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飛

沙飛（1912年～1950年），原名司徒傳，廣東開平人，1912年5月5日生於廣州一個藥商家裏。幼年就讀於廣州，1936年考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西畫系。1936年10月拍攝發表魯迅最後的留影、魯迅遺容及其葬禮的攝影作品，引起廣泛震動。1936年12月和1937年6月，分別在廣州和桂林舉辦個人影展。抗戰爆發後擔任全民通訊社攝影記者，並赴八路軍115師採訪剛剛結束的“平型關大捷”。1937年10月參加八路軍。先後擔任晉察冀軍區新聞攝影科科長、《晉察冀畫報》社主任、《華北畫報》社主任等職。1950年3月因患“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在石家莊和平醫院槍殺為其治病的日本醫生，華北軍區政治部軍法處判處其死刑，被槍決，終年38歲。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沙飛的家屬對該案多次提出申訴，要求再審。北京軍區軍事法院經數年調查，複審查明：沙飛是在患有精神病的情況下作案，其行為不能自控。

1986年5月19日北京軍區軍事法院判決：撤消原華北軍區政治部軍法處判決。 ^[1] 

1950年3月4日，攝影家沙飛，在石家莊告別人世時，帶走的唯一東西，就是他在1936年10月拍攝的魯迅生前最後的留影及其葬禮的十幾張照片底片。

“像魯迅一樣當文學家”

沙飛於1912年5月5日出生於廣州，原名司徒傳，祖籍廣東開平。他在廣州度過了童年、少年時代。他高小畢業後考入廣東省無線電學校，同時還考入廣州育才英文學校。他喜歡文學，愛讀魯迅的小説、郭沫若的詩。

1926年沙飛在無線電學校畢業，時年14歲。北伐前夜的廣州，掀起反帝愛國熱潮。少年沙飛深受影響，有了愛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思想，有了對社會的責任感。他毅然從軍，在北伐軍中當電台報務員，他隨軍先後去了上海、寧波、濟南、北京等地；北伐勝利後，他在廣西梧州軍用電台駐紮了3年。5年的軍旅生涯，鍛鍊了他的體魄，磨鍊了他的意志，開闊了他的眼界。

1932年初，20歲的沙飛到汕頭電台當特級報務員，月薪150大洋。他工作安穩、收入高，業餘時間喜歡看文學作品，他把能買到的魯迅的書全看完了。他讀得越多，對社會、對人生理解得越深刻。他思想活躍、敏鋭，是個浪漫的理想主義者。

他與電台同事王輝相知、相戀到結合。他對她説，我將來要像魯迅一樣當文學家，對不公平、不合理的社會，我也要吶喊；我喜歡匈牙利詩人裴多菲·山陀爾的“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這首詩。是魯迅第一個把裴多菲介紹到中國。

沙飛和妻子及朋友們關注着國家、民族的命運。他們痛恨列強欺負中國、日本佔領東北。他的朋友李樺、張望喜歡木刻，與魯迅有聯繫，後者還親聆過先生教誨。

1935-1937年作品選(9張)

為蜜月旅行買的照相機，使沙飛對攝影產生了興趣，他努力鑽研。當他的目光轉向社會底層時，他被窮人的苦難打動，開始拍攝富有人道主義的照片。他拍攝了在飢餓中掙扎的人力車伕、流離失所的災民、呼號求乞的盲人、骨瘦如柴的流浪兒和疲於奔命的碼頭工人。

1935年6月，沙飛以別名司徒懷加入上海黑白影社。

1936年初沙飛拿回家一本外國畫報給妻子看。有幾幅照片，是關於奧匈帝國皇位繼承人菲迪南大公，在1914年6月到訪薩拉熱窩時，被塞爾維亞族一青年用手槍打死的場景，這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沙飛激動地對妻子説，當時一個攝影記者的照相機一直打開着，保持隨時可以拍攝的狀態，他拍下了這歷史的場面。我要當攝影記者，要用照相機記錄歷史。他説這話時，情緒沸騰，眼睛放着奇異的光。

