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糧

高糧，1922年出生，1937年參加八路軍，1944年任晉察冀軍區畫報社攝影記者。他在戰爭年代拍攝的大量照片，是中國革命戰爭的寶貴記錄。他還是一名有作戰經驗的指揮員，在1947年解放石家莊戰役中立下了戰功。他堅持在戰鬥現場拍攝照片，為新聞攝影記者樹立了榜樣。

高糧同志於2006年10月2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4歲。 ^[1] 

高糧同志是我國老一輩著名軍旅攝影藝術家（享受國務院特殊貢獻政府津貼）。1921年生，河北省易縣人。1936年在讀中學時便參加革命，加入了中華民族先鋒隊。 1937年9月受黨指派到八路軍115師獨立團，同年12月轉為中共黨員。

高糧同志在抗日戰爭期間，曾擔任文書、書記、指導員、教導員、支隊政委、團政委等。其間參加了著名的“平型關戰役”、“大龍華血戰”、“雁宿崖、黃土嶺戰役”、“百團大戰中的井陘煤礦攻堅戰和東團堡戰鬥”等，對日寇作戰百餘次，屢立戰功，多次負傷。高糧同志師從我軍早期攝影事業的開拓者沙飛學會攝影，成為八路軍中最早的軍事攝影記者, 高糧同志是在革命戰爭年代成長起來的我黨、我軍攝影事業的開拓者之一。

1944年由於抗日形勢的需要，高糧同志在任晉察冀第一軍分區淶源支隊副政委時奉命調到晉察冀軍區政治部擔任戰地攝影記者，從此開始了他作為優秀攝影家的一生。他在此期間歷任股長、科長、晉察冀三縱八旅73團政委、晉察冀軍區政治部特派記者等職，拍攝了大量的、寶貴的歷史照片。

1946年被派到往軍調部任第五執行小組中共代表團特派記者，參加了古北口事件和安平事件的調查，運用手中的相機為揭露美帝支持國民黨挑起內戰的陰謀提供了有力的證據，做出卓越貢獻。

在解放戰爭期間，高糧同志既是新聞記者又是戰鬥指揮員，曾在晉察冀野戰軍第三、第四縱隊多次代理團政委，馳騁華北先後參加了綏遠自衞戰、懷淶保衞戰、保滿戰役、青滄戰役、大清河北戰役、清風店戰役、解放石家莊戰役、察南戰役、解放張家口戰役、平津戰役、解放太原戰役等重大戰役。

在我軍撤離張家口時曾組織警衞員和隨行記者共同用步槍擊落蔣匪軍一架飛機。

特別是在“解放石家莊戰役”中，在主攻團團長政委全部觸雷犧牲的情況下，受縱隊政委胡耀邦同志指派，指揮該團首先突破敵市區防線，突入敵軍部，並拍攝了著名的“突入敵軍部”的珍貴歷史畫面，成為享譽一時的“雙槍將”。

在平津戰役期間，高糧同志新婚之夜即奉命任聶榮臻司令員的新聞秘書，隨聶司令員穿越敵佔區趕赴平津前線指揮部，參加平津戰役。

在解放天津戰役中，高糧同志緊跟步兵衝鋒，拍攝了激烈的戰鬥場面，其中包括我軍活捉守敵司令陳長捷的照片。

在北平和平解放時他組織並親自拍攝瞭解放軍入城式。

全國解放後，高糧同志作為華北軍區畫報社採訪科科長參加了開國大典，拍攝了著名的“天安門的第一面五星紅旗”，及大閲兵的宏偉場面。隨後高糧同志主動請纓，隨志願軍第20兵團入朝作戰，在三年抗美援朝戰鬥中，指揮180餘人的記者大隊，爬冰卧雪鑽坑道，始終戰鬥在前線，參加了粉碎美軍範佛里特秋季攻勢、文登裏反擊美軍坦克劈入戰、上甘嶺戰役、金城反擊戰等戰鬥，再次經受了戰火的考驗和嚴酷洗禮。 ^[2]  在粉碎美軍“秋季攻勢”的戰鬥中受命兵團楊成武司令員率兵團警衞營反擊五零零高地消滅了美軍一個加強連。他還用手中的相機真實地記錄下許多重大的戰鬥場面。如“上甘嶺反擊戰”、“用祖國人民捐獻的高射炮擊落美國飛機”、“金城反擊戰”等。他的許多作品已成為我黨我軍珍貴史料，並編入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等大型畫冊中。回國後任北京軍區政治部戰士文化讀物社副總編（副師職），編輯出版了《戰友報》、《戰友雜誌》、《戰友叢書》，為部隊正規化建設，提高指戰員文化水平，豐富軍營文化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1955年高糧同志調到人民日報，擔任攝影組長，負責中央新聞的報道工作。由於他勤奮好學、刻苦鑽研，長期生活戰鬥在火熱的鬥爭第一線，因此，他具備了較高的政治敏感性和敏鋭的新聞洞察力，他以嫺熟的技巧和藝術構思，用鏡頭忠實地記錄下我國領導人在各個重大政治活動中感人的場面，如“毛主席接見蘇加諾總統”、“鄧小平會見伏羅西洛夫”、“周總理在羣眾中”、“宋慶齡的風采”、“毛主席接見女青年代表”、“我們的好市長彭真”等。他的攝影作品樸實無華，充滿生活氣息，把政治性、真實性、藝術性完好地結合在一起，具有強烈的新聞性和感染力，在攝影界留下了很高的聲譽。

