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戒

拼音：sān jiè

注音： ㄙㄢ ㄐㄧㄝ

《三戒》是我國唐代著名文學家柳宗元寫的三篇寓言故事，分別為：《臨江之麋》，《黔之驢》，《永某氏之鼠》。柳宗元的《三戒》是其寓言的代表作，題目出自《論語·季氏》：“君子有三戒”，寓有警戒之意。戒：既勸戒自己，也勸戒別人；由此，我們應對其寓意予以分析、評價，之後，我們方能聽其告誡，以防步人後塵。在《三戒》之中，尤以《黔之驢》廣為後世所知，而對其餘兩篇知之甚少，對《黔之驢》的理解認識也無非就是“黔驢之技”、“黔驢技窮”。其實，作者的真實寓意往往不在其字面，而是將作者的人生體驗、生活哲理藴涵其中，正所謂林紓在《春覺齋論文》中評柳氏寓言之語：“手寫本事，神注言外”。結合柳宗元的生平，讀其《三戒》，我們便能品味出：麋之可憐，驢之可悲，永鼠之可憎！

1. 三種宜加警惕的行為。戒色、戒鬥、戒得。《論語·季氏》：“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何晏集解引孔安國曰：“得，貪得。” 漢蔡邕《司空楊秉碑》：“昔仲尼垂三戒，而公克焉。” 明沉璟《義俠記·取威》：“若要保殘生，須是守咱三戒也。” 朱謙良《感懷和病俠》詩：“書生自古崇三戒，俠士何時浄六根。” ^[1] 

《説文解字》中説：“戒，警也。從卄戈。持戈以戒不虞。”“戒”的本義是警惕、防備外部敵人，後來字義引申，凡不利於國家、羣體、家庭、個人的人和事，均需警惕和防備，都可用“戒”字。此處説的“戒”，即指君子要警惕自己，不做那些可能對自己造成損害的事。

2. 三種宜加警惕的行為。戒妄出入、戒妄言語、戒妄憂慮。 宋王應麟《困學紀聞·雜識》：“ 齊齋倪公三戒：不妄出入、不妄言語、不妄憂慮。”

3. 三種宜加警惕的行為。戒大怒、戒大欲、戒大醉。 清沈復《浮生六記·養生記道》：“衞生切要知三戒：大怒，大欲並大醉。” ^[1] 

吾恆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幹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迨於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人畋，得麋麑，畜之。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麋麑稍大，忘己之麋也，以為犬良我友，牴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

三年，麋出門，見外犬在道甚眾，走欲與為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龐然大物也，以為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憖憖然莫相知。

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為且噬己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㘚，斷其喉，盡其肉，乃去。

噫！形之龐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為己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貓犬，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廚，悉以恣鼠，不問。

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椸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與人兼行，夜則竊齧鬥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

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為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貓，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臭數月乃已。

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為可恆也哉！

我常常厭惡世上的有些人，不知道考慮自己的實際能力，而只是憑藉外力來逞強，或者依仗勢力和自己不同的人打交道，使出伎倆來激怒比他強的對象，趁機胡作非為，但最後卻招致了災禍。有位客人同我談起麋、驢、鼠三種動物的結局，我覺得與那些人的情形差不多，於是就作了這篇《三戒》。

臨江有個人出去打獵，得到一隻幼麋，就捉回家把它飼養起來。剛踏進家門，羣狗一見，嘴邊都流出了口水，搖着尾巴，紛紛聚攏過來。獵人大怒，把羣狗嚇退。從此獵人每天抱了幼麋與狗接近，讓狗看了習慣，不去傷害幼麋，並逐漸使狗和幼麋一起遊戲。經過了好長一段時間，狗都能聽從人的意旨了。幼麋稍為長大後，卻忘記了自己是麋類，以為狗是它真正的夥伴，開始和狗嬉戲，顯得十分親暱。狗因為害怕主人，也就很馴順地和幼麋玩耍，可是又不時舔着自己的舌頭，露出饞相。

