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養毅

日本人。原姓犬飼，字當毅，號木堂。日本備中國賀陽郡庭瀨村人。1870年在倉敷、笠岡（均在今岡山縣）求學。1875年轉赴東京，為《報知新聞》撰稿。次年入慶應義塾，1880年肄業。創辦《東海經濟新聞》，自任主編。1882年4月加入大隈重信為總理的立憲改進黨，5月當選為東京府議會議員。1890年7月當選為日本國會第一次眾議院議員，自此連續17次當選。1894年在國會領先要求內閣對朝鮮和中國採取強硬政策。 ^[2] 

1896年斡旋平山周、宮崎寅藏等到中國進行調查活動。次年參與組織東亞會（後與東亞同文會合並）。後結識在日本進行反清革命聯絡與鼓動工作的孫中山，從其“大亞洲主義”出發，支持孫中山的革命活動，曾為孫中山1900年10月組織的惠州起義代購過軍火，並與頭山滿一起推動過孫中山與黃興的合作。1908年第一次來華，在華南考察、遊歷。 ^[2] 

1910年另組立憲國民黨。次年中國爆發辛亥革命，與頭山滿第二次來華，在上海、武昌從事秘密活動。1922年出任山本權兵衞內閣遞信大臣。1924年再任加藤高明內閣遞信大臣。翌年聲明退出政界，辭大臣、眾議員職。 ^[2] 

1929年第三次到中國，參加孫中山遺體移葬南京紫金山儀式。是年復出，繼田中義一任政友會總裁。1931年日本發動侵佔中國東北的“九·一八”事變後，接替若槻組織內閣，任總理大臣。繼續以維護日本在華權益為宗旨推行侵華政策，力圖引誘南京國民政府和蔣介石對日妥協。1932年在日本軍界法西斯少壯派分子製造的“五·一五”恐怖事件中被槍殺。 ^[2] 

在辛亥時期，犬養始終注目於中國政治事態的演變，與中國資產階級各派都有聯繫。武昌起義爆發，他亟欲使中國的事態按其夙願發展，在1911年末一1912年初先後兩次來華，開展了一系列活動。 ^[4] 

第一次來華於1911年12月19日抵上海。行前曾與日本內閣總理、外務大臣就對華政策問題進行過晤商。犬養抵上海時，受到在滬革命黨人的歡迎。29日，孫中山被推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30日，孫中山、黃興在上海璇宮旅館舉辦茶會，招待犬養、頭山等在滬之日本各會社代表和新聞記者約50人，犬養代表日方致答詞，表示祝賀。 ^[4] 

1912年元旦，孫中山到南京就任。此前，南北議和已在進行，故孫於1月4日覆電袁世凱，重申南北統一於民國即讓位給袁。而犬養、頭山是反對袁世凱當權的，他們抵滬後，即憑藉往昔與中國革命黨和立憲派夙有情誼，遊説策動對南北和談的有影響的人士（如熊希齡、張謇趙鳳昌、岑春煊、湯壽潛、莊思緘等人），均無果。不言而喻，犬養等對此行是甚為失望乃至惱火的。當時，南京臨時政府欲聘請犬養為政治顧問，犬養拒不接受，他怒氣衝衝地説：除了日本天皇之外，誰也不能斗膽命令他效勞。 ^[4] 

在1月20日開幕的日本第二十八次國會上，犬養提出了旅華視察報告書，他譴責日政府抱定立憲君主主義，要求迅速承認中國共和政府。在開會期間，犬養聽説孫中山有赴天津、北京與袁世凱商討關於成立臨時政府事宜之擬議，趕緊連發兩函給孫中山，極力使孫相信：日政府已決定不持干涉中國革命之方針，日本輿論更表反對。而袁世凱則決不可信，千萬不可陷入其彀中，南北和談“宜於南京，不宜於天津”，望孫“勿寸步去南京”。 ^[4] 

然而，到了2月中旬，南北妥協卻已實現，孫中山讓位給袁世凱，14日，還曾一度多數通過臨時政府設於北京。這些都與犬養等的願望相背馳，因而促使犬養毅再度來華。 ^[4] 

第二次來華：據《民立報》載，犬養不待日本國會休會，即於2月16日“由日本東京新橋出發，向上海急行”。他約於20日後抵南京，與孫中山再次會談。但當時讓袁已成定局。內地和華僑中不少人打電話給孫中山，反對孫中山讓位給袁世凱。孫中山於21日分別覆電五大洲華僑和廣東各團體，表示“今目的已達，以此完全民國，歸諸全體四百兆人之手，我輩之義務告盡”。犬養此時進言，阻孫與袁妥協，其未被採納，自不待言。2月25日，黃興訪犬養等，告以彼等難與袁世凱斷絕關係。 ^[4] 

犬養到南京時，黎元洪於21日當選為第二任臨時副總統。對於黎，犬養等往昔與他並沒有直接打過交道。但他們眼見挽孫反袁勢所不能之後，轉而寄望於爭取黎氏，以圖亡羊補牢。然而黎元洪已導向袁世凱，2月28日，湖北發生了反對黎元洪和孫武把持的湖北軍政府的羣英會事件，它被黎迅速鎮壓下去，此後黎對革命黨人益發忌憚。29日，袁世凱為抵制南下就職製造了北京政變，黎對袁世凱和北洋將領的威嚇行徑公然附和。在這種情況下，犬養、頭山、寺尾與黎元洪及湖北軍政府的外交部次長王正廷雖有過幾次晤談，自然達不到預定目的。於是很不愜意地離開了武昌。 ^[4] 