1957年以後，正當高糧同志年富力強之時，被錯劃為“右派”，受到極不公正的待遇，被迫離開了自己深深熱愛的新聞事業長達20多年。在“下放”到內蒙古農村期間，他始終對黨無限忠誠，無怨無悔，堅持共產黨員的堅定信念，以一名老黨員和新聞工作者的良知，克服重重困難，為老百姓伸張正義，與農民羣眾同甘共苦，維護了共產黨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威信，體現出了一名老共產黨員的高尚情操和無私貢獻的精神。

1979年，在胡耀邦同志和耿飈同志的親切關懷及胡耀邦同志直接過問下，歷經滄桑的高糧同志不圖權貴，謝絕了軍委的工作安排，重新回到了人民日報社。他在花甲之年重新背起相機，在宣傳改革開放的歲月裏又拍攝了大量新聞照片，以百倍的熱情為黨和人民的新聞事業不辭辛勞地繼續奔波。體現了一個老共產黨員對黨的無限忠誠。

1983年1月，高糧同志在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周惠同志和《經濟日報》總編輯安崗同志的支持下，在《經濟日報》第一版發表了《河套農民怕‘六虎’》的文章，文章發表後引起中央的重視在全國開展了查處“六虎”的活動。高糧同志頂着極大的壓力為農民伸張正義，得到了河套農民的衷心愛戴，農民們高興地説：“有共產黨撐腰，咱農民再也不怕這虎、那虎了。”高糧同志以無私無畏的革命精神，維護了黨在人民羣眾心目中的威信，再現了一名老共產黨員高尚地情操和無私地奉獻精神。

高糧同志關愛青年，提攜後進，在晚年熱心培養了大批年輕的攝影工作者。

高糧從事新聞攝影50多年來，發表消息上千篇，通訊數百篇，並都配有自己的攝影作品，此外，還出版了《高糧通訊選集》、《高糧回憶錄》、《歷史的腳印》、《高糧攝影作品選集》、《高糧詩影集》等著作。他的很多作品已成為珍貴的歷史文獻資料，在中央檔案館和軍事博物館收藏並被中央文獻研究室出版的多冊國家領導人大型畫冊選用。

回顧高糧同志，用戰鬥的一生，奉獻給人民的攝影事業，他無愧為一個優秀的攝影家。他的攝影作品不僅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和文獻價值，同時也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不僅為廣大人民留下了大量寶貴作品，使人們從中瞭解過去，把握現在，展望未來，激勵人們奮發圖強，為把祖國建設得更美好而奮鬥。

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有一天，高糧同志來到石家莊我家中。他個頭不太高，笑容憨厚，手裏拿着一本晉察冀根據地攝影集，送給我老伴張振川和我。我們十分高興，聊得十分熱鬧。振川和老高都是老八路，一起打過日本鬼子，一起解放全中國，一起在朝鮮戰場上抗擊美國佬，共同的話題很豐富。他送來的攝影集所表現的，又是振川從小生長戰鬥的晉察冀邊區，感到特別親切。老高那次來石家莊，日程安排很緊，閒談不到一小時就告辭了。那時候，我年近九十的老母親尚健在。我離休後，每隔一兩個月，就去北京看望老人家。有一次，高糧邀請我去他家吃飯。我很高興去，但説：“《人民日報》宿舍那麼多那麼大，我不認識路，怕不太好找。”老高馬上豪爽地説：“我派車去接你。”果然，約好那天，《人民日報》社的小車按時停在我媽住處樓下。

到了老高家中，見到老高和夫人李祖慧，她原是《北京日報》攝影記者，是我五十年代的老同事。大家談起熟人熟事，邊吃邊喝邊聊，十分開心。

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媽走後，我去北京少多了。僅有的幾次到北京給朋友們打電話，高糧家總説，他住醫院了，祖慧也陪牀去了。一直到2002年才見到高糧夫婦，2005年還合了影。他們贈我一本高糧回憶錄《歷史的腳印》，由聶榮臻元帥題書名，楊成武上將作序。老高逝世後，我特拿出此書來重讀……

高糧是河北易縣人，貧苦農民家庭出身，七八歲就給地主打短工，以後成了半耕半讀學生。1936年讀初一時，參加了中華民族先鋒隊。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了，高糧和幾位同志投了八路。他遇見的頭一位團長就是楊成武。

有一次，在一個伸手不見五指的夜晚，團部要求他們每人只帶三根火柴，不許帶刀槍，跑三里地，過一座河上的獨木橋，從一些政府交給團裏處決的漢奸死屍身上，掏出寫着自己名字的紙條子。這對從小聽鬼故事的農村青年，必須克服恐懼心理，才能經受住這一考驗。任務完成後，高糧再見死人就不噁心了，在死人堆裏也能吃飯、睡覺了。

