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保守主義

保守主義是20世紀西方最主要的政治思潮之一，保守派的意識形態。70年代以來，隨着西歐福利國家運動和美國“偉大社會”運動受挫，中右勢力赫然崛起，從70年代末開始保守派先後在英、美、西德等西方工業大國上台執政，在法、意、奧、瑞典等國也有相當進展，形成1848年革命以來最強勁的保守主義運動。其意識形態也因此而迅速擴大影響，成為80年代西方最流行的政治思潮之一。 保守主義在西方社會淵源深遠，古希臘的柏拉圖、中世紀的托馬斯·阿奎納、文藝復興時期的尼可羅·馬基亞維利、近代的托馬斯·霍布斯等大思想家均有程度不等的保守色彩。但作為一種明確的政治態度，政治哲學和政治運動的保守主義，卻遲至18世紀末法國大革命爆發時才形成。那場以自由、平等、博愛為旗幟、以暴力和恐怖為手段的社會激變，對歐洲以至整個世界產生了巨大沖擊，並引起各種政治力量的不同反應。保守主義就是在這一時期形成的。首先奠定其思想基礎的是英國政論家和議會活動家埃德蒙·伯克（EdmundBurke，1729-1797）。

18世紀法國大革命爆發後，人民羣眾所表現出來的巨大作用，使資產階級內部的一些保守分子產生了很大的擔心和恐懼。伯克於1790年出版了《法國革命感想錄》（也譯為《法國革命論》），對法國大革命進行了猛烈的批評，提出了一套系統的保守主義觀點。這被公認為保守主義誕生的標誌。但伯克從未使用過保守主義一詞。保守主義來源於法文Conservateur，是波旁王朝復辟時期的法國保王派創造的。這個術語迅速為其它反對法國革命的政治集團所採納，美國共和黨從1830年開始自命為“保守分子”，英國託利黨也於同年得到“保守黨”的稱號。

首先，保守主義反映一種守舊拒新的社會心理。著名英國保守主義思想家休·塞西爾説：“謹慎小心的普通人不相信那種未經自己的經驗測試、也不知道別人的經驗業已測試並發現是令人滿意的事情。他寧可選擇他所熟悉的、即使不完善的東西，也不選擇未經測試的新東西，儘管那種東西可能是很吸引人的。”這種經驗主義傾向使保守主義一向貶低理論的作用，因而自身也從未形成嚴整統一的學説體系。其哲學基礎是：承認人的本性是惡的，是有缺陷的，必須通過法律和宗教對這些加以限制，否則，人的邪惡本質就會通過戰爭、暴力和掠奪等表現出來。故在哲學上，保守主義深受基督教原罪教義的影響，確認人類本性和理智有難以藥救的缺陷，社會弊病只可減輕而無法根除。因此保守主義總是懷疑政治活動的功能，反對徹底改造社會的任何企圖，特別是未經檢驗的烏托邦理想。節制政治的觀念是它區別於其它政治思潮的分水嶺。自由主義雖然也提倡節制政治，其出發點和目標卻不同，它所鼓吹的人權、進步和理性等抽象概念都是保守主義不能接受的。

其次，保守主義的社會觀是一種“機體論”。在對待社會變革的問題上，保守主義認為社會是一個長期發展而形成的有機體，它所依賴的是傳統、習慣、法律和秩序；對社會變革必須採取非常審慎的態度。它把人類共同體理解為生物一般的有機組織，其中各局部之間、各局部和整體之間存在一種相互依賴關係，局部不可離開整體而獨立生存。同時，各局部的地位也不同，如大腦和心臟在人體中的作用就超過手足和毛髮。這種觀念的現實含義是：社會問題是複雜的，沒有簡單的解決方案；社會的整體或公共利益應高於個人和集團利益，等級和階級差別乃自然秩序所定，因此所以社會成員均應服從命運、各司其職。所以，在處理個人與國家和社會的關係問題上，保守主義強調國家和社會對個人的重要性，認為一個人只有成為家庭、集體、國家和社會的一部分，才有存在的意義

