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後

60後從一個被否定了的時代走來。嚴格地説，60後對那個時代較少有切膚之痛，但在他們思想成型過程中，則經歷了對那個時代的批判與反思，也許正是這種批判與反思的氛圍，誘發了他們那個年齡段本就具有的叛逆性格。他們叛逆父輩，因為他們的父輩是那個時代的主力軍；他們叛逆主流文化，因為那個時代的主流文化閹割了他們的父輩；他們叛逆時代信仰，因為他們父輩的所遭受的洗禮讓它頓顯虛無；他們叛逆社會道德，因為經過那個瘋狂年代摧殘後的社會道德顯得那麼的虛偽……

叛逆可以顯示自我，但並不等於具備自我。主流文化、時代信仰和社會道德，共同塑造着一代人的性格和品質，而當60後們將它們通通從自己的思想中格式化後，卻發現竟然失去了自我！他們迷茫慨嘆：“人生的路啊，為什麼越走越窄？”並引發了一場全國大討論。他們不能沒有文化，於是傳統文化開始復甦，許多60後自學孔孟老莊和韓非；他們不能沒有信仰，於是哲學流行了，許多60後大量閲讀哲學書籍，其中包括尼采和弗洛伊德；他們不能沒有道德，於是他們父輩的道德觀得到了他們的寬恕和接納。60後的社會責任感極強：他們“從現在做起，從我做起”；他們“團結起來，振興中華”；他們組織“保釣”；他們甚至兩鬧學潮……應該説，60後雖然叛逆，但他們骨子裏還是屬於傳統的一代，因為他們仍然在用文化、信仰和道德的模具塑造自己，而且，隨着他們叛逆性格的逐漸消失，他們曾經排斥過的文化、信仰和道德也得到了他們有選擇地接納和繼承。雖然60後曾經那麼的叛逆、那麼善於思考和探索，但由於他們所做的仍然只是繼承和吸收，較少創造性，因而人們所擔心的文化斷層、信仰斷層和道德斷層，並沒有在60後身上出現。就這樣，昔日的問題青年，平穩地成為了社會中堅。

當今中國政壇，“60後”正省部級官員共有5位，不僅“初具規模”，且已成為一道亮麗的風景：1960年出生的周強，不到47歲當選湖南省省長；1963年出生的胡春華，45歲出任河北省省長；1966年出生的宋祖英，剛過42歲就從大校軍官晉升為副軍職幹部；1967年出生的陸昊，在被任命為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時，離自己41歲生日還有一個月。

從國內看，“60後”高官是“60後精英”在政治領域裏的集中體現。他們年輕務實，政績斐然，且富有個人魅力，被視為“政壇新星”，引起廣泛關注。在近年的“兩會”和黨代會上，都能看到各路媒體蜂擁而上、“圍堵”他們的場面。有關他們的新聞，不再限於黨報黨刊的報道，也能迅速登上各大門户網站的頭條，且點擊率甚高。他們的名字和事蹟，不僅為其主政的部委、省份所熟悉，在全國也廣為人知。在《環球人物》雜誌記者的採訪過程中，很多普通民眾對他們的個人魅力評價很高，對他們的親民風格頗多好感。

從世界範圍看，“60後”高官也是“20世紀60年代留下的豐碩之果”。有媒體將這個60年代稱為“狂飆的年代”：“法國新浪潮電影運動、五月風暴湧動；美國反越戰遊行、黑人民權運動盛行；中國的‘文革’開始、知青上山下鄉；南美叢林和非洲，游擊戰爭和民族解放運動風起雲湧……40年過去了，在經歷了激動、磨礪、悔悟、反思之後，生於20世紀60年代的一些精英成為各個國家的中流砥柱，在當今社會中呈現出別樣的魅力……”

毫無疑問，“60後”高官將會對當今和未來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產生深遠的影響。沿着周強、胡春華、陸昊正部級官員的成長軌跡，《環球人物》雜誌記者進行多角度深入的採訪，向您講述他們的政治智慧、驕人業績和人生傳奇。

越來越多的“60後”走進省部級幹部行列，已經成為當今中國政壇引人注目的現象。“60後”省部級官員是如何脱穎而出的？他們有什麼執政特點？近日，《環球人物》雜誌記者就相關問題專訪了中國人民大學行政管理學系主任毛壽龍教授。

《環球人物》：我們知道您也是“60後”，從整體上看，您覺得“60後”官員有哪些共同特徵？

毛壽龍：可以説，目前“60後” 官員們已經成為中國政壇的中堅力量。他們的第一個特徵就是“知識化”。上世紀50年代出生的人經歷了“上山下鄉”，耽誤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最佳年齡。而大部分“60後”們受到了較好的教育，在知識結構和思路培養上都有所優化。