關於犬養毅來華的目的，與其一貫的對華主張有重要關係。從19世紀中葉到辛亥革命，日本侵略乃至企圖主宰中國曆來採取三種方式：第一種是發動戰爭或者武裝干涉、鎮壓中國革命力量，保全腐朽的賣國政府；第二種是乘中國內亂製造分裂，肢解中國，特別是首先侵佔滿蒙；第三種是網羅和培植中國的革新力量，使其在取代舊政權後，成為親日政府，得以維護並進而擴張日本在華權益。三者方式雖不同，甚至有矛盾有爭吵，但異曲同工，相輔相成，有時甚至同時並用。犬養早年參加的日本玄洋社、東亞同文會就是三種方式的鼓吹者和狂熱執行者。犬養是第三種方式的積極提倡者，並長期為此而煞費心機。還在1896年，宮崎寅藏、平山周、可兒長一等就開始接受犬養囑託，調查中國情況，尋覓可用人士。次年，孫中山再到日本，宮崎等欣然引見犬養。此後，犬養對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和康、梁等維新派都多方籠絡，其用心有如前述。 ^[4] 

在30年代初，由於國內階級矛盾的激化和對外侵略加緊等原因，日本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日益尖鋭。1930年1月，倫敦海軍裁軍會議召開，濱口雄幸內閣經與英、美妥協，在限制海軍艦艇的倫敦條約上簽字。軍部法西斯勢力對此十分不滿。若槻內閣迫於軍部的壓力，不得不在12月11日總辭職。同月13日，政友會總裁犬養毅組織新閣。犬養內閣以芳澤謙吉任外相，高橋是清任藏相，荒木貞夫任陸相。犬養內閣面臨的局面是十分嚴峻的。新內閣組成的當天，便宣佈再度禁止黃金出口，改行通貨膨脹和戰爭財政政策，加強了對左翼的鎮壓。儘管如此，右翼和軍部仍然不滿意。 ^[3] 

犬養毅是日本老牌政治家，自明治以來即活躍在日本政壇上，與孫中山有過密切交往。他上台前曾主張“排斥軟弱外交”，得到了軍部的支持，順利組閣。但是，犬養毅組閣之初，政府與軍部，尤其是與關東軍，在對華政策方面並不完全一致。因為牽涉到國際交涉，日本政府，尤其是犬養毅本人，曾經採取過“不擴大”的方針，即關東軍方面急於要在東北建立偽滿政權，而犬養毅卻設想“不擴大”，派萱野長知赴華進行“和平”試探工作。據犬養的左右手古島一雄回憶，犬養毅主張承認中國在東三省的“宗主權”，在平等開發東三省經濟的基礎上，日中兩國聯合建立新政權，從事實上達到日本所追求的目標。故在他組閣之後，揹着日本軍部派心腹萱野長知為密使前往上海，同南京方面交涉。 ^[3] 

軍部不顧犬養的和平設想，採取“擴大”政策。1932年制定了《支那問題處理方針綱要》，着手建立“滿洲國”。作為首相的犬養毅，無疑也是同意這個對華政策的。但他一直反對承認“滿洲國獨立”。儘管被軍方壓倒，並不免被軍方所左右，而和平解決日中問題，這種願望始終沒有放棄。這大概是因他與孫中山有長期密切交往，與南京政府各派系首領均有過從，對中國國情有較深刻了解的緣故。 ^[3] 

1932年5月，海軍青年軍官古賀清志、江上卓等7人，吸收了11名陸軍士官生及十多名桔孝三郎的“愛鄉塾”的農民敢死隊，決定發動政變，他們的計劃得到大川周明、頭山秀三、本間憲一郎、長野朗等右翼巨頭的經濟支持。5月8日，犬養出席政友會的關東大會並發表演説，對否認議會的主張進行了激烈的批評。15日傍晚，這夥人襲擊犬養首相官邸，殺死犬養。同時，又向內大臣官邸、警視廳、政友會本部、三菱銀行等處投擲手榴彈，然後向憲兵隊自首。他們還散發《告日本國民書》的傳單，宣稱“目前挽救國家的唯一道路就是採取‘直接行動’，殺死天皇左右的奸賊！”提出“打倒政黨與財閥”等口號。企圖促成發佈戒嚴令，建立以荒木貞夫為首的法西斯專制政權。 ^[3] 

嚴格地説，在侵華問題上，犬養屬於緩進派，並非站在尊重中國領土主權的立場上考慮中日問題。他雖然想“和平”解決日中問題，反對九一八事變的擴大化，不承認“滿洲國”，但其政治能量有限。在政友會內部，最大的實力人物森格，已決心背棄犬養。在這種形勢下，想繞過軍部與內閣，通過個人的因緣，溝通與南京的關係以解決中日問題，是不存在成功的可能性的。犬養之死，使戰前日本的政黨政治於焉告終，也為孫中山1924年神户演講中“日本是做亞洲王道的干城，還是做歐洲霸道的鷹犬”的質疑做出了結論。此後日本人所鼓吹的“大亞細亞主義”，無非是日本法西斯主義的代名詞罷了。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