再次，在政治上，保守主義堅持柏拉圖創立的賢人治國原則，宣揚領導權必須交給素質優異的傑出人物，而不是那些善於蠱惑人心的羣眾領袖。統治權應該是永久性的，不能受頻繁的選舉活動的干擾和破壞，以確保政治的連續和穩定。保守派一貫強調秩序和法律，維護有利於統一的傳統社會紐帶如宗教、習俗、倫理、家庭等。由於這個緣故，他們得到“秩序黨”的稱號，與自由派的稱號“進步黨”恰成對照。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守舊拒新的保守態度主要表現為安於現狀，不願看到任何形式的劇變，無論急速前進還是大步倒退。因此一般説來，保守和反動不宜簡單地等同起來。此外，保守態度也並不意味着其思想內容一成不變。首先，不同時代的社會現狀和傳統大不一樣，如自由放任在19世紀是新生事物，到了20世紀就變為妨礙社會進步的一種消極傳統，現代自由主義反而呼籲國家干預以對抗威脅個人自由的壟斷組織，因而當代放任主義者不再屬於自由派而屬於保守派。其次，西方保守派是有執政能力的強大政治勢力，他們出於競爭策略的需要不得不時常變換政綱，以吸引各階層的廣大選民，與自由派和社會黨人進行競爭。當代保守主義者甚至高唱改革，當然這不過是權宜之計，是以變求保，以温和改革取代激進改革，或者説對別人的改革進行改革。

以上保守主義的特點只是概而論之，某些保守主義派別和理論家每每表現出更極端的論點和主張，甚至混跡於反動陣營。這是政治思想領域的正常現象，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等

新保守主義的基本特徵和作用。新保守主義最為鮮明的特徵是“反國家主義”即反對國家干預社會經濟生活。他們對現代自由主義的國家干預理論和政策及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進行了猛烈批評，認為政府已經超載，主張政府不要干預社會經濟生活，讓市場經濟自己在那裏運行。實際上，他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闡發了古典自由主義的一些原則。

美國新保守主義理論的哲學基礎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20世紀哲學家列奧·施特勞斯的“自然權利”説；二是殖民時期的新教宗教信仰。 施特勞斯的“自然權利”論認為，要追求自然的正當，可不顧或蔑視所有現存的道德和法律。自然權利一旦進入信仰領域，最大的功能就是它可以超越法律，包括國際法和國內法。新保守主義對這種哲學的解讀是，人類文明共享的一些基本價值，如人道觀念，對生命的尊重等抽象、普世的價值觀不具有任何意義，他們看重的是“我們和他們的區別”是“正義與邪惡的區分”。“我們掌握了自然權利、是自由、民主國家，他們是獨裁國家。因此，我們對他們的一切不人道行為都是神聖的，因而都是自然合法的。”

濫觴於美國殖民時期加爾文教義中的“選民”思想也為新保守派繼承。他們對“選民”的闡釋，結合北美大陸的特殊環境，催生了美國具有“領導世界”的使命觀：即美國是上帝選擇的特殊國度，對人類社會的發展與命運負有特殊責任。

正是這種理論使一些美國人認為，美國可以為實現使命而不擇手段，主張輸出美式民主、在國際競爭中佔領“道德高地”。新保守派還認為，實力是美國擔當世界領導的先決條件。盟國之所以緊隨，是因為可以搭車；非盟國之所以不敢挑戰，是出於對美國實力的恐懼。對那些不自量力者，美國應靠“拳頭”而不是靠“舌頭”説話。

埃德蒙·伯克認為，人性是無知和容易犯錯誤的，平等只是一種虛構，社會政治體內必然存在等級差別，這是一種習慣的社會紀律。遵從社會的習慣和傳統就是人的本性。法國大革命通過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不過是一派既無價值又含糊其詞的具文。這是其一。其二，伯克認為，同國家相比，個人是渺小和短暫的，而國家或公共生活是偉大的、永久的；文明不是個人的、而是社會的財富。國家是最高財富的化身，一個人只有成為社會成員才能擺脱野蠻，一個人所有的精神財富都來自有組織的社會成員的身份；個人必須承擔自己的責任和義務，否則，個人就會成為一幫雜亂無章的逃兵和無賴。其三，伯克認為，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是該國特定的自然條件、歷史傳統、民族性格、宗教信仰、倫理道德、社會習慣等所決定的，是經過若干世紀、若干代人慎重選擇的結果，是約定俗成的產物。社會政治制度的基礎是習慣和傳統。要創造什麼新的政體是極其可笑而可悲的。他反對革命和改革，主張審慎的“改善”。他認為，偉大的政治傳統一向包含有自身發展的提示，社會政治制度可以改進，但必須遵照人民的習慣，符合歷史傳統；改進的目的是為了維護這種傳統，如同修繕房屋一樣，要使修繕儘可能地符合房屋的格局。（薩拜因：《政治學説史》，下，1986，pp.670-694）伯克的思想，對後來的保守主義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 埃德蒙·伯克對法國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作了全面批判，指出自由和法律秩序、倫理準則、個人尊嚴之間有不可割裂的內在聯繫，抽象的、孤立的自由只會蜕化為少數人的特權而終歸毀滅。法國革命恰恰破壞了自由的條件，因此其結局必定是空前的混亂和新的專制。西方思想界對埃德蒙·伯克的觀點評價各不相同，但公認他對法國革命的前景有驚人的預見力。

