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爾·貝爾

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1919——2011)是當代美國大名鼎鼎的學者和思想家，2011年1月25日去世。請注意與另一名同名學者貝淡寧(Daniel A. Bell)區分。 ^[1] 

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出生於紐約一個東歐猶太移民家庭。出生時的名字是 Daniel Bolotsky，不久，父親即離開人世。迫於生活，貝爾被寄託在一家猶太孤兒院裏。孤兒院的生活經歷和社會低層生活的艱辛促進了他心智的早熟。從少年時期開始，貝爾就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表現了極大的熱忱。13歲時姓改為Bell。1935至1939年，他先後就讀於紐約城市學院和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院。畢業以後，貝爾積極參與社會：擔任過雜誌社的主編、曾在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擔任社會學教席並任職於許多公共機構。貝爾在四五十年代主要從事新聞工作，曾任《新領袖》雜誌主編、《幸福》雜誌編委和撰稿人。在六七十年代，他主要從事教學工作，曾在哥倫比亞大學和哈佛大學擔任社會學教授，還從事一些與未來研究和預測有關的活動，擔任過美國文理學院“2000年委員會”主席、美國總統“八十年代議程委員會”委員等職。貝爾在戰後西方的社會學、未來學和發達資本主義研究諸領域均處於領先地位，1974年全美知識精英普測時，他曾名居10位影響最大的著名學者之列，在歐美思想界聲望甚高，最著名的著作是《意識形態的終結》，此書曾在1995年被泰晤士報評為二戰後最有影響的100本書之一。 ^[2]  他早期是一個左翼知識分子，後轉向保守主義，其後的觀點則更模糊。 ^[3] 

作為一名“介入型”學者，貝爾密切關注並深入廣泛分析了當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各個領域的現象和問題，撰寫了一系列頗具影響的著作。他的名字和“意識形態的終結”、“後工業社會”和“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總是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1、《意識形態的終結》(The End of Ideology)

2、《美國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Marxian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3、《普通教育的改革》(The Reforming of General Education)

4、《工作及其不滿》(Work and Its Discontents)

5、《後工業社會的來臨》(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6、《資本主義文化矛盾》(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7、《蜿蜒之路》(The Winding Passage : Sociological Essays And Journal0)

8、《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社會科學》(The Social Science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9、《赤字：多大？多久？多危險？》(The Deficits: How Big ?How Long ?How Dangerous?)

10、《第三次技術革命》(The Thir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And Its Possible socioeconomic consequences)

貝爾的學術著述很多，構成其綜合思想體系的關鍵著作，除了前面提到的《意識形態的終結》、《後工業社會的來臨》兩書外，還有一本就是《資本主義文化矛盾》(1976)。在前兩本書中，貝爾着重探討了西方世界政治思想和社會(技術和經濟)結構的變遷，認為在現代西方社會(主要是美國)向“後工業社會”的萌發階段，技術性決策將在社會中發揮重大作用，傳統意識形態不可避免地將為科技治國論所取代。 《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一書則追溯了資本主義文化的發展歷程，並剖析這種文化如何與經濟和政治中的軸心原則、軸心結構發生不可避免的矛盾，反映出貝爾全面探查當代西方社會結構、政治模式和文化思想領域的努力。他對資本主義文化乃至整個社會矛盾的透闢分析，代表了文化社會學和發達資本主義研究的一項開創性成果，而其中涉及到的對大眾傳播媒介與資本主義文化危機的關係的探究，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美國傳播學批判學派的觀點。貝爾所説的資本主義文化危機，在其表層上，是指技術—經濟領域與文化領域之間的斷裂和衝突(這種斷裂和衝突，同樣存在於技術—經濟領域與政治領域之間)。資本主義技術—經濟體系以功能理性和節儉效益作為它的調節方式(軸心原則)，本身是一個官僚等級制結構(軸心構造)，其中的個人受到角色要求的限制，成為最大限度謀取利潤的工具。文化領域的特徵卻是自我表現和自我滿足(軸心原則)，它以個人的感覺、情緒和興趣作為衡量尺度，追求個性的無限張揚和獨立不羈，因而同技術—經濟領域所要求的組織形式之間發生激烈的衝撞。從更深的層次上説，“文化領域是意義的領域”。它通過宗教、文藝、價值觀念等象徵性的表現方式，給人類生存提供一種超越性的信仰，成為一種將整個社會凝聚起來的道德紐帶。然而，以自我表現和自我滿足為特徵的現代文化，由於其本身的空幻性，卻只能導致人們意義的迷失，從而瓦解文化對整個社會的聚合力。長此以往，將會使西方社會重蹈古代文明由奢華到內亂的覆滅之路。