這張照片改變了沙飛的人生，他毅然選擇將攝影作為自己終生的事業。

“假如我不認真地拍攝，一定終身遺憾，也有負於歷史。”

1936年9月沙飛離開汕頭，滿懷勇氣地去到上海。從此，他開始了動盪的生涯，並用照相機記錄了中國現代史上一幕幕重要的瞬間。

他考取了上海美術專科學校西畫系。當他拿着摯友李樺寫給黃新波的信找到後者時，他與在上海的左翼木刻家們取得了聯繫。

他與畫家司徒喬、電影藝術家司徒慧敏、喜歡攝影的牙科醫生司徒博等族親來往密切。1926年在北京，魯迅曾買過司徒喬的兩幅畫；在上海，他們也有來往。

1936年10月8日在上海八仙橋青年會第二次全國木刻展覽會，沙飛見到魯迅先生併為之拍攝。10月28日廣州《民國日報》發表沙飛的文章《魯迅先生在全國木刻展會場裏》——上海通訊——：他首先提及當時政府對木刻展的監視：“可是開幕不久，來了兩個包探諸般留難。第二天，又來了兩個浪人，在會場中座談了好一會，鬼鬼祟祟的使全場空氣異常緊張。” ^[2]  ……又非常高興地提及參觀者的支持，包括鹿地亙他的 夫人池田幸子，孟十還和趙家壁等人，最讓他高興的當然是魯迅的親臨：“……最後的一天——十月八日，十二時半，我去食客飯，飯後趕回會場，不料魯迅先生早已到了。他自今夏病過後，現在還未恢復，瘦得頗可以，可是他卻十分興奮地，很快樂地批評作品的好壞。他活像一位母親，年青的木刻作家把他包圍起來，細聽他的話。我也快樂極了，乘機偷偷地拍了一個照片。不久，昨天來過的那個女記者和兩位美國人一同來選畫，她早已認得魯迅的，一見面就很親熱地握手，然後再坐下來談話，這時我又焦急起來了，站到他們的對方又偷攝了這一幕，因為是難得的機會啊。魯迅先生徘徊了好些時才走，給予人們一個極親的印象。”

沙飛拍攝後，馬上親自沖洗放大。看到照片，他非常滿意。他把自己拍攝的照片寄給魯迅先生，其中的兩張照片背面寫了字。一幅寫道：“魯迅先生在第二回全國木刻展覽會場中與青年木刻家談話時之情形。沙飛攝。”另一幅寫的是：“（魯迅先生）十月八日在上海第二回全國木刻流動展覽會場中與青年木刻家談話時之情形。沙飛攝。版權歸作者保留，稿費請寄上海蒲石路怡安坊五十四號沙飛收。”60多年後，周海嬰發現了照片背後的字，親自翻拍並送給筆者。

沙飛還給奧地利籍女記者魏璐詩寄了一張她與魯迅的照片。

2003年在南京採訪劉平若（筆名曹白），他是沙飛拍攝的“魯迅與木刻家”組照中唯一健在的人。老人説，“當時我不認識沙飛，不認識在場其他木刻家，不知道有人拍照。魯迅去世後，我從報刊上見到照片。後來沙飛送我4張照片。”劉平若在紀念魯迅逝世40週年的畫冊中《魯迅先生最後的留影》幾幅照片旁，全部親筆註明“沙飛密拍”。

《人民日報》季音先生回憶，他與林夫於1940年在上饒集中營相識，林夫直到1942年被殺害，身上一直帶着沙飛拍攝的他與魯迅及其他木刻家的照片。

吳渤（筆名白危）的女兒吳海燕1996年給筆者來信：“對於歷史的記憶，來自那栩栩如生的父親與魯迅先生的合影，這一張張珍貴的相片伴隨我們全家走過風雨半個世紀。即使在父親被關進‘牛棚’，全家掃地出門的年代，它始終被完好無損地保存下來。”2003年筆者在上海吳海燕家，看到沙飛60多年前送給她父親的兩張照片，有一張竟然從未見過，據説還有底片，可惜丟失了。