“60後”官員的第二個特徵是“年輕化”，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在團組織工作時得到了培養。1978年10月，共青團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因“文革”而處於停頓的團組織活動開始恢復。“60後”考上大學後，成為恢復團組織時的第一批團員。作為黨的預備人才，在共青團系統裏鍛煉出來的年輕幹部，往往成長很快，也因此比較年輕。

“60後” 官員的第三個特徵是具備較強的包容性。和現在尚為年輕的“70後”、“80後”相比，“60後”們對過去，尤其是“文革”還有一定的記憶，這種對動亂的感受促使他們在後來的工作中格外重視制度和穩定。另一方面，“60後”們對改革開放的成就也有着更深刻的感受。

此外，調動頻繁、履歷豐富也可以被認為是“60後” 官員的又一個特徵。

《環球人物》：“60後”省部級官員脱穎而出，除了您剛剛提到的時代因素之外，還有什麼原因？國家是否也在有意識地培養、提拔他們？

毛壽龍：“60後”省部級官員能夠脱穎而出，主要得益於黨的幹部年輕化戰略。從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幹部年輕化”就作為一項關係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戰略任務被提了出來，由此揭開了我國幹部年輕化的序幕。剛跨入80年代，鄧小平就明確提出“選拔中青年幹部”的目標，並多次在不同場合強調了我們的幹部標準和“四化”方針。在黨的十二大上，“努力實現幹部隊伍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被載入了黨章，我國對年輕幹部的培養和提拔也由此逐漸形成了制度。

2006年，胡春華、周強分別被任命為團中央第一書記、農業部黨組書記和湖南省代省長。此外，在當年已經完成黨委換屆的14個省份中，50歲以下的有56人，其中45歲左右的有21人。由此我們能夠看出，大批“60後”年輕幹部開始擁入各級領導層，甚至跨入到省部級決策層。

《環球人物》：我們發現，這一批“60後”高官在專業背景上，學經濟、法律等文科專業的佔絕對多數。同樣，碩士以上學歷也是他們的共同特點。提拔高學歷文科生，是巧合，還是國家政治經濟發展的必然？

毛壽龍：高學歷文科生從政並不是巧合。改革開放後，國家恢復了大部分高等院校文科專業，培養出一批經濟學、法學、行政管理學等方面的人才。在上個世紀80年代，發展經濟是我們工作的中心，學經濟類的畢業生就自然隨之得到重用；到了90年代，隨着我們進一步倡導依法治國，法學專業也跟着“吃香”起來。可以説，不管什麼專業的人才，都是隨着國家發展的需求而被起用的。如今高學歷文科生受到提拔，只能説是國家政治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

《環球人物》：“60後”官員都有哪些施政特點？對中國當前的行政改革有哪些積極作用？

毛壽龍：因為普遍還比較年輕，“60後”官員在行政工作中往往會以一個較低的姿態來做事，也會更加踏實、低調和務實。他們大多具有很強的口頭和文字表達能力，善於溝通和表達。

另外，“60後”官員們的領導風格也會和之前的領導人有所區別。“60後”官員們在工作中會更加重視法制和制度建設，會更多地依靠制度而非個人魅力來保證國家的發展，他們同樣也會更加親民和清廉。而這些特點都非常適合我們的“漸進式”改革，有助於推進政治發展。

60後出生成長於封閉固守的“洗腦式”教育時代，國家義務、社會責任，還有那時勢造英雄的情結和説不清根由的義氣都深深烙印在這代人的意識中。青春期時日漸形成的主流價值觀在真正走向社會的年紀，卻不幸遭遇了背道而馳的經濟變革時代。

他們曾經號召“團結”，倡導“興華”，組織“保釣”，甚至兩鬧學潮。他們信愛“竹死不變節，花落有餘香”這樣情懷的詩句。他們經常良心喪於困境之中，為不能堅守而夜不能寐。固有的模式思維衝撞在現實生存的選擇面前，催生了無盡的激礪、悔悟和反思。在崔健、王朔之流文化先鋒代表人物不安而狂妄的吶喊宣言中，很多人被感動和震撼了，叛逆還是保守、道德還是私心、責任還是自我之間的博弈不斷掙扎在蠢蠢欲動的求索道路上。有些人在這個過程中挺了，有些人躲了，而有些人瘋了...

但是，不可否認，這代人是真正具有成熟人性和理性思維的，他們中的精英更是無可避免的成為了現今社會的中流砥柱，尤其是成為了先鋭思想的實踐者。“像個男人一樣體面的活着”，恐怕是他們至今未曾被改變的秉性和訴求。不過，自我奮鬥的艱辛閲歷在面對下一代的成長中，似乎有些力不從心，沒有人能真正理解他們。

一位60後的教授至今膝下無兒無女，問到原因時這樣回答：“説實話，我不知道將來應該怎樣教育我的孩子，我自小堅持的信仰在如今的社會全是一紙空文。如果我以真正人性角度出發教導孩子的時候，我知道他將不會在現今的社會環境下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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