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長安城

唐長安城，隋朝稱之為大興城，其興建於隋朝，唐朝易名為長安城，為隋唐兩朝的首都，是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城市。

長安城是隋文帝君臣建立的宏偉都城，反映出大一統王朝的宏偉氣魄。為體現統一天下、長治久安的願望，城池在規劃過程中包含天人合一的思想觀念。城池建設得非常宏偉，面積達87.27平方千米，是漢長安城的2.54倍，明清北京城的1.45倍，是同時期的拜占庭帝國都城君士坦丁堡的7.29倍，是公元800年所建的巴格達城的2.87倍，是羅馬城的6.39倍。 ^[15]  長安城由宮城、皇城和外郭城三部分組成，城內百業興旺，最多時人口超過100萬。唐王朝的建立後，對唐長安城進行了多方面的修葺，使城市佈局更趨合理化。龍首原上大明宮的建立，使李唐王朝統治者佔據優越的地理位置。 ^{[16]  [17]} 

隋唐長安城的最初營建，由隋文帝楊堅主其 謀，左僕射高熲領其事，具有“巧思”的太子左庶 子宇文愷具體規劃佈局設計，另有太府少卿張煚、 將作大監劉龍、鉅鹿郡公賀婁子幹、太府少卿高龍 叉、京兆尹虞慶則等人贊劃協助，在廣大人民的辛勤勞作下，遂創造出當時中國最為宏偉壯麗與佈局最為規範化的一座空前大都城 ^[10]  。

隋大興唐長安城總體上是中軸對稱的格局，設計時參考了鄴城和建康城的佈局。全城以南北方向的朱雀大街作為中軸線，東西兩側整齊排列着數目與面積相等的坊市。街衢與坊裏整齊地並排在一起，東西向與南北向大街成網格狀交叉。將外郭城進行網格式分區，每個網格就是一個坊裏。 皇城中的12條大街呈相互交錯狀，將皇城地區進行網格式分區。由此可見，唐長安城的佈局極其整齊，規制嚴密。它在繼承前朝都城傳統規劃制度的基礎上，因勢改革，開創了新的都城規劃制度，成為當時中國規劃最為規範的一座城池。

城市建設過程中，還按照《易經》中“乾卦六爻”的説法，根據龍首原分為六條崗地的特點，分別佈置宮城、皇城和寺塔。此外，在城市的邊緣規劃了園林區，既可美化環境，又可成為民眾的遊覽場所，是中國古代城市史上的一大創舉。

在唐長安城的城市規劃設計中，充分表現了政治身份的等級差別。建造者充分利用自然空間，將長安城劃分為甸、候、綏、要、荒五種社會 階層。宮城與皇城根據嚴格的營造方式建造，形成了整齊、宏偉的立體 輪廓，與外郭城的商業建築和民居形成鮮明對比。在唐長安的坊裏設計中體現了“天人合一”的設計思想。縱橫交錯的25條大街將全城分為東、西兩市，一共108個坊裏，其中藴含着季節變化和周禮之制。所有坊裏全部沿着中軸線整齊對稱、均勻分佈，是唐長安城特有的佈局形式。 ^[16] 

營建都城是國之大事，所謂“定鼎之基永固，無窮之業在斯”，它關係到國家的鞏固與發展，受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多重影響，也影響着都城多方面的發展。因此，在建築佈局上總要有一些原則與方法，尤其在中國古代，精神信仰在人們日常生活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追求天人感應、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城市佈局上往往都被賦予某些象徵性意義，隋、唐都城規劃佈局仍然不能逃脱這種窠臼。以都城的平面佈局來看，所謂“建邦設都，必稽玄象”的象天思想在這裏得到了體現。

宮城、皇城、外郭平行排列，以宮城象徵北極星，以為天中；以皇城百官衙署象徵環繞北辰的紫微垣；外郭城象徵向北環拱的羣星。因此，唐人有詩吟“開國維東井，城池起北辰”，説的就是這種佈局效應。

據宋敏求《長安志》引《隋三禮圖》記載，大興城的街數、坊數的設計也都有所依憑。皇城之南四坊，以象四時；南北九坊，取則《周禮》九逵之制；皇城兩側外城南北一十三坊，象一年有閏，無論事實是否如此，將其解釋成具有象徵意義的設計是都城設計的普遍規律。

