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野嚴九郎

藤野先生生於1874年7月1日，9歲時父親亡故，由大哥二哥撫養，嚴九郎排行老三。藤野嚴九郎到了上學的年齡，進入了福井丸岡町的平章小學，但由於初等教育不充分，所以在野坂源三郎老師的補習班接受了漢學、習字、算盤等教育。野坂源三郎是原福井藩的中堅武士，年輕時就有漢學的志向，1878年受當地人的邀請開了補習班。嚴九郎對漢學的深刻造詣，據説是受野坂源三郎的影響。 ^[5] 

1892年4月，從福井學校中途退學，進入愛知醫學校（現名古屋大學）。1896年10月畢業，留校作解剖學教師奈良坂的助手。

1897年5月，得到醫生開業證明書，同年7月開始，在東京帝國大學（現東京大學）醫學院學習解剖學一年。

日本東北大學對於魯迅與藤野的紀念(3張)

1901年10月，藤野應聘到仙台醫專任解剖學講師，其時藤野剛剛滿27歲。他和敷波重治郎（しきなみ じゅうじろう ^{[23]  [28-29]}  ，1871-1965）教授擔任一年級的解剖學理論 ^[22]  ，他還擔任二年級的解剖實習和局部解剖學教學。一年級的專業課只有解剖學，一年級的正副班主任大體上照例由敷波和藤野擔任。班主任管理的範圍很廣，據當時仙台醫專規定，諸如學生的學習態度、學生的管理教導、出席情況、考試成績的統計以及教室的整理和保管，都由正副班主任負責。

1911年，東北帝國大學成立，1912年仙台醫專併入，成為東北帝大醫學部，所有校舍、教職員、學生原班未動。1915年決定成立東北帝國大學醫科大學，藤野因學歷不夠，被迫於6月底提出“請求免職”，7月1日降為臨時講師，8月9日被解除講師職務。

藤野因生活關係，認為可以搞一搞耳鼻喉的工作，到東京三井公司的慈善醫院就業，後失業。第一任妻子在此時去世。藤野後投奔二哥藤野明二郎，在二哥的診所中工作。 ^[11]  其實，從仙台回到家鄉後，北京醫科大學曾邀請他擔任教授，但嚴九郎回絕了這一提議，選擇了在家鄉小鎮行醫的道路。 ^[25] 

藤野嚴九郎就讀於愛知醫學校期間，結識了在名古屋一間小餐館中彈三味線的加藤，她父母早亡，根據《醫師 藤野嚴九郎》記載，“嚴九郎知道了她的經歷後，甚是同情，並向她求婚”，之後兩人結為連理。然而，1917年12月30日，加藤夫人因病去世，享年43歲。剛回到故鄉便痛失愛妻，這使得嚴九郎失魂落魄。不過，在周圍人的勸説下，1918年，嚴九郎同井田文再婚，1919年回故鄉自立診所並於當年和1923年，生下長子藤野恆彌和次子藤野龍彌（其於1958年為藤野嚴九郎立碑紀念 ^[26]  ） ^[25]  。

不久藤野明二郎猝死，幼子難以維持診所，藤野遂在兩個診所間兩頭跑，支撐起兩個家庭。 ^[11]  藤野先生的孫子藤野幸彌在2022年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曾回憶，祖母出生於商人家庭，藤野先生出身醫學世家，兩人的三觀很多時候並不一致。“祖母告訴我，有一年地震，她丟下孩子一個人從房子裏跑了出去，這件事被祖父説了一輩子。另外，祖母有時候有點大小姐脾氣，花錢大手大腳，於是有時候會嫌祖父小氣。” ^[15] 

藤野幸彌在初中時，從祖母的口中聽説了魯迅和祖父交往的經歷，祖母還説，丈夫親口告訴她，中國一定會發展起來的。“祖父告訴祖母，日本的文化來自中國，日本應該對中國抱有敬意，對中國的侵略應該立刻停止。他還説，再過100年，中國會變得非常強大”。 ^[15] 