貝爾所説的文化危機，是指現代社會的文化危機。在19世紀中葉以前的資本主義社會早期，以功能理性和節儉效益為軸心原則的技術——經濟體系，有一套與其協調一致的獨特文化和品格構造，這就是視工作為天職，強調先勞後享、勤儉禁慾的新教倫理和清教精神。但是，隨着社會結構的變遷，尤其是消費社會的出現，這套獨特文化和品格構造逐漸崩潰瓦解，原來勤儉持重的生活習慣，為奢華糜費的享樂主義生活方式所取代，工作失掉了它宗教價值上的超越意義。與此同時，一場以流派紛呈著稱的現代主義文化運動，又對已被商業機制蛀蝕得只剩下乾癟外殼的傳統價值體系，展開了瘋狂掃蕩，進一步破壞了社會賴以維繫的道德基礎，並最終取得了至高無上的文化霸權地位。但是，現代主義本身也經歷了裂變和衰竭的過程，尤其是與享樂糜費的大眾文化的合流，現代文化日益變得庸俗淺薄、粗鄙無聊，社會因此正面臨着一場“既無過去又無將來”的“信仰問題”或者説“精神危機。

貝爾的大眾傳播媒介觀涉及到他對大眾傳媒社會功能、社會作用的總體看法，在這方面，他零零散散地主要表述了這樣幾層意思： 1、包括電影、廣播、電視等電子傳媒在內的通訊技術革命，與交通運輸革命一起消除了社會的隔離狀態，導致了大眾社會的形成和大眾文化的出現。貝爾認為大眾傳媒開闊了人們的視野，擴大了相互間的影響和聯繫，同時也“造成對變化和新奇的渴望，促進了對轟動的追求，導致了文化的融合”。

2、大眾傳媒引起人們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變革。貝爾指出，“電影有多方面的功能——它是窺探世界的窗口，又是一組白日夢、幻想、打算、逃避現實和無所不能的示範——具有巨大的感情力量。”廣告突出了商品的迷人魅力，是“新生活方式展現新價值觀的預告”，在這方面，“廣告所起的作用不只是單純地刺激需要，它更為微妙的任務在於改變人們的習俗。”《時代》週刊和《讀者文摘》“這兩家雜誌均作為價值觀變革的槓桿深入地影響了20世紀中葉的美國生活方式。”3、視覺文化是大眾文化最重要的性質，當代文化正在變成一種視覺文化，而不是一種印刷文化，而視覺文化在當代文化比重中的增加，實際上瓦解着文化的聚合力。貝爾注意到了電視這種視覺媒介在二戰後的迅速崛起，他比較了印刷媒介和視覺媒介在傳播效果上的差別；印刷媒介允許讀者調節自己的閲讀速度，給讀者以思考的餘地，它強調的是認知性、象徵性的內容和抽象思維的方式，因而能引起讀者的理解和情感的淨化；以電影和電視為代表的視覺媒介，則把自己的速度強加給觀眾，沒等觀眾來得及思考就一閃而過，它強調的是形象性內容和情感的震驚，導致的是觀眾反應的情緒化、戲劇化。

在貝爾看來，視覺媒介創造出來的這種傳播效果，不是來自內容而幾乎全部來自技巧。視覺媒介就是通過一定的技術手段，如電影的蒙太奇手法或寬銀幕立體聲，為人們提供感官的刺激，追求直接、衝擊、同步、轟動的效應，因此不可能使人獲得某種超驗的天職感、美化感，或一種經過悲劇和痛苦之後的心靈淨化，相反它“不可避免地要在人類經驗的整個範圍內製造一種對常識知覺的歪曲。”所以，視覺文化雖比印刷文化更能迎合大眾的感官需要，從文化意義上來説卻枯竭得更快。

