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臣會議

經過明治時代，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的人選一直由日本元老選定，至大正時代末期，元老僅剩下西園寺公望一人健在，雖然擬議由山本權兵衞作為候補對元老進行補充，但內大臣牧野伸顯建議考慮到將來，西園寺作古後廢止元老制度，按照“憲政之常道”的意圖實行首相繼任制度（即議會內閣制，由議會第一大黨的黨首任內閣總理大臣組閣），因此不同意再增補元老。但1932年“五·一五事件”後，政黨內閣體制崩潰、軍部勢力抬頭，以及自身老邁，西園寺公望單獨擇定首相後繼人選已力不從心。因此在1933年（昭和8年），以協助西園寺為目的設計了重臣制度，由總理大臣經驗者、樞密院議長和西園寺元老一起開會討論決定繼任者人選，這是重臣會議機制的開始。（“五·一五事件”後，在後繼首相的奏薦方面，雖然元老也聽取了歷屆首相的意見，但那並沒被確定為一個正式的程序）。

然而，在1936年“二·二六事件”後岡田內閣總辭職時未正式召開重臣會議，這一情況一直持續到阿部內閣成立時，在此期間是由內大臣與元老協商後奏薦的方式。米內內閣成立之際，內大臣聽取了一部分重臣的意見，米內內閣總辭職後才再次召開重臣會議。

1940年（昭和15年）11月，元老西園寺公望逝世後，內大臣負責召集重臣會議，重臣們針對首相後繼人選的選定等重大國策的諮問的形式發生了改變。這一機制一直運行到1945年（昭和20年）4月，小磯國昭內閣總辭職時。到了同年8月19日鈴木貫太郎內閣總辭職之際、10月9日東久邇宮內閣總辭職之際，日本處於戰敗投降的混亂期，在召集決定首相繼任者的重臣會議時，只有木户幸一內大臣和平沼騏一郎樞密院議長兩人代為出席。然而，隨着1945年11月24日，內大臣府被駐日盟軍最高總部下令廢止，失去了主導中心的重臣會議也自然消亡。那之後，當幣原內閣在1946年（昭和21年）5月總辭職之際，首相幣原喜重郎本人採取了以前任選定後任的奏薦方式。

1932年“五·一五事件”，首相犬養毅被海軍青年將校刺殺，在後繼首相的選定上出現困難。按照傳統慣例，在內閣下台之際，天皇會向元老西園寺公望下達推薦首相繼任者的詔命，西園寺針對繼任首相的人選作出奉答。此時，西園寺公爵自興津（西園寺別莊·坐漁莊所在地）上京，內大臣牧野伸顯參與助言，兩人聽取了前首相山本權兵衞、若槻禮次郎、清浦奎吾、高橋是清、陸海軍長老東鄉平八郎海軍元帥和上原勇作陸軍元帥、樞密院議長倉富勇三郎的意見。 ^{[2]  [3]} 

當時，針對由誰來繼任首相的問題，產生了幾種意見：

執政黨立憲政友會在總裁（犬養毅）被暗殺後，立即選舉鈴木喜三郎為新的總裁，以表明其擔負政權的姿態。 ^[3] 

昭和天皇通過侍從長鈴木貫太郎傳旨西園寺，告知關於對後繼內閣的希望，其趣旨是，無論是協力內閣還是單獨內閣，下任首相應“具備出眾的人格”、“絕對不能是接近法西斯主義者”、“外交以國際和平為基礎，努力使對外關係圓滿順暢”等。 ^[3] 

陸軍內部推舉法西斯教父平沼騏一郎的呼聲很強烈，右翼政客森恪（政友會幹事長、內閣書記官長）與之遙相呼應。此外，陸軍中的“革新派”則要求推舉陸軍大臣荒木貞夫大將出馬組建“軍人內閣”。陸軍在任何時候都堅決反對再成立政黨內閣。 ^[3] 

最終，西園寺放棄了成立政黨內閣的打算，轉而奏薦温和、穩健的退役海軍大將齋藤實為首相，以減弱軍部的反彈。隨後，齋藤向民政、政友兩黨發出入閣邀請，組建起“舉國一致內閣”。西園寺的這一臨時的權宜之計，寄望能夠在事態平息後，逐漸轉回憲政之常道的軌道，這種狀態一直持續了八年，政黨內閣還是崩潰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才得以恢復。 ^{[2]  [3]} 

