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

在作家安妮·安波鮑姆的著作《古拉格：一段歷史》中，對其進行了準確的定義：古拉格是蘇聯內務部的主管勞動改造營並監督在押犯的服刑與運輸的分支行動部門。 ^[1]  雖然有百萬人曾經在此被監禁，古拉格仍然在蘇聯保密機制的掩護下悄然從公眾的視野中隱沒了五十年，直到最後，古拉格被蘇聯作家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寫入了他的作品“古拉格羣島”，並在西方世界中激起了軒然大波。在索爾仁尼琴的作品中，他詳細地闡述了他在古拉格中的一個蘇聯懲戒營的服刑過程；更重要的是，他明確地將古拉格集中營比喻為“一個個與當代文明相隔絕的個體，並在蘇聯的土地上構成了頗具規模的集中營體系”。

根據俄羅斯當局解密的文件，蘇聯曾經存在過最多476座獨立的集中營，每一個都由最多上千個更小的懲戒營體構成。其中最為著名的便是那些散落在北極圈周圍的集中營，得益於他們的存在，便有了近當代俄羅斯的“北極圈工業城市”；例如瓦圖加，科利馬和馬加丹都是數十年前集中營的所在地併為曾經的監禁者所建立。

在1929年到1953年的二十四年間，至少一千四百萬人被監禁於古拉格，多於七百萬的蘇聯公民被流放到蘇聯的墾荒地區進行墾荒。在前蘇聯內務部轉型為俄羅斯國家安全局的過程中，大量關於古拉格的文件被解密，其中部分文件對不同時期監禁於古拉格人數作出了精確的統計：1934年時於古拉格服刑的囚犯數量為大約510,307人； 1953的服刑人數則激增至約1,727,970人。需要指出的是，儘管蘇聯的政治犯被部分分配到了古拉格集中營，大多數被監禁於古拉格的囚犯並不是政治犯。任何蘇聯公民都可能因為無故曠工、偷竊，或開反政府的玩笑而被逮捕並流放至集中營中。其中二百六十萬件個案由蘇聯俄羅斯秘密警察審理。雖然蘇聯集中營的規模在1953年斯大林病逝後大幅縮減，然而根據官方檔案，直至戈爾巴喬夫時代，勞動改造營仍舊存在。

雖然古拉格最初僅僅是一個行使政府職能的行動分支的首寫名縮寫，它卻相當驚人地涵蓋了蘇聯所有的服刑機構，包括特殊勞工營、懲戒營、關押罪犯和政治犯的監獄，以及流放地的聚居區等多種不同的地點機構。

更為廣義的是，“古拉格”在一些國家地區已經取代了“絞肉機”，成為了形容前蘇聯“專制壓迫性政府系統”的代名詞，主觀意義上它包括了蘇聯秘密警察機構對基層民眾毫不留情的隔離、審查、逮捕、流放、強制勞動，並最終導致了大量蘇聯公民的非正常死亡的流水線性程序。

大多數外國作家則將古拉格當作高度概括蘇聯歷史上所有的戰俘營和勞改營的工具，有時候古拉格被用在和蘇聯集中營體系無關的方面，比如西方部分激進派作者筆下的“北朝鮮的古拉格”。

對於蘇聯加盟國家的公民來説，古拉格一詞則顯得相當陌生—它並沒有過多地在蘇聯官方及民間被人們所提及，多數情況下古拉格等同於俄語中的“лагеря”（即集中營），俄羅斯官方偏向於稱呼古拉格為“勞工矯正營”，這一用法從1929年蘇共延續至今。 ^[2] 