埃德蒙·伯克未建立自己的理論體系，但闡發了保守主義的一些基本信念，諸如上帝締造的、以身份和財產不平等為標誌的“自然秩序”；“時效”所產生的權益；由無數世代共同創造、體現社會共同利益的“民族”概念；容忍漸進的和保存優秀傳統的改良、反對蓄意破壞現存制度和社會秩序的激變的態度等等。伯克熱情讚頌貴族精神，但並不是一個死板的復古主義者。他所維護的是英國社會由來已久的個人自由，他本人就曾屬於自由主義的輝格黨。因此伯克對西方政治思想有跨時代的深遠影響，不僅為早期保守主義奠定了基礎，而且依然是許多當代保守黨人的精神源泉。

自埃德蒙·伯克之後，保守主義在19世紀發展為三個不同學派。法國的正統主義，也稱拉丁派，屬於保守主義的極右翼。創始人和主要代表是兩位法國貴族德·梅斯特爾（JosephdeMaistrel1753一1821）和德·波納德（LouisdeBonald1753—1840）。他們實際上是封建貴族的代表。這一派發揮伯克的神權思想並使之系統化，指責1789年大革命毀滅精神生活和社會秩序，造成無政府狀態，並嚴厲批判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自利傾向。他們要求恢復革命前“黃金時代”的政治制度，即統一的世界性基督教會和絕對王權相結合的封建專制。正統主義在“神聖同盟”統治歐洲的年代盛極一時，但其專制主義立場完全違背歷史潮流，同時也與温和派保守黨人不合拍，因而自1848年歐洲革命後便漸趨衷落。不過它在後來的法國保守主義傳統中仍有一定影響，20世紀20和30年代夏爾·莫臘和莫里斯·巴雷斯領導的“法蘭西行動”就是其後繼者。

該稱號緣於讚美情感、貶低理智的精神傾向。其成員為一批缺乏科學頭腦、憎惡資產階級並支持貴族和君主制度的知識分子，主要代表有諾瓦利斯（1772—1801）、弗裏德里克·馮·施萊格爾（1774—1829）、亞當·穆勒（AdamMuller1779—1829）、海因裏希·馮·特萊奇克（1834—1896）等。此外。英國的薩繆爾·泰勒·柯爾律治（1772—1834）和托馬斯·卡萊爾（1795—1881）同他們也有關聯。這派人持一種世俗的、辯證唯心主義的眼光。他們把伯克的思想運用於社會歷史領域，將社會歷史理解為一個發展過程，其動因在於自然和時間。他們注重傳統和歷史的連續性，反對社會革命；倡導精神的絕對自由，但是與社會有機體論相結合，主張實現自由的唯一途徑是個人應獻身於整個國家和社會的事業，而不是追求個人權益。這種觀點最終導致無限度的種族統一和國家權力，因而同樣與温和派保守主義有衝突。他們反對理性，主張用人的情感、情緒和激情來體現現實。在政治領導權問題上，他們有一種類似精英論的觀點，論證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如詩人、哲學家等）的統治使命。浪漫主義後來成為法西斯主義的理論來源之一。

其主要代表除伯克外，還有威廉·科貝特（1763—1835）、羅伯特·塞西爾·索爾茲伯裏侯爵（R·C·Salisbbry1830—1903）、亨利·梅因（H·Main1822—1885）、威廉·萊基（1838—1903）、詹姆斯·斯蒂芬爵士（1829—1894）等。此外，本傑明·孔斯坦（1767—1830）、德·托克維爾（1805—1859）等比較保守的法國自由主義者也與他們有相通之處。這一派的價值觀有強烈的貴族主義色彩，但不像前兩派那樣絕對化，而比較靈活、實際。他們屬於資本主義社會的保守派，主要旗幟為個人自由、法治和議會民主，主張以妥協、温和的手段調解社會衝突。他們厭惡近代工業文明和資本主義民主，卻又避免直接對抗，並能採取主動行動竭力將其納入自己的軌道，防止其走向極端。本傑明·迪斯雷利（1804—1881）領導的“託利黨民主”運動就是一個突出例證。英國温和派影響最大、最持久，是早期保守主義的主流。