藤野嚴九郎教書多年，脾氣直而且死板，不擅長接待病人。好在他行醫認真，兩個診所能夠勉強開下去。山村居民貧窮，藤野嚴九郎收費很低。病人沒錢的時候，他就乾脆免費治療了。雖然他的日子過得捉襟見肘，但他在當地頗受人尊重。 ^[11]  貧苦的人來看病時，會帶一些種得比較好的蔬菜水果作為酬謝，以至於家中的浴缸塞滿了西瓜。 ^[15]  從坪田忠兵衞所著的《故鄉的藤野嚴九郎》（藤野嚴九郎表彰會出版）的一些片段中，可以一窺開診行醫時期，嚴九郎的人品秉性。“總是板着臉，尤其在他心情不好的時候，很難打交道”“戴着一副橢圓形的金邊眼鏡”“對於窮人，不付診療費他也給看病，就算等到盂蘭盆節或是年末，他也不會催債。”藤野性情固執倔犟，對衣着也不甚講究，但“作為醫生，他一直踐行‘醫為仁術’，十分討厭欺瞞糊弄，甚至像是個認真嚴肅過頭的怪人。”可以看出，他的嚴謹耿直，受到了患者的尊敬。 ^[25] 

1931年，中國文學研究者增田涉來到上海，在魯迅的寓所，每天與魯迅促膝長談3小時，接受魯迅一對一的悉心教導。1934年，魯迅就巖波文庫出版《魯迅選集》一事，向已經回國的增田涉表達了唯一的希望，就是將《藤野先生》加入選集。次年，《魯迅選集》出版，嚴九郎得知自己曾經的學生已經成為了著名的作家。 ^[25] 

1935年，當時藤野的長子藤野恆彌在讀高中，老師菅好春老先生髮現了魯迅新出版的文章《藤野先生》中的主人公與藤野恆彌的父親重名，請藤野恆彌回家確認，時年61歲的藤野嚴九郎表示肯定，但要求兒子“不要聲張”。藤野恆彌很聽話，這麼榮耀的事，也沒跟別人説。但菅老師又問起他時，他也不好撒謊，便如實告訴了老師。菅老師過來拜訪藤野嚴九郎，二人聊了好久。菅老師離開之後，再沒跟別人提起此事。於是，雖然藤野嚴九郎的大名在中日兩國被讀書人津津樂道，卻沒人知道真正的藤野嚴九郎仍然在偏僻的山村勉強謀生。 ^[11] 

1936年10月，文豪魯迅的死訊在日本見報。根據藤野先生的侄子後來描述，當時藤野看着報紙上魯迅的照片（可能是沙飛拍攝的 ^[13]  ），把報紙舉過頭頂，拜了幾拜。年底，魯迅的朋友小林茂雄找到藤野先生。藤野這才知道，魯迅不只把他的照片掛在牆上，把他寫進散文裏，這些年還一直在找他，想見他一面，哪怕能見他的後人一面。藤野先生追悔莫及。然後，日本記者向藤野先生約稿，他寫了一篇短文《謹憶周樹人君》，發表在日本的進步刊物上，在那個軍國主義蔓延的日本，這是很有風險的，這可能也是他不想讓兒子跟別人説這件事的原因。 ^[11] 

1937年中國抗戰爆發後，日本藥商到藤野家高價收購藥品供應日軍，藤野對中國抱有同情，推脱村民需要，拒不售賣。藥商走後，藤野叮囑兩個兒子：中國，乃是將文化教給日本之先生。 ^[11]  嚴九郎開診行醫期間，繼續反對日本發動的戰爭。根據《醫師 藤野嚴九郎》記載，他曾在患者面前批判軍隊“不應與中國進行戰爭”。依照當時的治安維持法，那是有可能被舉報的言行。

或許是造化弄人，長子恆彌考入東北帝國大學醫學部，併成了一名軍醫。1945年1月1日，年僅25歲的恆彌在從軍過程中於廣島陸軍醫院病故， ^{[12]  [25]}  稍後，藤野長子高中時期的友人、時年14歲的竹內美年子在火車上遇見了出診回家的藤野：“那天正趕上下雨，我看見他披着蓑笠。那個年代披蓑笠的人已經不多，我印象裏過去的武士才穿戴蓑笠，所以先生給我的印象非常獨特。” ^[14] 

