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東都別牡丹

十年^②不見小庭花^③，紫萼^④臨開又別家。

上馬出門回首望，何時更得^⑤到京華^⑥。

①《舊唐書·文宗紀上》：“（大和三年三月）幸已朔，以户部尚書令狐楚為東都留守。” ^[1] 

東都：指洛陽。《新唐書 志第二十八 地理二》：東都，隋置，武德四年廢。貞觀六年號洛陽宮，顯慶二年曰東都，光宅元年曰神都，神龍元年復曰東都，天寶元年曰東京，上元二年罷京，肅宗元年復為東都。中唐時東都任職便意味遠離中樞，東都留雖重臣所居，實為閒職。 ^{[2]  [3]} 

牡丹：是時賞玩牡丹之風亦特盛，故時人屢以為詩料。舒元輿《牡丹賦序》（《全唐文》七二七）：“古人言花者牡丹未嘗與焉。蓋遁於深山，自幽而芳，不為貴重所知，花則何遇焉。天后之鄉西河也，有眾香精舍，下有牡丹，其花特異。天后嘆上苑之有闕，因命移植焉。由此京國牡丹日月寢盛。今則自禁闥洎官署，外延士庶之家，瀰漫如四瀆之流，不知其止息之地，每暮春之月，遨遊之士如狂焉。亦上國繁華之一事也。” ^[2] 

②十年：令狐楚元和十五年被貶衡州，至大和三年整十年。而此時其回京尚不足半年，卻又遭遠調出京，故有此十年之嘆。 ^[4] 

③小庭花：令狐楚宅在唐長安城開化坊。《唐兩京城坊考》卷二，長安朱雀街東從北第二坊開化坊有“尚書左僕射令狐楚宅”，注引《酉陽雜俎》：“楚宅在開化坊，牡丹最盛。” ^[1] 

④紫萼：萼[è]，原指鮮花盛開。此處紫萼指紫色的牡丹花。唐以紫為貴，初唐太宗皇帝就制定了紫、緋、綠、青的服色等級，故而唐人對紫色牡丹十分追捧。《裴給事宅白牡丹》中就描寫道：“長安豪貴惜春殘，爭賞街西紫牡丹。” ^[5] 

⑤更：又，再次。得：能夠，可以。更得：再次能夠。

⑥京華：指唐上都京師長安。唐人以京官為重，出京一步輒自謂有淪謫之憾。 ^[2] 

十年沒有見到小院中的牡丹開花了，紫色花朵將要綻放我卻又要離家。

乘上了馬走出家門還頻頻回頭張望，此去一別何時才能再次回到長安。

此詩寫於唐文宗大和三年（829）三月。令狐楚元和十五年被貶衡州，大和二年剛剛被召回京師任户部尚書，不及半年又被調任為東都留守。唐人以京官為重，東都留守實是閒職，遠離京國使令狐楚怏怏作《赴東都別牡丹》。此詩一出，劉禹錫與之唱和作《和令狐相公別牡丹》，其中“莫道兩京非遠別，春明門外即天涯。”更是透徹的道出了遠離京國之感慨。是時京城賞玩牡丹之風特盛，而令狐楚家的牡丹於長安頗負盛名。 ^[2] 

詩作是以牡丹為題的離別詩。中唐長安賞牡丹一時風行，故而以牡丹為詩者甚多。有單是寫牡丹的姿態顏色之美的，也有以花言志表達志趣情操者，還有不以為然的説牡丹和蜀葵差不多的，更如樂天將賞牡丹上升到憂國憂民高度的，不一而足。以牡丹寫送別，也是其中一種典型詩作，劉禹錫就感嘆“其奈明年好春日，無人喚看牡丹花。”而令狐楚這篇作品與其他詩作不同的是，作者自己吟詠牡丹抒發別離之意，即使牡丹寄託了複雜的象徵意義在其中，也不妨看到令狐楚對家中牡丹的喜愛。令狐楚宅以牡丹聞名，長安以賞牡丹為盛，借別牡丹寫別家別京，立意貼切自然，視角獨特，使得整個詩作有種別樣的憂傷委婉。

詩作開篇言“十年不見小庭花”，點明背景，以不見牡丹花寫訴説十年離家今復回。隨後説牡丹臨開主人卻不在家，寫明歸京時間之短，而“臨到”二字深含遺憾之意。十年沒有回到京城，而歸京不足一年，牡丹將要開花就要再次離別，隱隱中亦含哪怕多留幾日看到牡丹開花也好之意，實則為依依不捨之拖延。句句圍繞牡丹，卻清楚的講述了一個離家十年剛剛回來卻又不得不離開的故事。牡丹花以寸尺之小卻意向為京國之大，以小寫大，寫作手法委婉，用筆精煉。出門上馬回首望，三個連貫動作用白描筆法勾勒看似平平流水賬，實則是精心提煉，無一字寫不捨，卻滿紙盡是不捨之意，用最少的文字表達出深深的不捨之情。汪曾祺有《星斗其文，赤子其人》紀念沈從文先生，其中有“我看他一眼，又看一眼，我哭了”兩有相似之處，都是用最平常的不經意的肢體，去表達情感。這樣寫作之優在於真實直觀，通過動作讓讀者自己體味情感，看似大拙實則大巧。最末作者道出心中所憂：“何時更得到京華”將詩中情感託付於京華，表明了自己為何而憂傷，此去一別歸期難料，故盡是惆悵。詩作與劉禹錫唱和詩相較無劉之悽楚淋漓，卻別有委婉含蓄。

現代文史大家瞿蜕園曰：令狐楚原作雲：“十年不見小庭花，紫萼臨開又別家。上馬出門回首望，何時更得到京華？”其實唱和兩詩皆非惜花之意，唐人以京官為重，出京一步輒自謂有淪謫之憾。楚以大和二年（828）甫召入為户部尚書，固望再入中書。乃不及半年，復出為東都留守。東都留守雖重臣所居，實為閒職，宜其怏怏而禹錫亦為之不平也。 ^[2] 

令狐楚（766—837）漢族，京兆咸陽人，唐代文學家、政治家、詩人。初唐名臣令狐德棻之後，先世居敦煌，後遷華原、咸陽。字殼士，自號白雲孺子。唐德宗貞元七年 （791年）登進士第。唐憲宗時，擢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出為華州刺史，拜河陽懷節度使。後為皇甫鎛推薦，被任命為翰林學士，入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憲宗去世，為山陵使，因親吏贓污事貶衡州刺史。唐敬宗繼位後，又重新任用他為户部尚書、東都留守、天平軍節度使、吏部尚書，累升至檢校尚書右僕射，封為彭陽郡公，開成元年以山南西道節度使致仕，不久病逝。追贈司空，諡文。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