昭和9年（1934年）7月 - 齋藤實、清浦奎吾、若槻禮次郎、高橋是清、一木喜德郎（樞相）、牧野伸顯（內府）、西園寺公望（元老）→奏薦岡田啓介。

昭和15年（1940年）7月 - 若槻禮次郎、岡田啓介、廣田弘毅、林銑十郎、平沼騏一郎、近衞文麿、原嘉道（樞相）、木户幸一（內府）→ 奏薦近衞文麿。

昭和16年（1941年）7月 - 若槻禮次郎、岡田啓介、廣田弘毅、阿部信行、米內光政、原嘉道（樞相）、木户幸一（內府）→ 奏薦近衞文麿。

昭和16年（1941年）10月 - 清浦奎吾、若槻禮次郎、岡田啓介、廣田弘毅、林銑十郎、阿部信行、米內光政、原嘉道（樞相）、木户幸一（內府） → 奏薦東條英機。

昭和19年（1944年）7月 - 若槻禮次郎、岡田啓介、廣田弘毅、近衞文麿、阿部信行、米內光政、原嘉道（樞相）、木户幸一（內府）、百武三郎（侍從長）→ 奏薦小磯國昭。

昭和20年（1945年）4月 - 若槻禮次郎、岡田啓介、廣田弘毅、近衞文麿、平沼騏一郎、東條英機、鈴木貫太郎（樞相）、木户幸一（內府）→ 奏薦鈴木貫太郎。

註解：括弧中的樞相是樞密院議長，內府即指內大臣。

在重臣會議制度建立之初，重臣的概念範圍包括“內閣總理大臣被賜予‘前官禮遇’者以及樞密院議長”，1940年被修改為“首相經驗者以及樞密院議長”。因為“前官禮遇”要求任職必須超過一定期限，當時出身陸軍的前首相林銑十郎、阿部信行並不符合重臣所需的資格條件，基於陸軍的利益考量才進行了修改（當時的制度規定，首相、國務大臣等要職需在任一定年數期限，被賜予“前官禮遇”，才能成為重臣）。 ^[1] 

“重臣”是指被賜予“前官禮遇”的親任官，親任官是《大日本帝國憲法》規定的官員的最高等級，是明治憲法下官僚制度的最高位置，由天皇親自下詔委任。親任官分文武兩職，文職包括：內閣總理大臣、對滿洲事務局總裁、樞密院議長、樞密院副議長、樞密顧問官、內大臣、宮內大臣、國務大臣、特命全權大使、大審院長、檢事總長、會計檢查院長、行政裁判所長官、朝鮮總督、朝鮮總督府政務總監、台灣總督、神宮祭主、企畫院總裁、東京都長官、地方總監等等。武職包括：陸軍大將、海軍大將。 ^[4] 

被賜予“前官禮遇”而成為“重臣”者的範圍限於親任官中的內閣總理大臣、樞密院議長、國務大臣、內大臣、宮內大臣等，在職超過一定年數或次數，退官時接受天皇特降的敕旨，賜予“前官禮遇”，享受在職時期的待遇，並保留有“宮中席次”。 ^[4] 

《內閣総理大臣、樞密院議長又は國務大臣たる前官禮遇付與奏請內規》（昭和14年9月6日裁可）對此作了嚴格的規定。一般來説，內閣總理大臣、樞密院議長、國務大臣、內大臣、宮內大臣在職4年以上或者任職2次以上，才能被賜予“前官禮遇”。內閣總理大臣、樞密院議長被賜予“前官禮遇”者的宮中席次為第一階第七，國務大臣、宮內大臣、內大臣被賜予“前官禮遇”者的宮中席次為第一階第八。

需要指出的是，在任的內閣總理大臣、樞密院議長、元帥、國務大臣、宮內大臣、內大臣、侍從長等則屬於當然的重臣。 ^[4] 

