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夫連季·巴夫洛維奇·貝利亞

1899年3月29日，貝利亞出生於格魯吉亞麥爾赫烏利的一個貧農家庭 ^[1]  。八歲時，貝利亞就讀蘇呼米的一所免費正規學校，他常常在放學後，為文盲寫信賺錢。幾年後，他開始在諾貝爾石油公司擔任文員。 ^[18] 

1915年，進入巴庫機器製造學院學習建築學。在學院的兩年中，貝利亞開始閲讀馬克思主義著作，成為了學校中的布爾什維克組織者。 ^[11] 

1917年，貝利亞應徵入伍沙俄軍隊 ^[1]  。同年，沙俄政權被推翻；6月至12月，貝利亞作為水利工程分隊的技術員前往羅馬尼亞前線，先後在在敖德薩和帕什卡尼服役，因病受命返回巴庫。1918年2月起，他在巴庫的布爾什維克組織和工人委員會代表秘書處工作 ^[18]  。1920年阿塞拜疆被紅軍解放，貝利亞由地下黨組織的領導人被調到高加索非常委員會工作，參加了對反革命的鬥爭。 ^{[9]  [11]} 

不久後，貝利亞被非常委員會派到了家鄉格魯吉亞，進行秘密的諜報工作。他初次闖入了間諜與反間諜的龍虎鬥爭的漩渦中，在很短的時間內，他就把格魯吉亞有關反蘇維埃的組織活動調查清楚，一些有價值的情報不斷被送回高加索契卡總部。貝利亞在此期間打進了孟什維克中活動，先後兩次被捕，第一次以交換戰俘的方法將他送回阿塞拜疆，第二次則將他打入死牢。但貝利亞在很多個月的活動中，早已組織了一批隱伏在敵人內部特務的他坐牢不久就得到朋友的幫助越獄。

當貝利亞返回阿塞拜疆後，被同事視為英雄，不久被任命為當地非常委員會的副主席。由於得到高加索地區黨領導人奧爾忠尼啓則的提拔和栽培，貝利亞於1921年被任命為格魯吉亞國家政治保安局主席。 ^{[1]  [11]} 

1922年，貝利亞使用“美人計”讓時任外高加索政治保安局主席李定被斯大林撤職 ^[11]  ，貝利亞本人繼任該職務 ^[1]  ；1924年，因鎮壓孟什維克的起義而被授予紅旗勳章。 ^[18] 

1930年，貝利亞在聯共（布）全國代表大會上首次與斯大林會面。斯大林十分讚賞貝利亞的工作效率和生活作風，曾建議授予貝利亞“紅旗勳章”，以表彰他在格魯吉亞、阿美尼亞、阿塞拜疆等共和國“成功地同反革命進行鬥爭”所作出的貢獻。 ^[11] 

貝利亞(3張)

貝利亞決定進一步取得斯大林對他的歡心和寵信。他撰寫並出版了《外高加索布爾什維克黨組織歷史》一書，共印9版，廣泛傳播，不僅提高了他的政治聲望，而且得到蘇共理論家及斯大林親信的重視，因為其中誇大了斯大林在外高加索革命中的作用。斯大林從此開始對貝利亞十分信任。

1931年，因平定外高加索地區黨組織叛亂和矛盾有功，被任命為格魯吉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 ^[11] 

1934年，在聯共（布）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黨中央委員會成員。 ^[11] 

1935年3月17日，貝利亞第一次被授予列寧勳章；1937年，兼任第比利斯市委第一書記。 ^[18] 

1938年1月17日，在蘇聯第一屆最高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成員；8月22日，被任命為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第一副主席和一級國家安全專員，併成為斯大林政府的7個主要成員之一 ^[18]  ；同年，被正式調到莫斯科擔任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主席，開始負責全國的安保和肅反工作 ^[4]  ；1941年，擔任蘇聯人民委員會副主席。 ^[1] 

