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伏·斯托伊卡

1908年8月8日，基伏·斯托伊卡出生在羅馬尼亞王國南部瓦拉幾亞布澤烏州（今布澤烏縣）斯梅埃尼的一個貧農家庭，是家中的第六個孩子。12歲離開家外出謀生，1921年—1930年在羅馬尼亞國營鐵路公司布加勒斯特鐵路修理廠當工人，在此期間，結識了羅共領導人格奧爾基·喬治烏-德治，1931年加入羅馬尼亞共產黨（1948年—1965年稱羅馬尼亞工人黨）。 ^{[1]  [2]  [3]  [4]  [5]  [6]  [7]  [8]  [9]  [10]} 

1929年～1933年的世界經濟危機使羅馬尼亞經濟陷入困境。國王卡羅爾二世廢除憲法，加強專制統治，激起人民的強烈不滿。1933年1月至2月，基伏·斯托伊卡與喬治烏-德治、瓦西列·盧卡、康斯坦丁·東恰、杜米特魯·彼特列斯庫等一起領導了羅馬尼亞鐵路和石油工人大罷工，這是羅馬尼亞歷史上最大的一次無產階級的政治鬥爭，旨在反對首相亞歷山德魯·瓦伊達的國家農民黨政府降低工資、解僱工人的“日內瓦計劃”，反抗統治集團的壓榨剝削和法西斯專制高壓，史稱“格里維察的二月戰鬥”。罷工遭到資產階級反動政府的血腥鎮壓，基伏·斯托伊卡、喬治烏-德治等罷工領導人等被逮捕。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934年8月20日，基伏·斯托伊卡在克拉約瓦大審判中被軍事法庭判處15年苦役，1936年，斯托伊卡以參加所謂“格里維察叛亂”的罪名被改判12年監禁。最初，他被關押在阿尤德監獄。1937年5月15日，喬治烏-德治、斯托伊卡等大批共產黨人和反法西斯戰士一同被關押進素有“羅馬尼亞的巴士底獄”之稱的多夫塔納監獄，以後，他們又被轉移到高度設防的卡蘭塞貝什監獄和特爾古日烏集中營服刑。在獄中，他們堅貞不屈，堅持革命理想和鬥爭，開展黨的活動，積極組織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探討政治經濟學。1944年8月，在黨組織的營救下，斯托伊卡與喬治烏-德治等同時越獄，並參加了羅馬尼亞八·二三武裝起義的領導工作。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羅馬尼亞解放後，1945年10月在羅馬尼亞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當選為羅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1945年—1946年任羅馬尼亞勞動聯合總會副主席。1946年11月19日起連續當選為歷屆大國民議會代表（議員）。1946年11月30日—1948年4月13日任鐵路管理總局局長。1948年2月，羅馬尼亞共產黨與羅馬尼亞社會民主黨合併為羅馬尼亞工人黨，在羅馬尼亞工人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羅共“六大”）上當選為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1948年4月15日—1949年11月23日任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工業部長，1949年11月23日—1952年5月31日任冶金和化學工業部部長。1950年3月17日—1954年8月20日任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部長會議副主席。1952年5月在羅工人黨中央全會上當選為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政治局委員。1954年8月20日—1955年10月4日任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

1955年10月4日—1961年3月20日任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在政府首腦任內，參與制定和領導執行羅馬尼亞第二個五年計劃（1955年~1960年）和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1961年3月20日在羅馬尼亞第四屆大國民議會第一次會議上，斯托伊卡辭去部長會議主席職務，由揚·格奧爾基·毛雷爾接任。1961年3月21日，在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斯托伊卡當選為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書記處書記。1965年3月24日—1967年12月9日任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國務委員會主席。1965年7月在羅馬尼亞共產黨第九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羅共中央政治執行委員會委員、常設主席團委員。