重臣會議成員在正式會議之外也往往被認為具有一定的政治同一性的組織。1929年，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在“滿洲某重大事件”（皇姑屯事件）的善後處理上因失去昭和天皇信任，遭到天皇叱責而被迫辭職，右翼勢力中掀起了“重臣們欺瞞、誆騙天皇的陰謀”的論調。在天皇本人的《昭和天皇獨白錄》中有“久原房之助等人的言論中，出現了重臣“集團”，內閣的倒台系重臣們策劃宮中陰謀誘導所致云云”的記述。之後，國家主義者攻擊重臣們為“君側奸臣”的論調廣為傳播。在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和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中，首相、大臣、元老·重臣成為右翼暗殺的對象。 ^[1] 

“二·二六事件”後接任內大臣的湯淺倉平在宮中協助老邁的元老西園寺公望，對抗陸軍的武斷專橫。1937年宇垣一成接受組閣大命，由於陸軍大臣受陸海軍大臣現役武官制所限制而難產，辭去組閣委任之際，宇垣拒絕了“出示聖旨以命令陸軍推出陸相”提議。之後修改了後繼內閣奏薦的程序，內大臣成為後繼首班奏薦的第一責任者，對於第1次近衞內閣、平沼內閣、阿部內閣的建立發揮了主導作用，在1940年推動建立了與英美協調的米內內閣後，湯淺倉平因病辭職，木户幸一接任內大臣。此後的形勢發生了變化，米內內閣因陸軍大臣畑俊六單方面辭職、陸軍拒絕推薦繼任者而總辭職。取而代之的第2次近衞內閣實行了日德意三國同盟和反英美的路線。半年後，西園寺公望、湯淺倉平相繼去世。 ^[5] 

太平洋戰爭後期，由於越來越不滿首相東條英機的指導體制，以岡田啓介為中心的重臣展開了倒閣運動並迫使東條英機辭職下台。岡田等人還在重臣制度消亡的戰後，為使昭和天皇裕仁免受東京審判的追責而積極展開活動。 ^[1] 

此外，天皇和首相也聽取甚至實行重臣的意見，近衞文麿奏上的那篇著名的《近衞上奏文》的奏摺就是這樣出籠的。 ^[1] 

首相在退任時參加重臣會議並不是只有1934年齋藤實這一例。米內光政在陸軍的倒閣運動的情況下，東條英機在重臣們的倒閣運動的情況下最終內閣總辭職，一直都有出席選擇繼任者的重臣會議。但近衞文麿在第三次內閣總辭職後卻以患病為由缺席會議，而其他重臣，尤其是91歲高齡的清浦奎吾拖着病體與會，近衞的告病理由在當時受到輿論的尖鋭批判。 ^[1] 

山本權兵衞（1852年11月26日—1933年12月8日），日本武士、海軍軍人、政治家，明治海軍之父。

海軍大將，從一位·大勳位菊花章頸飾·功一級，伯爵。

出身：薩摩藩

1898年（明治31年）11月8日-1900年（明治33年）10月19日任第2次山縣內閣海軍大臣；

1900年（明治33年）10月19日-1901年（明治34年）6月2日任第4次伊藤內閣海軍大臣；

1901年（明治34年）6月2日-1906年（明治39年）1月7日任第1次桂內閣海軍大臣；

明治39年（1906）1月7日 辭海軍大臣（國務大臣之前官禮遇）轉任軍事參議官；

1913年（大正2年）2月20日-1914年（大正3年）4月16日任第16屆內閣總理大臣；

1923年（大正12年）9月2日-1924年（大正13年）1月7日任第22屆內閣總理大臣；

1923年9月2日（大正12年）- 1923年（大正12年）9月19日兼任外務大臣；

大正13年（1924）1月7日 內閣總辭職，依願免官（首相之前官禮遇）。 ^[5-6] 