衞國戰爭爆發後，貝利亞被任命為蘇聯國防委員會委員。1942年2月4日，國家協調委員會發布關於成員之間責任分配的決議，貝利亞負責監督生產飛機、發動機、武器和迫擊炮的生產和蘇聯空軍的相關執行工作，包括組建航空團，及時將軍隊轉移到前線等，並在高加索地區指揮防禦相關工作。戰爭期間，貝利亞在黨和國家的支持下，無論是在管理國民經濟方面，還是在前線，都展現了極高的辦事效率。1943年8月30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頒佈詔令，授予貝利亞“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 ^[18]  ；同年，被授予“蘇聯英雄”稱號。 ^[11] 

1945年，被授予蘇聯元帥頭銜 ^[11]  ；同年9月6日，蘇聯人民委員會行動局成立，貝利亞擔任主席。 ^[18] 

1946年，當選為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 ^[11]  。貝利亞任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和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後，成為斯大林震懾恐嚇各級領導的驚堂木，清除異己勢力的急先鋒，掌控政權機關的特殊手段，維護大權的秘密武器 ^[11]  。

1949年8月29日，在貝利亞的監督下，蘇聯首顆原子彈在塞米巴拉金斯克試驗場引爆；10月29日，貝利亞被授予斯大林獎一等獎。此後，貝利亞在蘇聯領導層中的地位突飛猛進。 ^[18]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臨終前，已為馬林科夫、貝利亞、赫魯曉夫接班作了初步安排。貝利亞手握實權，操縱馬林科夫，成為實際的大權操控者。赫魯曉夫及其他政治局委員既感到威脅，又不甘心為貝利亞所制，因此蘇共高層的權力鬥爭必不可免。貝利亞提議馬林科夫任部長會議主席，作為回報，馬林科夫讓貝利亞任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內務部、國家安全部主要領導，赫魯曉夫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實權在馬林科夫、貝利亞手中。赫魯曉夫則乘其不備和多數人與他的嫌隙，準備暗中拉攏馬林科夫並聯系多數政治局委員，採取欺騙、偷襲等辦法，利用高層會議逮捕貝利亞。 ^[21] 

關於貝利亞被捕和被處決有兩種説法。根據原蘇聯克格勃官員、後叛逃至英國為軍情六處服務的奧列格·戈爾季耶夫斯基敍述，6月26日，蘇共中央召開了部長會議主席團和中央委員會主席團聯席會議。赫魯曉夫在會議上斥責貝利亞是“混進黨內的、投機鑽營的野心家”。貝利亞聽到後驚訝地詢問：“怎麼了，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你怎麼抓起我褲子裏的蝨子來了？”之後布爾加寧、莫洛托夫等在場的委員紛紛痛斥他，當他向馬林科夫求救時，這位好友別過頭去。眾人中只有米高揚緩頰説：“（貝利亞）只要接受批評，並能堅決改正，不是不可挽救的。”之後馬林科夫按下電鈴，時任國防部副部長的朱可夫便帶着幾名士兵衝進會議室逮捕了貝利亞 ^[8]  ；而蘇聯問題專家師哲在回憶錄中回憶，他在接到蘇共中央通知後立馬與高崗前往蘇聯瞭解情況。赫魯曉夫向他們介紹了具體情況：聯席會議一開始，赫魯曉夫馬上指責貝利亞為“英國特務”，並不等貝利亞思索和回覆，便喊了一聲“拉出去槍斃！”，幾名士兵便衝進會議室，將貝利亞押到了樓下的地下室執行了槍決。蘇聯政府原已安排好處理貝利亞的具體對外宣稱日程和進度，但有部分波蘭統一工人黨黨員將此事透露給了西方國家，並由此傳開。 ^[23] 

貝利亞被捕後，《真理報》發表了《黨、政府、蘇聯人民牢不可破的團結》的社論；7月10日，莫斯科各報刊登的消息宣佈：幾天前，蘇聯共產黨舉行了中央全會，在聽取了馬林科夫代表中央委員會主席團所作的關於貝利亞為了外國資本的利益而破壞蘇聯國家、企圖把蘇聯內務部放在蘇聯政府和黨之上的反黨和反國家罪行的報告之後，決定把貝利亞從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清除出去，並把他作為共產黨和蘇維埃人民的敵人而開除出蘇聯共產黨。同日，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發出公告，解除貝利亞所任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和內務部長的職務；把貝利亞的罪行案件交蘇聯最高法院審理。 ^[14] 