1967年12月8日，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舉行全體會議，全會決定，基伏·斯托伊卡任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書記處書記兼“斯特凡·喬治烏”社會政治經濟教育學院（羅共中央高級黨校）院長。1967年12月9日，在羅馬尼亞第五屆大國民議會第八次會議上，根據羅共中央全會的建議，斯托伊卡被解除羅馬尼亞國務委員會主席的職務。1969年4月7日—1970年5月4日任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委員。1969年8月在羅馬尼亞共產黨第十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檢查委員會主席。1973年8月，羅馬尼亞-中國友好協會成立，斯托伊卡任羅中友協中央理事會主席。1974年11月在羅馬尼亞共產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羅共中央政治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 ^{[1]  [2]  [3]  [4]  [5]  [6]  [7]  [8]  [9]  [10]} 

基伏·斯托伊卡是羅馬尼亞大國民議會代表。1946年11月19日當選為巴克烏選區國民議會議員，1948年—1952年當選為巴克烏縣選區大國民議會代表，1952年—1957年當選為雅西州南雅西選區大國民議會代表，1957年—1961年當選為布加勒斯特市“8月23日”區選區大國民議會代表，1961年—1975年當選為普洛耶什蒂州普洛耶什蒂第1選區大國民議會代表。1961年3月25日—1965年8月21日任大國民議會憲法制定委員會委員。 ^{[1]  [4]  [5]  [12]} 

1975年2月18日，基伏·斯托伊卡在布加勒斯特逝世，享年67歲。 ^{[1]  [13]} 

基伏·斯托伊卡有過兩次婚姻，第一任妻子埃卡特琳娜·克萊因，第二任妻子瑪麗亞·馬諾列斯庫，是一名工程師，也是一位黨務和工會活動家。斯托伊卡有一個女兒。 ^{[1]  [4]  [14]} 

1958年3月31日至4月10日，基伏·斯托伊卡率羅馬尼亞黨政代表團訪問中國，並邀請我國水稻專家和“九蘭組”（婦女勞動模範、先進集體）訪問羅馬尼亞。1964年3月隨羅馬尼亞共產黨代表團訪華，參與調解中蘇矛盾。 ^[2] 

基伏·斯托伊卡曾榮獲多項功勳獎章和榮譽稱號，1947年被授予羅馬尼亞王冠司令官級勳章，1948年、1958年兩次被授予“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之星”一級勳章，1949年被授予一級勞動勳章、一級保衞祖國勳章，1958年被授予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和“鐮刀和鐵錘”金星勳章，1959年被授予一級“八·二三”勳章，1961年被授予“羅馬尼亞工人黨（共產黨）建黨40週年”紀念獎章，1966年被授予一級“圖多爾·弗拉迪米雷斯庫”勳章，1973年被授予“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英雄”稱號並附共和國英雄勳章和社會主義勝利勳章。 ^{[2]  [4]  [5]  [12]} 

基伏·斯托伊卡是羅馬尼亞無產階級革命元勳，長期從事羅馬尼亞的共產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是20世紀30年代羅馬尼亞鐵路工人和石油工人大罷工的組織者和領導人之一。他組織和領導了鐵路工人和石油工人進行為爭取改善生活條件、爭取民主自由權利和反抗法西斯主義侵入羅馬尼亞的鬥爭。1944年，他是推翻本國法西斯獨裁政權和從希特勒奴役下解放羅馬尼亞的鬥爭的領導者之一。解放後參與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為在羅馬尼亞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作出了重要貢獻。由於他為祖國和勞動人民，為世界人民的和平與友誼所作的長期而富有成就的活動，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政府曾經多次授予他勳章和獎章。 ^[15] 

喬治烏-德治曾稱讚斯托伊卡是黨的忠實兒子，具有領導黨、國家和工會工作的豐富經驗，不愧是為工人階級和人民的利益而奮鬥的戰士。 ^[16] 

基伏·斯托伊卡和格奧爾基·喬治烏-德治自1931年結識，並肩戰鬥和工作長達34年，是喬治烏-德治的得力助手，在歷次黨內鬥爭中都是喬治烏-德治的堅定支持者，更一度被視為喬治烏-德治的潛在的接班人。1965年3月，格奧爾基·喬治烏-德治病逝，喬治烏-德治在生前並沒有明確指定接班人，有實力角逐大位的包括尼古拉·齊奧塞斯庫、格奧爾基·阿波斯托爾、亞歷山德魯·德勒吉奇和基伏·斯托伊卡。齊奧塞斯庫承諾斯托伊卡主持國務委員會，作為對他放棄競爭黨的第一書記的交換，斯托伊卡表示同意。 ^{[1]  [17]  [18]  [19]} 