魯迅在第二屆全國木刻展的照片，刻畫出他“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軒昂氣質，成為魯迅留在人們心中永遠的肖像。這是沙飛拍攝的第一組新聞照片。他成功了！這組照片奠定了他今後職業的基礎。他知道自己選擇將攝影作為終生事業的決定是正確的。

沙飛的戰友石少華曾回憶他説過的話：“我拍魯迅和青年木刻家談話的照片，先把談話的情景拍下來，又從各個角度，拍魯迅先生的特寫。把先生的風度、對年青人的關心等，根據我的感受，用攝影手段表現出來。作為新聞照片，第一幅就夠用了，但這機會非常難得，我拍完第一幅後，沒有放過這寶貴的歷史時刻，繼續細心觀察，拍攝魯迅的特寫鏡頭。這是先生最後一次抱病參加活動。假如我不是如此認真地拍攝，一定終身遺憾，也有負於歷史。”

圖片： ^[25] 

正當沙飛沉浸在為魯迅先生拍攝了照片的興奮之際時，1936年10月19日一早，他得知魯迅剛剛去世的消息，驚呆了，隨即背上照相機，直奔大陸新村魯迅先生寓所。他默立在先生遺體前，深深鞠了3個躬，然後輕輕打開照相機，連按了幾下快門。

2001年筆者到太原拜訪力羣先生，他回憶：“30年代我在上海美術、版畫界活動時見過沙飛，不太熟。搞木刻展我一直在，認識沙飛就是在那時候，他一開始就參加展覽的工作，我們都在一起。當時他穿深顏色西裝，打領帶，很活躍。10月8日那天我因給‘上海世界語者協會’寫標語，不在場。我回到展覽會時，新波告訴我，魯迅先生剛走，我們與先生談話時，司徒兄給我們拍照了。照片是魯迅死後不久看到的。沙飛給鹿地亙夫婦和我們拍了照片，可能是他們提議一起照相。魯迅逝世後，池田把我和曹白接去，我們最早去，我畫了4張遺像，我和曹白在的時候沙飛去了。”

在魯迅的靈堂裏，擺放着兩張遺像：大照片是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於1933年5月拍攝的，小照片是沙飛在魯迅去世前11天拍攝的。沙飛與專門在靈堂前登記花圈輓聯的女作家草明相識。他倆都來自廣州、都對魯迅先生很崇敬，在送別魯迅的日子裏，他們建立了友誼。

保存在上海魯迅紀念館的魯迅喪儀《禮物登錄騰清》中的一頁：“119沙飛照相（照片）二個”。這是他奉獻給先生的祭品。沙飛用照相機記錄了魯迅葬禮的全過程。

沙飛要發表魯迅的照片，要給自己起一個筆名。他熱愛祖國、嚮往自由，希望像一粒小小的沙子在祖國的天空中自由飛舞。對，就叫沙飛！

他把照片投寄給上海、廣東各大報刊。《作家》1936年11月號《哀悼魯迅先生特輯》、《生活星期刊》1936年第1卷第21號和22號、《良友》1936年121期、《中流》1936年11期、《時代畫報》1936年11期、《光明》1936年第1卷第10號《哀悼魯迅先生特輯》、《文季月刊》1936年11期等，先後刊登了署名沙飛拍攝的《魯迅先生最後的留影》、《魯迅遺容》等照片。有的刊登在封面，有的與司徒喬畫的魯迅的像同期發表。廣州《民國日報》1936年10月28日藝術版《悼念魯迅專刊》刊登沙飛文章的同版，刊有李樺的文章及其木刻《最後的魯迅先生》和編者志：根據10月8日下午2時在上海全國木刻聯合流動展覽會場上攝的照片，距離死時只有10天，恐怕是最後的一個遺照。廣東開平籍畫家羅工柳在《藝術對話錄》中曾談到，他沒見過魯迅，1936年魯迅先生去世後，他參照沙飛的照片，創作了一幅《魯迅像》的木刻；該畫在北京魯迅博物館收藏。廣州《民國日報》1936年10月29日《哀悼魯迅先生特刊》刊登了沙飛拍攝的《魯迅先生死後遺容》。香港《大眾日報》1936年11月10日副刊《大眾動向》版《追悼魯迅先生特刊》刊登了沙飛文章《魯迅在全國木刻展會場裏》。汕頭《先聲晚報》副刊《海岸線》版1936年11月1日發表了沙飛拍攝的《長眠了的魯迅》、《他正在和青年木刻家説話》兩幅照片。