清浦奎吾（1850年3月27日—1942年11月5日），日本司法官僚、藩閥政治家，山縣閥官僚“四大金剛”之一。

正二位·大勳位菊花大綬章，伯爵。

出身：熊本藩

所屬政黨：貴族院研究會

貴族院議員：1891年（明治24年）4月9日-1906年（明治39年）5月17日

1896年（明治29年）9月26日-1898年（明治31年）1月12日任第2次松方內閣司法大臣；

1898年（明治31年）11月8日-1900年（明治33年）10月19日任第2次山縣內閣司法大臣；

1901年（明治34年）6月2日-1903年（明治36年）9月22日任第1次桂內閣司法大臣；

1903年（明治36年）7月17日-1906年（明治39年）1月7日任第1次桂內閣農商務大臣；

1905年（明治38年）9月16日-1906年（明治39年）1月7日任第1次桂內閣內務大臣；

1917年（大正6年）3月20日-1922年（大正11年）2月8日任帝國樞密院第5屆副議長；

1922年（大正11年）2月8日-1924年（大正13年）1月7日任帝國樞密院第12屆議長；

1924年（大正13年）1月7日-1924年（大正13年）6月11日任第23屆內閣總理大臣；

大正13年（1924年）6月11日 內閣總辭職，免官（前官禮遇）。 ^{[6]  [7]} 

若槻禮次郎（1866年3月21日—1949年11月20日），日本大藏官僚、政黨政治家。

正二位·勳一等旭日桐花大綬章，男爵。

出身：松江藩

所屬政黨：立憲民政黨

貴族院議員：1911年（明治41年）8月24日-1947年（昭和22年）5月3日

1912年（大正元年）12月21日-1913年（大正2年）2月20日任第3次桂內閣大藏大臣；

1914年（大正3年）4月16日-1915年（大正4年）8月10日任第2次大隈內閣大藏大臣；

1924年（大正13年）6月11日-1926年（大正15年）1月30日任加藤高明內閣內務大臣；

1926年（大正15年）1月28日-1926年（大正15年）1月30日臨時兼任內閣總理大臣（加藤高明首相病逝）；

1926年（大正15年）1月30日-1927年（昭和2年）4月20日任第25屆內閣總理大臣；

1926年（大正15年）1月30日-1926年（大正15年）6月3日兼任內務大臣；

大正15年（1926年）12月25日，大正天皇崩御，皇太子裕仁踐祚，改元昭和元年，12月28日，首相若槻禮次郎與元老西園寺公望公爵、元帥閒院宮載仁親王同受“匡輔弼成”（輔助皇帝）的敕語，與明治九元老所奉“元勳優遇”之詔相類似。 ^[8] 

1931年（昭和6年）4月14日-1931年（昭和6年）12月13日任第28屆內閣總理大臣；

1931年（昭和6年）9月10日-1931年（昭和6年）12月13日兼任拓務大臣；

昭和6年（1931年）12月13日 內閣總辭職，賜予“前官禮遇”成為重臣。 ^{[6]  [9-10]} 

德大寺實則（1840年1月10日—1919年6月4日），幕末、明治時期公卿·華族、政治家。

從一位·大勳位菊花章頸飾，公爵。

出身：公家·清華家·德大寺家，右大臣德大寺公純長子，元老西園寺公望、伯爵中院通規、經濟人末弘威麿（財經界巨頭）、男爵住友友純（住友財閥首領）之長兄，系皇室遠親（東山天皇第6世孫）。

歷任：

幕末朝廷：

侍從、右近衞權少將、左近衞權中將、權中納言兼國事御用掛兼議奏；

明治政府：

參與、議定、大納言兼內國事務局督·內廷職知事、麝香間祗候

近代：

第2代宮內卿（1871年（明治4年）11月29日-1884年（明治17年）3月21日）

第2代內大臣（1891年（明治24）2月21日-1912年（大正元年）8月13日）

第1代侍從長（1871年（明治4年）8月4日-1877年（明治10年）8月29日）

第6代侍從長（ 1884年（明治17年）3月21日-1912年（大正元年）8月13日）

1912年（大正元年）8月13日 辭內大臣兼侍從長，賜予大臣之前官禮遇。 ^[11] 