1918年的沙俄政府和蘇俄政府的交接時期，“勞工懲罰”性質的營區類設施在西伯利亞以及遠東地區被重新建立起來，其中主要的兩種類型是“特殊目的營區”以及“強制勞改營區”，用以囚禁不同種類的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人，其中包括普通的罪犯，俄國內戰的戰俘，導致國內公司破產的官吏，暗殺和實施破壞性行為的人，以及各種各樣的政治犯，貴族和地主。然而這些集中營的規模遠小於斯大林時期的集中營體的規模。1928年只有將近 30,000人被監禁在這些集中營中，並被當局強制進行無償勞動。根據解密的一位1927年古拉格管理人員的工作日誌，其中提到“蘇聯的勞動改造營不同於任何通俗意義上的集中營，蘇聯的勞改營不以“榨取在押犯們的汗水所獲得的利益”為建營的目的，相應的勞改營以矯正犯人的不良思想為首要目標，從而保證整個蘇聯社會的安全與穩定。”

在1929年7月11日的蘇共會議上，根據會議最新出台的條令及其相關的附註，勞工矯正營區的概念被正式定型，其根本的運作框架便是我們所提及的古拉格。其作為一個跨州行使職權並直接隸屬於OGPU（前蘇聯俄羅斯秘密警察）的組織，並根據前蘇聯政治局命令中的第22條第248頁，古拉格於1930年4月25日被正式命名為 “ULAG”，1930年4月7日，“ULAG”的結構被重組，重組後的新代號為“GULAG ”（古拉格）。

時代的擴張在1930年的中後期，由斯大林主導蘇聯大清洗運動促使古拉格的規模開始戲劇性地膨脹。根據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頒佈的第58號命令，人們開始被蘇聯俄羅斯秘密警察監視，審查並以“反革命”的罪名被關押，又由內務人民委員會草草審判並被流放或被處決。在1937-1938年一年的時間裏，前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又出台第00447號命令，導致一萬多名古拉格囚犯未經正式審判便被處決。

儘管蘇聯公開的官方資料偏向於認為經濟原因是導致大清洗的根本原因之一，然而根據1990年解密的前蘇聯檔案，先前提出的假設“大規模的蘇聯公民被關押部分原因是出於對經濟建設方面的考慮”卻被證實— 前蘇聯的經濟發展和古拉格興衰成正比例關係：蘇聯工業化的高峯時期與古拉格的膨脹時期剛好重合。所有有明確的歷史記錄的集中營以及營區都被分配到了在規定時間期限內完成額定數量的勞動任務，內容涵蓋了天然資源的採集，開發未開墾的土地以及建設一定數量的工業設施等等。

古拉格特定時期內囚禁的人數：

1931年-1932年 大約200,000人

1935年-1936年 大約800,000人

1939年-1940年 大約1,700,000人

1939年德國以入侵波蘭的形式宣告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同時蘇聯吞併了波蘭的東部地區。1940年蘇聯又佔領了愛沙尼亞、拉脱維亞、立陶宛等東歐及波羅的海國家，前蘇聯政府無視當地人民的習俗，將這些地區百萬的原住居民趕進古拉格。

波蘭衞國戰爭期間，大約300,000波蘭官兵被蘇軍俘虜成為戰俘。幾乎所有的波蘭軍官和一部分普通士兵被蘇軍秘密處決（部分見卡廷慘案），一些人也被關押於古拉格中直至戰爭結束。只有583名波蘭戰俘倖存下來並被蘇軍編入新組建的波蘭第一集團軍參加了對納粹德國軍隊的反攻。

根據蘇聯政府的檔案，1939年至1941年所有被審理的戰俘案件數量為211,106人。蘇聯衞國戰爭期間，因為大部分的在押犯被組成動員部隊並被迅速地投入戰鬥，囚禁於古拉格的囚犯數量急劇減少。同時在1941年的冬季，古拉格四分之一的人口死於驟降的氣温和饑荒。1941年至1943年，一共有516,841名戰俘死在了集中營中。