沙飛曾對司徒喬説，在魯迅先生的葬禮上我聽人議論，先生是被給他治病的日本醫生害死的；喬也聽説過。他對妻子也説過此事。魯迅是被日本醫生害死的，成為沙飛心中永遠抹不去的陰影。

沙飛買了一本魯迅親自選編的《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他最喜歡其中第20幅畫《麪包》。後來，他把這幅畫帶到戰火紛飛的華北前線，一直掛在自己的房間。沙飛到萬國公墓，他向先生做最後的告別。1941年5月1日在晉察冀軍區政治部出版的《抗敵三日刊》，沙飛發表文章《我最後見到魯迅先生的一天》及照片《魯迅先生最後的留影》。

個人展

1936年12月3日至5日，沙飛第一次個人攝影展覽在廣州長堤基督教青年會舉行。展出作品114幅，有關魯迅先生的照片26幅。

沙飛於1937年1月初到達廣西省會桂林。

《桂林日報》1937年1月18日發表沙飛的詩《我有二隻拳頭就要抵抗》：

我有二隻拳頭就要抵抗，不怕你有鋒利的武器、兇狠與猖狂，我決不再忍辱、退讓，雖然頭顱已被你打傷。

雖然頭顱已被你打傷，但我決不像那無恥的、在屠刀下呻吟的牛羊，我要為爭取生存而流出最後的一滴熱血，我決奮鬥到底、誓不妥協、寧願戰死沙場。

我決奮鬥到底、誓不妥協、寧願戰死沙場，我沒有刀槍，只有二隻拳頭和一顆自信的心，但是自信心就可以粉碎你所有的力量，我未必會死在沙場的，雖然我願戰死沙場。

1937年6月25日至27日，沙飛在桂林初級中學舉辦第二次個人攝影展覽。共100幅作品，其中“紀念魯迅先生”照片20張。在沙飛影展專刊《魯迅先生最後的留影》照片下面，有他親筆寫的字：“我們要繼續魯迅先生的對惡勢力毫不妥協的偉大精神奮鬥到底。沙飛1937年元旦”。影展專刊中有陳望道、千家駒、馬宗融、李樺等寫的文章。

影展時，沙飛把魯迅的照片標價10萬元。廣西大學教授千家駒先生問他為什麼，他説，我不想賣。先生説，那就寫明“非賣品”。他採納了。

沙飛的兩次個展都引起轟動。當時有觀眾留言：“藝術探險”。

沙飛在桂林舉辦攝影展覽閉幕後第10天，盧溝橋的槍聲響了。他知道，在民族危亡的時刻，用照相機記錄歷史，是攝影記者的使命。

《廣西日報》1937年8月15日刊登沙飛文章“攝影與救亡”，他寫道：……攝影在救亡運動上既是這麼重要，攝影作者就應該自覺起來，義不容辭地擔負起這重大的任務。把所有的精力、時間和金錢都用到處理有意義的題材上——將敵人侵略我國的暴行、我們前線將士英勇殺敵的情景以及各地同胞起來參加救亡運動等各種場面反映暴露出來，以激發民族自救的意識。同時並要嚴密地組織起來，與政府及出版界切實合作，務使多張有意義的照片，能夠迅速地呈現在全國同胞的眼前，以達到喚醒同胞共赴國難的目的。這就是我們攝影界當前所應負的使命。

1940年8月，聶榮臻與日本小姑娘美穗子(6張)