另外，隨着中國古代風水思想的發展，宇文愷（隋朝城市規劃和建築工程的專家）也將這一思想引入大興城的規劃設計當中。大興城選址在漢長安故城之南，地勢敞闊平遠，有東西走向的六條土崗橫貫，如果從空中俯視西安大地，就能看出這種地面形狀很像《易經》上乾卦的六爻。乾卦屬陽，稱九，自上而下，橫貫西安地面的這六條土崗從北向南，依次稱為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

從六坡的高度看，地勢從南到北漸次降低。那麼宮城所處的位置則相對較低。不把宮城設置在最高處是另有原委。根據天上星宿的位置，最為尊貴的紫微垣居於北天中央，它以北極為中樞，東、西兩藩共有十五顆星環抱着它。紫微垣即有皇宮的意思，皇帝貴為天子，地上的君主和天上的星宿應該相對應，因此，只能把皇宮佈置在北邊中央位置。而且北邊有渭河相倚，從防衞的角度看，也比較安全。

卦論認為初九是潛龍勿用。九二高坡是“見（現）龍在田”，因此只能“置宮室，以當帝王之居”。九三之坡，“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如果把百官衙署放在這裏，正可以體現文武百官健強不息、忠君勤政的理念。於是宮城與皇城分別被佈置在九二和九三坡地上。九五卻最尊貴，所謂“九五至尊”，屬“飛龍”之位，不宜常人居之，便在這條高崗的中軸線部位，東西對稱地建築了兩座規模宏偉的寺觀，西面是道教的玄都觀，東面是佛教的興善寺，希望能借用神佛的力量鎮壓住這個地方的帝王之氣。中唐宰相裴度曾因宅建在這條“九五”高坡上，被人藉機誣陷為“宅據岡原，不召自來，其心可見”。其實唐代住在這條高崗上的名臣也不少，比如張説、韓愈、李宗閔、楊國忠、李晟、柳公權。

長安城中東西、南北交錯的二十五條大街，將全城分為兩市一百零八坊。其中以朱雀大街為界將城區分為東西兩部分：東部隸屬萬年縣，本應有五十五坊，因城東南角曲江風景區佔去兩坊之地，故實領五十三坊；西部屬於長安縣，有一市五十五坊。

一百零八坊排列的象徵寓意：108坊恰好對應寓意108位神靈的108顆星曜（如《水滸》中的108將）；南北排列十三坊，象徵着一年有閏；皇城以南東西各四坊，象徵着一年四季；皇城以南，南北九坊，象徵着《周禮》一書中所記載的所謂“五城九逵”。為了避免泄掉帝王之氣，隋文帝政府下令宮、皇城之南的居民裏坊，取消南北門而僅開東西門。

中國傳統風水學在建築上提倡子午向，即坐北朝南，這一提倡被歷代帝王所推崇，唐都長安最初的宮殿建築均為坐北朝南的子午向。中國古代帝王的座位，身在北方，面向南方。因為帝王是一朝之長，宛如之上，所以帝王坐在北邊，北就是“上”，而坐在南邊的羣臣則為卑下，南就成“下”了。

此外，將宮城南面之門命名為“朱雀門”，而將宮城內太極宮的北門命名為玄武門，此皆來源傳統風水中的“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之説。有其名必有其實，太極宮的北門既然被命名為玄武門，它就必然帶有與之對應的“坎”卦之象徵寓意（八卦中坎象徵陷）。唐初圍繞繼承皇位而發生的宮廷之戰──玄武門事變就在這裏發生，恰好與之不謀而合。由此看來，城市街道、建築的命名大有講究。

還有，在太極宮中太極殿以北建有兩儀殿，“兩儀”之稱謂也是出自《周易》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16]  [18-19]} 

外郭城內有南北向大街8條，東西向大街14條。街道的兩側都設排水溝，並種植榆、槐等行道樹。其中通往南三門和連接東西六門的六條大街是主幹道，寬度大都在百米以上。最寬的朱雀大街達155米，是城市的南北中軸線，以之為分界，城東屬於萬年縣，城西屬於長安縣。