19世紀的保守主義思潮是一個複雜的思潮，裏面既有封建的保守勢力的思想，又有資產階級保守派的思想。這三個學派之間的界限不是絕對的，它們反對革命、抵制民主改革的基本立場接近一致。每一派在其它國度亦有代表人物，而不少思想家兼備兩派、甚至三派特徵。各派之間之所以存在顯著差別，一是由於各國社會傳統不同，如法國的政冶鬥爭一向十分激烈，左右兩翼沒有妥協餘地；二是由於各國發展程度不同，19世紀上半期法國社會進程落後於英國一個世紀以上，而當時的德國甚至尚未形成統一的民族國家。 進入20世紀、尤其是一戰後，各國保守主義的差別日益縮小，因為它們的論敵趨於一致：國際上以蘇聯為代表的共產主義運動和以意、德為代表的法西斯主義運動；各國國內的左翼和中左翼勢力，即有組織的勞工運動和福利國家運動。在保守派看來，這些不同敵手的實質相同：威脅傳統個人自由的國家干涉。因此歐美各地的保守主義逐漸聯成一體。進入20世紀以來，保守主義的發展過程可以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20世紀初到二戰前後為第一階段。此時西方政治秩序正發生迅速而劇烈的變化，保守派遇到明顯挫折。他們在思想上的主要表現是對消逝的舊傳統的悲嘆、對國家干預的現代自由主義思潮的牴觸、對民主運動和革命風潮的恐懼和對強有力的傑出人物即精英人物的強烈呼喚，但沒有形成明確的政治綱領。這一時期主要有兩派人物：一是精英派和專家治國派。以意大利的莫斯卡（G·Mossca1858一1941）和維爾弗雷多·帕累託（V·Pareto1848一1923）為代表的精英派認為，人類社會永遠存在有文化教養的傑出人物和愚昧無知的民眾。學者、政治家、藝術家和企業的管理人物是傑出人物，而保持精英的素質和領導權是拯救西方的惟一途徑。以美國的伯納姆（J·Burnham1905—）和加爾佈雷思（J·K·Galbraith1908—）為代表的專家治國派則根據現代工業社會的新變化認為，西方各工業國都進入管理社會，出現了新的管理階級和作為社會主體的技術專家，他們是社會的真正領導者，議會民主行將滅亡。二是以英國的保守黨政治家塞西爾為首的保守主義，塞西爾對埃德蒙·伯克的保守主義作了新闡發。

從二戰前後到70年代初為第二階段，此時保守派處境進一步惡化。這一時期，是現代自由主義的盛行時期。與此相應，正是新保守主義潛心研究、醖釀和提出對現代自由主義的批判，構建理論體系的時期。當代許多新保守主義者都是在這一時期形成觀點、嶄露頭角的。由於部分歐洲保守分子曾同情、支持甚至參加法西斯運動，保守派在戰後聲名狼籍，以至於除英國之外的其它歐洲保守主義黨派均被迫改換了招牌。與此同時，福利國家運動橫掃西方世界，保守派為大勢所趨在福利建設方面與申左翼競爭，在理論上主要表現為哈羅德·麥克米倫（1894—1987）的“中間道路”。這種思想現實可行並有所建樹，但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卻喪失了獨立價值。在此期間，美國湧現一批以歐文·克里斯托爾和丹尼爾·貝爾為代表的“新保守主義者”，預示着保守主義的復甦。然而其思想並未完全越出“中間道路”的軌範，因而尚不具備改變政局的力量。

70年代中期以來為第三階段。隨着現代自由主義理論和政策面臨的嚴峻挑戰和西方社會的困境，從70年代後期開始，保守派開始接連贏得選舉，而新保守主義思潮也迅速蔓延，成為80年代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這既是對福利國家的挑戰，也是對保守主義中間道路的反省，但已不是傳統或古典的保守主義，而是吸收部分自由主義成份的保守主義，即把古典自由主義同保守主義結合在一起，反對現代自由主義的基本理論和政策。因此，研究西方政治思潮的人們，通常把他們稱為自由保守主義。而西方經濟學界則多把他們稱為新自由主義者。這兩者含義的角度不同。這個時期另一令人矚目的現象是具有深厚自由主義傳統的美國取代英國而成為西方保守主義的中心。主要代表人物有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F·A·Hayekl899—1992）、米爾頓·弗裏德曼（M·Friedman1912—2006）及羅伯特·諾齊克（RobertNozick1938—2002）、詹姆斯·布坎南（JamesM·Buchananlg1919—2013）等。