1953年12月7日，蘇聯最高監察院發佈通報，宣佈完成對貝利亞案件的偵訊工作 ^[24]  ；23日，蘇聯最高法院宣佈判處貝利亞死刑並立即執行。罪名是：“背叛祖國，為外國資本家賣力，糾集仇視蘇維埃國家的叛徒陰謀團伙，妄圖奪取國家政權，推翻工農蘇維埃制度，復辟資本主義和重建資本家的國家”。 ^[7] 

貝利亞在格魯吉亞進行秘密諜報工作期間，就在很短的時間內把格魯吉亞有關反蘇維埃的組織活動調查清楚，一些有價值的情報不斷被送回高加索契卡總部。正是由於貝利亞蒐集的海量情報，布爾什維克在1921年取得格魯吉亞政權後，迅速消除了反革命組織，鞏固了革命政權。 ^[11] 

貝利亞擔任外高加索政治保安局主席時，提出對秘密諜報組織內部進行全面整頓，統一領導。接着又利用契卡內部的骨幹力量，剷除了南俄的反革命組織。1930年，外高加索地區黨內發生了嚴重分裂，引起了衝突、動亂。這一動亂消息傳到了莫斯科，斯大林立即將貝利亞以特別的身份派到外高加索地區，擔任格魯吉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二書記，負責那裏的平息叛亂工作。貝利亞於一年後成功地解決了外高加索地區黨組織內的矛盾，也因此被升為第一書記。 ^[11] 

貝利亞繼任葉若夫成為內務人民委員部主席時，內務部已是一支擁有幾個師和數十萬保衞工作者的大型軍隊。但葉若夫在任時槍決了大批駐外特工，嚴重破壞了對外情報網絡。貝利亞着手重建了該網絡。貝利亞任職時，正是斯大林清除反對派的年代。他對斯大林要懲處的人陰險狠毒、冷酷無情，製造假證，偽造偵察材料，排斥異己，誅除無辜，嚴刑峻法，殘酷至極。與葉若夫向下隨意分派指標抓人殺人的毫無章法不同，貝利亞領導下的肅反工作尊重蘇維埃的司法程序，大面積抓捕變成高效率的定點清除 ^[7]  。但在貝利亞的推進下，鎮壓規模急劇下降，並最終結束了大清洗的高壓狀態。1939年，有2600人因反革命罪被判處死刑，而1940年則減少了1200人。據統計，1938年有279966人獲釋。1939—1940年間，在1937—1938年被逮捕而未定罪的人絕大多數被釋放；此外，一些被定罪並被送往集中營的人也被釋放。 ^[18] 

斯大林去世後，貝利亞強調要保護憲法賦予人民的民主權利和自由。在安葬斯大林之後的大約一個半月裏，貝利亞迅速把注意力集中在斯大林晚年的一些鎮壓案件的清理上。1953年3月17日，貝利亞向蘇聯部長會議發出照會，提議將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管轄的所有建設指揮部移交有關部委，將古拉格移交蘇聯外交部。第二天，蘇聯部長會議就這個問題發佈了一項決議，根據該決議，勞改營及其相關部門事務均被移交給司法部；3月27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頒佈大赦令，對曾犯有並不構成對國家重大危險的罪行，而又能證明可以過誠實的勞動生活，併成為對社會有用的犯人，從拘留所予以釋放。這項大赦令雖然只涉及被剝奪自由5年及5年以下和某些犯有瀆職罪、經濟罪、軍職罪的犯人的獲釋和減刑，不適用因反革命罪、盜竊鉅額社會主義財產罪、搶劫罪及謀殺罪的罪犯，但它卻揭示了斯大林時期法制上的問題。因而，最高蘇維埃司法部修改了蘇聯及加盟共和國的刑法。 ^[14] 

1953年4月5日，內務人民委員部宣佈，所謂恐怖主義方法謀害領導人的“醫生案件”純屬捏造，所有因此案遭到逮捕的人全數予以平反，捏造該案件的官員伊格納切夫和留明已被逮捕。此前，貝利亞在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上為平反公報爭取了公開發布。實際上，貝利亞在3月就下令徹查該案件，並釋放了所有相關人員。醫生案件的平反被公認是20世紀30年代以後斯大林政治恐怖被逐漸平定的開端。與此同時，許多斯大林執政晚期的冤案也在其調查下被逐個平反。 ^[25] 

