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學論爭

1927年，國民黨叛變革命，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了。新的革命形勢和劇烈的階級鬥爭對文學藝術提出了新的要求，新興的無產階級要求建立自己的文藝陣地。這一時期，國際無產階級文學運動蓬勃發展，蘇聯、日本等國的左翼文學運動十分活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被不斷地輸入中國，一些作家受其影響也開始走革命的文藝道路，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

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興起於反革命統治勢力的中心上海，其倡導者是後期創造社和太陽社的成員，主要有郭沫若、成仿吾以及蔣光慈、錢杏頓等，他們在《創造月刊》、《文化批判》、《太陽月刊》等刊物上發表文章，主張文學是宣傳的武器，要為革命鬥爭服務，要實現大眾化，革命作家要努力改造世界觀，以無產階級意識去克服小資產階級思想，為千千萬萬勞動羣眾服務。這樣的主張，在當時白色恐怖的環境裏猶如一面鮮豔奪目的紅旗，指引人們不斷前進。 ^[1] 

但是，由於倡導者們急功近利，沒有認真分析中國的社會性質就一廂情願地照搬照抄外國的理論做法，模糊了社會主義革命和民主革命的界限，把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當作革命對象，又加上太陽社、後期創造社內部存在着宗派情緒，他們把“五四”新文學當作資產階級文學而全部否定，把葉紹鈞、郁達夫、魯迅等知名作家當作批判對象。由於魯迅是新文學作家中最有影響力的，他被倡導者們錯誤地當作“小資產階級”傾向的代表，倡導者們甚至認為，批判魯迅就是在為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掃清道路。他們認為“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作家中，除了郭沫若是唯一具有“反抗精神的作家”外，其他作家都是具有“非革命的傾向”的，而魯迅更是時代的“落伍者”，他“常從幽暗的酒家的樓頭，醉眼陶然地跳望窗外的人生……追悼沒落的封建情緒，結局他反映的只是社會變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百無聊賴地跟他弟弟説幾句人道主義的美麗的説話”。他們宣揚“老的作家都不行了，只有把老的統統打倒，才能建立新的普羅文學”。

魯迅對創造社、太陽社作家突然對他發起攻擊，非常氣憤。於是，他於1928年2月23日撰寫了《“醉眼”中的“朦朧”》文予以反駁。在文中，他尖鋭地批判了創造社作家理論上的模糊和錯誤，以及對黑暗現實的不敢抗爭等。魯迅這一文章發表後，創造社、太陽社作家接連不斷地發表了大量的文章，從而引發了一場歷時一年有餘的革命文學論爭。 ^[2] 

1928年日本文壇結成了“全日本無產者藝術聯盟”，當無產階級文學迎來其全盛期之時，在日本逗留的成仿吾將《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一文發表在恢復刊行的《創造月刊》上。這篇論文是向中國文壇投入的“磚”，引出了持續兩年之久的革命文學論爭的“玉”。此後，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學運動以這篇論文為開端，氣勢大增。

《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力述了文學革命時期已向革命文學時期過渡，集大成地論述了革命文學。成仿吾用辯證唯物論揚棄了資產階級思想，呼呼走到農工大眾的行列中去，但他沒有觸及馬克思主義文學的具體運用。而且對於他曾説過的，創造社是代表着小資產階級（Petit bourgeois）的革命的“印貼利更追亞”。浪漫主義與感傷主義都是小資產階級特有的根性，但是在對於資產階級（bourgeos）的意義上，這種根性仍不失為革命的。與這種肯定創造社初期活動的看法相反，他沒有用辯證的方法來看待新文學運動以來其他文學者的所作，僅用一句“淺薄的啓蒙”就否定了他們的功績。他進一步向所有文學者發出嚴正的宣告：“資本主義正走向滅亡。世界分成兩大陣營，一邊是充滿資本主義餘毒的孤城，另一邊是全世界農工大眾的連合戰線。每個細胞都為了戰鬥而被組織起來，藝術勞動者應該擔當起一個領域的工作…任何人都不允許夾在中間。如果不加入這邊就站到那邊去。”這種儼然革命的審判官似的態度，激怒了其他的文學團體。《語絲》《小説月報》、《新月》等，都從各自的立場對創造社的革命文學論説進行了猛烈地反擊。尤其是以魯迅為中心的《語絲》的同人們以堅決對立的姿態，面對創造社的言論。此番革命文學的論爭震動了中國文壇，多數文學者都對其表現出了極大的關注並加入到論戰中，僅論文就有一百多篇。 ^[3] 

