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牡丹

牡丹是毛茛科、芍藥屬植物，為多年生落葉小灌木。花色澤豔麗，玉笑珠香，風流瀟灑，富麗堂皇，素有“花中之王”的美譽。

牡丹在唐朝尤為盛，而唐代則以京師長安為最，劉禹錫詩：“唯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就描寫的是盛唐長安的牡丹盛景。

“牡丹”自古就得到我國人民的喜愛，有關牡丹的詩文、繪畫、傳説、習俗等數不勝數，流傳至今，成為我們一筆寶貴的精神和文化財富。當前，文化要素在經濟建設中的地位日漸凸顯，正所謂“文化搭台，經濟唱戲”，我國一些地區也逐漸開發牡丹文化，使之成為城市市容建設和經濟發展的特色因子。但就目前的研究狀況來看，有關牡丹歷史的研究還存在一定欠缺，基於此，本文擬用歷史地理學的理論和方法，並借鑑生物學、醫學、美學等方面的知識，對人工栽培牡丹之始的唐代牡丹進行較全面的考察和探討，以期為我國牡丹文化溯源，併為當前牡丹花卉業的進一步發展做一些基礎工作。 ^[1] 

這部分主要考證了野生牡丹與人工栽培牡丹文字記載之始的問題。認為野生牡丹早在漢代甚或更早就已用於醫學，人工栽培牡丹作為觀賞花卉，則是從唐代前期開始。 ^[3] 

唐代牡丹的栽培中心在長安。牡丹由武則天引種宮苑以後，在長安形成了一個自上而下的推廣種植熱潮，牡丹的分佈範圍也迅速由宮苑波及高級寺觀、達官貴人宅第，最後及至一般士人家中。牡丹迅速融入了長安文化，人們種牡丹、賞牡丹、贊牡丹，並賦予牡丹以美好的象徵意義，掀起了牡丹文化史上的第一個高潮。

唐代除長安外，洛陽、杭州、九江、成都等地亦有牡丹的零星分佈。這些地區的牡丹或直接從京城移植過去，或輾轉從它地購置，可算是京城牡丹文化的輻射區。在這些地區，牡丹多分佈在當地的高官顯貴之家或小國的宮苑之中，民間是很少見到的，所以很難形成像長安那樣的牡丹熱潮。這些地方牡丹的分佈奠定了以後全國牡丹的發展趨勢。宋代以後，圍繞着這些地區形成了大大小小的牡丹栽培中心。

這部分從自然、經濟及政治、社會風尚、心理及文化精神等方面進行全面分析，認為：唐代牡丹興盛的基本條件是牡丹獨特的色香、型美和適宜的氣候；而這種興盛又是以唐代繁榮的經濟條件和穩定的政治條件作為大背景的；同時，牡丹遊賞風尚的形成成為牡丹興盛的助燃劑;最後，唐代牡丹興盛的根本原因應是唐人求富的心理特徵和複雜而進取的主流文化精神。

總之，唐代牡丹的興盛是具備了各種主客觀因素的結果。 第五章:簡析唐代牡丹文化。這部分從唐代牡丹園藝、牡丹遊賞、牡丹市場。 ^[1] 

唐定都長安（今陝西西安），長安牡丹逐漸興盛起來，當時牡丹稀少珍貴，首先在宮遷御蒼栽植。唐.舒元輿《牡丹賦序》雲：“天后之鄉，西河也，精舍下有牡丹，其花特異。天后嘆上苑之有闕，因命移植焉，由此京國牡丹，日月寢盛。”“開元（唐玄宗年號，713～742）時，宮中及民門況尚牡丹”（《事物紀原》）。達官顯貴，無不着力多方搜求，如“開元末，裴士淹為郎官，奉使冀，回至汾州眾香寺，得白牡丹一窠，植於長安私第，天寶（唐玄宗年號，742～756）中為都下奇賞（《酉陽雜俎》）。

唐玄宗時，李白為牡丹填寫新詞，賦清平樂3首，極寫純白、紅紫、淺紅等三色牡丹的丰姿秀色，以牡丹之美，讚譽楊貴妃之美貌（宋.樂史《楊妃外傳》）。“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指檻露華濃……”，千餘年來膾炙人口，成為千古絕唱。由之牡丹之名大噪，

唐敬宗（825～827）時，李正封詠牡丹詩云：“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牡丹遂有“國色天香”的譽稱，更加身價百倍。當時寺廟道觀也競植牡丹，如慈恩寺、興唐寺等。長安富户和平民皆尊崇牡丹，酷愛牡丹，開花時節，萬人空巷，誠如唐代大詩人劉禹錫所説：“惟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車馬如狂，以不京觀為恥”（唐.李肇《國史補》）。

牡丹也是長安寺院中享有盛名的觀賞花卉。如大慈恩寺的牡丹在京城就非常有名，據《唐語林》卷七記載：“京師貴牡丹，佛宇、道觀多遊覽者。慈恩浴室院有花兩叢，每開及五六百朵。……會昌中朝士數人，同遊僧舍。時東廊院有白花可愛，……至一院，小堂甚華潔，柏木為軒廡欄檻。有殷紅牡丹一叢，婆娑數百朵。初日照輝，朝露半唏。眾共嗟賞，及暮而去。”又據《南部新書》丁卷記載：“長安三月十五日，兩街看牡丹，奔走車馬。慈恩寺元果院牡丹，先於諸牡丹半月開；太真院牡丹，後諸牡丹半月開。”姚合《春日遊慈恩寺》詩描寫時人赴寺賞花之盛曰：

年長歸何處，青山未有家。賞春無酒飲，多看寺中花。

裴士淹《白牡丹》詩詠時人賞寺中牡丹之盛況曰：

長安年少惜春殘，爭認慈恩紫牡丹。別有玉盤乘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

權德輿也作有《和李中丞慈恩寺清上人院牡丹花歌》詩詠歎曰：

澹盪韶光三月中，牡丹偏自佔春風。時過寶地尋香徑，已見新花出故叢。曲水亭西杏園北，濃芳深院紅霞色。擢秀全勝珠樹林，結根幸在青蓮域。豔蕊鮮房次第開，含煙洗露照蒼苔。龐眉倚杖禪僧起，輕翅縈枝舞蝶來。獨坐南台時共美，閒行古剎情何已。花間一曲奏陽春，應為芬芳比君子。