這樣過了三年，一次麋獨自出門，見路上有許多不相識的狗，就跑過去與它們一起嬉戲。這些狗一見麋，又高興又惱怒，共同把它吃了，骨頭撒了一路。但麋至死都沒有覺悟到這是怎麼回事。

黔中道沒有驢子，喜歡攬事的人就用船把它運了進去。運到以後，發現驢子沒有什麼用處，就把它放到山下。老虎看到驢子那巨大的身軀，以為是神怪出現。就躲到樹林間暗中偷看，一會兒又稍稍走近觀察，戰戰兢兢，但最終還是識不透驢子是什麼東西。

一天，驢子大叫一聲，把老虎嚇得逃得遠遠的，以為驢子將要咬自己，極為恐懼。然而來回觀察驢子的樣子，覺得它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本領。後來老虎更聽慣了驢子的叫聲，再走近驢子，在它周圍徘徊，但最終還是不敢上前拚搏。又稍稍走近驢子，越發輕侮地開始衝撞冒犯，驢子忍不住大怒，就用蹄來踢。老虎見了大喜，心中計算道：“本領不過如此罷了。”於是老虎騰躍怒吼起來，上去咬斷了驢子的喉管，吃盡了驢子的肉，然後離去。

唉！驢子形體龐大，好象很有法道，聲音宏亮，好像很有本領，假使不暴露出自己的弱點，那麼老虎雖然兇猛，可是由於多疑、畏懼，最終也不敢先下手為強；如今出現這種結局，難道不可悲嗎？

永州有一個人，怕犯日忌，拘執禁忌特別過分。認為自己出生的年分正當子年，而老鼠又是子年的生肖，因此愛護老鼠，家中不養貓狗，也不準僕人傷害它們。他家的糧倉和廚房，都任憑老鼠橫行，從不過問。

因此老鼠就相互轉告，都跑到那個人家裏，既能吃飽肚子，又很安全。那個人家中沒有一件完好無損的器物，籠筐箱架中沒有一件完整的衣服，吃的大都是老鼠吃剩下的東西。白天老鼠成羣結隊地與人同行，夜裏則偷咬東西，爭鬥打鬧，各種各樣的叫聲，吵得人無法睡覺。但那個人始終不覺得老鼠討厭。

過了幾年，那個人搬到了別的地方。後面的人住進來後，老鼠的猖獗仍和過去一樣。那人就説：“老鼠是在陰暗角落活動的可惡動物，這裏的老鼠偷咬吵鬧又特別厲害，為什麼會達到這樣嚴重的程度呢？”於是借來了五六隻貓，關上屋門，翻開瓦片，用水灌洞，獎勵僕人四面圍捕。捕殺到的老鼠，堆得像座小山。都丟棄在隱蔽無人的地方，臭氣散發了數月才停止。

唉！那些老鼠以為吃得飽飽的而又沒有災禍，那是可以長久的嗎？

在《三戒》文首有一小序説明作者的寫作意圖，警戒那些“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的世人。常安認為：“麋不知彼，驢不知己，竊時肆暴，斯為鼠輩也”（《古文披金》卷 十四）。

《臨江之麋》賞析

在通讀《臨江之麋》後，我們很難把麋看成是“幹非其類”的動物，而是“以為犬良我友”的天真、幼稚、思想單純的形象。它幼小之時便被“臨江之人”收養，且與家犬為友日久，稍大，“忘己之麋”乃情理之中，未經教化之麋如何知曉敵友？故而是缺少善惡意識、不辯敵友、是非不分的糊塗蟲。同時，它是一個十分奴性的形象，唯主人是從。它與犬相處，完全是一種友善的表現，我們看不到它“幹”（幹,犯也。——《説文》）的行為，而是一個被主人愚弄的化身。我們很難將麋與“依勢以幹非其類”相聯繫，如果説其“不知推己之本”是再恰當不過了。“不悟”，可見其主題。也就是説，它的行為是由於主人的袒護造成的，以至於使自己的防患意識淡漠了，不知道弱肉強食的自然規律。正如林紓所言：“麋之恃寵，稚耳。”（《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總之，麋給我們的形象就是一個既不知彼、也不知己的無知的白痴，它的死，讓我們感到它是可憐的。

