列斯庫“政治水平低”。在羅共領導層，他與埃米爾·波德納拉希、約瑟夫·蘭格茨、安娜·波克爾、瓦西列·盧卡、格奧爾基·喬治烏-德治、特奧哈里·喬治斯庫連成一線，共同反對斯特凡·福裏什及其所領導的“國內派”。 ^{[2]  [3]  [4]} 

1944年4月4日，“監獄派”和“莫斯科局”奪取了羅共的領導權，康斯坦丁·珀爾伏列斯庫和埃米爾·波德納拉希、約瑟夫·蘭格茨組成中央三人書記處，取代了斯特凡·福裏什。1944年4月—1944年11月任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是臨時中央的總負責人（總書記）。在此期間組織營救在押共產黨人、籌備武裝起義、聯絡各愛國民主黨派。1944年8月23日參與領導了羅馬尼亞八·二三武裝起義。1944年11月—1945年5月負責組織工作，並迎接從蘇聯回國的“霍里亞、克洛什卡和克里桑”師。1945年5月—1945年10月任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書記處書記，參與組織籌備黨的全國代表會議。 ^{[2]  [3]} 

1945年10月21日在羅馬尼亞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康斯坦丁·珀爾伏列斯庫當選為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委員、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1948年2月21日至23日，在羅馬尼亞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與羅馬尼亞社會民主黨代表大會聯合召開）上，羅共和社會民主黨決定合併為羅馬尼亞工人黨，大會轉為羅馬尼亞工人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珀爾伏列斯庫當選為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委員、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1952年5月27日在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全會上當選為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政治局委員。1948年12月27日—1949年7月5日、1953年1月23日—1961年3月5日兩度當選為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大國民議會主席。1955年12月在羅馬尼亞工人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羅共“七大”）上當選為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 ^{[1]  [2]  [3]} 

1956年3月在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全會期間，珀爾伏列斯庫支持親蘇的約瑟夫·基希涅夫斯基（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文宣和理論家，被稱為“莫斯科的右手”）和米隆·康斯坦丁內斯庫（政治局委員、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借去斯大林化反對格奧爾基·喬治烏-德治，試圖罷黜他的第一書記職務，結果以失敗告終，基希涅夫斯基和康斯坦丁內斯庫被開除出政治局和書記處（保留中央委員），珀爾伏列斯庫也逐漸被政治邊緣化。1958年，他是唯一反對蘇聯從羅馬尼亞撤軍的羅共中央領導人。1960年6月25日在羅馬尼亞工人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羅共“八大”）上以落選的方式被解除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會委員的職務，當選為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檢查委員會主席。 ^{[2]  [3]  [5]} 

1961年11月30日—1961年12月5日，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全會再次批判了“波克爾—盧卡反黨分裂集團”和“基希涅夫斯基—康斯坦丁內斯庫分裂主義集團”，珀爾伏列斯庫被指控參與基希涅夫斯基和康斯坦丁內斯陰謀廢黜喬治烏-德治的反黨宗派活動，實際被停止一切領導工作，從此失去政治發言權而陷入沉寂。 ^{[3]  [5]} 

1965年3月，喬治烏-德治病逝，尼古拉·齊奧塞斯庫主政後，珀爾伏列斯庫才得以平反覆出。1965年7月23日在羅馬尼亞共產黨第九次代表大會上繼續當選為羅共中央檢查委員會主席。在1969年8月6日至12日的羅馬尼亞共產黨第十次代表大會、1974年11月24日至27日的羅馬尼亞共產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珀爾伏列斯庫均當選為羅共中央檢查委員會委員。1974年11月在羅共“十一大”上，珀爾伏列斯庫等元老被安排坐在總書記齊奧塞斯庫夫婦身邊（實際上是被用來為齊奧塞斯庫裝飾門面）。 ^{[1]  [2]  [3]  [6]} 

康斯坦丁·珀爾伏列斯庫是羅馬尼亞大國民議會代表。1946年11月19日當選為羅馬尼亞國民議會議員（登博維察選區），1952年—1957年當選為東克拉約瓦選區大國民議會代表，1957年—1961年當選為克拉約瓦州克拉約瓦電力機車設備選區大國民議會代表，1961年—1969年當選為布加勒斯特州蒂圖選區大國民議會代表，1969年—1980年當選為登博維察縣蒂圖選區大國民議會代表。1957年3月28日當選為大國民議會主席團委員，1961年3月21日當選為國務委員會委員。 ^{[2]  [3]} 