經過一番權力角逐，最初形成了尼古拉·齊奧塞斯庫任黨的第一書記、總書記，基伏·斯托伊卡任國務委員會主席，揚·格奧爾基·毛雷爾任部長會議主席，齊奧塞斯庫、斯托伊卡、毛雷爾、波德納拉希、阿波斯托爾、德勒吉奇、伯爾勒迪亞努、尼古列斯庫、維爾德茨組成中央常設主席團的集體領導的政治格局，這種安排顯然帶有政治酬庸和各方妥協的性質，齊奧塞斯庫以此來回報斯托伊卡、毛雷爾、波德納拉希等人對他的支持，平衡黨內不同利益。 ^{[17]  [18]  [19]} 

但這種政治平衡只是暫時的，1967年12月，齊奧塞斯庫放棄了集體領導的觀念，他在羅馬尼亞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提出為消除目前“在黨和國家機構中存在的平行和重疊現象”而“應由黨和國家領導中的同一位同志來負責一個部門的工作”的建議，親自兼任了國務委員會主席，斯托伊卡的國家元首地位被取代。此後，基伏·斯托伊卡的地位不斷下降，精神愈發地抑鬱。1969年8月在羅共“十大”上，斯托伊卡未能被選入中央政治執委會和書記處，而是改任有名無實的中央檢查委員會主席。1974年11月在羅共“十一大”上重新被選入中央政治執委會，但被降為中央候補執委。晚年的基伏·斯托伊卡失寵於齊奧塞斯庫夫婦，他們之間產生了矛盾衝突。儘管斯托伊卡仍保留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頭銜，但實際上早已被逐出權力中心，失去了所有重要的政治職位。 ^{[1]  [2]  [4]  [6]  [17]  [18]  [19]} 

1975年2月18日，斯托伊卡突然去世，據説他是用獵槍自殺的，但這一説法一直存在爭議和質疑，直到今天依然是個謎。揚·格奧爾基·毛雷爾在齊奧塞斯庫倒台後解釋説：“我們被告知他是自殺······但沒有提到動機······他的死亡可能是被安排好的。根本不存在調查。”此外，斯托伊卡的妻子瑪麗亞·馬諾列斯庫-斯托伊卡也對她的丈夫死於所謂的自殺表示懷疑。 ^{[4]  [6]  [18]} 

齊奧塞斯庫在20世紀60年代末登上權力頂峯後，對於黨內元老則一一排斥，為他的個人集權化掃清障礙。特別是在1969年的“十大”後，齊奧塞斯庫把曾與自己為敵的政治對手和意見不合者盡數排擠出中央委員會。到了20世紀70年代，大權獨攬的齊奧塞斯庫更是大搞個人崇拜和家族統治，更加容不得任何異議，大肆排斥異己。基伏·斯托伊卡充滿爭議的謝世並不是孤例，在那之後的十多年裏，從1984年至1989年間，又有維爾吉爾·特羅芬、瓦西列·帕蒂利內茨、揚·約尼查、彼特魯·埃納凱、瓦西里·米列亞等一些著名的黨內活動家，最後都不明不白地“猝然辭世”。 ^{[1]  [17]  [18]  [19]} 

如果有一個人物在共產主義羅馬尼亞完全符合主宰者格奧爾基·喬治烏-德治的個性，那他就是基伏·斯托伊卡。他的真名原本叫斯托伊卡·基伏，他在加入共產黨後轉換姓氏名字的位置，大概是為了避免干擾。斯托伊卡格局有限、缺乏教育、滿懷怨懟、有着很強的自卑感。他更多地被看作喬治烏-德治的“大管家”，就好比是勃列日涅夫身邊的契爾年科。

斯托伊卡曾擔任部長會議主席六年（1955年—1961年），而在1975年2月18日用獵槍自殺時，他只是中央政治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實際上已被邊緣化，政治上遭到削弱和排擠。但他有他榮耀的時刻，在喬治烏-德治時代一度登上羅馬尼亞奧林匹斯權力的巔峯，二十年後卻成了閒棋和擺設。喬治烏·德治曾對他的昔日戰友寄予無限的信任和期許。