隨即，沙飛帶着魯迅的照片底片、朋友們捐助的攝影器材，奔赴華北抗日前線。他8月底到達山西省省會太原，任《全民通訊社》攝影記者。1937年底，沙飛在河北正式參加八路軍。他用照相機拍攝了八路軍戰鬥在古長城、打擊侵略者的照片；他拍攝了日寇暴行的照片；他拍攝了百團大戰、聶榮臻與日本小姑娘的照片；他拍攝了國際反法西斯戰士白求恩的照片；他拍攝了抗日根據地八路軍將士、人民生產生活、青年踴躍參軍的照片；他拍攝了在華日人反戰同盟活動、國際友人蔘觀與工作的照片；他拍攝了抗戰勝利後張家口工廠恢復生產的照片……沙飛用照相機記錄了中國人民抗擊侵略者的壯麗畫卷，記錄了中華民族的一段歷史。

沙飛是解放區第一個以新聞記者身份投身革命的攝影工作者,首先開創了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的新聞攝影工作。1938年至1940年間，沙飛用帶徒弟、個別輔導的方法，在晉察冀培養了一批人學會攝影，如羅光達、趙烈、白連生、楊國治、李鴻年、葉曼之、葉昌林、周鬱文、張進學、劉沛江、冀連波等，後來還個別輔導了裴植、顧棣，這些人後來成為解放區的攝影骨幹。晉察冀軍區政治部由沙飛主持，於1941年7月在河北平山縣陳家院村辦了20餘人的攝影訓練隊，齊觀山、申曙、於舒、曲治全等，就是這個訓練隊的成員。 ^[38]  晉察冀畫報社建立之後， 1944年11月和1945年4月，又在河北阜平縣洞子溝村辦了兩期攝訓隊，學員有高糧、力競、趙逢春、黎民、照耀、郝建國、杜鐵柯、吳洛夫、紅楓等，兩期共40餘人。 ^[38] 

1938年,石少華(廣東)、羅光達(上海)、雷燁(江西)、趙烈(廣東)、章文龍(江蘇)、趙啓賢(武漢)、高帆(浙江)、蔡尚雄(廣東)、吳羣(廣東)、葉昌林(廣東)、葉曼之(廣東)、周鬱文(江西)、劉長忠(安徽)、徐飛鴻(上海)等一大批知識青年奔赴延安,與此同時,吳印鹹(江蘇)、徐肖冰(浙江)等分別從上海、太原到延安,致力於電影,組建延安電影團 ^[35]  ，兼搞攝影。高糧、流螢、裴植、李遇寅、李鴻年、白連生、楊國忠、袁克忠、孟振江、張進學、冀連波、孟慶彪、董青、宋克章、宋貝珩、黎吶、劉峯、梁明雙、楊振亞、古芬、劉沛江、劉克己、紀志成、林楊、江波、沈力等青年從北平、保定等城市或河北農村先後參加八路軍，後來，他們也都從事了攝影工作 ^[34]  。攝影家鄭景康(廣東)由重慶到延安,在八路軍總部搞攝影。田經緯(上海)、陳菁(女,浙江)、鄒健東(廣東)等由上海、浙江、廣東至皖南投奔新四軍,開創了新四軍的攝影工作。 ^[27]  《人民攝影報》原總編輯、沙飛研究會常務會長司蘇實則認為,“沙飛身後是一支成體系、有建制,以後發展到全國各領域的攝影專業隊伍。人們很容易發現,這個龐大的體系,仍然能夠體現出以廣東人為骨幹的特點:沙飛在晉察冀立腳沒幾天,廣東人趙烈就調到他身邊了。最終為了他們的事業而獻身;1943年秋,廣東人石少華在晉察冀畫報社最困難的時候來到沙飛身邊。以後石少華以高尚的品格和嚴謹負責的工作作風,有效地協助沙飛,最終代沙飛實現了他們當年共同的理想,不僅在新中國成功地開辦了全軍、全國性大畫報,還在全中國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攝影組織系統,並一直延續到今天。” ^[27-30] 