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尼古拉·齊奧塞斯庫的施政不善，並且大搞“個人迷信”和家族統治，導致了深刻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矛盾，引起廣大黨員和羣眾的不滿，示威、罷工事件頻發，也引起一些老同志的擔憂和不滿。珀爾伏列斯庫作為當時黨內最資深的元老之一，以年邁之軀挺身而出，公開指摘齊奧塞斯庫的嚴重錯誤。 ^{[1]  [7]} 

1979年11月，在羅馬尼亞共產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期間，珀爾伏列斯庫以建黨黨員的老資格上台發言，公開批評齊奧塞斯庫“安排自己任總書記的做法是逃避黨的監督”，並指出這種做法在“羅共歷史上和國際共運史上都是罕見的”；還批評齊奧塞斯庫“作風不民主”，“把個人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他還指責大會過分吹捧、頌揚齊奧塞斯庫，忽視國內問題。 ^{[1]  [7]  [8]} 

珀爾伏列斯庫的這番發言實際上講出了大家藏在心裏許久卻又不敢講的話，無疑是當眾打了齊奧塞斯庫一記響亮的耳光，會場內頓時一片譁然，就連與會的各兄弟國家、兄弟黨的代表們（包括蘇共代表佩爾謝 ^[9]  、中共代表烏蘭夫、朝黨代表樸成哲、南共聯盟代表杜尚·德拉戈薩瓦茨）之間也是議論紛紛。大會立時陷入停頓狀態，電視直播畫面被迫中斷。 ^[6] 

這位84歲的老共產黨員在發言後，立刻遭到齊奧塞斯庫和與會者的駁斥，因為在他們看來，是在“明目張膽地向黨、向領袖進攻”。揚·波佩斯庫-普楚裏和喬治·馬科維斯庫指責珀爾伏列斯庫“懷有個人野心”，是“叛徒”。主管意識形態的列昂廷·拉烏圖也對他進行了攻擊。珀爾伏列斯庫當即被撤銷了十二大代表資格並趕出了會場，隨後即遭到嚴密的監視和軟禁。羅共“十二大”則在尷尬的氣氛中繼續進行。政治觀察家認為，這一史無前例的攻擊並非來自一個有親蘇情緒的人的指責，因為他一直是羅共獨立自主的堅定捍衞者。珀爾伏列斯庫的發言則被西方媒體認為是羅共黨內不滿情緒的體現。 ^{[7]  [6]  [8]} 

1980年12月16日，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政治執行委員會一致通過決議，開除康斯坦丁·珀爾伏列斯庫的黨籍，尼古拉·齊奧塞斯庫和格奧爾基·勒杜列斯庫更是對珀爾伏列斯庫進行了嚴厲的批判。 ^[10-11] 

1989年3月，羅共六位元老：康斯坦丁·珀爾伏列斯庫（原羅共中央總書記、大國民議會主席）、格奧爾基·阿波斯托爾（原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第一書記、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亞歷山德魯·伯爾勒迪亞努（原羅共中央政治執委會執委、常設主席團委員、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科爾內留·曼內斯庫（原外交部長、社會主義民主和團結陣線副主席、羅共中央委員）、西爾維烏·布魯坎（羅共黨報《火花報》前總編輯）、格雷戈裏·揚·勒強努（前駐美國大使、駐聯合國大使）聯名上書齊奧塞斯庫和羅共中央，批評齊的對內對外政策。公開信批評齊奧塞斯庫違反憲法，在內政外交的決策上失誤，造成羅馬尼亞經濟崩潰，踐踏人權，使社會主義信譽掃地。公開信指出，農村規範化、限制公民言論和通信自由、嚴禁羣眾同外國人接觸、耗費巨資修建行政中心等，是違反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和赫爾辛基最後文件（1975年《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最後文件》）的，這證明最高領導無視法律；説羅馬尼亞現政權已無力領導這個國家，齊奧塞斯庫推行的政策（無視公民憲法權利、經濟管理不善、與盟友的關係疏遠）使社會主義理想信譽掃地，使羅馬尼亞在國際上日益孤立。呼籲羅共中央改弦易轍，糾正錯誤。 ^{[7]  [12]  [6]} 