寺中還植有凌霄花，這也是夏日盛開的一種花卉。詩人李端曾與耿湋、司空文明、吉中孚等陪考功王員外，同遊慈恩寺，賦詩詠凌霄花；後來他又與兩三個朋友同遊此寺，又值凌霄花開之時，因作《慈恩寺懷舊》詩曰：

去者不可憶，舊遊相見時。凌霄徒更發，非是看花期。

西明寺也是唐人經常去賞牡丹花的一個好地方。白居易在《牡丹芳》詩中描寫唐人賞牡丹花之盛況時就提到西明寺的牡丹也深受當時的人喜愛，其詩曰：

牡丹芳，牡丹芳，黃金蕊綻紅玉房。千片赤英霞爛爛，百枝絳點燈煌煌。照地初開錦繡段，當風不結蘭麝囊。仙人琪樹白無色，王母桃花小不香。宿露輕盈泛紫豔，朝陽照耀生紅光。紅紫二色間深淺，向背萬態隨低昂。映葉多情隱羞面，卧叢無力含醉妝。低嬌笑容疑掩口，凝思怨人如斷腸。穠姿貴彩信奇絕，雜卉亂花無比方。石竹金錢何細碎，芙蓉芍藥苦尋常。遂使王公與卿士，遊花冠蓋日相望。庳車軟輿貴公主，香衫細馬豪家郎。衞公宅靜閉東院，西明寺深開北廊。戲蝶雙舞看人久，殘鶯一聲春日長。共愁日照芳難駐，仍張帷幕垂陰涼。花開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 ^[2] 

元稹也曾寫詩讚美西明寺牡丹曰：

花向琉璃地上生，光風炫轉紫雲英。自從天女盤中見，直至今朝眼更明。

唐順宗永貞元年（805），白居易在西明寺賞牡丹花時，想起了遠在東都洛陽的老朋友元稹，寫下了《西明寺牡丹花時憶元九》詩：

前年題名處，今日看花來。一作芸香吏，三見牡丹開。豈獨花堪惜，方知老暗催。何況尋花伴，東都去未回。詎知紅芳側，春盡思悠哉。 ^[2] 

過了五年（唐憲宗元和五年，公元810年），白居易重遊西明寺賞牡丹，觸景生情，又想起了遠在江陵的元稹，寫下了《重題西明寺牡丹》詩曰：

往年君向東都去，曾嘆花時君未回。今年況作江陵別，惆悵花前又獨來。只愁離別長如此，不道明年花不開。 ^[3]  　興唐寺和興善寺的牡丹以花色品種之珍貴而出名。據段成式《酉陽雜俎》卷十九記載：“興唐寺有牡丹一窠，元和中着花一千二百朵。其色有正暈、倒暈、淺紅、淺紫、深紫、黃白檀等，獨無深紅。又有花葉中無抹心者。重台花者，其花面徑七八寸。興善寺素師院牡丹，色絕佳。元和末，一枝花合歡。”同書續集卷五又載：“靖善坊大興善寺，……長慶初，庭前牡丹一朵合歡。”如此名貴的奇葩，更是惹得遊人趨之若騖。

它如永壽寺、崇敬寺、薦福寺、天王院、萬壽寺（永泰寺）、光福寺等寺院都是人們觀賞牡丹的好去處。正是因為牡丹花受到當時人們的熱烈追奉，所以一些寺觀還趁機通過廣植牡丹以求獲利，以至牡丹花的價值不菲，“一本有直數萬者”。

皇帝有時也去寺觀賞花，僧人廣宣《寺中賞花應制》：“東風萬里送香來，上界千花向日開。卻笑霞樓紫芝侶，桃源深洞訪仙才。”

由於各地氣侯有很大的差異，寺觀栽種的植物也風格各異，千差萬別，像梅、蘭、竹、菊、松、柏、柿、杏、李、梨、薔薇、紫薇、櫻桃等等都是當時寺觀較為常見的一些花卉植物。在眾多植物的點綴下，寺觀呈現出一派春華秋實 ^[3]  、奼紫嫣紅的美麗景色，往往成為唐人追賞遊覽的風景勝地。 ^[2] 

牡丹儘管其根皮曾作為藥物被古代醫家利用過，但作為觀賞花卉為社會普遍認識，則是唐代的事。唐高宗時，與皇后武則天祖籍幷州毗鄰的汾州眾香寺種有牡丹，武后聞訊，移植於京師長安宮苑，始開牡丹觀賞史之漸。此後，牡丹逐漸擴展到長安的衙署、寺廟及私人庭院，並移植到洛陽和江南地區。佛教僧人對於培育牡丹做出重大貢獻。牡丹價格始終昂貴，“數十千錢買一棵”，頂得上十户中等人家的賦税量。 ^[3] 

唐代賞牡丹蔚然成風，特別是在長安，人們如狂如醉，以不耽玩為恥。牡丹與社會生活結成關係。有人因牡丹而逗引或寄託政治感情，評論世事。有人借牡丹對人生的榮辱升沉和生老病死發出感嘆，對宇宙萬有的本源做出禪理解釋。牡丹給文學藝術提供了素材，使創作有所拓寬。唐人寫有大量牡丹詩賦，致有國色天香之譽。牡丹還進入音樂、美術領域，被譜成歌曲，繪成圖畫。

牡丹儘管其根皮曾作為藥物被古代醫家利用過，然而它作為觀賞花卉為社會所普遍認識，唐宋人大抵都認為這是唐代的事。唐人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19説：“牡丹，前史中無説處。……成式檢隋朝《種植法》七十卷中，初不記説牡丹，則知隋朝花葯中所無也。”南宋鄭樵《通志》卷75説：“牡丹晚出，唐始有聞。”起初，因為“其花可愛如芍藥，宿枝如木，故得木芍藥之名”，還僅僅看作是芍藥的附庸。