受於生活所迫，藤野仍然要在診所工作。當年8月10日，藤野嚴九郎在出診過程中倒在路上。 ^{[1]  [11]} 

藤野的鄰居、時年17歲的土田巖男回憶道：“那是1945年8月10日，他像往常一樣出診後準備回位於三國町的住處，忽然感覺到身體不適，走到一處叫小鍋橋的地方，身體不支。有位老奶奶讓他到她家住下，嚴九郎先生堅持要到我家。人們把他背到我家後，我們準備收拾榻榻米的房間給他住，他拒絕了。我們就在卧室兼廚房鋪上褥子，我想為他搭上蚊帳，先生也説不需要。” ^[14] 

“第二天大概在11點左右，先生安詳地離去了。當時鄰居家來了幾個大人。我當時在大阪上大學，因為營養不足，需要回家調劑就正好趕上先生去世。於是我和3位大人一起，送先生最後一程。”當時幾乎所有家庭的年輕人都當兵打仗去了，村裏只剩下老人和孩子，葬禮舉辦得非常簡單。 ^[14] 

4天之後，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 ^[14] 

圖冊： ^[8-10] 

藤野嚴九郎在戰後被認為是對中日友好作出了貢獻。

1961年在福井市建立了紀念碑。

1983年5月18日，魯迅的故鄉紹興市和藤野的故鄉蘆原町（現蘆原市）結成友好城市。

1984年7月，他的故居被改造成藤野嚴九郎紀念館。 ^[7]  他生前任教的日本東北大學(原名東北帝國大學)設立了“東北大學藤野先生獎”。《藤野先生》作為中日兩國的語文課課文，他的名字也廣為人知。

2006年，北京的魯迅博物館和藤野的出生地福井縣蘆原市分別向東北大學贈送了魯迅和藤野的胸像。

1904年7月6日，即大約魯迅到仙台前兩個月，藤野由講師升為教授。藤野生活樸素，當時教授上課，來回都坐人力車，而藤野則是步行，他住在空堀町，離仙台醫專有步行三五分鐘的距離。魯迅離開仙台前曾到他家去過，他送給魯迅一張照片，背面寫上：“惜別藤野謹呈周君。”魯迅為了安慰藤野，曾故意説：“我想去學生物學，先生教給我的學問，也還是有用的。”據説後來藤野跟侄子藤野恆三郎説過：“周君是個好學生……但不是當醫生的人。看來是為研究生物學才學生理學和解剖學的。”恆三郎説，聽藤野先生的口氣，他是相信了魯迅分別時為安慰他而説的想學生物學的話。

《藤野先生》（選自魯迅《朝花夕拾》）

東京也無非是這樣。上野的櫻花爛熳的時節，望去確也像緋紅的輕雲，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羣結隊的“清國留學生”的速成班，頭頂上盤着大辮子，頂得學生制帽的頂上高高聳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辮子，盤得平的，除下帽來，油光可鑑，宛如小姑娘的髮髻一般，還要將脖子扭幾扭。實在標緻極了。

中國留學生會館的門房裏有幾本書買，有時還值得去一轉；倘在上午，裏面的幾間洋房裏倒也還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間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響得震天，兼以滿房煙塵鬥亂；問問精通時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學跳舞。”

到別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的醫學專門學校去。從東京出發，不久便到一處驛站，寫道：日暮裏。不知怎地，我到還記得這名目。其次卻只記得水户了，這是明的遺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仙台是一個市鎮，並不大；冬天冷得利害；還沒有中國的學生。

大概是物以希為貴罷。北京的白菜運往浙江，便用紅頭繩繫住菜根，倒掛在水果店頭，尊為“膠菜”；福建野生着的蘆薈，一到北京就請進温室，且美其名曰“龍舌蘭”。我到仙台也頗受了這樣的優待，不但學校不收學費，幾個職員還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監獄旁邊一個客店裏的，初冬已經頗冷，蚊子卻還多，後來用被蓋了全身，用衣服包了頭臉，只留兩個鼻孔出氣。在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無從插嘴，居然睡安穩了。飯食也不壞。但一位先生卻以為這客店也包辦囚人的飯食，我住在那裏不相宜，幾次三番，幾次三番地説。我雖然覺得客店兼辦囚人的飯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難卻，也只得別尋相宜的住處了。於是搬到別一家，離監獄也很遠，可惜每天總要喝難以下嚥的芋梗湯。