1943年，“矯正小組”又被重新建立起來，它們最初是為被俘虜的德國軍人們所設立的。然而最後矯正營中卻混雜着德國的戰俘，蘇聯的普通罪犯和政治犯（其中的一些人在服刑過程中被蘇軍看管人員射殺）。一般情況下，被矯正小組審訊過的犯人被帶進古拉格集中營並受到最為嚴酷的對待，最後被毆打致死。其他的古拉格囚犯們則被集中在一起並被編入蘇聯紅軍中的“懲罰連”進行作戰，執行最為危險的作戰任務如充當紅軍衝鋒的第一波力量或在雷區發起衝鋒用身體排雷，旨在保護紅軍後隊的作戰陣容。無論是民間還是前蘇聯官方的史料中都沒有提及究竟多少古拉格囚犯被送上前線，然而根據西方學者的保守估計，大約100萬人被直接送上了前線，同時俄羅斯本國的歷史學家如尤里·頁洛梅夫對於紅軍的研究表明，從1942年9月（即德軍“藍色”計劃初期）至1945年（紅軍攻克柏林）之後，有將近50萬的囚犯被送進懲罰連隊服役。36%的官兵戰死，剩餘的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又旋即被遣送回集中營中。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古拉格集中營中的在押犯人數開始大幅回升，至1950年，一共250萬蘇聯公民以及軸心國戰俘被蘇聯政府長期監禁（其中170萬戰俘被監禁於直屬於NKVD的監獄 ）

當戰爭於1945年5月結束之後，將近200萬原蘇聯居民被強制遣送回蘇聯本土—1945年2月11日，根據雅爾塔會議的結果，美國和英國與蘇聯簽署了遣送協議，其中的條款規定了美英兩國政府必須遣送在其境內“ 逗留”蘇聯公民。美國和英國的民政部門向駐紮在歐洲同盟國軍隊下達了“立刻驅逐所有200萬蘇聯公民”的命令，該行動同時包括已經獲得所在國國籍的原蘇聯公民 。行動從1945年開始至1947年結束一共持續了接近兩年的時間，其間三百萬蘇聯加盟共和國的公民被勒令返回其原先所在的國家。

在西方學者的研究和作品中，蘇聯戰俘在回到自己的祖國之後會被當作叛徒對待。同樣是根據1990年前蘇聯解密的檔案，有超過150萬的倖存的蘇聯戰俘被遣送至古拉格。然而這樣的古拉格集中營並不是上文所提及的勞動改造類型的集中營，而是通俗意義上對戰俘們進行“洗腦”的“過濾營 ”。在蘇聯衞國戰爭進行中和結束後的時間裏，90%的原蘇聯戰俘（即現被德軍俘虜，後為反攻的蘇聯紅軍所俘虜的前紅軍戰士）在被審訊，押解的途中被己方士兵處死，剩餘的10%則被直接送進古拉格進行洗腦，隨後被編入懲罰連隊進行戰鬥。1944年，這些戰俘被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以成建制的戰鬥序列正式投入反攻。1945年，蘇聯本土一共有將近一百所過濾營，接納了至少4,000,000的前原蘇聯戰俘和平民。截止到1946年，80%被羈押的蘇聯平民和20%的原蘇聯戰俘被釋放；5%的平民和43%的戰俘被重新審查；10%的平民和22%的戰俘被送進古拉格；剩餘的2%的平民和15%的蘇聯戰俘被送入內務人民委員會內部直轄的監獄關押。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數年後，古拉格內拘押的多數人為來自蘇聯在戰爭中吞併國家的公民。其中包括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愛沙尼亞人、波蘭人、立陶宛人和拉脱維亞人；還有部分的芬蘭人和羅馬尼亞人。此時的原蘇聯戰俘則被安排到不同的集中營進行看管。（西方學者們普遍認為該處出現的羈押原蘇聯戰俘的集中營為蘇聯檔案中的“戰俘勞改營”，不能確定的原因是它的成立的時間以及其管理分支成立的時間依然未知，不過這樣的勞改營卻在蘇聯另一個部門GUPVI（和古拉格同樣隸屬於內務人民委員會的分支機構），正式名稱為“戰俘及內部人員管理局”俄語：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по делам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х и интернированных НКВД/МВД СССР，ГУПВИ，GUPVI）。