後來，牡丹有了自己的專名，並且蔚為大國，芍藥相形見絀，反倒成為“落譜衰宗”。本文對唐代牡丹的情況做些考察，以收補闕拾遺之效。

一、牡丹在唐高宗時由河東汾州移入長安 關於牡丹的來源，只有兩位唐人提到，都認為出自河東道汾州（山西省汾陽縣）眾香寺，但時間則分別認為在初唐和盛唐。主盛唐説者是段成式。在上引文中，他接着説：“開元末，裴士淹為郎官，奉使幽冀回，至汾州眾香寺，得白牡丹一窠，植於長安私第。天寶中，為都下奇賞，當時名公有《裴給事宅看牡丹》詩。”然而考以其它史籍，則發現此説與事實相左。

清人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卷1説：“開元中，禁中初種木芍藥，得四本，上因移於興慶池東沉香殿前。”此説未注出處，系出自唐人李浚《松窗雜錄》的説法：“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另外，五代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捲上記開元年間“初有木芍藥植於沉香亭前，其花一日忽開一枝兩頭，朝則深紅，午則深碧，暮則深黃，夜則粉白，晝夜之內，香豔各異”。這都是説開元年間宮中珍愛牡丹，興慶宮也開始種植，並沒有説同樣也是禁中的大明宮、太極宮是否也如此。而徐松卻籠統地説成“禁中初種”，就成了皇宮中剛開始種植牡丹。興慶宮牡丹在開元天寶之際已有相當規模，唐玄宗常和楊貴妃賞花，一次命李白撰《清平樂詞》助興，中有“一枝紅豔露凝香”，“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句。同時，宰相楊國忠私宅也有了牡丹。《開元天寶遺事》卷下説：楊國忠在家中造四香閣，“每於春時木芍藥盛開之際，聚賓友于此閣上賞花焉”。

盛唐人王維已有《紅牡丹》詩。可見遠不是段成式所説的那種情況。段成式還説：名公們《裴給事宅看牡丹》詩，“尋訪未獲”；而那時已有“牡丹之會”，顯然牡丹已多。可以推測，他對前面的説法並非堅信不疑。 主初唐説者是舒元輿。他的《牡丹賦》序文説：“天后之鄉，西河也，有眾香精舍，下有牡丹，其花特異。天后嘆上苑之有闕，因命移植焉。由此京國牡丹，日月寢（寖）盛。”從上下文看，這裏的上苑應指長安的後苑。西河是縣名，是汾州的治所，與武則天的老家幷州文水（山西省文水縣）毗鄰。武則天雖非生於老家，卻一直懷有故鄉之情，《舊唐書》卷77《崔神慶傳》載有她這方面的言論：“幷州，朕之枌榆。”武則天時牡丹移入長安，可從考古資料得到旁證。大足元年（701）永泰公主死，在武則天去世的第二年，即706年，陪葬於陝西乾縣的乾陵。

牡丹很可能在這五年間（660－665）由汾州傳入長安，或者是武則天由幷州回洛陽時交代過先移入長安，或者是再回長安後派人移植。《唐詩紀事》卷3説高宗時後苑已有雙頭牡丹，上官昭容詩云：“勢如連璧友，心似臭蘭人。”

開元末，裴士淹又移入長安私第，無非由於當時長安牡丹昂貴而稀少，尚未普及到他這樣的郎官家中，而他的家族又是河東大姓，能知道祖籍的風土人情，於是在出使途中，順便到牡丹的故鄉去弄了一棵。這是效顰，不是首創。

二、牡丹的分佈與培育 牡丹逐漸由皇宮擴展到京師衙署、寺廟、私家庭院，後來還移植到東南地區。 在長安，政府衙署裏種植了牡丹。白居易《惜牡丹花》詩注為“翰林院北廳花下作”。《唐兩京城坊考》卷3、卷4指出：修政坊宗正寺亭子和永達坊度支亭子，是新進士舉行牡丹宴的地方。無疑與當地牡丹盛開有關。《唐國史補》卷中説：“執金吾鋪官圍外寺觀種以求利。”佛寺中以慈恩寺和西明寺的牡丹最負盛名。《唐語林》卷7説：慈恩寺浴室院有兩叢牡丹，“每開及五六百朵”。該寺清上人院的牡丹，曾使人們不斷寫詩，權德輿有《和李中丞慈恩寺清上人院牡丹花歌》。西明寺牡丹，白居易、元稹都曾觀賞，白居易有《西明寺牡丹花時憶元九》詩。渾瑊、令狐楚、竇易直、元稹等官僚的私宅中都有了牡丹。劉禹錫《渾侍中宅牡丹》詩説：“徑尺千餘朵。”這在長安無疑獨佔鰲頭，白居易《看渾家牡丹花戲贈李二十》詩即説：“城中最數令公家。”竇、元宅的牡丹，白居易《惜牡丹花》詩注為：“竇給事宅南亭花下作”；有首詩題為《微之（元稹）宅殘牡丹》。普通人家的庭院中也有了牡丹，王建《題所賃宅牡丹花》詩説：“賃宅得花饒。”洛陽牡丹沒有長安牡丹繁盛。令狐楚在外十年才調回長安，正值家中牡丹含苞待放時又調洛陽，《赴東都別牡丹》詩説：“十年不見小庭花，紫萼臨開又別家。上馬出門回首望，何時更得到京華。”這裏言外之意是對宦海沉浮的感慨，但包含着對長安牡丹的眷戀，以及在洛陽難以看到牡丹的遺憾。洛陽牡丹見於記載的有這樣幾處：劉禹錫有《思黯南墅賞牡丹》詩。思黯是牛僧孺的字。《舊唐書·牛僧孺傳》説他在洛陽歸仁裏（緊挨外郭城東面的建春門）修造第宅，把在揚州任淮南節度使時蒐集的“嘉木怪石，置之階廷，館宇清華，竹木幽邃。常與詩人白居易吟詠其間”。劉禹錫有多首與牛僧孺唱和的詩。南墅是牛僧孺在洛陽城南伊河旁的園林。 ^[3] 