縱橫交錯的道路將外郭城分作了110坊（隋稱“裏”）。各坊面積不一，南北長在500-838米之間，東西寬在550-1125米之間。每座坊的四周都築有圍牆，大坊一般開四門，內設十字街，小坊則開東西二門，設一橫街，街寬都在15米左右。根據考古發掘瞭解，十字街將一坊分為四區，在每一區內都還有一小十字巷，把整座坊分成十六個小塊，分佈着民宅、官邸、寺院和道觀等。各坊均採取封閉式管理，坊門有衞兵把守，晚間會實行宵禁。

外郭城內有東市（隋稱都會市）、西市（隋稱利人市）兩座市場，各佔兩坊之地。兩市大小几乎完全相同，南北長約1025米，東西寬約927米。市場有圍牆，開八扇門，內有井字形街道和沿牆街道，將市內分為9區。每個區都四面臨街，店鋪沿街而設，有飲食店、珠寶店和手工業作坊等。長安城的商業大都集中在這兩座市場，其它各坊內也有一些零散的商業設施。

外郭城內主要有四條溝渠，分別為龍首、清明、永安和漕渠，分別從東南西三面引渭河的支流入城，提供生活和環境用水。前三渠開鑿於隋初開皇三年（583年），漕渠開鑿於唐天寶元年（742年）。 ^[20] 

外郭城是一個大長方形，面積74.6平方千米，完全採取棋盤式對稱佈局。城內東西14條大街，南北11條大街，把全城分割成大小不等的裏坊。朱雀大街為全城的中軸線和主幹道，以此為界將全城分成東西兩半。城的東半部與西半部各有五條南北向的大街，構成街道的對稱格局。 ^[21] 

根據考古實測，這11條街道以朱雀街最寬，約為150米（北部最寬處達155米），也是全城最寬的街道。其以東的5條南北向街道，依次寬為67米、34米、68米、68米和25米（東順城街）；以西的5條南北向街道，依次寬為63米、108米（殘存寬度）、63米、42米（殘存寬度）和20米（西順城街）。

從實測結果不難看出，儘管朱雀街以西5條南北街的寬度均比以東的5條街略窄，但應該承認，在略去建築施工上的誤差以及地形地勢的影響，仍基本上保持了東西對稱的格局。另一方面，隋初在設計大興城時，東、西、南、北均各開三門，在全城南北向街道中，通向南牆城門的三條街道都要寬些，啓夏門街與安化門街寬度大體相當。外郭城牆內側四面的順城街都窄，大體在20米-25米左右。這樣設計既保持了東西對稱佈局的特徵，同時也符合城市交通的需要。東西向的14條街道也是同樣佈設，通向東西城門的街道比較寬，其中皇城南面的橫街直通春明門（東牆中門）、金光門（西牆中門），寬達120米。這些街道在城內縱橫交錯，排列整齊，將居民區劃分成大小不等的裏坊。

因為街道寬窄不一，排列在街道兩側的裏坊也就大小不等。宮城兩側的裏坊大體東西寬955米，南北長588米；皇城兩側的裏坊大致東西寬955米，南北長808米；朱雀門街東西兩側第一列各9坊東西寬514米，南北長477米；第二列各9坊東西寬661米，南北長477米，三至五列裏坊東西寬955米，南北長477米；共五組大小不同的裏坊。整個城市以宮城、皇城、朱雀門街為正中，東西兩側裏坊不僅兩兩對稱，而且排列整齊。

白居易曾寫詩形容“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這種描述在唐代詩文中多有反映。

《長安志》中記載：“長安縣所領四萬餘户，比萬年為多，浮寄流寓不可勝計。”這一記載比較可信，所以長安和萬年兩縣至少應該有户8萬，每户以6口計算，長安至少有48萬常住人口。另外，“宿衞軍11萬，宦官0.5萬，宮女3萬，官、私奴婢11萬，官户、工户、樂户等8萬，僧尼4萬，再加上流動人口3—4萬，總計約90萬人”。 ^[24] 

東市和西市是唐長安城的經濟活動中心，也是當時全國工商業貿易中心，還是中外各國進行經濟交流活動的重要場所。這裏商賈雲集，邸店林立，物品琳琅滿目，貿易極為繁榮。

東市的面積，據文獻記載：“南北居二坊之地”。據考古實測：東市南北長1000餘米，東西寬廣24米，面積為0.92平方公里。市的四周，每面各開二門，共有八門。市周牆處大街北（即春明門大街）寬120米，東、南、西三面各寬122米。這一寬闊街道的效用是便於商業運輸和市民入市前車馬的停靠。