在抗日根據地的戰地攝影工作中，據不完全統計犧牲的攝影戰士還有：宋平安、董輝、吳亞夫、劉殿奎、李乃、榮啓明、韓金生、何學博、席相波、劉土珍等。在革命戰爭年代，以沙飛、石少華、鄭景康、趙烈、吳印鹹、高帆、徐肖冰、鄒建東為代表的的紅色攝影家以照相機為武器，用生命鮮血換來了一批經久不衰的紅色影像，《八路軍戰鬥在浮圖峪長城》、《白求恩在晉察冀》、《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楊家嶺和農民親切談話》、《冀中地道戰》、《切斷日寇補給線》、《我送親人過大江》等扛鼎之作，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革命歷史中的扛鼎之作。 ^[31] 

在聶榮臻的關懷下， ^[34]  沙飛創辦了敵後抗日根據地岀版發行的第一本畫報：《晉察冀畫報》。 ^[26]  在碾盤溝村民的支持掩護下，1942年7月7日，沙飛為主任的《晉察冀畫報》創刊號在平山縣的一個小山村——碾盤溝誕生。報社共120餘人，沙飛任主任，羅光達、石少華先後任副主任，趙烈任指導員，第一任黨支部書記為裴植 ^[33]  。社部以下設編輯科、攝影科、材料供應科、秘書室、印刷廠，其中攝影科規模最大，有30多人，裴植、趙啓賢先後任科長，老攝影家鄭景康任副科長，成員有攝影記者高糧、谷芬、白連生、袁克忠、梁明雙和攝影幹事顧棣、楊森、紅楓，暗室負責人劉克己及技術人員七八人。 ^[32] 

除編輯出版畫報外，晉察冀畫報社還組織領導整個軍區的新聞攝影工作，實際上形成了晉察冀軍區新聞攝影科。以《晉察冀畫報》為平台，晉察冀的攝影活動蓬勃發展，攝影隊伍迅速發展壯大。從1937年晉察冀軍區成立至1945年抗戰勝利，骨幹攝影人員有40餘人，記錄在冊的攝影師有160多名。晉察冀的攝影事業，戰鬥裏誕生，戰鬥裏成長，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由僅有一個從嶺南投奔太行山的熱血青年，發展成為一支鋼鐵般的專業攝影隊伍。 ^[32] 

首期畫報全面反映了晉察冀邊區抗戰5年來的戰鬥和建設成就。刊登的照片包括八路軍初創晉察冀抗日根據地時的各種戰況，如收復淶源、蔚縣、喜峯口、平型關、紫荊關、妙峯山、西齋堂等城鎮要隘；有著名的黃土嶺戰鬥、大龍華戰鬥、百團大戰、陳莊戰鬥等重大戰鬥和戰役；有邊區子弟兵戰鬥生活、狼牙山五壯士、羣眾支前、青年參軍、軍民魚水關係；有邊區生產運動和民主政權建設；有對日寇暴行的控訴、八路軍優待俘虜及敵偽投誠、日人反戰同盟支部活動；有邊區新民主主義藝術、教育、出版事業的發展；還有外賓來訪，對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諾爾曼·白求恩在邊區生活的懷念以及聶榮臻和被營救的日本小姑娘美穗子的珍貴鏡頭。全本畫報共發表新聞攝影照片150餘幅，分別由沙飛、羅光達、吳印鹹、石少華、呂正操、李鴻年、楊國治、趙烈等人拍攝。 ^[26] 

圖冊： ^[36] 

1948年5月，沙飛因肺結核住石家莊白求恩和平醫院，那裏有很多留用的日本醫護人員。他住院期間，幾次對家人説：“日本醫生害死了魯迅，又來害我”。1949年12月，沙飛開槍打死了為他治病的日本籍醫生津澤勝。1950年3月4日，沙飛在石家莊被華北軍區軍法處處以極刑。當時，他未滿38歲。