斯大林去世後，貝利亞提出反對個人崇拜，提議在節日停止在建築物上懸掛和在遊行隊伍中舉領袖像。同時，改革了户籍管理，規定在外地找到工作的農民可以領取臨時護照，結束了蘇聯農民幾十年沒有身份證的歷史。 ^[20] 

貝利亞任格魯吉亞第一書記期間，重點發展了外高加索地區石油工業。在他的領導下，許多大型工業設施投入運營（如澤莫-阿夫恰爾卡亞水電站），格魯吉亞變成了蘇聯主要的工業產品生產地。截至1940年，格魯吉亞的工業生產量比1913年增長了10倍，農業產量增長了2.5倍，農業結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轉向了亞熱帶地區的高利潤作物。對於亞熱帶地區生產的農產品（葡萄、茶葉、橘子等），採購價格較高，而格魯吉亞農民一度成為蘇聯經濟狀況最佳的農民 ^[18]  。斯大林去世後，貝利亞支持馬林科夫減輕農民負擔．推行社會主義市場化 ^[7]  ，實行較自由的經濟政策。 ^[13] 

早在1939年時，貝利亞就知道西方一些物理學家認為可以成功研製原子武器的事實。作為一名情報專家，他洞曉這方面研究的巨大潛力，同時作為擁有一定技術知識的政治家，他也洞悉原子武器藴含的破壞性力量的可怕後果。不久後，他建議成立一個委員會分析核計劃的現實性和必要性，而斯大林也決定弄清製造超級炸彈的概率，於是成立了一個由莫洛托夫領導的委員會，邀請當時權威的物理學家參與。委員會討論的結果是承認理論上存在這種可能性，但這樣一個計劃的實施需要長期巨大的物資和資金投入，在國家戰爭臨頭的情況下這種做法是不明智的。貝利亞對委員會的結論不置可否，依然指示駐外間諜積極跟蹤與原子武器研究及其發展前景有關的信息。1940年初，貝利亞向斯大林提交了國外積極研製原子武器的新情報，但這一次斯大林並沒有對核計劃產生興趣，他瀏覽了這些材料後説：“我們不會做這些，現在更需要坦克。”1941年9月，駐英間諜傳來英國鈾委員會給戰時內閣的報告文本，指出原子彈可能在兩年內製造出來，隨後駐美間諜報告美國政府開始招募科學家建立原子研究團隊到絕密實驗室研製原子彈。貝利亞清楚斯大林對此問題態度冷淡，並未急於向他彙報。到1942年3月，貝利亞那裏的核情報已積累甚多，他意識到蘇聯必須啓動核計劃。於是在3月10日，貝利亞就國外研製原子彈取得重大進展的情報信息正式向斯大林提交專門報告並提出行動建議，“在國防委員會下成立由權威人士組成的科研協商機構，協調和指揮所有從事鈾核能源問題的學者以及科研組織的工作”。根據貝利亞的報告以及其他一些必須開展原子武器研究工作的情報和事實，國防委員會下令組織開展鈾研究工作。