《酉陽雜俎》續集卷2説：尊賢坊田弘正宅，“中門內有紫牡丹成樹，花發千朵”。《唐兩京城坊考》卷5説：宣風坊安國寺，“諸院牡丹特盛”。可見牡丹栽培的時間不算短，只是價格昂貴，分佈未能普遍。因此，到了唐末，牡丹依然很珍貴。《唐摭言》卷3記載的一件事頗能説明問題：朱全忠洛陽宅牡丹開謝，都要登記數目。新及第進士許晝醉酒，私摘十餘朵，還辱罵朱全忠。朱全忠“命械晝而獻”，許晝嚇得“亡命河北，莫知所止”。北方其它地區的牡丹分佈，文獻有零星記載。《酉陽雜俎》前集卷19説：太原官員“得紅紫二色者，移入城中”。中唐姑臧（今甘肅武威市）人李益到長安考科舉，不能回家看牡丹，作《牡丹》詩説：“紫豔叢開未到家，卻教遊客賞繁華。”晚唐人李商隱有《回中牡丹為雨所敗二首》詩，可見涇州（治今甘肅省涇川縣）高平的回中也有牡丹。 在長安牡丹開放了差不多一個半世紀這一期間內，東南地區尚無牡丹。白居易在上述那首贈李二十（紳）的詩中説：“人人散後君須看，歸到江南無此花。”但南方人已經知道並且嚮往長安牡丹。張祜《京城寓懷》詩説自己進京不是為了科舉功名，而是“唯待春風看牡丹”。牡丹遲遲不能移植於南方，主要由於它不能很快適應南方的水土氣候等條件。牡丹嬌弱，最忌狂風、淫雨、烈日。關於這方面情況，孫魴《主人司空後亭牡丹》詩披露道：“怕風惟怯夜，憂雨不經旬”；姚合《和王郎中召看牡丹》詩披露道：“鮮愁日炙融。”白居易《惜牡丹花二首》也説：一旦遭受風雨，牡丹便“寂寞萎紅低向雨，離披破豔散隨風”。因此，人們對於牡丹，總要刻意保護。白居易《秦中吟·買花》詩説：“上張帷幕庇，旁織笆籬護。”南方雨量大、日光強，不利於牡丹的生長，這是當時人們的普遍認識。李鹹用《同友生題僧院牡丹花》詩便説：“牡丹為性疏南國”；徐凝《題開元寺牡丹》詩也説：“此花南地知難種。”然而只要備加小心，也能移植成功。

《云溪友議》卷中記載：長慶二年（822），白居易到杭州任刺史，尋訪牡丹，“獨開元寺僧惠澄近於京師得此花栽，始植於庭，欄圈甚密，他處未之有也。時春景方深，惠澄設油幕以覆其上。牡丹自此東越分而種之也”。晚唐人羅隱《虛白堂前牡丹相傳雲太傅手植在錢塘》詩説：“六十年來此託根。”白居易一生好買花栽花，《移牡丹栽》詩説：“金錢買得牡丹栽”，“百處移將百處開”。這牡丹，可能是60年前他從開元寺買來栽在虛白堂前的。牡丹逐漸在南方傳開。李鹹用《遠公亭牡丹》詩講了江州（江西省九江市）的情況：在廬山東林寺，“牡丹獨逞花中英”。徐夤入泉州（治今福建省泉州市）刺史王延彬幕府，其詩《尚書（指王延彬）座上賦牡丹花得輕字，其花自越中移植》即交待福建牡丹來自浙江，《依韻和尚書再贈牡丹花》詩又進一步指出：“多著黃金何處買，輕橈挑過鏡湖光。”鏡湖又稱鑑湖，在今浙江省紹興市會稽山北麓。王貞白《看天王院牡丹》詩抒發了自己經歷唐末動亂後看到南方牡丹所產生的感觸，説：“前年帝裏探春時，寺寺名花我盡知。今年長安已灰燼，忍隨南國對芳枝。”這個天王院很可能是泉州的天王寺。唐末王審知在福州（福建省福州市）任威武軍節度使，受封為琅琊王，在泉州開元寺的靈山上建造了天王寺，供奉毗沙門天王。其從事黃滔作《靈山塑北方毗沙門天王碑》記其事。人們有時把南方牡丹看作是客户。張蠙《觀江南牡丹》詩説：“北地花開南地風，寄根還與客心同。”這無疑是傳統觀念作怪，但也與南方牡丹不多有關。李鹹用《牡丹》詩説：“少見南人識，識者嗟復驚。始知春有色，不信爾無情。”南方牡丹經過培育，有的相當不錯。 ^[3] 

《新唐書》卷42《地理志六》記載：合州（治今重慶市合川縣）向朝廷進貢的土特產即有牡丹。 培育牡丹，佛教僧人做出了重大貢獻。徐凝《題開元寺牡丹》詩指出：“慚愧僧閒用意栽”，他們有時間和處所的方便。牡丹的發祥地是汾州眾香寺，已證明這一點。據《酉陽雜俎》前集卷19，經過僧人培育，興唐寺一株牡丹竟開花1200朵，有正暈、倒暈、淺紅、淺紫、深紫、黃白檀等色。僧人的名字大多已不可考。《酉陽雜俎》續集卷6和前集卷19分別説：慈恩寺白牡丹“是法力上人手植”；“興善寺素師院，牡丹色絕佳”。杜荀鶴有《中山臨上人院觀牡丹寄諸從事》詩。法力、素、臨，以及上文提到的清、惠澄，是幸而為人所知的僧人。僧人培育牡丹，用心可謂良苦。《劇談錄》卷下記載：慈恩寺“有殷紅牡丹一窠，婆娑幾及千朵”，是一位老僧用20年時間培育出來的。世俗花工同樣不可考出，只在雜史中偶有事蹟記載。《酉陽雜俎》前集卷19説：韓愈一侄在牡丹根旁挖坑，施以“紫礦、輕粉、硃紅，旦暮治其根”，七天後填滿土，花開時，便會呈現出紅白黃青紫各種顏色。正是在唐人的精心培育下，牡丹才有了崇高的地位，殷文圭《趙侍郎看紅白牡丹因寄楊狀頭贊圖》詩把它歸納為：“雅稱花中為首冠。”三、牡丹價格始終昂貴 牡丹在盛唐時便作為商品進入了交換領域，其價格始終昂貴。天寶十五載（756），岑參《優缽羅花歌》序文便説“牡丹價重”。到中唐時，王建《閒説》詩又感嘆“王侯家為牡丹貧”。人們披露的價格雖無定數，昂貴則一致。柳渾《牡丹》詩説：“數十千錢買一棵。”白居易《秦中吟·買花》詩説：一叢牡丹開花一百朵，價值“五束素”，即25匹絹，頂得上“十户中人賦”。《新唐書》卷52《食貨志二》指出：中唐時期，“絹匹為錢三千二百，其後一匹為錢一千六百”。若按平均數2400文計算，則25匹絹合六萬文錢，每朵牡丹摺合六百文錢。代宗時，中等户僅户税一項，每年繳納二千文，十户則為二萬文，要算上賦税中的其它項目，數字就更大了。這是一叢牡丹的價格，確實是“數十千錢買一棵”。