1986年5月北京軍區軍事法院經再審查明，沙飛是在患有精神病的情況下作案，不應負刑事責任。撤消原判決。

在沙飛生命的最後日子裏，伴隨着他的有白求恩遺贈的照相機、十幾本《晉察冀畫報》、幾張廣東音樂的唱片和魯迅的照片底片。

沙飛走後，他的遺物拿到了北京華北畫報社（即解放軍畫報社前身）。他的戰友吳羣、李遇寅發現沒有魯迅的底片時，立即寫信追底片的下落。他們都知道，沙飛對魯迅底片很珍愛，用防潮紙單獨包好每張底片，再把十幾張底片放在一個小鐵盒裏，13年來，他一直把這個小鐵盒放在上衣口袋。

1950年4月5日，負責關押沙飛並執刑的華北軍政大學政治部保衞部就魯迅底片回函：“關於沙飛所攝製之魯迅先生的底片，來時他要求自己保存，怕給他遺失。當時負責檢查的同志認為那是和他的案情無關的東西，為了照顧他的情緒，就交給他了。但最後處決他的時候，由於工作上的疏忽，已忘了這回事，沒有給他要過來。可能是在他身上放着埋葬起來了。”

沙飛的家人一直不知道他葬在哪裏。經過多年尋找，通過知情人瞭解到，沙飛的棺木經過兩次遷移，埋葬在原石家莊殯儀館後院的牆角。這是大概的位置。

魯迅的照片底片與沙飛生死相隨，將近70年。

“假如我不認真地拍攝，一定終身遺憾，也有負於歷史。”

——沙飛

2000年7月20日《光明日報·文化週刊》發表新華社中國照片檔案館研究員蔡毅的文章《天國裏飛舞着一粒沙——寫在沙飛辭世五十年之際》：沙飛經歷了近半個世紀的沉寂和非難。當人們重新審視中國攝影發展歷史的時候，無可辯駁的事實告訴後人：沙飛是中國攝影史上第一個提出攝影武器論的人，沙飛是中國革命軍隊第一位專職攝影記者，沙飛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個新聞攝影機構的第一任領導者，沙飛和他的戰友們創辦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份新聞攝影畫報（晉察冀畫報），沙飛和他的戰友們拍攝和保存了中國革命戰爭時期最完整的照片檔案，沙飛和他的戰友們建立和發展了中國革命攝影隊伍。

沙飛把槍對準了無辜的津澤勝醫生。一個無辜的人和另一個無辜的人合在一起，寫就了一段奇特的歷史。在沙飛失控的頭腦裏，津澤勝醫生轉變成了一個可怕的符號，用以承載無法去除的仇恨。我相信所有人，不管是當事人還是後人，都在為兩個無辜的生命惋惜，併為兩個生命的消失而承載無邊的苦難。而關鍵的問題是，當沙飛已經走進一個民族災難的深處時，他已經無力再走出來了。他義無反顧地幹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的同時，已經無法從那大事中再次出走。他剛好完成了他的生命的全部使命，然後就用生命來為自己所幹的大事做一番祭奠了。他的不歸路走到了盡頭，就只好用生命來了斷餘下的人生。 ^[21] 

沙飛是遺憾的，他在自己最愛的事業上拼搏了僅僅十餘年，那麼多的理想和願望還沒有實現。沙飛又是幸運的，他的家人一直深愛他，他的戰友一直思念着他。沙飛更是自豪的，他和他的戰友們創造了中國攝影史乃至世界攝影史上最光輝的業績。他被後人稱為中國革命攝影事業的先驅者、組織者和領導者，中國攝影史上劃時代的人物。

在中國攝影史上，誰人受過這等評價，誰人受過這等讚譽，誰人受過這等愛戴，誰人受過這等懷念……沙飛受到了。

2004年5月20日沙飛誕辰92週年之際，在石家莊市雙鳳山陵園舉行沙飛銅像揭幕儀式。人民日報社、新華通訊社、解放軍畫報社、中國攝影家協會、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魯迅博物館、北京軍區戰友報社、石家莊日報社等單位的代表，沙飛的老戰友全國文聯主席周巍峙，聶榮臻元帥的女兒聶力，中國攝影家協會主席邵華等人，還有沙飛的5個子女及親友參加了揭幕儀式。 ^[3] 

詞條內圖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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