《黔之驢》賞析

在《黔之驢》一文中，“好事者”也真好事，把一頭很好的力畜，以為“無可用”擱置在山下，使這頭立志于田間耕作的驢有才不能施展，使驢子成為“廢物”，真乃英雄無用武之地也！“好事者”其用“驢”之道可見一斑。我想，在此，黔驢的悲哀不亞於“祗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雜説》韓愈）的千里馬，不知道柳宗元有否自喻，但我們依稀看到了柳宗元的影子，“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柳子厚墓誌銘》韓愈）。沒有人賞識千里馬的才能，是別人的無知，“好事者”認為驢子無用是“好事者”的無知。驢子初次見到虎時，想必它也一樣不瞭解對手：它過去的環境或許是一片祥和的田園生活環境，沒有爭鬥和角逐，這個善良的毛驢無從知道這個世界上竟有不事農活的食肉野獸。毛驢一鳴，亦如千里馬“鳴之而不能通其意”（《雜説》韓愈），或許也像柳宗元一樣，因“以生人為己任”，而鋭意改革弊政吧？我們知道：毛驢的本性是善良的、勤勞的；其志不是動物之間爾虞我詐的角逐，其志在于田野，在農耕，在運輸。如果我們説:“黔驢技窮”，也只不過是黔驢的鬥技窮已。而柳宗元筆下的虎多代表君權、宦官勢力、黑暗的社會制度等，如《捕蛇者説》。柳宗元“不知愚陋不可以強……年少氣鋭，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寄許京兆孟容書》）的情景與黔驢無異。文尾：“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這句話與“使子厚在台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如出一轍。宦官的勢力是強大的，出技以怒“宦”使他觸罪被貶乃至終身不赦；也許，這恰恰表現了他在政治鬥爭失敗之後的複雜的心理過程：沮喪、懊悔、乃至絕望。《愚溪對》有：智者“聰明皎厲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愚者“觸罪擯辱愚陋黜伏”。這些深曲的反語潛藏着牢騷與譏諷，是對那個是非不分、賢愚顛倒的世道的譴責；誰又能説《黔之驢》沒有反意哪？

“悲夫！” 黔驢。它的悲慘是因為它還不曾學會“格鬥”，而如果驢子學會格鬥就不稱其為驢了；黔驢是可悲的，因為它不能歸田。如果“好事者”將“驢”歸田，那麼驢一定是農夫的得力助手；至於可悲，則為“好事者”的無知且無聊。“黔驢”：前有古人——屈原，後有來者——岳飛，他們志在報國，而君主以為“無可用”將他們“置於山下”；屈原尚有《離騷》一鳴；而岳飛不曾“出技”，便以“莫須有”之罪，最終被“虎”所害。其死不悲嗎？

寓言故事

可見，驢虎相見，若無“有人力能舉之”（《柳子厚墓誌銘》）則驢必死無疑。

對一篇文章的解讀，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林紓認為《黔之驢》：“驢果安其驢，尚無死法。惟其妄怒而蹄之，去死始近……故君子身居亂世，終以不出其技為佳”（《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在此我不能苟同：“向不出技”，何時出技？難道遇到弱者時再出技嗎？面對強大的惡勢力，坐以待斃嗎？我們應推崇“行天下之大道……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初生牛犢不怕虎”畢竟是一種精神。

《永某氏之鼠》賞析

《永某氏之鼠》成功塑造了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鼠輩：

在正常的生活環境中，沒有哪一個人為“忌日”而豢養老鼠；但在正常的生活環境中，有太多的有權有勢的人，出於種種緣故，寵愛、任用一些無能無德的“鼠輩”為官，致使鼠輩的勢力越來越大，可謂“小人得志”。宦官專權，是非顛倒，正氣不樹，正是柳宗元等剷除弊政的目標。