新保守主義對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發生了重要影響。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西方主要國家“福利國家”政策陷入困境，經濟出現滯脹，爆發嚴重的經濟蕭條，同時，政府機構膨脹，這引發了大量社會問題。這表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表現方式發生了新變化。新保守主義的出現對英國、美國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政策發生了重大影響，這些國家紛紛採取新保守主義的政策，大力推行以私有化、改革社會福利政策為主的一系列政策。其結果，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在80年代到90年代獲得了新的發展。瑪格麗特·希爾達·撒切爾、羅納德·威爾遜·里根、赫爾穆特·科爾等都因此而曾經連任。 新保守主義在理論上研究了一些重要問題：如機會平等和結果平等、自由與平等、效率與公平的關係問題。他們認為，現代自由主義的國家干預政策，力圖調節人們收入的差距，得到結果平等，這反過來必然危及機會平等和人們自由競爭的權利，影響生產效率的提高，並且會削弱那些機會好的人的狀況，使那些辛苦勞作的人去養活那些靠社會福利而生活的人，這也是極不公道的。他們甚至認為，這樣也會導致政治上的專制。因為要維護這種不公正的狀況，只有靠專制才能做到。所以，國家不要干預社會經濟生活，從而保證個人在市場中自由競爭和發展。新保守主義從與現代自由主義不同的角度研究和處理了國家與個人、機會平等與結果平等的關係。

下面的兩個事例清楚地顯示，新保守主義已經在美國政壇得勢。其一，美國總統布什在新保守主義的主要思想庫美國企業研究所的講話中説，“你們是我們國家最優秀的一些大腦”，“我的政府錄用了你們當中的二十來個人”；其二，美國一首流行歌曲《你有沒有忘記》唱道：你們總説美國人愛到處找岔兒打架，九一一之後我要説，哥兒們，就應該這樣……前者表明，新保守主義已經進入美國的權力中心，後者表明，美國公眾情緒在很大程度上正在跟着新保守主義的思路走。

新保守主義者的抱負主要在國際政治方面。不過，他們既反對老共和黨人的“現實政治”，抱怨他們對外結盟時不問政權性質；又反對民主黨人的傳統國際主義，認為他們想依靠國際組織和經濟發展去推動民主是“天真”，他們看重的是“強力”。新保守主義的政治哲學主要有兩條：其一，自由民主跟專制水火不容，民主國家應挺身反對暴政；其二，:美國及其價值觀至高無上，美國應擔負起它的“世界使命”。

新保守主義認為，政權性質比任何國際組織和國際安排都重要得多，對和平的最大威脅來自反對自由民主價值觀的國家，過去來自以蘇聯為代表的極權體制，今天來自“激進的伊斯蘭”（新保守主義覺得“恐怖主義”的概念模糊，而更喜歡稱“激進的伊斯蘭”）。新保守主義者在冷戰時期之所以反對跟蘇聯搞緩和，是因為在他們看來，這是對專制主義的軟弱和對“反文化”的寬容。9·11事件之後，他們又一再強調，民主國家面對的暴政是各式各樣的，所以“要有憂患意識”，隨時準備回擊惡勢力的挑戰。由此可見，布什的“善與惡的戰爭”和安東尼·查爾斯·林頓·布萊爾的“傳播自由才是對安全最好的保證”，正是新保守主義在最高政治層面的反映。 “歷史的終結”一文作者弗朗西斯·福山也是新保守主義者，他説：“新保守主義者絲毫不想維護現存事物的秩序，因為這種秩序是建立在等級、傳統和對人類天性的悲觀看法的基礎之上的。”他們厭煩國際政治中“不死不活的共識”，認為捍衞和平與安全的最佳途徑是改變專制國家的政治制度、推進自由民主的傳播。在傳播自由民主價值觀這個大目標上，美歐是一致的，但歐洲人傾向於通過經濟社會的發展去促進，而美國的新保守主義者則主張藉助武力去移植。