面對太陽社、創造社作家的“圍攻”，魯迅既憤激又執着地與之辯論，他通過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憑着自己對一些問題的深刻思考，先後撰寫了《我的態度氣節和年紀》、《革命咖啡店》、《文壇的掌故》、《文學的階級性》、《文學與革命》等文章，不客氣地批評了創造社、太陽社作家暴露出的種種錯誤，並對有關革命和文藝的不少問題做出了中肯的論斷。 ^[4] 

魯迅與創造社、太陽社的這場論爭，主要是圍繞着這樣幾個大的問題進行的：一是關於文藝與政治的關係。倡導者強調文藝為宣傳的工具，為革命的武器，有組織生活、創造生活的作用。魯迅認為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是無產階級解放鬥爭的一翼，既肯定了文藝為革命鬥爭服務的功能，又特別指出它只是“一翼”，不可能代替實際的武裝鬥爭。倡導者過分誇大文藝的作用，重視文學的政治價值，忽視藝術技巧，甚至把政治價值與藝術價值對立起來，主張把藝術技巧統統讓給“昨日的文學家去努力”。魯迅則辯證地認識到，文藝在講求政治內容的同時，也不能忽視表現技巧和藝術效果。

倡導者認為文學是要“反映階級的實踐的意欲”，魯迅批評他們實際上是唯心主義的，因為離開生活，階級的意欲也就無從體現。

魯迅清醒地認識到實現思想轉變並不是輕而易舉的事，需要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著作，不斷批判自己，否定舊的意識。這次思想論爭也存在積極作用，它客觀上擴大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影響，傳播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糾正了倡導者們的某些理論錯誤，為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的成立做了思想和隊伍上的準備。 ^[5] 

革命文學的倡導，一開始就受到文藝界各種對立的派別和人們的反對,新月派中一部分人,把革命文學歸之為“功利派”、“偏激派”、“主義派”、“標語派”，認為它“凌辱與侵襲了‘人生的尊嚴與健康’”（《〈新月〉的態度》）。周作人把革命文學的提倡，比做“無異於無聊文士之應制”（《文學的貴族性》（二））。《現代文化》和《文化戰線》等刊物，發表了一系列文章,認為“那些認識謬誤的無產階級文藝論,實在沒有提倡之必要”(尹若《無產階級文藝運動的謬誤》)。“無產階級文學(革命文學)的建設，實在是無聊的事，他在文學上的價值是很低微的”(莫孟明《革命文學評價》)。甚至把革命文學的提倡看作是“最近共產黨的文藝暴動計劃之一”(鳴秋《最近共產黨的文藝暴動計劃》)。這些言論，出現在革命文學論爭的高潮中，引起了革命文學內部論爭雙方的注意和警惕。彭康寫了《什麼是“健康”與“尊嚴”》，馮乃超寫了《冷靜的頭腦》，魯迅繼《文學和出汗》、《盧梭和胃口》之後，又寫了《新月社批評家的任務》等文，相互配合地反擊反對者。

1929年6月底中共中央決定成立文委，7、8月組建文委班子，之後中共中央經過一段時間醛釀，作出由李立三親自出面終止論爭的決定，9、10月李立三開始陸續找人談話，做思想工作，中宣部、江蘇省委、中央文委隨即響應，分別召開黨內會議，傳達貫徹中央意圖到基層，同時李立三親自與魯迅接觸，共同進入籌組左聯的節奏，到1929年底、1930年初經聽取各方意見，中央文委提出了籌委會初步名單，再經徵求意見，開過一二次會議，到2月16日召開“左聯”正式籌備會議，達成共識，落實成立大會分工，“左聯”日召開成立大會。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