從此就看見許多陌生的先生，聽到許多新鮮的講義。解剖學是兩個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學。其時進來的是一個黑瘦的先生，八字須，戴着眼鏡，挾着一疊大大小小的書。一將書放在講台上，便用了緩慢而很有頓挫的聲調，向學生介紹自己道：“我就是叫作藤野嚴九郎的……。”後面有幾個人笑起來了。他接着便講述解剖學在日本發達的歷史，那些大大小小的書，便是從最初到現今關於這一門學問的著作。起初有幾本是線裝的；還有翻刻中國譯本的，他們的翻譯和研究新的醫學，並不比中國早。那坐在後面發笑的是上學年不及格的留級學生，在校已經一年，掌故頗為熟悉的了。他們便給新生講演每個教授的歷史。這藤野先生，據説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時竟會忘記帶領結；冬天是一件舊外套，寒顫顫的，有一回上火車去，致使管車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車裏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們的話大概是真的，我就親見他有一次上講堂沒有帶領結。

過了一星期，大約是星期六，他使助手來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見他坐在人骨和許多單獨的頭骨中間，——他其時正在研究着頭骨，後來有一篇論文在本校的雜誌上發表出來。

“我的講義，你能抄下來麼？”他問。

“可以抄一點。”

“拿來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講義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還我，並且説，此後每一星期要送給他看一回。我拿下來打開看時，很吃了一驚，同時也感到一種不安和感激。原來我的講義已經從頭到末，都用紅筆添改過了，不但增加了許多脱漏的地方，連文法的錯誤，也都一一訂正。這樣一直繼續到教完了他所擔任的功課：骨學，血管學，神經學。

可惜我那時太不用功，有時也很任性。還記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將我叫到他的研究室裏去，翻出我那講義上的一個圖來，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藹的説道：

“你看，你將這條血管移了一點位置了。——自然，這樣一移，的確比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圖不是美術，實物是那麼樣的，我們沒法改換它。我給你改好了，以後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樣的畫。”

但是我還不服氣，口頭答應着，心裏卻想道：

“圖還是我畫的不錯；至於實在的情形，我心裏自然記得的。”

學年試驗完畢之後，我便到東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學校，成績早已發表了，同學一百餘人之中，我在中間，不過是沒有落第。這回藤野先生所擔任的功課，是解剖實習和局部解剖學。

解剖實習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興地，仍用了極有抑揚的聲調對我説道：

“我因為聽説中國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擔心，怕你不肯解剖屍體。現在總算放心了，沒有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為難的時候。他聽説中國的女人是裹腳的，但不知道詳細，所以要問我怎麼裹法，足骨變成怎樣的畸形，還嘆息道，“總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級的學生會幹事到我寓裏來了，要借我的講義看。我撿出來交給他們，卻只翻檢了一通，並沒有帶走。但他們一走，郵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開看時，第一句是：

“你改悔罷！”

這是《新約》上的句子罷，但經托爾斯泰新近引用過的。其時正值日俄戰爭，託老先生便寫了一封給俄國和日本的皇帝的信，開首便是這一句。日本報紙上很斥責他的不遜，愛國青年也憤然，然而暗地裏卻早受了他的影響了。其次的話，大略是説上年解剖學試驗的題目，是藤野先生在講義上做了記號，我預先知道的，所以能有這樣的成績。末尾是匿名。

我這才回憶到前幾天的一件事。因為要開同級會，幹事便在黑板上寫廣告，末一句是“請全數到會勿漏為要”，而且在“漏”字旁邊加了一個圈。我當時雖然覺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譏刺我了，猶言我得了教員漏泄出來的題目。

我便將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幾個和我熟識的同學也很不平，一同去詰責幹事託辭檢查的無禮，並且要求他們將檢查的結果，發表出來。終於這流言消滅了，幹事卻又竭力運動，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結末是我便將這托爾斯泰式的信退還了他們。

中國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兒，分數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無怪他們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參觀槍斃中國人的命運了。第二年添教黴菌學，細菌的形狀是全用電影來顯示的，一段落已完而還沒有到下課的時候，便影幾片時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戰勝俄國的情形。但偏有中國人夾在裏邊：給俄國人做偵探，被日本軍捕獲，要槍斃了，圍着看的也是一羣中國人；在講堂裏的還有一個我。“萬歲！”他們都拍掌歡呼起來。