新保守主義總是從民主和專制對立的角度觀察問題。例如人們通常説，聯合國實行的是國際民主，而按照新保守主義的邏輯，迄今並不存在所謂的“國際民主”，因為專制國家的那一票是不能代表其人民的意願的。基於這種認識，新保守主義者對聯合國內的投票歷來不以為然。如果有誰批評美國一方面為國內政治中的制衡而驕傲，另一方面卻反對國際政治中的制衡，他們就會以同樣的邏輯斷然反駁：讓誰制衡？讓專制統治者嗎？有的新保守主義者還指責歐洲國家姑息專制政權，正在重犯“綏靖”的錯誤。

談起美國及其價值觀，新保守主義者毫不吞吞吐吐。諾曼·波多拉茲説：“美國並不是一個盡善盡美的國家，但跟其他大國相比，美國總的來説一向是副好心腸。”湯娒·多納利聲稱：“美國的價值觀適用於全世界，這就是我們的世俗宗教。美國是運用其力量造福全球的。”他們舉例説，二戰之後的西歐復興、德國和日本的民主化改造，平息巴爾幹的戰亂、剷除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暴政，無一不是在美國主導下完成的，而今天如果沒有美國，誰去處理巴以衝突這個腫瘤，誰去解決朝鮮半島的核武危機呢？一副捨我其誰的口氣。

克里斯托認為，“靠國際的標準、法律和談判構築美妙的多邊世界”是極端危險的，美國應當把自己的力量與其世界使命聯繫起來，“要麼美國領導，要麼陷入混亂，世界別無選擇……美國應當干預（國際事務），否則，世界的形勢就會惡化，而且很快。”在他們的心目中，美國是一個“例外的國家”，負有“特別的使命”，所以應當增強軍力，剷除那些“邪惡政權”，並且警惕任何國家出來與之作對。

新保守主義痛恨專制，但並不是主張遇有專制就動槍動炮，它主張“選擇”。其標準用勞倫斯·卡皮蘭的話來説是兩條：第一，這個專制政權的垮台能夠引起地區規模的民主化浪潮，第二，有利於推進美國在這個地區的利益。那麼，對於不符合這兩條標準的其他專制政權呢？他們準備把道德大旗暫時捲起來，而祭起自己所不屑的“現實政治”：可能的話“遏制”它們，必要的話拉為盟友。美國在里根時代就是這樣做的，今天則可以很方便地用反恐需要去解釋。一個新保守主義者爽快地表示：“我並不一味反對國家利益。”

據報道，《洛杉磯時報》一位記者正在撰寫一本關於新保守主義的書，他的看法是，新保守主義者大多是猶太裔，所以“內心深處始終縈繞着對大屠殺的記憶”，他們最擔心發生的事情是，美國某一天遭到攻擊而無從還手，從而帶來“文明”世界的毀滅。從這個意義上説，“新保守主義是一種不可名狀的恐懼”。

新保守主義與現代自由主義的關係。這是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如果説，現代自由主義是對古典自由主義的自由放任立場的糾正，強調國家對市場的調節，主張擴大政府的權力，實行社會福利政策的話，那麼，新保守主義的主要特點則在於對古典自由主義的基本主張的重新論證與復歸。在這個意義上説，現代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的區別只有相對的意義。因此，許多人把哈耶克、弗裏德曼稱為自由主義者。

新保守主義與現代自由主義是當代西方資產階級思索和解決重大社會經濟和政治問題的難兄難弟，都要維護資本主義的長治久安；它們都反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學説及社會主義國家。它們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故它們在許多問題上吸收、採納對方的主張十分正常。

新保守主義和現代自由主義在長達幾十年的爭論中，主要涉及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政策問題，如：如何看待自由市場的競爭和發展?政府要不要干預，如何幹預？要不要實行社會福利政策?儘管它們的觀點不同，但本質上又是一致的，都要維護資本主義私有制，即使現代自由主義主張的國有化，實際上是私有制的一種變化而已；無論現代自由主義主張國家干預，還是新保守主義主張自由競爭，最終都是為了維護個人自由，它們都不可能、也不會完全否認或者拋棄個人自由。