平田東助（1849年3月26日—1925年4月14日），日本官僚、藩閥政治家、山縣閥官僚“四大金剛”之一。

正二位·勳一等旭日桐花大綬章，伯爵。

出身：米澤藩

貴族院議員、樞密顧問官

1898年（明治31年）11月8日-1900年（明治33年）10月19日任第2次山縣內閣法制局長官；

1901年（明治34年）6月2日-1903年（明治39年）7月17日任第1次桂內閣農商務大臣；

1908年（明治41年）7月14日-1911年（明治44年）8月30日任第2次桂內閣文部大臣；

1922年（大正11年）9月18日-1925年（大正14年）3月30日任第7代內大臣。

大正元年（1912年）12月，第2次西園寺內閣總辭職，平田東助被元老會議推薦為首相人選，但平田本人推辭拒絕了組閣委任。此後，他不再以閣僚身份活躍於政治舞台，而是作為山縣閥的重鎮，在貴族院、宮中（包括宮內省、內大臣府、侍從武官府、樞密院等在內的天皇的日常生活和各項職責的執行的必要的組織體系）發揮幕後中心作用，一直保持僅次於元老的巨大影響力。 ^{[10]  [12]} 

牧野伸顯（1861年11月24日—1949年1月25日），日本明治、大正、昭和三朝官僚、政治家、君側重臣。

從一位·勳一等旭日桐花大綬章，伯爵。

出身：薩摩藩

貴族院議員、樞密顧問官

1906年（明治39年）1月7日-1908年（明治41年）7月14日任第1次西園寺內閣文部大臣；

1911年（明治44年）8月30日-1912年（大正元年）12月21日任第2次西園寺內閣農商務大臣；

1912年（大正元年）11月9日-1912年（大正元年）12月21日臨時兼任文部大臣；

1913年（大正2年）2月20日-1914年（大正3年）4月16日任第1次山本內閣外務大臣；

1921年（大正10年）2月19日-1925年（大正14年）3月30日任第8代宮內大臣；

1925年（大正14年）3月30日-1935年（昭和10年）12月26日任第8代內大臣。

牧野伸顯在宮相、內府任內參與謀劃後繼首相奏薦、元老減員、高齡化的背景下機制運行的代理，扮演了元老和重臣之間的聯絡人的角色，作為首要重臣和準元老，牧野在政界、財界和宮中保持了巨大的影響力。 ^{[6]  [13-14]} 

一木喜德郎（1867年5月7日—1944年12月17日），日本內務官僚、政治家、法學家。

正二位·大勳位菊花大綬章，男爵，法學士。

出身：遠江國

貴族院議員、樞密顧問官、帝國學士院會員

重臣：第1次桂內閣法制局長官、第3次桂內閣法制局長官、第2次大隈內閣文部大臣、內務大臣；第7屆樞密院副議長、第9代宮內大臣；第16屆樞密院議長；臨時代理內大臣。

學職：東京帝國大學法科教授、帝國學士院（今日本學士院）會員、皇典講究所（今國學院大學）第7代所長、舊制武藏高等學校第1代校長。

社會職：公益社團法人大日本報德社社長。 ^[15-16] 

平沼騏一郎（1867年10月25日—1952年8月22日），日本司法官僚、政治家、法學家。

正二位·勳一等旭日桐花大綬章，男爵，法學博士。

出身：津山藩

貴族院議員、樞密顧問官

重臣：第35屆內閣總理大臣；第11屆樞密院副議長，第17、21屆樞密院議長；第2次山本內閣司法大臣、第2次近衞內閣國務大臣、內務大臣。

法曹：大審院檢事局第8代檢事總長、第11代大審院長。

學職：慶應義塾大學法學部教授、日本大學第2代總長、大東文化學院第1代總長。

社會職：財團法人大東文化協會第3代會頭、皇典講究所（國學院大學的創設母體）副總裁、國本社創始人兼會長、修養團第2代團長、無窮會第2代會長、東洋文化學會第2代會長、東洋文化研究所創始人兼第1代所長。 ^{[6]  [17]} 