1942年9月28日，斯大林批准了國防委員會 《關於組織開展鈾研究》的命令，令蘇聯科學院恢復因戰爭而中斷的核物理研究，標誌着蘇聯政府開始正式介入核研究，開始研製核武器及建立相關工業領域和基礎設施的工作。1943年2月11日，在貝利亞的倡議下，蘇聯國防委員會發出 《關於組織開展鈾研究的補充措施》的命令。4月12日，蘇聯科學院執行命令成立了2號實驗室，進行原子理論和實驗研究工作。庫爾恰托夫擔任實驗室主任，兼任核計劃學術總指導。原先，有關鈾問題的事務總由莫洛托夫負責，但實際上由蘇聯人民委員會副主席別爾烏辛領導。隨着這一領域工作規模擴大，別爾烏辛開始退居幕後，由貝利亞發揮主導作用。別爾烏辛向斯大林建議把有關鈾問題的全部事務轉交貝利亞領導，斯大林贊同了他的建議。1944年5月，斯大林任命貝利亞為國防委員會副主席。12月3日，國防委員會第7069號決議“責成貝利亞同志監督有關鈾工作的開展”，這實際上是在法律上確定了貝利亞對核計劃未來命運的責任。但當時處於戰爭狀態的蘇聯面臨着沉重的壓力，國家領導層對核武器問題仍持謹慎態度。事實上，他負責組織犯人開採的第一座鈾礦於1939年就在科雷馬河附近建立。在那裏犯人等於沒有任何輻射防護措施，二戰末期起他更建立了更大規模的“核子古拉格”，大量的犯人被集中起來開採鈾礦或是建設相關設施 ^[12]  。在廣島和長崎原子彈爆炸之後，面對美國的核威懾，蘇聯研製原子彈的任務立即變得迫切。1945年8月20日，蘇聯國防委員會下設專門委員會“領導鈾原子能利用的全面工作”，由貝利亞擔任主席。貝利亞嚴格監督情報信息保障工作，建立了若干情報網絡，獲取重要的戰略信息；有時，他也會與庫爾恰托夫一同向情報人員下達緊急任務。親自督導作為獲取學術信息重要途徑的蘇聯學者與外國物理學家的接觸，如與著名學者約里奧·居里洽談合作方案，與著名物理學家玻爾的會談等。貝利亞領導核工程建設並不拘泥於蘇聯計劃經濟體制的限制，在貝利亞的堅持下，部長會議特別下令，一些工程建設不用經過繁瑣的公文報批程序，按領導者命令施工；所需資金不用提交預算和方案，實報實銷，由國家銀行直接撥款。

1949年8月29日，蘇聯第一顆原子彈試驗成功，原子彈代碼為“РДС－1”，藴含的意思是 “俄羅斯自制”。核工業的創建是蘇聯國家、科學界和全體人民的重要成就，是貝利亞高效的管理手段、情報資料和科技工作者的努力探索與工人的艱苦付出相結合的成果。 ^[26] 

1944年2月，貝利亞領導了將車臣人和印古什人從北高加索驅逐到哈薩克和吉爾吉斯的行動，該行動間接導致了全蘇民族問題的尖鋭化。 ^[27] 

二戰後期，斯大林與鐵托在各種問題上均體現了各種矛盾與衝突，斯大林開始派軍事顧問和文職專家去控制南斯拉夫。南斯拉夫領導人同蘇聯高層稍有不同意見，便被叫到莫斯科厲聲訓斥，使鐵托對斯大林從崇拜、熱愛到無法理解，最後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同蘇聯決裂。貝利亞對南斯拉夫和鐵托的態度與斯大林有所不同。貝利亞認為，只要南斯拉夫站在蘇聯這邊，向蘇聯而不向美國提供港口和機場即可滿足，至於南斯拉夫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屬於國家內部事務，蘇聯沒有插手的必要，更不能説南斯拉夫不照搬蘇聯模式就是背叛馬列主義。南斯拉夫山地眾多， 農户居住分散，無法成立集體農莊。斯大林聽到這些話很不高興，曾斥責貝利亞是“鐵托分子”。斯大林剛一去世，貝利亞便向政治局提出恢復蘇南兩國、兩黨關係的建議。貝利亞在蘇南交惡後他仍同南共政治局委員、南斯拉夫公安部長蘭科維奇保持秘密接觸，他試圖通過這個渠道試驗南共態度，並進一步尋求雙方都能接受的和解方式：既不讓蘇聯丟面子，南斯拉夫也感到滿意，會面地點可在莫斯科或貝爾格萊德。政治局委員贊成貝利亞的策略，並委託他擬致蘭科維奇的信，但這封信未被髮出，貝利亞就遭到逮捕和槍決。 ^[28] 

貝利亞也主張對內亂中的東德不採取武力干涉政策，認為兩德統一不可避免，不要求東德實施社會主義；主張根據波羅的海三國、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的實際情況不實施集體化。 ^[20] 

蘇聯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斯大林評價：“貝利亞是個人才，幹得不錯，為我們格魯吉亞人爭了光。” ^[11] 