第一，貝爾把新教倫理和清教精神看成是“農夫的、小城鎮的、商人的和工匠的生活方式合成的世界觀。”而正如前面所談到的那樣，正是技術革命“藉助汽車、電影和無線電，打破了農村的孤立狀態，並且破天荒地把鄉村納入了共同文化和民族社會”，從而造成了小城鎮主導美國人生活方式的局面的終結。 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自覺組成的青年知識分子團體，通過大眾傳播媒介，首次向拘謹而陳腐的小城鎮生活方式和清教傳統發起攻擊。這場自稱為“解放”的運動，是一股從歐洲吹來、登上了美國海岸的現代主義之風，一直延續到20年代消費道德觀的建立，在60年代後現代主義的反文化運動中又得到恢復和進一步延伸。 　第三，大眾傳媒竭力提倡一種追求享受的生活方式。電影美化了年輕人崇拜的事物，如姑娘們喜歡留短髮、穿短裙，並勸告中年男女要及時行樂。“婦女雜誌、家庭購物指南以及類似《紐約客》這種世故刊物上的廣告，便開始教人們如何穿着打扮，如何裝潢家庭，如何購買對路的名酒——一句話，教會人們適應新地位的生活方式。”

第四，性慾崇拜取代金錢崇拜，成了美國人生活中最基本的激情。《花花公子》雜誌的大肆暢銷並非偶然，“主要原因是它慫恿男子的幻想，誇大他們的性能力。”對“放蕩不羈”的生活方式的提倡，還表現在《時代》雜誌的封面報道和《紐約時報》的廣告上，前者把加利福尼亞描寫成“具有奇妙的誘惑力和興奮力——甚至某種恐懼感”的“令人興奮的州”；後者的標題則刻意模仿一部描寫兩對夫婦相互交換配偶取樂的電影的名字，鼓勵人們旅行去過一個放縱的假期。

放棄清教教義和新教倫理的結果，使資本主義喪失了道德或超驗的倫理觀念。“新資本主義”雖然在生產工作領域仍沿用新教倫理業已失去活力的古老語言，但在消費領域卻刺激娛樂、放鬆和縱慾的風氣，結果導致了人格的分裂：人們白天“正派規矩”，晚上“放浪形骸”。“享樂主義的世界充斥着時裝、攝影、廣告、電視和旅行。這是一個虛構的世界，人們在其間過着期望的生活，追求即將出現而非現實存在的東西。”貝爾認為這隻能造成人們靈魂的空虛。

貝爾看來，在新教倫理向享樂主義的蜕變過程中，作為一項技術革命的大眾傳媒所起的社會作用，就表現在對前者的攻擊和對後者的提倡，從而引起人們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唸的變革。不過，貝爾主要還是從傳播內容剖析大眾傳媒的這一負面功能的，他對大眾傳媒負面功能的批判，實際上是對以它為載體的大眾文化(享樂主義)的批判。

經濟領域內的變化(消費社會的出現)，只是導致新教倫理和清教精神瓦解的一個方面的根源，另一個直接因素便是反傳統的現代主義的衝擊。

在新教倫理向享樂主義的蜕變過程中，貝爾從傳播技術和傳播內容的角度，剖析了大眾傳播媒介的社會作用；在現代主義向後現代主義的反文化的異變過程中，貝爾又從傳播者(文化大眾)和接受者的角度，剖析了大眾傳媒的社會作用。通過這兩項剖析，貝爾把大眾傳播媒介與文化危機聯繫起來，指出以大眾傳播媒介為載體的大眾文化(包括現代主義)，對社會的傳統價值體系起着瓦解破壞作用，而且由於大眾文化內容本身的娛樂性、庸俗性和空幻性，使人們喪失了超驗的信仰，而這是造成文化失去聚合力，導致西方社會領域斷裂的根源所在。 不僅如此，貝爾在一定程度上還從大眾文化的商業性中，看到了大眾傳播媒介的社會控制機制——資本主義的市場機制。貝爾認為，“資本主義是一種經濟—文化複合系統。經濟上它建立在財產私有制和商品生產基礎上，文化上它也遵照交換法則進行買賣，致使文化商品化滲透到整個社會。”在市場成為經濟與文化的交匯點後，“經濟逐步轉而生產那種由文化所展示的生活方式。”貝爾藴涵的意思無非是説，大眾傳媒之所以要迎合中產階級享樂、庸俗的文化趣味，它對享樂主義生活方式的提倡，對流行藝術的傾瀉，是因為文化大眾長期視文化為商品，並從它的交換中獲得了一種勢利的價值觀，因此將藝術的思想迅速地翻製成商品加以推銷，儘可能為社會提供娛樂性的文化消費品。正是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才導致大眾傳播媒介產生了負面的社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