永某氏完全是一個病態人格的形象，“畏日，拘忌異甚”，其錯誤的世界觀，其齊家之道必定也是錯誤的。一個“禁”字，表現其權甚大；雖然他昏庸無才，但他仍然是一家之“主”，或許他就是我們中間的一人。在他權力的轄區內，“因愛鼠，不畜貓犬”，他良莠不分，敵友不辯，遠君子，親小人，足見主人的昏庸。所以他的用人之道必定是任人唯親，而不是任人唯賢。在永某氏看來，鼠的行為都是正常的，他為老鼠提供了很好的社會環境。於是它們有了地位，有了特權。老鼠得此機緣便肆意暴行，惟利是圖，巧取豪奪，恰似一羣貪官污吏的行為, 真是禍國殃民。“晝累累與人兼行”，白天他們前呼後擁，大搖大擺，招搖過市；甚至夜間還要“竊齧鬥暴”騷擾百姓，而永某氏“不厭” ，故“僮”無權擊鼠。現實也是如此，百姓是無權責打貪官的。想來鼠洞內已經積聚了大量的財物，其財物無一不是“民脂民膏”，但由於主人的庇護，他們便“飽食而無禍”，用一丘之貉來形容永某氏及老鼠是比較相宜的。

歷史已經過去一千餘年了，但我們仍可以看見“永某氏之鼠”。社會上的種種腐敗現象，都濃縮在作者的筆端。作者寥寥幾筆，便淋漓盡致地勾畫出千古不變的貪官形象，其形可見，其聲可聞。

通讀全文我們看到，一個迂腐、蠻橫、糊塗無知的典型的心理變態人物，由於掌握了一家的權利，便構成了特定的典型環境，人鼠共生，烏煙瘴氣。永某氏病態心理是老鼠為患的前提，可以説老鼠的存在有其偶然性，同時也有其必然性。歸根結底，是永某氏用人的腐敗。令人鼓舞的是明智的“後人來居”假貓，購僮，殺鼠。

在《永某氏之鼠》中，作者的態度是比較積極的，結尾略點一筆，着墨不多，但揭示人生哲理：物極則必反、福禍相依。示意人們不要逞一時之威，竊時以肆暴。總之，《永某氏之鼠》像一把鋒利的匕首，直刺社會上的腐敗現象，精警深刻，對一些社會現象也仍然具有諷刺意味。

寓言的精髓是其寓意，而寓意應具有教化意義，讀後使人的靈魂受到震懾，如夢方醒，引以為戒，其主旨應是積極向上的。

《黔之驢》雖廣為流傳，但讀後，總會使人產生壓抑感，或許是用驢作比喻有些欠佳吧，不知道農夫讀罷有何感想？取喻動物應恰如其分，使人讀其事即明其理。如將永某氏之“鼠”換成象徵和平的鴿子，勢必產生歧義，可見設喻的重要性。而作者對於“鼠”的形容，形神兼備的形象，恰如其分，讓人不由得產生憎惡之情。麋、驢都是一些與人為善的動物，很難讓人產生惡意，這可能是我們不能完全領會其真正寓意的障礙。而鼠讓人一見便嗤之以鼻，令人厭惡，同時“鼠輩”本身的就有不光彩的寓意；這裏，我們不禁想起《碩鼠》，“碩鼠”已成為貪官代號。所以永某氏的“鼠”設喻可謂貼切。總之，讀完三則寓言，我們看到：麋是可憐的，驢是可悲的，而鼠是可惡的。

三則故事具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生動刻畫了六種動物各具特異的形態，彷彿使人身臨其境。

文章通過誇張的運用，增加了文章的幽默感；人格化的描寫增強了故事的趣味性：“忘己之麋也，以為犬良我友”，完全是人格化的心理活動；又如：“虎因喜，計之曰：‘計止此耳’”，彷彿老虎在那裏自言自語一般；“由是鼠相告（永某氏勿擊鼠）”，好象老鼠明白了人類的語言。

總之，柳宗元的這三則寓言，以敍述故事為主，在結尾出有一句議論，以發揮其寓意，如《臨江之麋》的“麋至死不悟”，領悟什麼，讓讀者自己去思考，或引出其寓意：“彼以其飽食無禍為可恆也哉！”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