《唐國史補》卷中也説當時“一本有值數萬者”。後來，牡丹價格持續上漲。張又新《牡丹》詩説：“一朵值千金。”這並非危言聳聽，有大致差不多的事例作證。據《劇談錄》卷下所記，慈恩寺老僧的那叢紅牡丹，被人強行掘走，以“金三十兩、蜀茶二斤以為酬贈”。這使人搞不清牡丹價格到底如何。因此，裴説《牡丹》詩説：“此物疑無價”，那麼當然“未嘗貧處見”了。甚至富人也為之蹙眉斂手。晚唐女道士魚玄機《賣殘牡丹》詩披露：她急於出售道觀中的殘牡丹，竟然勸説人們勿失良機，別怕花錢，不然的話，“及至移根上林苑，王孫方恨買無因”；然而王孫們無動於衷，理由很明顯：“應為價高人不問。” 牡丹價格之昂貴，須同相應時期的糧食價格進行比較，方才可以明瞭。天寶年間“牡丹價重”，《新唐書》卷51《食貨志一》所記當時糧食價格為：“米鬥之價錢十三，青齊間鬥才三錢。”貞元年間牡丹為數萬錢買一棵，而糧價除在戰爭和災荒等特殊情況下猛漲外，正常年景一斗不過150文。據《資治通鑑》卷232、234和238記載：貞元三年（787），“粟鬥直百五十”，貞元八年“江淮米鬥直百五十錢”；元和六年（811）竟跌到“米鬥有直二錢者”。而一株牡丹竟頂得上百十石糧食的價格，簡直令人驚愕。 這裏還須澄清一下所謂白牡丹價賤不受人重視的問題。有一首《白牡丹》詩云：“長安豪貴惜春殘，爭賞先開紫牡丹。別有玉杯承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 ^[3] 

《全唐詩》卷124把該詩收入盛唐人裴士淹的詩中，實際上這是另一位姓裴的中唐人的作品。《唐詩紀事》卷52記載：“長安三月十五日，兩街看牡丹甚盛。慈恩寺元果院花最先開，太平院開最後。[裴]潾作《白牡丹》詩題壁間。”文宗幸此寺，“吟玩久之，因令宮嬪諷念。及暮歸，則此詩滿六宮矣”。《全唐詩》把這首詩作者弄錯，除了都姓裴以外，可能與上文所述裴士淹從汾州弄了一棵白牡丹的事有關。為白牡丹抱屈，是中唐個別人的情緒，盛唐時尚無。白居易《白牡丹（和錢學士作）》詩説：白牡丹和玉蕊花都色如瓊瑤，玉蕊花“因稀見貴”，而白牡丹“以多為輕”；人事亦然，“君看入時者，紫豔與紅英”。另一首《白牡丹》詩説：“白花冷澹無人愛，亦佔芳名道牡丹。應似東宮白贊善，被人還喚作朝官。”裴詩僅認為白牡丹開在賞花高潮已經消退的時候，因而不被人重視；而白詩則是借白牡丹對自己的仕途大發牢騷。實際上，和白居易同時的人對白牡丹不但不嫌棄，反而相當欣賞。王建《同於汝錫賞白牡丹》詩説它“並香幽蕙死，比豔美人憎”；“價數千金貴”。後來，吳融、王貞白、韋莊、殷文圭、徐夤等人都有詠白牡丹的詩。吳融《僧舍白牡丹二首》雲：“膩若裁雲薄綴霜，春殘獨自殿羣芳。梅妝向日霏霏暖，紈扇搖風閃閃光。月魄照來空見影，露華凝後更多香。天生潔白宜清淨，何必殷紅映洞房。”其熱情並不亞於對紅紫牡丹的吟詠。四、如狂如醉的賞牡丹風氣 唐代賞牡丹蔚然成風。京師長安最為突出。《唐國史補》卷中《京師尚牡丹》條説：“每春暮車馬若狂，以不耽玩為恥。”具體情況唐人做了描繪。白居易《白牡丹（和錢學士作）》詩説：“城中看花客，旦暮走營營”；《新樂府·牡丹芳》詩説：“遂使王公與卿士，遊花冠蓋日相望。庳車軟輿貴公主，香衫細馬豪家郎。”崔道融《長安春》詩説：“長安牡丹開，繡轂輾晴雷。”徐夤《憶薦福寺南院》詩説：“牡丹花際六街塵。”這些詩句反映的情況是：長安人士賞牡丹，或乘車，或騎馬，或乘軟輿，或徒步奔走，熙來攘往，熱鬧非凡，道路街衢，發出震耳的響聲，揚起滿天的飛塵。舒元輿《牡丹賦》序文概括為：“亦上國繁華之一事也。”外地牡丹稀少，賞花沒能形成運動。李鹹用《遠公亭牡丹》詩説江州太守“欄朱繞絳留輕盈，潺潺綠醴當風傾，平頭奴子啾銀笙”。雖不似京師那樣狂熱，但地方官派頭不小，在佛寺中用圍幕護住牡丹，飲酒聽樂，細細賞花。 個人賞牡丹的細節，可從唐詩中找到只鱗片爪的記載。孫魴《看牡丹》二首説：“萬事全忘自不知”，“閒年對坐渾成偶，醉後拋眠恐負伊”。品酒賞花，如痴如醉，成了生活中唯一的事情。自己和牡丹簡直成了如膠似漆的伉儷，醉意朦朧，想去歇息，又覺得丟下牡丹，實在歉疚。 ^[3] 