然而導致戰後古拉格人口增加的最主要原因為1947年夏蘇聯法律對於侵犯個人財產案件規定了更為嚴厲的治理措施。（當時蘇聯各地都有不同情況的饑荒現象出現，並奪取了接近100萬人的生命）其結果是當時的蘇聯檔案中偷盜性案件的數量大幅增加，1953年時古拉格中一共囚禁着至少240萬人，其中只有50萬人左右為政治犯。因此，儘管在斯大林死後的一段相對較短的時期內古拉格集中營的權利被削弱並且一些集中營暴動事件發生，蘇聯政府繼續擴大集中營的規模以便容納更多的犯人。

1953年5月蘇聯赫魯曉夫政府實施的大赦則侷限於非政治犯和審理時間不超過5年的政治犯，因而大部分古拉格的囚犯被釋放；隨後所有政治犯的釋放工作於1954年和大遷徙運動在前蘇聯各地陸續展開。1956年，赫魯曉夫在CPSU（蘇聯共產黨俄語：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的會議上所作的秘密報告使當局徹底告別斯大林主義，同時意味着古拉格在不久後將徹底消失。

截止到1950年末，“所有形式的勞改營”被正式撤銷。殖民區卻依然存在。1960年1月25日，古拉格則於1960年被其主管部門MVD（即NKVD）正式撤銷。

古拉格內的工作和生活條件隨着地點的不同時期的變更也有很大程度的不同，同時為時局所左右（如蘇聯衞國戰爭）。然而從始至終，大部分古拉格囚犯在大部分時間內都面臨着食物供給不足，禦寒衣物匱乏，擁擠和缺乏醫療保障的困難。然而同時囚犯們又被迫使進行大量的勞動，加之落後的工具，補給的匱乏，因此絕大多數情況下古拉格的勞動效率遠遠低於蘇聯工業城鎮內工人們的勞動效率，然而這一點相應地被古拉格龐大的規模，較多的勞動力數量以及監督部門不時制定的的超勞動時間所彌補。

主觀上，蘇聯勞動改造的管理部門對於保持古拉格內的囚犯的狀態和數量使之能夠進行上級下派的工業建設等任務始終抱有極大的興趣，除了對拒絕勞動的囚犯（此類情況多數是因為囚犯過度虛弱而無法完成任務）施用大量的刑罰之外，他們同時對工作積極分子予以表彰以及獎勵，旨在激勵其他囚犯效仿並以此增加產出數量。獎勵的方式因時間與地點的不同而不同，其中最為常見的為從1930年開始頒發的“代金券”和1950年開始的“額外勞動補貼”，更多的則是對有突出貢獻的囚犯（即完成任務和超額完成任務）予以減刑，對於超額完成任務的人更有相對優越的生活條件以及相應的特權。

在古拉格的歷史上，為了激發囚犯的工作熱情，所有的集中營都會有自己的激發工作熱情的方法，儘管作者不同，內容卻又十分相同地分成了強制和誘導兩個部分並且全部與囚犯的飲食分配相關聯—集中營中犯人補給獲得的數量和犯人獲得勞動任務的數量成正比。這樣的計劃對於激發犯人們的工作熱情的卻起到了很大的效用，然而後期卻適得其反，前期過分的勞作使得他們 更及疲勞，加速了工作人員的非正常死亡，古拉格的人力優勢喪失，上級下發的任務也就無法完成了。

古拉格中的情況在1941年納粹德國入侵蘇聯之後變得更加惡劣：任務成倍地增加，食物成倍地減少，醫療保障驟減到了零，以上的因素使得古拉格的人數出現了歷史上最大程度的減少。直到衞國戰爭的最後階段，集中營中的生活條件才有了緩慢的提升。