羅共六君子的公開信經英國BBC電台、自由歐洲電台、美國之音等外電報道傳播後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許多政治分析人士認為，公開信是迄今為止齊奧塞斯庫統治面臨的最嚴峻的挑戰。六位老同志的大聲疾呼遭到齊奧塞斯庫和羅共中央的壓制。1989年3月13日，羅共中央政治執行委員會舉行會議，對公開信進行了討論，在尼古拉·齊奧塞斯庫和埃列娜·齊奧塞斯庫的干預和批准下，會議決定進一步限制羅馬尼亞公民與外國人的聯繫，並宣佈六人為“叛徒”。齊奧塞斯庫一方面向人民封鎖消息，一方面採取措施加強戒備，對一些人如六君子進行軟禁，並加強防範措施。但公開信卻成為羅馬尼亞劇變的催化劑。美國政府公開表達了對上述六人的人身安全的關注，並連同其他一些西方國家政府對羅馬尼亞實施制裁，限制與羅的關係。 ^{[1]  [12-13]  [6]  [8]} 

羅共六君子的《公開信》開頭第一句首先表明他們忠實於黨和社會主義的思想，然後表示他們的上書行動是冒着“自由甚至是生命”的風險。信中對齊奧塞斯庫進行了指責，認為農村規範化的政策失敗，它違反憲法和1975年赫爾辛基最後文件；限制羅公民對外交往的禁令沒有任何法律依據；首都行政中心建設的預算不透明；“反對剝削階級的社會主義專政保衞機關”被用來威脅、恐嚇誠實的黨員和知識分子；請願者擔心被強制強迫勞動，違反通信自由和人口生育政策的失敗。他們不滿的其他原因還有：失敗的農業政策導致飢餓人口，在羅馬尼亞的少數民族大規模移民國外，國家的國際聲譽崩潰（這表現在丹麥和葡萄牙等國關閉駐布加勒斯特大使館），美國取消羅馬尼亞的最惠國待遇，與共同市場的經濟關係被阻斷。對於這一切，上書提出：1、停止摧毀鄉村和強制搬遷的“農村規範化”；2、恢復憲法保障的公民權利；3、禁止糧食出口。 ^{[12]  [6]} 

公開信發表後，羅馬尼亞秘密警察機關迅速逮捕和審訊了“六君子”，之後他們被軟禁在不同的地方。布魯坎被安置在布加勒斯特市郊區的達馬羅阿亞，科·曼內斯庫被轉移到基蒂拉的一所兩居室的房子，他的女兒則被轉移到皮亞特拉尼亞姆茨。珀爾伏列斯庫被轉移至瓦斯盧伊附近的一個村莊，伯爾勒迪亞努被轉移至布加勒斯特第二區的瓦特拉盧米努阿瑟，阿波斯托爾和勒強努分別被逮捕和拘留。 ^{[12]  [14]} 

儘管受到的壓力越來越大，但六君子都奮起抗爭，拒絕撤回他們的聲明。 ^[12] 

1989年12月22日羅馬尼亞政局發生劇變後，齊奧賽斯庫政權垮台，羅馬尼亞救國陣線接管國家權力，羅馬尼亞共產黨被宣佈為非法而遭解散。1990年11月6日，部分原羅共黨員在布加勒斯特召開全國代表會議，決定在新的基礎上重建羅共，改名為社會主義勞動黨。康斯坦丁·珀爾伏列斯庫當選為社會主義勞動黨名譽主席。1992年7月11日，珀爾伏列斯庫在布加勒斯特逝世，享年97歲。 ^{[1]  [3]} 

康斯坦丁·珀爾伏列斯庫的妻子蘇扎娜·珀爾伏列斯庫（1898年-1942年），是羅馬尼亞共產黨早期革命活動家。 ^[3] 

康斯坦丁·珀爾伏列斯庫曾榮獲多項功勳獎章和榮譽稱號，1949年被授予二級勞動勳章，1955年被授予“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和“鐮刀和鐵錘”金星勳章，1959年被授予一級“八·二三”勳章，1961年被授予“羅馬尼亞共產黨成立四十週年”紀念獎章，1966年被授予二級“圖多爾·弗拉迪米雷斯庫”勳章，1971年被授予“社會主義勝利”勳章，1974年被授予“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英雄”稱號和“共和國英雄”勳章。 ^{[3]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