在生命的最後階段，基伏·斯托伊卡曾對妻子説，他將寫一部“自傳”，其中揭示的“秘聞”真相，有可能損害到齊奧塞斯庫的威信和形象。不過，斯托伊卡在政治上已經精疲力竭，即使解釋他是如何看待齊奧塞斯庫的，他的講話也缺乏任何實際影響。事實上，不論是埃米爾·波德納拉希和格奧爾基·阿波斯托爾，更不用説揚·格奧爾基·毛雷爾和米隆·康斯坦丁內斯庫，大家都對他感到不齒。

基伏·斯托伊卡毫不猶豫地支持喬治烏·德治的所有舉措，他的崛起是不可阻擋的，這得益於“小斯大林”在布加勒斯特的庇護。這是喬治烏·德治政治意志最温順的追隨者，從1945年10月黨的全代會起就一直是政治局的成員，1955年喬治烏·德治辭去部長會議主席，取代短暫任職的格奧爾基·阿波斯托爾，回任黨中央第一書記，基伏·斯托伊卡出任總理，成為國家行政首腦，對於他的禿腦袋來説，這是一頂巨大的帽子。但對他似乎不太合適。他沉浸在這種嚴威赫赫之中，不僅頻繁地與外國領導人舉行會議，還在巴爾幹地區倡導和平並扮演捍衞者的角色。強制推行農業集體化作為喬治烏-德治和他的領導集體盲目效仿斯大林的政策的一部分，就是在斯托伊卡擔任總理期間實施的。1966年斯托伊卡作為國務委員會主席簽署了禁止墮胎的法令。

基伏·斯托伊卡是喬治烏·德治個人崇拜的受益者，也是推動者和鼓吹者。但最高領導人喬治烏·德治看出了他是如何的無能，執掌國政六年，政績平平、毫無建樹。1961年，羅馬尼亞開始實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沉穩老練的實幹家毛雷爾取代他成為總理。

除了缺乏政治智慧，斯托伊卡的能力不濟和失誤也是顯而易見的。1952年5月中央全會揭露和批判“莫斯科局”（安娜·波克爾、瓦西列·盧卡、特奧哈里·喬治斯庫）的“反黨陰謀”，基伏·斯托伊卡在工作報告中説大傢什麼都知道，但卻不能説。他説，該集團處心積慮地想把德治趕下台，所以投機並不是一個基本原則，這並不是個人行為，因為他們在與蘇聯顧問合謀這件事。

喬治烏-德治死後，斯托伊卡立刻跳到了齊奧塞斯庫的船上，他答應把國務委員會主席交給他。1967年12月羅共全代會，斯托伊卡的唯一任務是宣佈這項工作由齊奧塞斯庫接管，這使他成了一個時代的笑柄—“最有天賦的足球運動員”，因為他在後面給了自己一腳。1968年，在“大清洗”中被冤殺的盧克雷奇烏·帕特勒什卡努獲得平反，恢復政治名譽。作為政治局委員，斯托伊卡在當年曾參與了對帕特勒什卡努的清洗。1969年，他被任命為檢查委員會（俗稱“大象墓地”）主席，從此再也未迴歸權力核心，一直遊走在權力圈子的邊緣。

斯托伊卡死後，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國務委員會和政府聯合發表訃告，舉行了國葬。人們認為這是他應得的，作為前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總理和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國家元首的老同志基伏·斯托伊卡的葬禮，黨的重量級人物沒有按照慣例參加。因此，他成了一個棄兒。在斯大林主義者的眼中，自殺是懦弱的表現。在葬禮上，一位老鐵路工人説：“無論你走到哪裏，基伏，告訴德治我們在這裏和誰戰鬥。”這是一個可笑的和沒有影響的姿態。對於阿波斯托爾、博裏勒、德勒吉奇和斯托伊卡等“老近衞軍”來説，齊奧塞斯庫是一個篡權者。羅馬尼亞斯大林主義的政治文化孕育了他，基伏·斯托伊卡為之與喬治烏-德治服務的熱情有增無減。 ^{[4]  [18]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