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外交人民委員維亞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維奇·莫洛托夫評價：“貝利亞很精明，他只幹那些對他有利的事，他甚至不是野心家；他是個有才能的人。他不考慮那些微不足道的事，他幹事很有把握；作為格魯吉亞人，他講俄語文理通順，是個有組織能力的人，是個優秀的行政領導人。看來也是很有天賦的肅反人員。” ^[19] 

貝利亞之子謝爾戈·拉夫連季耶維奇·貝利亞評價：“我瞭解很多事。經常來我們家的人都是與父親（貝利亞）工作上有關係的。父親對這些同志沒有什麼禁忌，與他們談話很坦率；歷史會判父親無罪。” ^[15] 

中國中共中央編譯局研究員鄭異凡評價：“貝利亞精明能幹，腦子靈活，從他主持原子彈和火箭的研製並在短期內取得重大成就來看，確實是個幹才。” ^[20] 

蘇聯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評價：“在醫生案件中，貝利亞發動了干涉黨的生活的瘋狂舉動。他炮製了關於烏克蘭領導層情況的文件。他採用的第一招就是旨在打擊烏克蘭的黨組織；在當時，只能用黨的手段同貝利亞作鬥爭；貝利亞對黨的態度跟希特勒沒有區別，因為他認為黨的作用應當退居次席。貝利亞想的是站穩腳跟，然後徹底消滅黨。當然，不是指從結構上消滅，但他能幹出許多壞事。貝利亞不是黨員，而是鑽營之徒。” ^[19] 

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外交人民委員維亞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維奇·莫洛托夫評價：“貝利亞是個毫無原則的人，給誰效勞都行；他非常危險，對付他應當採取極徹底的措施。” ^[19] 

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尼古拉·康斯坦丁諾維奇·巴伊巴科夫評價：“我和貝利亞共事十多年，可是記不得有哪一次他跟我在電話裏交談或者會面的時候是心平氣和的。他總是喜歡説一些粗話和侮辱人、威脅人的話，比如‘擰斷腿’、‘打斷肋骨’、‘關進監獄’、‘送進勞改營’和‘把你從位子上搞下來’之類的。” ^[19] 

蘇聯共產黨中央主席團委員拉扎爾·莫伊謝耶維奇·卡岡諾維奇評價：“我們想要完全恢復黨的合法權利，就必須消滅叛徒貝利亞。” ^[18] 

“當我們布爾什維克想要做成一件事的時候，我們會對其他的一切都置之不顧。” ^[7] 

少年的貝利亞繪畫技術很高，並曾夢想成為一名建築師。雖然成年後參與了革命和政治，但建築仍然是他一生的摯愛。 ^[18] 

1933年，度假中的斯大林遇襲，在場的貝利亞奮不顧身地用身體掩護了斯大林，殺手當場身中數槍斃命，貝利亞因此獲得了斯大林的信任 ^[18]  。故事的真實性缺少確鑿證據，後被懷疑為貝利亞所設計，但該故事顯然符合人們對貝利亞不擇手段的行事風格的認識。 ^[7] 

有一天，斯大林找不到他的煙斗，叫來貝利亞：“找找是誰拿了我的煙斗。”貝利亞趕忙去查，第二天就逮捕了10個“小偷”，他們全都招供了，而斯大林卻在自己的沙發下找到了煙斗。 ^[3] 

貝利亞對足球頗感興趣，他作為一名業餘球員代表自己家鄉第比利斯市踢過左前衞。蘇聯運動員尼古拉·斯塔羅斯丁表示，貝利亞“技術還不錯，但球風很髒”。 ^[3] 

斯大林曾表示自己年輕時乘雪橇走了12俄裏（約12.8公里）發現12只鳥，他打死一隻後，回去拿子彈，又把其他的也打死並且帶回家。貝利亞私下與其他人説：“一個高加索人沒有什麼機會乘雪橇，他怎麼可能走那麼遠的路（合計48俄裏，約51.2公里）？他在撒謊。” ^[10] 

20世紀90年代，西方媒體紛紛炒作一幅拍攝於60年代的照片：一個相似貝利亞的男人站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或里約熱內盧的某個街道轉角處。雖然已經蒼老併發胖，但是，見過貝利亞其它照片的人們認為其就是貝利亞本人。 ^[6] 