湯淺倉平（1874年2月1日—1940年12月24日），日本內務官僚、政治家。

勳一等旭日大綬章，男爵。

出身：山口縣

貴族院議員（1916年10月5日-1929年11月22日）

所屬政黨：同成會

第28代警視總監、第5代朝鮮總督府政務總監、第9代會計檢查院長。

第10代宮內大臣（1933年2月14日-1936年3月6日）

第9代內大臣（1936年3月6日-1940年6月1日）。

宇垣一成（1868年8月9日—1956年4月30日），日本陸軍軍人、政治家、長州軍閥最後的巨頭

陸軍大將，正二位·勳一等旭日桐花大綬章·功四級。

出身：岡山縣，陸士1期，陸大14期優等

1924年（大正13年）1月7日-1924年（大正13年）6月11日任清浦內閣陸軍大臣；

1924年（大正13年）6月11日-1926年（大正15年）1月30日任加藤高明內閣陸軍大臣；

1926年（大正15年）1月30日-1927年（昭和2年）4月20日任第1次若槻內閣陸軍大臣；

1927年（昭和2年）4月15日-1927年（昭和2年）10月1日臨時代理朝鮮總督；

1929年（昭和4年）7月2日-1931年（昭和6年）4月14日任濱口內閣陸軍大臣；

1931年（昭和6年） 4月14日 辭陸軍大臣，轉任軍事參議官-前官禮遇；

1931年（昭和6年）6月17日-1936年（昭和11年）8月5日任第7代朝鮮總督；

1936年（昭和11年）8月5日辭朝鮮總督-前官禮遇；

1937年（昭和12年）10月15日任內閣參議；

1938年（昭和13年）5月26日-1938年（昭和13年）9月30日任第1次近衞內閣外務大臣；

1938年（昭和13年）6月25日-1938年（昭和13年）9月30日兼任第1次近衞內閣拓務大臣；

1938年（昭和13年）9月30日 辭職-前官禮遇。 ^{[16]  [18-19]} 

首相候補：

宇垣一成曾一度是內閣總理大臣的熱門人選，多次被元老·重臣提名但均未果。

第33任首相：廣田弘毅內閣總辭職，重臣會議奏薦宇垣一成，並拜組閣大命，因組閣失敗而辭去委任；

第37任首相：阿部信行內閣總辭職，近衞文麿、西園寺公望推薦宇垣一成；

第41任首相：東條英機內閣總辭職，若槻禮次郎、岡田啓介、清浦奎吾推薦宇垣一成；

第42代首相：小磯國昭內閣總辭職，若槻禮次郎推薦宇垣一成。 ^[20] 