這種歡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這一聲卻特別聽得刺耳。此後回到中國來，我看見那些閒看槍斃犯人的人們，他們也何嘗不酒醉似的喝彩，——嗚呼，無法可想！但在那時那地，我的意見卻變化了。

到第二學年的終結，我便去尋藤野先生，告訴他我將不學醫學，並且離開這仙台。他的臉色彷彿有些悲哀，似乎想説話，但竟沒有説。

“我想去學生物學，先生教給我的學問，也還有用的。”其實我並沒有決意要學生物學，因為看得他有些悽然，便説了一個慰安他的謊話。

“為醫學而教的解剖學之類，怕於生物學也沒有什麼大幫助。”他嘆息説。

將走的前幾天，他叫我到他家裏去，交給我一張照相，後面寫着兩個字道：“惜別”，還説希望將我的也送他。但我這時適值沒有照相了；他便叮囑我將來照了寄給他，並且時時通信告訴他此後的狀況。

我離開仙台之後，就多年沒有照過相，又因為狀況也無聊，説起來無非使他失望，便連信也怕敢寫了。經過的年月一多，話更無從説起，所以雖然有時想寫信，卻又難以下筆，這樣的，竟沒有寄過一封信和一張照片。從他那一面看起來，是一去之後，杳無音迅了。

但不知怎地，我總還時時記起他，在我所認為我師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有時我常常想：他的對於我的熱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誨，小而言之，是為中國，就是希望中國有新的醫學；大而言之，是為學術，就是希望新的醫學傳到中國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裏和心裏是偉大的，雖然他的姓名並不為許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講義，我曾經訂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將作為永久的紀念。不幸七年前遷居的時候，中途毀壞了一口書箱，失去半箱書，恰巧這講義也遺失在內了。責成運送局去找尋，寂無回信。只有他的照相掛在我北京寓居的東牆上，書桌對面。每當夜間疲倦，正想偷懶時，仰面在燈光中瞥見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説出抑揚頓挫的話來，便使我忽又良心發現，而且增加勇氣了，於是點上一枝煙，再繼續寫些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惡痛疾的文字。

十月十二日

藤野嚴九郎給魯迅批改的講義，實際上並沒有丟失，但發現過程不明，一説一直保存在紹興 ^[17]  。

魯迅的筆記本為A5大小，6本，共計1801頁，為1904年9月到1906年3月間所記。記有藤野先生上課講義的“脈管學筆記”(第334頁)也是大約2個月後開始出現藤野先生用紅筆作出的修改。據悉，修改的內容大部分是關於日語的用法，改得非常詳細，甚至“感覺有點多餘”。 ^[19] 

關於這批講義，可確定的捐贈信息是：魯迅博物館建館前的1956年6月，許廣平先生向北京魯迅博物館捐贈第一批文物時捐贈，被定為國家一級文物，全部六冊筆記被完整、妥善保管。 ^[16-17]  2005年，北京魯迅博物館將複製本提供給日本東北大學。 ^[18] 

緋紅：中國傳統色彩名稱，紅色的一種，豔麗的深紅。鮮紅；通紅。深紅色。

標緻：外表、風度等接近完美或理想境界,喚起美感上的極大享受.（在本文意是：漂亮，這裏是反語，用來諷刺）

明的遺民朱舜水：即朱之瑜（1600-1682），號舜水，餘姚（今屬浙江）人。明末清初思想家。明亡後曾進行反清復明活動，失敗後長往日本講學。他忠於明朝，所以説是“明的遺民”。

落第：原指科舉時代應試不中。這裏指考試不及格。

鬥亂：飛騰雜亂。鬥，同“抖”。

精通時事：這是諷刺的説法。所謂“時事”，其實是一些無聊的事。

（藤野先生的侄子藤野恆三郎説）40年前，也就是魯迅逝世的那一年，有一位記者拿來了一張魯迅逝世時的照片給我叔父嚴九郎看。這時，我叔父才知道魯迅逝世的消息，當時，嚴九郎正襟而坐，把那張照片舉過頭頂，然後提筆寫了“謹憶周樹人君”。