新保守主義者的抱負主要在國際政治方面。不過，他們既反對老共和黨人的“現實政治”，抱怨他們對外結盟時不問政權性質；又反對民主黨人的傳統國際主義，認為他們想依靠國際組織和經濟發展去推動民主是“天真”，他們看重的是“強力”。新保守主義的政治哲學主要有兩條：其一，自由民主跟專制水火不容，民主國家應挺身反對暴政；其二，:美國及其價值觀至高無上，美國應擔負起它的“世界使命”。

新保守主義認為，政權性質比任何國際組織和國際安排都重要得多，對和平的最大威脅來自反對自由民主價值觀的國家，過去來自以蘇聯為代表的極權體制，今天來自“激進的伊斯蘭”（新保守主義覺得“恐怖主義”的概念模糊，而更喜歡稱“激進的伊斯蘭”）。新保守主義者在冷戰時期之所以反對跟蘇聯搞緩和，是因為在他們看來，這是對專制主義的軟弱和對“反文化”的寬容。九一一事件之後，他們又一再強調，民主國家面對的暴政是各式各樣的，所以“要有憂患意識”，隨時準備回擊惡勢力的挑戰。由此可見，布什的“善與惡的戰爭”和布萊爾的“傳播自由才是對安全最好的保證”，正是新保守主義在最高政治層面的反映。

“歷史的終結”一文作者弗朗西斯·福山也是新保守主義者，他説：“新保守主義者絲毫不想維護現存事物的秩序，因為這種秩序是建立在等級、傳統和對人類天性的悲觀看法的基礎之上的。”他們厭煩國際政治中“不死不活的共識”，認為捍衞和平與安全的最佳途徑是改變專制國家的政治制度、推進自由民主的傳播。在傳播自由民主價值觀這個大目標上，美歐是一致的，但歐洲人傾向於通過經濟社會的發展去促進，而美國的新保守主義者則主張藉助武力去移植。

新保守主義總是從民主和專制對立的角度觀察問題。例如人們通常説，聯合國實行的是國際民主，而按照新保守主義的邏輯，迄今並不存在所謂的“國際民主”，因為專制國家的那一票是不能代表其人民的意願的。基於這種認識，新保守主義者對聯合國內的投票歷來不以為然。如果有誰批評美國一方面為國內政治中的制衡而驕傲，另一方面卻反對國際政治中的制衡，他們就會以同樣的邏輯斷然反駁：讓誰制衡？讓專制統治者嗎？有的新保守主義者還指責歐洲國家姑息專制政權，正在重犯“綏靖”的錯誤。

談起美國及其價值觀，新保守主義者毫不吞吞吐吐。諾曼·波多拉茲説：“美國並不是一個盡善盡美的國家，但跟其他大國相比，美國總的來説一向是副好心腸。”湯娒·多納利聲稱：“美國的價值觀適用於全世界，這就是我們的世俗宗教。美國是運用其力量造福全球的。”他們舉例説，二戰之後的西歐復興、德國和日本的民主化改造，近年來平息巴爾幹的戰亂、剷除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暴政，無一不是在美國主導下完成的，而今天如果沒有美國，誰去處理巴以衝突這個腫瘤，誰去解決朝鮮半島的核武危機呢？一副捨我其誰的口氣。

克里斯托認為，“靠國際的標準、法律和談判構築美妙的多邊世界”是極端危險的，美國應當把自己的力量與其世界使命聯繫起來，“要麼美國領導，要麼陷入混亂，世界別無選擇……美國應當干預（國際事務），否則，世界的形勢就會惡化，而且很快。”在他們的心目中，美國是一個“例外的國家”，負有“特別的使命”，所以應當增強軍力，剷除那些“邪惡政權”，並且警惕任何國家出來與之作對。

新保守主義痛恨專制，但並不是主張遇有專制就動槍動炮，它主張“選擇”。其標準用勞倫斯·卡皮蘭的話來説是兩條：第一，這個專制政權的垮台能夠引起地區規模的民主化浪潮，第二，有利於推進美國在這個地區的利益。那麼，對於不符合這兩條標準的其他專制政權呢？他們準備把道德大旗暫時捲起來，而祭起自己所不屑的“現實政治”：可能的話“遏制”它們，必要的話拉為盟友。美國在里根時代就是這樣做的，今天則可以很方便地用反恐需要去解釋。一個新保守主義者爽快地表示：“我並不一味反對國家利益。”

據報道，《洛杉磯時報》一位記者正在撰寫一本關於新保守主義的書，他的看法是，新保守主義者大多是猶太裔，所以“內心深處始終縈繞着對大屠殺的記憶”，他們最擔心發生的事情是，美國某一天遭到攻擊而無從還手，從而帶來“文明”世界的毀滅。從這個意義上説，“新保守主義是一種不可名狀的恐懼”。