東市由於靠近三大內（西內太極宮、東內大明宮、南內興慶宮），周圍坊裏多皇室貴族和達官顯貴第宅，故市中“四方珍奇，皆所積集”（《長安志·東市》），市場經營的商品，多上等奢侈品，以滿足皇室貴族和達官顯貴的需要。

唐長安的東市和西市跟裏坊一樣，四周皆有高大的圍牆，宋敏求《長安志》等記載其規模相當龐大，每個市約佔2個坊的面積，市內有4條大街，圍牆四面各有2個門，這在對兩市遺址進行全面勘察與測量時得到證實。

東市佈局圖西市的9個區域四面均為街道，這樣每個區域的周邊都臨街，便於交易。每個區域內還有便於內部通行的小巷，在有的巷道下還有磚友砌的暗排水道與大街兩側的水溝相連。臨街部分出土的商業店鋪遺址表明，房屋的規模不大，面闊4至10米，進深3米多，均沿街毗連；而出土的同類物品相對集中的現象，也證明了某一類型店鋪的存在，如珠寶商的店鋪就多料珠、珍珠、瑪瑙、水晶等製品，鐵器店鋪就出土了為數不少的鐵釘、鐵棍與小鐵器殘塊等。

東市位於現西安交通大學以西、西安鐵路局以北的地方，其街寬都近30米，約是西市街寬的1倍。 ^[22] 

作為長安城乃至全國最主要的市場，西市進行的是封閉式的集中交易，也就是將若干個同類的商品聚集起來，以“肆”（或相當的“行”、“店”）為單位組成的，市內設有專門的管理機構---市局和平準局。交易區也都是集中在一個四面有牆、開設市門的較為封閉的場所內。

根據考古發掘成果，西市遺址平面呈長方形，南北1031米，東西927米，面積0.96平方公里，其範圍在今西安蓮湖區東桃園以東、老糜家橋以西、東桃園橋以北、中國航空器材公司西北分公司以南。

發掘時，西市的北面、東面尚有夯築的圍牆基址，牆基皆寬4米多。西市內有南北向和東西向均寬16米的平等街道各兩條，四街縱橫交叉成“井”字形，將整個市內劃分成9個長方形區域，其中東西向二街相距327米，南北向二相距309米，各街兩側均設有水溝，在水溝的外側還發現有1米寬的人行道。

西市距三內較遠，周圍多平民百姓住宅，市場經營的商品，多是衣、燭、餅、藥等日常生活品。西市商業較東市繁榮，是長安城的主要工商業區和經濟活動中心，因此又被稱之為“金市”。

西市距離唐長安絲綢之路起點開遠門較近，周圍坊里居住有不少外商，從而成為一個國際性的貿易市場。這裏有來自中亞、南亞、東南亞及高麗、百濟、新羅、日本等各國各地區的商人，其中尤以中亞與波斯（今伊朗）、大食（今阿拉伯）的“胡商”最多，他們多僑居於西市或西市附近一些坊裏。這些外國的客商以帶來的香料、藥物賣給中國官僚，再從中國買回珠寶、絲織品和瓷器等。因此，西市中有許多外國商人開設的店鋪，如波斯邸、珠寶店、貨棧、酒肆等。其中許多西域姑娘為之歌舞侍酒的胡姬酒肆，則時有少年光顧。故李白《少年行》就有“五陵少年金市東，笑入胡姬酒肆中”的詩句。

唐政府對長安城市場特別是東、西兩市實行嚴格的定時貿易與夜禁制度。兩市的大門，亦實行早晚隨唐長安城城門、街門和坊門共同啓閉的制度，並設有門吏專管。

公元581年2月，楊堅受禪代周稱帝，國號大隋。由於楊堅是以北周舊臣取而代之建立的新王朝，故隋初仍以漢長安城為都。

然而這只是權宜之計，這座自漢興以來已歷780年之久的舊都城已不再滿足新的大一統王朝的需要。首先，漢長安城歷時已久，城中宮宇朽蠹，供水、排水嚴重不暢，污水往往聚而不泄，以至生活用水多受污染，水質鹹鹵，難以飲用。其次，漢長安城北臨渭水，由於渭河經常南北擺動，都城有被水淹的危險。