徐夤《牡丹花二首》説：“詩書滿架塵埃撲，盡日無人略舉頭。”為了賞牡丹，士人居然對書籍連日不屑一顧，任它們蒙上塵埃。孫魴《主人司空後亭牡丹》詩説：“餘花似庶人”，由於人們只鍾愛牡丹，千姿百態的諸多花卉黯然失色，受到冷落。翁承贊《萬壽寺牡丹》詩説：“可憐殿角長松色，不得王孫一舉頭。”人們一心奔着牡丹而來，賞花路上的青松挺拔卓立，卻無力轉移人們的視線。白天看不夠，夜裏還要看，温庭筠《夜看牡丹》詩即説：“把火殷勤繞露叢。”孫魴《主人司空後亭牡丹》詩説：由於“多賞奈怡神”，於是便“望開從隔歲”，一年的期待全付於盡情欣賞中，“繞行那識倦，圍坐豈辭頻”。只可惜牡丹被欄檻圍住，遠看不甚分明，因而“私心期一日，許近看逡巡”。賞牡丹既可怡神，也可使因王事鞅掌而煩躁疲憊的人調劑生活，韓愈《戲題牡丹》詩便説：“今日欄邊暫眼明。”於是賞花人與牡丹之間感情得以溝通。薛能（一作薛濤）《牡丹四首》詩説：“欲就欄邊安枕蓆，夜深閒共説相思。”這裏牡丹被人格化，成為通語言懂感情的角色，具有更強的魅力。吳融《紅白牡丹》詩甚至説：“看久願成莊叟夢，惜留須倩魯陽戈。”戰國人莊周説夢見自己變成彩蝶，吳融藉以説自己想化為蝴蝶，與牡丹相親暱。春秋人魯陽文子正打仗而暮色初降，他一揮戈，太陽為之倒退90裏。吳融藉以希望時光倒流，以便牡丹芳顏久駐。然而自然的法則終究違背不了，花期一過，牡丹就要枯萎凋謝。孫魴《牡丹落後有作》詩便不無遺憾地談到這一點：“明年雖道還期在，爭奈憑欄乍寂寥。”惜花，何以補救？白居易《贈李十二花片因以餞行》詩説：“可憐顏色經年別，收取朱闌一片紅。”他拾起片片花瓣，送給即將離去的友人。

白居易《秋題牡丹叢》詩還説：“幽人坐相對，心事共蕭條。”秋天來了，只剩下牡丹殘枝在西風中搖曳，作者兀坐在牡丹枝旁，一邊想着過去，一邊盼着來年。在這裏，人和自然融為一個境界，構成了和諧的關係。五、唐人對牡丹的描繪《松窗雜錄》記載：文宗問畫家程修己：“今京邑傳唱牡丹花詩，誰為首出？”程修己答道：“臣嘗聞公卿間多吟賞中書舍人李正封詩，曰：‘天香夜染衣，國色朝酣酒。’”這便是將牡丹喻為國色天香的由來。同類看法，其他人也有。劉禹錫《賞牡丹》詩説：“唯有牡丹真國色”；李山甫《牡丹》詩説：“一片異香天上來。”唐人對牡丹的描繪，基本上便是從這色香二字推衍開來的。牡丹的花蕊為黃色，花瓣常見的有深紅、淺紅、紫、白幾種顏色。唐人對花色的描繪曲盡其妙。舒元輿《牡丹賦》説：“赤者如日，白者如月，淡者如赭，殷者如血。”白居易《牡丹芳》詩説：“千片赤英霞爛爛，百枝絳點燈煌煌”；“宿露輕盈泛紫豔，朝陽照耀生紅光”。《西明寺牡丹》詩説：“光風炫轉紫雲英。”《白牡丹（和錢學士作）》詩説：“留景夜不暝，迎光曙先明。”姚合《和王郎中召看牡丹》詩説：“乍怪霞臨砌，還疑燭出籠。繞行驚地赤，移坐覺衣紅。”薛能《牡丹四首》説：“白向庚辛受，朱從造化研。”李山甫《牡丹》詩説：“數苞仙豔火中出。”方幹《牡丹》詩説：“花分淺淺胭脂臉。”吳融《紅白牡丹》詩説：“殷鮮一半霞分綺，潔徹旁邊月颭波。”《僧舍白牡丹二首》説：“膩若裁雲薄綴霜”，“月魄照來空見影”。徐夤《牡丹花二首》説：“剪雲披雪蘸丹砂”，“淺霞青朵嫩銀甌”。孫魴《又題牡丹上主人司空》詩説：“白疑美玉無多潤，紫覺靈芝不是祥。”他們把紅牡丹描繪為赤日、鮮血、紅霞、燭炬、火焰、丹砂和塗抹胭脂的香腮，不僅映紅了牡丹附近的地面，也染紅了賞花人的衣服。這顏色是凝固聚集的，又是流動飛揚的。他們把紫牡丹或比為紫雲英，或説成使靈芝相形見絀。他們把白牡丹比作月光、白雲、薄霜、白雪、白龍（《墨子·貴義》説：帝“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銀器、白玉，是那樣璀璨透明，映襯得夜色不黑，曙光先臨，使白玉顯得失卻光澤，甚至和月色渾然融為一體，只能由馨香和花株的影子而意識到白色的存在。 ^[3] 