岡田啓介（1868年2月13日—1952年10月17日），日本海軍軍人、政治家。

海軍大將，正二位·勳一等旭日桐花大綬章·功三級。

出身：福井藩，海兵學校15期、海大2期

1924年（大正13年）12月1日-1926年（大正15年）12月10日任帝國海軍聯合艦隊司令長官（第16代）；

1927年（昭和2年）4月20日-1929年（昭和4年）7月2日任田中義一內閣海軍大臣；

1932年（昭和7年）5月26日-1933年（昭和8年）1月9日任齋藤內閣海軍大臣；

1934年（昭和9年）7月8日-1936年（昭和11年）3月9日任第31屆內閣總理大臣；

1934年（昭和9年）7月8日-1934年（昭和9年）10月25日兼任拓務大臣；

1935年（昭和10年）9月9日-1935年（昭和10年）9月12日兼任遞信大臣；

1936年（昭和11年）3月9日 內閣總辭職，前官禮遇。 ^{[6]  [19]} 

近衞文麿（1891年10月12日—1945年12月16日），日本華族、政治家。

勳一等旭日大綬章，公爵。

出身：公家·攝關家，五攝家之首近衞家第30代當主，第3屆貴族院議長、公爵近衞篤麿之子，系皇室近親（後陽成天皇後裔）

貴族院公爵議員：1916年（大正5年）10月11日-1945年（昭和20年）12月16日

所屬政黨：研究會→火曜會

1931年（昭和6年）1月16日-1933年（昭和8年）6月9日任貴族院副議長（第10代）；

1933年（昭和8年）6月9日-1937年（昭和12年）6月7日任貴族院議長（第9代）；

1937年（昭和12年）6月4日-1939年（昭和14年）1月5日任第34屆內閣總理大臣；

1938年（昭和13年）9月30日-1938年（昭和13年）10月29日兼任外務大臣、拓務大臣；

1939年（昭和14年）1月5日-1940年（昭和15年）6月24日任帝國樞密院議長（第18代）；

1939年（昭和14年）1月5日-1939年（昭和14年）8月30日任平沼內閣班列（無任所國務大臣）

1940年（昭和15年）7月22日-1941年（昭和16年）7月18日任第38屆內閣總理大臣；

1940年（昭和15年）7月22日-1940年（昭和15年）7月24日臨時代理農林大臣；

1941年（昭和16年）7月18日-1941年（昭和16年）10月18日任第39屆內閣總理大臣；

1941年（昭和16年）7月18日-1941年（昭和16年）7月25日兼任司法大臣；

1945年（昭和20年）8月17日-1945年（昭和20年）10月9日任東久邇宮內閣國務大臣（副總理級）；

1945年（昭和20年）10月9日-1945年（昭和20年）11月24日任內大臣府御用掛。 ^{[6]  [21-22]} 

近衞文麿是昭和時期宮中集團（或宮廷集團）的核心人物，在1936年“二·二六事件”後軍部勢力日漸坐大，府中·宮中（政府和宮廷）不再構成對軍部的抑制，而是彼此相互妥協、勾結。這一時期，近衞文麿和木户幸一共同構成了府中·宮中的核心。 ^{[23-25]  [23]} 

1937年6月至1939年1月第一次擔任首相，任內發動全面侵華戰爭；1940年7月至1941年7月，近衞第二次組閣，效仿希特勒的納粹黨，在日本國內強化法西斯體制，開展所謂新體制運動，亦稱“近衞新體制”，強制取締日本國內各政黨和團體。由近衞本人發起建立直接輔助天皇的政治組織大政翼贊會，要職分別由宮廷貴族、軍政官僚及法西斯分子頭目擔任，並在各都、道、府、縣設立支部，由當地知事任支部長，將居民編入“鄰組”組織，實行嚴密的法西斯主義統治。對外加強中國佔領區統治，命令日軍“南進”侵略東南亞地區，聲稱“不辭與美英一戰”。1940年9月簽訂日德意三國軍事同盟，加入法西斯軸心國連盟。次年4月又與蘇聯簽訂“日蘇中立條約”。1941年7月至10月第三次組建近衞內閣，積極推行日軍“南進”計劃，擴大日本軍國主義對亞洲各國的侵略。近衞辭職後，仍作為重臣參與制定重大國策。 ^[21] 

木户幸一（1889年7月18日—1977年4月6日），日本官僚、政治家。

侯爵

出身：華族（功勳華族），系維新三傑之一木户孝允之孫，侯爵木户孝正之子。

貴族院侯爵議員：1917年（大正6年）8月30日-1945年（昭和20年）12月27日

1937年（昭和12年）10月22日-1938年（昭和13年）5月26日任第1次近衞內閣文部大臣；

1938年（昭和13年）1月11日-1939年（昭和14年）1月5日任第1次近衞內閣厚生大臣；

1939年（昭和14年）1月5日-1939年（昭和14年）8月30日任平沼內閣內務大臣；

1940年（昭和15年）6月1日-1945年（昭和20年）11月24日任第11代內大臣。 ^{[6]  [1]} 

1940~1945年，木户幸一在內大臣任上，取代西園寺公望和牧野伸顯，成為昭和天皇側近的輔弼重臣，參與宮中政治集團，與昔日學習院同學近衞文麿、原田熊雄共同主導政界。他表現出親英美派、自由主義者和親德派的不同姿態，具有幾張面孔的官僚主義性格，深得天皇的信賴和倚重。西園寺元老辭去首相提名人，木户幸一召集和主持重臣會議擇定首相人選成為政治慣例，並一直持續到二戰結束後，木户的意圖和判斷成為推薦後繼首相的重要依據。特別是在西園寺於1940年11月逝世後，木户幸一成為推薦首相的最重要人物。 ^[25] 

木户幸一作為昭和前期最重要的宮廷政治家，不僅是近衞文麿的好友，而且在西園寺公望的推薦下，長期擔任昭和天皇第一側近的內大臣職務，在整個日本上層有着廣泛的人脈關係，對天皇、對日本政局有着重大的影響力，被稱為“近衞的影子”、“天皇的影子”。幾乎參與了日本對外侵略戰爭的所有重大事件的決策，對於20世紀30、40年代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擴張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影響。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