許多情報和偵查專家認為，貝利亞可能並沒有死：“像貝利亞或亨利·穆勒（納粹德國蓋世太保領導人）這樣的人，永遠都不會被殺的。他們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對他們，最好的方式只能是談判並達成交易。何況，貝利亞本身還是一個偵查和情報方面的專業人士，還在斯大林在世時，即使形勢非常複雜，他都能夠採取步驟自衞，保障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和自由。逃離蘇聯，對於貝利亞來説也不難。貝利亞隨時可以通過安全部門離開蘇聯。此外，還可以保留一些機密材料，作為自己的護身符。“ ^[6] 

此外，貝利亞的妻子尼娜·泰穆拉佐夫娜的叔父叫諾亞·若爾丹尼亞，十月革命後曾擔任格魯吉亞孟什維克政府的外交部長，1924年因組織反蘇叛亂，移民巴黎。有確切資料表明，1953年6月26日，貝利亞還曾與若爾丹尼亞密切聯繫，外界推測其有可能幫助貝利亞潛逃到了國外。 ^[6] 

斯大林曾經指示貝利亞與納粹德國的上層接觸，獲取一些重大的秘密資料，有些還是針對斯大林本人的。斯大林也非常珍視貝利亞的才幹，交給他一切材料。因此有人認為，當貝利亞預感到自己要輸掉這場權力鬥爭時，就與赫魯曉夫做一筆交易：赫魯曉夫保證貝利亞及其家人的性命和自由，而貝利亞須永遠守口如瓶。如果協議不成，那麼，貝利亞也可以指派自己最可靠的人將赫魯曉夫、布爾加寧、米高揚等人的資料公諸於世。貝利亞甚至還可能將一些“王牌”藏起來，使政敵陷入恐懼。貝利亞兒子的書中的一段情節，也可以作為佐證。當時，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馬林科夫親自到監獄中，與謝爾戈見面，讓謝爾戈交出針對斯大林等人的私人檔案，這就表明確實有類似的檔案存在。有人試圖從貝利亞的妻兒那裏找到，但是他們並不知情。還有人認為，貝利亞去了拉丁美洲，那裏有從前納粹德國的同行還與他有聯繫。 ^[6] 

1998年，貝利亞的兒子謝爾戈·拉夫連季耶維奇·貝利亞向俄軍事檢察總院提出訴狀，要求給貝利亞等人平反昭雪。謝爾戈在訴狀中對父親的死亡提出了質疑。他認為，貝利亞並不像官方所稱的是經過審判被槍決的，而是在逮捕過程中或逮捕之後未經任何審判就被槍斃了。據他透露，參與審判貝利亞的特別法庭成員尼古拉·什維爾尼克曾經親自對他説：“謝爾戈，我不想告訴你細節，但是我們沒有看到你父親活着……” ^[18]  。同時，1953年6月26日的蘇共中央主席團聯席會議沒有留下任何的速記，唯一能找到説明該次會議的官方文件，是收藏於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內的馬林科夫的發言草稿——“關於貝利亞問題的決定第10號記錄，1953年6月26日”，該文件顯示，會上並沒有列出貝利亞的具體犯罪事實，只是籠統地指責貝利亞及其副手們“將內務部凌駕於黨和政府之上”，導致內務機構濫用職權，進行違法犯罪活動 ^[24]  。在逮捕貝利亞當天，有人聽到貝利亞住宅發生槍擊。隨後，一具屍體被抬了出來。由於屍體上蓋着牀單，人們未能看到死者的真正面目，但據分析認為，這可能就是貝利亞本人。至於後來出庭接受審判的人則是另一位與貝利亞長相酷似的“贗品”。謝爾戈為此提出的證據是：法庭上的“貝利亞”在審判中許多口供與事實不符，證明他對貝利亞生活和工作並不十分了解。至今為止，沒有任何能夠證明貝利亞死亡的文件，貝利亞的屍體也不知去向。 ^[4] 

據説美國百倫和基爾什出版公司從蘇聯一個叛逃者手中得到了一本貝利亞的秘密日記，經各方有關專家鑑定為真品，於是以300萬美元的高價買下了日記的版權。日記中，貝利亞清楚地撰寫了自己強姦少女、屠殺無辜甚至謀害斯大林的罪惡行徑。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