唐人對花香的描繪也是虛實相兼，刻意求工。王建《同於汝錫賞白牡丹》詩説：“並香幽蕙死”；《賞牡丹》詩説：“香遍苓菱死。”李商隱《牡丹》詩説：“荀令香爐可待燻！”薛能《牡丹四首》説：“奇香稱有仙。”温庭筠《牡丹二首》説：“蜂重抱香歸。”司空圖《牡丹》詩説：“曉添龍麝香。”唐彥謙《牡丹》詩説：“馨香惟解掩蘭蓀。”徐夤《追和白舍人詠白牡丹》詩説：“瓊葩燻出白龍香。”總之，牡丹的香味超過了一切香草香料，幾乎達到了莫可名狀的程度。東漢荀令君衣帶奇香，到人家，坐處香三日，這仍不能和牡丹相比，牡丹有天生的香味，根本用不着香爐來燻燒。 花色是這樣的令人神往，香氣是這樣的沁人心脾，因此，徐夤一則在《牡丹花二首》中盛讚牡丹為“萬萬花中第一流”，二則在《依韻和尚書再贈牡丹花》詩中宣稱“羞殺千花萬卉芳”。還有説得更具體的。薛能《牡丹四首》説是“自高輕月桂，非偶賤池蓮”。舒元輿《牡丹賦》説是“玫瑰羞死，芍藥自失，夭桃斂跡，穠李慚出，躑躅（映山紅）宵潰，木蘭潛逸，朱槿灰心，紫薇屈膝”。那麼，只有絕代佳人才堪與牡丹相提並論，於是乎唐人紛紛加以比擬。李鹹用《遠公亭牡丹》詩説：“延年不敢歌傾城，朝雲暮雨愁娉婷。”唐彥謙《牡丹》詩説：“那堪更被煙矇蔽，南國西施泣斷魂。”徐夤《和僕射二十四丈牡丹八韻》詩説：“羞殺登牆女。”孫魴《主人司空後亭牡丹》詩説：“入夢殊巫峽，臨池勝洛濱。”羅隱《牡丹》詩説：“日晚更將何所似，太真無力憑闌干。”這些詩句涉及西施、巫山神女、東家之子、李夫人、洛神、楊貴妃等，是歷史上或文學作品中的美女。西施是春秋時期越國的美女，原在民間浣紗，由國王勾踐獻給吳王夫差，極受夫差寵愛。巫山神女是戰國時期楚國人宋玉《高唐賦》描寫的仙女。楚懷王遊高唐，夢見她對自己説：“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台之下。”“登牆女”指東家之子，是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描寫的美女，因宋玉説“此女登牆窺臣三年”而來。宋玉對楚王説：“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裏；臣裏之美者，莫若東家之子。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李夫人是西漢武帝的妃子。

《漢書》卷97上《外戚傳》載其兄李延年在武帝面前唱歌讚美她的姿色道：“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洛神是三國時期曹植《洛神賦》描寫的洛河神女，説她“翩若驚鴻，婉若游龍”。太真即楊貴妃，上文已提到李白《清平樂詞》把她比作牡丹。唐人運用這些掌故，説牡丹超過她們，難免是溢美、誇飾，但字裏行間洋溢着對牡丹的熱愛和推崇，其用心還是可以理解的。六、牡丹與社會生活其一，牡丹與政治。牡丹與政治本無直接關係，有的人不過是借題發揮而已。對於如狂如醉的賞牡丹風氣，有人認為有傷風化，或不參與，或發出批評。國子學助教李紳拒絕看花。韓弘初到長安，命除掉宅中牡丹，《唐國史補》卷中載他的話説：“吾豈效兒女子耶！”王睿（一作王轂）《牡丹》詩還批評道：“牡丹妖豔亂人心，一國如狂不惜金。曷若東園桃與李，果成無語自成蔭。”對於這種過分正經的行為，人們感到惋惜。上文已説白居易勸李紳：“人人散後君須看，歸到江南無此花。”姚合《和李紳助教不赴看花》詩還提醒他：“且看牡丹吟麗句，不知此外復何如。”羅鄴《牡丹花》詩對韓弘的行為表示遺憾，説：“可憐韓令功成後，辜負穠華過此身。”白居易《牡丹芳》詩批評賞花風氣，説：“我願暫求造化力，減卻牡丹妖豔色，少回卿士愛花心，同似吾君憂稼穡。”他一生嗜花如命，為着“美天子憂農”的政治目的，竟説了這些假話，感情造作，令人不快。指責花卉美麗為禍亂人心，比指責女色誤國更為荒唐。花畢竟是花，沒有階級性和社會性，人們不必警惕地看待它。不過，花有時可逗引或寄託人們的政治感情。《唐詩紀事》卷2和卷43記載：文宗時，宦官殺戮朝官，鉗制皇權。文宗憤慨之極，見牡丹，不覺誦出“拆者如語，含者如咽，俯者如愁，仰者如悦”的句子，忽然想起這是舒元輿《牡丹賦》裏的話，而他已被宦官殺害，不覺“泣下沾衣”。 其二，牡丹與人生。唐人託物言事，借牡丹對人生的榮辱升沉和生老病死發表感慨。上文已談到白居易借白牡丹為自己的仕途大發牢騷。在《西明寺牡丹花時憶元九》詩中，他還説“三見牡丹開”，“方知老暗催”。感嘆流年易度，時不我待。杜荀鶴《中山臨上人院觀牡丹寄諸從事》詩直接揭出：“花豔人生事略同”，不過是“半雨半風三月內，多愁多病百年中”。還有看得更長一些的。羅鄴《牡丹》詩説：“買栽池館恐無地，看到子孫能幾家。”中唐李德裕見當時長安尚有盛唐時的牡丹活着，在《牡丹賦》中説：“彼妍花之閲世，非人壽之可儔”，“有百歲之芳叢，無昔日之通侯”。都在感嘆人事無常，榮華富貴能幾時。 其三，牡丹與禪理。唐末僧歸仁《牡丹》詩説：“除卻解禪心不動，算應狂殺五陵兒。”實際上，僧人見牡丹，心已經動了，不然何以有心得體會，並且形諸筆墨。吳融《和僧詠牡丹》詩揭發了這一點，説：“萬緣銷盡本無心，何事看花恨卻深？都是支郎足情調，墜香殘蕊亦成吟。”然而人們仍不妨用佛教的觀點來看待牡丹。杜荀鶴《中山臨上人院觀牡丹寄諸從事》詩説：“開當韶景何妨好，落向僧家即是空。”張蠙《觀江南牡丹》詩説：“舉世只將花勝賞，真禪元喻色為空。”佛教用緣起説來解釋宇宙人生，把它作為解脱痛苦的手段，認為稱作法或名色的宇宙萬有，即物質的和精神的東西，都是由真如佛性通過因緣條件暫時和合而成的，沒有自身質的規定性，因而不能看作真實存在，但又不妨看作如幻如化的假有、似有。而真如佛性是宇宙萬有的本原，超越時空，遍在一切，湛然清淨，圓滿實在，人們不能用世俗見解去認識它，也不能用言語去解説它，就把它叫做空，空就是妙有、實有。牡丹是萬有中的一種東西，以佛教觀點來看，也就是假有，其本質是空。上引詩句就是講的這個意思。 其四，牡丹與藝術。牡丹美化了生活，也給藝術提供了素材，使唐人的詩文、音樂、美術等創作領域有所拓寬。 唐人詩文涉及牡丹者很多。單以牡丹為題材的詩歌，《全唐詩》收有近110首（不包括重篇和五代作品）。 ^[3] 