據《隋唐嘉話》記載：“隋文帝夢洪水沒城，意惡之，乃移都大興。” 因此楊堅決定在東南方向的龍首原南坡另建一座新城。開皇二年（582年）起，在宇文愷的主持下，僅用一年左右的時間就建成了宮城和皇城。開皇三年（583年），隋王朝遷至新都，因為隋文帝早年曾被封為大興公，因此便以“大興”命名此城。隋煬帝繼位後，開鑿運河連接大興和揚州。大業九年（613年），動用10餘萬人在宮城和皇城以外建造了外郭城，城市的總體格局至此基本形成。

李淵起兵造反，攻大興城建立唐朝，在此定都，並更名為長安，改大興宮為太極宮。因太極宮地勢較低，而長安城盛夏氣温很高，異常炎熱，使得太極宮極不宜居，唐太宗李世民決定在長安城北禁苑中的龍首原高地，為其父李淵修建避暑行宮，最初叫做永安宮。

不料工程進行到一半，太上皇李淵就溘然長逝，永安宮的建造隨之中斷。後來唐高宗李治又以未完成的永安宮為基礎，進行大規模的再建工程，使之不再是一座離宮別殿，而是作為象徵帝國無上皇權而使用的正式皇宮，並改名大明宮，太極宮很快就被大明宮所取代。中唐時期隨興慶宮的修建又帶來街東里坊的變遷。

唐代長安城的經濟和文化發展得十分迅速。在盛唐時期，長安城一直充當着世界中心的地位，它已是當時世界上最大最繁華的國際大都市，長安城的人口極盛階段超過100萬，安史之亂後逐漸衰落。唐末黃巢攻入長安，城市遭到嚴重破壞。天祐元年（904年），朱全忠挾持唐昭宗東遷，並把宮室拆毀，屋木也一起運走。後來，駐守長安的佑國軍節度使韓建認為城廣人稀，不利於防守，於是對城市進行改築，縮為“新城”，也就是五代、宋、金、元的長安城。至此，有着325年曆史的隋大興唐長安城便宣告廢棄。 ^[23] 

唐朝是我國古代社會發展過程中最為興盛的時期之一，成就了我國曆史上最為長久牢固的政權之一。國家達到空前的繁榮與統一，國泰民安，為唐朝文化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機遇，形成了博大包容的文化特性。

長安城作為唐朝都城是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之一，因此至高無上的王權政治文化成為唐長安城的主流文化，它是皇權和貴族權力的集中體現。最能體現其政治文化的實體規劃不是宮城建築的高高在上，而是城牆的規劃。城牆存在的意義最開始是為了抵禦外敵入侵，出於一種安全上的考慮，所以各朝各代都極為重視城牆的修建。在唐長安城中，皇城處於城市中心位置，東、西、南三面都築有城牆。皇城東、西兩面的城牆分別和宮城東、西兩面城牆相連接，實際上就是宮城城牆向南邊的延伸。

唐長安城不僅在城市規劃與建設上空前發達，經濟也得到了快速發展，商業文化日漸成熟。唐長安城在皇城南部設置了東、西兩個市場，城中的工商貿易圍繞兩市展開。兩市相比，西市的規模更為龐大、物品更加豐富、經營範圍更廣。同時西市聚集了許多外商，是當時著名的對外貿易市場。東市是長安城的手工業生產中心，西市有“金市”的美稱，是長安城的主要工商業區，相比東市更加繁華。唐朝中後期商業發展達到極盛，這也體現於當時的城市規劃設計中。

唐朝是我國曆史上宗教發展的興盛時期，長安作為唐朝的首都，也是全國的宗教中心。由於國家對外交流密切，許多宗教從西方傳入長安，唐朝統治者對外來文化兼容幷包，所以當時唐朝同時存在着多種宗教，宗教活動極盛，如佛教、道教、摩尼教等。其中，佛教文化是影響唐長安城規劃設計的重要因素之一。佛教在西漢時期就已經傳入中國境內， 漢明帝在洛陽城建造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座佛寺建築——白馬寺。

因為仰慕唐朝高度發達的經濟文明，前來長安朝覲、留學、進行學術交流和經濟貿易的國家和地區達300多個。日本13次向中國派出遣唐使，高麗、新羅、百濟也多次派遣留學生前來中國。唐朝與東南亞、中亞、西亞和非洲等國家進行了密切的文化交流，在國子監有許多來自這些國家的留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