（摘自《心隨東棹憶華年》，1976年11月7日《人民日報》）

《謹憶周樹人君》全文內容

因為是多年前的舊事了，所以記憶不是很清楚。但我可以確定我從愛知醫學專門學校轉職到仙台醫學專門學校是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末的事。在那之後兩年或三年，周樹人君作為第一個從中國來的留學生進入了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學習。因為是留學生，不需要參加入學考試，周樹人君和一百人左右的新入校生以及三十多人的留級生一起聽課。

周君身材不高，臉圓圓的，看上去人很聰明。記得那時周君的身材就不太好，臉色不是健康的血色。當時我主講人體解剖學。周君上課時雖然非常認真地記筆記，可是從他入學時還不能充分地聽、説日語的情況來看，學習上大概很吃力。於是我講完課後就留下來，看看周君的筆記，把周君漏記、記錯的地方添改過來。如果是在東京，周君大概會有很多留學生同胞，可是在仙台，因為只有周君一箇中國人，想必他一定很寂寞。可是周君並沒有讓人感到他寂寞，只記得他上課時非常努力。

如果留下當時的紀錄的話，就會知道周君的成績，可惜什麼紀錄也沒留下來。在我的記憶中不是非常優秀的學生。

那時我在仙台的空崛街買了房子，周君也到我家裏來玩過，但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印象了。如果我過世的妻子還在世的話，或許還可以回憶起一些事情。前年，我的長子藤野達也在福井中學時，主講漢文的菅先生説：“這本書上寫了你父親的事，你拿去看看。如果真是那麼回事，給我們也講一講那些事情。”於是長子達也借回了周君寫的書讓我看，這些作品似乎都是佐藤翻譯的。

這以後大概過了半年，菅先生來和我會面，也談到了書中所講的那些事情。從菅先生那裏，我知道周君回國之後成了優秀的文學家。菅先生去世了。聽説在姬路師範當老師的前田先生也説過周君的一些事情。

讓我再回到前面的話題。周君在仙台醫學專門學校總共只學習了一年，以後就看不到他了，回憶起來好像當初周君學醫就不是他內心的真正目標。周君臨別時來我家道別，不過我忘記這次最後會面的具體時間了。據説周君直到去世一直把我的照片掛在寓所的牆上，我感到很高興。可是我已經記不清是在什麼時候、以什麼樣的形式把這張照片贈送給周君的了。

如果是畢業生的話，我會和他們一起拍紀念照，可是一次也沒有和周君一起照過相。周君是怎樣得到我這張照片的呢？説不定是妻子贈送給他的。周君文中寫了我照片的事情，被他一寫，我也很想看看自己當時的樣子。我雖然被周君尊為唯一的恩師，但我所做的只不過是給他添改了一些筆記。因此被周君尊為唯一的恩師，我自己也覺得有些不可思議。

周君來日本的時候正好是日清戰爭以後。儘管日清戰爭已過去多年，不幸的是，那時社會上還有日本人把中國人罵為"梳辮子和尚"，説中國人壞話的風氣。所以在仙台醫學專門學校也有這麼一夥人以白眼看待周君，把他當成異己。

少年時代我向福井藩校畢業的野坂先生學習過漢文，所以我很尊敬中國人的先賢，同時也感到要愛惜來自這個國家的人們。這大概就是我讓周君感到特別親切、特別感激的緣故吧。周君在小説裏、或是對他的朋友，都把我稱為恩師，如果我能早些讀到他的這些作品就好了。聽説周君直到逝世前都想知道我的消息，如果我能早些和周君聯繫上的話，周君會該有多麼歡喜啊。

可是什麼也無濟於事了，真是遺憾。我退休後居住在偏僻的農村裏，對外面的世界無甚瞭解，尤其對文學是個完全不懂的門外漢。前些天從報紙上得知周君魯迅去世的消息，讓我回憶起上面所説的那些事情。不知周君的家人如何生活？周君有沒有孩子？深切弔唁把我這些微不足道的親切當作莫大恩情加以感激的周君之靈，同時祈禱周君家人健康安泰。 ^[2] 

“藤野嚴九郎這一支就到我這一代了。”他説。沒有人知道，將來誰能將他帶回故鄉；沒有人知道，他能否回到藤野先生的身旁。 ^[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