以牡丹為題的賦，《全唐文》收有舒元輿、李德裕兩篇。李賦序文還説：“邀侍御裴舍人同作。”《太平廣記》卷364載有一篇出自唐人張讀《宣室志》的神怪小説，描寫謝翱進京考進士，下榻於升道坊，庭中多牡丹，引出一段人神相戀的故事。這些詩文不僅是相當好的文學作品，還是珍貴的史料，因而讀起來一方面是種藝術享受，一方面可藉以瞭解唐代社會生活。沒有它們，我們根本無法對唐代牡丹作深入的研究。 牡丹入樂者可舉李白《清平樂詞》為例。《松窗雜錄》記載：玄宗説：“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為！”遂命李白撰新詞，梨園弟子譜曲奏樂，李龜年歌唱。玄宗“調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可惜為當時的音樂保存手段所限制，今日已不可領略其風韻了。 王建《賞牡丹》詩認為“堪畫入宮圖”，牡丹果然進入了美術領域。永泰公主墓石槨線刻畫中出現牡丹，已如上述。段成式在《酉陽雜俎》續集卷9中，説自己曾見李德裕收藏的畫中有馮紹正的雞圖，“當時已畫牡丹矣”。馮紹正是盛唐傑出畫師。《唐語林》卷5説：“玄宗時，亢旱，禁中築龍堂祈雨。命少監馮紹正畫西方，未畢，如覺雲氣生樑棟間，俄而大雨。”羅隱《扇上畫牡丹》詩説：“為愛紅芳滿砌階，教人扇上畫將來。葉隨彩筆參差長，花逐輕風次第開。閒掛幾曾停蛺蝶，頻搖不怕落莓苔。根生無地如仙桂，疑是姮娥月裏栽。”牡丹從自然界進入美術領域，它不再是在陽光雨露中生長開放，而是隨着管毫丹青出現。由於藝術源於生活又高於生活，畫出的牡丹更有風采神韻。它不必再擔心狂風淫雨，它可以超越時空而存在，一如傳説中的月中仙桂。 ^[3] 

大明宮，大唐帝國的宮殿，是當時的政治中心和國家象徵，位於唐京師長安（今西安）北側的龍首原。始建於公元634年，原名永安宮，是唐長安城的三座主要宮殿（大明宮、太極宮、興慶宮）中規模最大的一百一十座，稱為“東內”。1961年全國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4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4] 

自唐高宗起，先後有17位唐朝皇帝在此處理朝政，歷時達二百餘年。大明宮是當時全世界最輝煌壯麗的宮殿羣，其建築形制影響了當時東亞地區的多個國家宮殿的建設。大明宮佔地350公頃，是明清北京紫禁城的4.5倍，被譽為千宮之宮、絲綢之路的東方聖殿。

素有"國色天香"、"花中之王"美稱的牡丹以其雍容華貴之姿亭亭玉立於百花之中，受到人們的讚賞與喜愛。尤其在唐朝時，花大色豔、雍容華貴、富麗端莊、芳香濃郁的牡丹更是得到了人們的廣泛推崇，被當作富貴吉祥、繁榮興旺的象徵，詩人劉禹錫稱讚其“惟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

牡丹節將秉承傳統，依託唐文化的豐富內涵，將“賞花遊園”和“尋跡訪古”相結合，加之以豐富的文化活動助推，深化文化內涵。此次牡丹節，為市民打造一個既能觀賞國花牡丹，又能感受傳統文化薰陶的藝術園林。

素有國色天香、花中之王美稱的牡丹以其雍容華貴之姿亭亭玉立於百花之中。

大明宮牡丹文化節將於4月21日，在玄武門盛大啓動，屆時佔地兩萬餘平方米的牡丹園，600多個品種、十萬株牡丹迎春怒放，連成一片牡丹花海。 ^[4] 

盛世看牡丹、喜牡丹、愛牡丹，大明宮是大唐帝國的皇宮，也是大唐盛世的集中表現，相傳女皇武則天稱帝后，一年冬天帶着眾人到上苑飲酒賞梅，酒醉神迷之時，想要看到春天般百花齊放的美景，於是，令宮女拿來文房四寶，當即在白絹上寫了一首五言詩：“ 明朝游上苑， 火速報春知 。花須連夜放，莫待曉風吹。”寫罷，她叫宮女拿到上苑焚燒，以報花神知曉。花仙們畏懼女皇威嚴紛紛奉旨盛開，爭奇鬥豔，唯有牡丹骨硬志堅光枝禿杈。武則天一怒之下，火燒牡丹園，將牡丹貶出長安。

千年之後，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牡丹園，從規劃設計上就着重體現長安牡丹的重要地位，盛世牡丹的造型設計靈感也來自牡丹的傳播、發展歷史。着重體現了“天下牡丹出長安”、“天下牡丹王長安”、“天下牡丹匯長安”。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也讓牡丹園擁有了歷史文化歸屬。 ^[4] 

陝西牡丹觀賞景點

1.西安牡丹苑（西安唐延路昆明路口南鄰）

2.西安植物園（西安翠華路）

3.西安興慶宮公園（交大對面）

4.西安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公園北區）

5.西安半坡博物館牡丹園（西安東郊半引路）

6.阿姑泉牡丹園（京昆高速G5嶗峪出口以東約7km關中環線南鄰阿姑泉村）

7.秦嶺國家植物園（京昆高速G5嶗峪出口以西約15km或周至樓觀台公園以東約9km關中環線南鄰）

8.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牡丹園（楊凌，南校區內）

9.銅川牡丹園（銅川新區長虹南路中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