考慮到古拉格整體的情況和它們對於囚犯們的影響，一共可以將古拉格內的囚犯分成三種：

第一種：被當作勞工的囚犯：即”kulaks”，”osadniks”和”ukazniks”，為觸犯蘇聯國內法律的普通蘇聯公民或外國人。

第二種：特別刑事犯。

第三種：被當作勞工的第二種囚犯，即神論者和政治異己分子。

1934年至1940年六年間古拉格集中營內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是同期蘇聯死亡人數的4至6倍，根據解密的檔案，1930年至1953年古拉格內死亡人數的報數估計為176萬人。其中二分之一死於1941年至1943年。

在古拉格的早期時代，集中營位置的選取主要以隔離犯人的目的為參考，由於政治因素，偏遠地區很適合作為集中營地點的修道院和東正教堂被排除在外。1918年沙俄十月革命結束之後，白海上的索羅温斯基島成為了第一個古拉格集中營的地址。西里爾語”solovetsky” 的英文式”solovki” 因而成為了繼古拉格之前為大眾所接受的蘇聯集中營的代名詞之一，同樣被蘇聯對外宣傳為”階級敵人的再教育基地”。開始的時候這裏的犯人可以享受到相對的自由，甚至蘇聯的報社被批准進入採訪並作出相關的報道與研究（這所集中營內有自己的農業部門）。然而在隨後的時代中，這所集中營被改造成了純粹的”古拉格”式的集中營。

當古拉格被蘇聯領導人當作超廉價勞動力的聚集地的時候，他們便在蘇聯的勢力範圍之內建起了大量的集中營，事實上集中營總是會被建立在蘇聯的五年計劃所設定的經濟和工業建設發展區域內—同時也包括大工業城市內的重要設施，如莫斯科著名的地下鐵路樞紐和莫斯科州立大學的新校區全部是由這些勞工建成的。包括蘇聯工業化和蘇聯衞國戰爭之間的經濟、文化、軍事、教育等設施的建設任務大部分有古拉格內的犯人完成。他們所涉及到的領域是俄羅斯歷史上所有部門所不能及的。

還有部分的古拉格營區坐落在終年凍土的西伯利亞平原的東北部，即散落在克利馬河緣的”Wevvostlag”集中營區和靠近諾羅里斯克河的”Norillag”，以及在哈薩克斯坦階梯平原的”steplag”。以上的地區沒有洲際公路，完全與外界隔絕，沒有食物供給（實際上這些地方的道路是由其他地方分配到修路任務的集中營中的犯人完成的），然而礦藏豐富。蘇聯的集中營漸漸被播撒掃整個蘇聯及其加盟共和國的疆域內。包括歐洲的俄羅斯、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同時蘇聯外部也有類似的古拉格式集中營存在，如位於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蘭和蒙古的勞改營，全部劃歸古拉格的治理範圍之內。

並不是所有的古拉格集中營都是堡壘化的外形和監獄類的管理制度，實際上在遠東地區的古拉格並沒有嚴格的措施來防止犯人的逃跑—西伯利亞寒冷肅殺的氣候和綿延千里的荒原使得逃跑的一切生存幾率都降到了最低，同時還有見勞改營軍警配備的軍犬。儘管從1920年至1930年西伯利亞地區的原著部落盡最大可能幫助古拉格中的囚犯出逃，他們很快地被蘇軍發現並毫不留情地被當作炮灰，同樣因為豐厚的回報，1930年後的部族開始協助古拉格的管理人員抓捕逃亡中的犯人。營區中的看守同樣受到了來自上級的威逼利誘：如果在看守的監視下有一名犯人逃走，這名看守同樣要穿上古拉格服刑人員的制服；如果擊斃逃跑中的犯人，看守可以得到相當於兩個星期工資的獎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