新保守主義並非幾個鷹派人物的一時衝動所致，它有其嚴肅的思想理論基礎。據認為，新保守主義有兩位思想鼻祖，政治思想方面是芝加哥大學的哲學教授利奧·施特勞斯（1899——1973），軍事思想方面是1997年去世的戰略專家阿伯特·沃爾特泰爾。

施特勞斯出生於德國黑森州一個正統的猶太家庭，三十年代為逃避納粹的迫害而流亡巴黎、倫敦、紐約，戰後定居芝加哥，在芝加哥大學執教二十多年，最有名的著作是《論暴政》。據介紹，施特勞斯畢生研究的是希臘古典哲學及宗教，跟當代並無直接關係，他也沒有關於國際關係的論著，但是他的哲學思想深刻影響了新保守主義者。西方報刊廣泛報道的是他的以下思想：

施特勞斯認為，道德價值具有不變性，存在一種“自然法”，即善與惡、正義與非正義有不變的標準，它適用於任何時間和任何地方。但是，人類自啓蒙運動以來陷入了相對主義，現代化又造成了對道德價值的拋棄和對理性和文明的歐洲價值的拋棄。善惡的相對主義不敢承認歐美的自由民主價值觀優越，導致對暴政束手無策：“當我們被帶到同暴政——一種超過過去最厲害的思想家最大膽的狂想也無法想象的暴政——面對面對峙的境地，我們的政治科學無法識別它。”（《論暴政》）

施特勞斯認為，人類對“完美社會”的嚮往，最終導致了斯大林主義和納粹主義。他親身經歷過軟弱的魏瑪共和國，目睹了納粹對猶太民族的大屠殺，清晰地看到了邪惡的可怕，這些個人經驗深刻地影響了他日後的政治哲學思想。他終生關注民主制度的脆弱性這個重大課題，他指出，如果民主政體軟弱，拒絕反對本質上是擴張主義的暴政，就沒有任何站住腳的可能性。他認為，社會制度有好壞之分，政治上的考慮不應當剝奪對一個政權的價值判斷；美國的民主政體是“最不壞的政治制度”，就人的充分發展而言，人類還沒有找到任何更好的制度；一個好的制度有權利乃至義務去反對壞的制度，即使要動用武力，“為了使西方民主政體處在安全之中，應當使全球都實現民主。”

施特勞斯哲學思想的傳人、同樣在芝加哥大學執教的阿倫·布魯姆猛烈抨擊了西方六十年代的“社會文化革命”，認為它直接導致了八十年代的“政治正確”。他指出，在“政治正確”下，似乎任何事物都有價值，各種文化彼此彼此，無所謂優劣，“無論什麼都成了文化，毒品文化、搖滾文化、街頭鬥毆文化，不一而足，不得有任何的歧視。文化的失敗也成了一種文化”。

“政治正確”造成了“西方文明的自我蔑視”，某些大學生及教授甚至完全準備接受常常是侵犯自由的非西方文化，而對西方文化持嚴厲的批評態度。布魯姆堅信：“古希臘人實行的民主代表了最高形式的文明，自由社會是人類所設想的最好的社會。”

阿伯特·沃爾特泰爾是數學家，曾在加州大學柏克利分校等大學任教，擔任過裏德公司研究員、國防部顧問，是美國核戰略的制定人之一。

他最早對“確保相互摧毀”的核戰略提出了質疑。他認為，這種戰略既不道德（大量殺害平民），又沒有效力，因為任何有理智的國家領導人——至少美國總統——是不會做出會帶來“各自自殺”後果的決定的。他因此提出一個替代戰略——“逐步反應”或曰“逐步升級威懾”，後為美國政府及北約所採納。按照這種戰略思想，要準備打有限戰爭，必要時使用戰術核武器和能夠攻擊敵方軍事設施的高精度的“智能武器”。沃爾特泰爾激烈反對跟蘇聯達成軍備控制協議，認為這將阻礙美國工藝技術的進步。後來，里根總統聽取了他的意見，隨後拋出了著名的“星球大戰”計劃。前幾年，美國朝野激烈批評過去同蘇聯達成的反導條約，最終廢除了它。在這場大辯論中，批評反導條約最激烈的大都是沃爾特泰爾的門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