經過多次鏖戰疆場，高糧成為一位無畏的指揮員。1942年5月，三千多日本鬼子，向我太行山主力撲來。高糧的連長王九成是遼寧人，平日一唱《松花江上》就掉眼淚。他盼望有一天，能打回東北老家去。天長日久，人們叫他歌詞中的“大豆”。那次任務是阻擊三千敵人，為我主力轉移，贏得更多時間。這是一場硬碰硬的惡仗。面對生與死的抉擇，外號“大豆”的連長和指導員高糧，都爭着帶隊迎敵。最後決定連長去。

臨別時，王九成拍拍高糧的肩膀，笑着説：“你還記得常唱的歌子嗎？‘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裏有森林煤礦，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你以後要多為百姓幹些好事，別忘了我就行。”

王九成———“大豆”和四十多位戰士，一夜擊退了敵人32次猛烈衝鋒，最後全部壯烈犧牲，保證了我軍順利轉移。第二天，高糧悲憤地説：“‘大豆’走了，還有高糧在。”他立即給團黨委打報告，把原來的名字高良玉，改成“高糧”，永遠緬懷紀念生死之交的好戰友“大豆”———王九成。

1945年底，羅瑞卿政委把高糧叫去，交給他一個特殊任務。命令高糧坐飛機，從張家口直飛錦州，核實一下倉庫裏有沒有十萬套棉軍衣和一批武器彈藥。飛機是日本戰鬥機，飛行員是日本戰俘。高糧不會日語，只能寫漢字來和飛行員交流。出發前，敵工部已經對戰俘交代清楚任務，做好了思想工作，但是領導上很不放心，交代：“飛機上只能坐一個乘客，高糧你坐在投彈手的位子上，注意飛行路線要沿着長城。如果發現飛向渤海深處，就説明飛行員要逃跑。你必須當機立斷，開槍打死飛行員，和他同歸於盡。”高糧第一次坐飛機，凍僵的手指緊緊扣在左輪手槍扳機上，眼睛一動也不動，死死盯住飛行員和地面。到達後，遼西部隊司令部派小車和幹部在錦州機場接應高糧。經過緊張的工作，當天下午，他們完成了任務，穩穩地飛回了張家口。

■受到沙飛指引成為戰地攝影師

1939年9月，在擊斃日本“名將之花”阿部中將的黃土嶺戰役中，來了一位叫沙飛的廣東人。沙飛要求隨高糧連隊採訪，上級命令必須保證沙的安全。高糧原本要人送沙飛到二梯隊去，沙飛一聽急了，嚴肅地説：“指導員同志，我是來參加戰鬥，拍你們這個最能打連隊的戰鬥場面的，到後邊怎能完成拍照任務？”

沙飛跟着高糧，在火力很猛的戰場上，一再搶拍照片。接着沙飛又在敵炮轟擊下，趕到白求恩做手術的小廟前，拍下了大夫戰火中動手術救傷員的經典鏡頭。這張流傳很廣的相片，不但打動了中國抗日軍民的心，也給世界反法西斯羣眾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

當晚，沙飛和高糧躺在炕上聊天。沙飛説：“中國由於經濟落後，人民羣眾文化程度低，非常需要用相片做宣傳，使讀了文章的人，個個能看得懂。”從此沙飛成了高糧的啓蒙老師和引路人。他倆都是八路軍中一批最早的軍事攝影記者和我黨我軍早期攝影事業的開拓者。

1944年，晉察冀軍區選拔攝影記者。當時高糧正任支隊政委。是留任政委呢，還是去當記者呢？兩者抉擇中，高糧毅然選擇了去晉察冀畫報社當攝影記者。在蒙冤戴上“右派”帽子二十載後，高糧恢復了名譽。他同樣又面臨一次抉擇。1978年，中央軍委擬定任高糧為某省軍區司令員，他卻要求落實政策後，回《人民日報》社仍當新聞記者。面對軍級幹部的職位，高糧淡淡地説：“我多年當記者慣了，捨不得離開。”後來，有人寫有關高糧的人物特寫，題目就是《不當司令當記者》。

1947年11月，解放石家莊的戰役打響了。胡耀邦政委給高糧打電話，縱隊司令員曾思玉和政委王昭又對高糧説：“有個團團長和政委誤踩地雷，都犧牲了。現把這個團交給你，由你代理團長兼政委，你去主攻團十旅和三十一團指揮作戰。一定要攻進石家莊市區……”

高糧這個戰地記者，趕到代號“建功部”的團部，用最短時間瞭解戰役總部署和本團任務，立即召開幹部會，熟悉各級指揮員，瞭解火器配置、武器、彈藥準備，審閲參謀長提供的作戰計劃，然後到各營去動員。這個團的任務是，從槐底村和範談村之間，突破外市溝。參謀長陪高糧爬到前沿看地形，選擇突破口。敵人炮火密集，“轟”地一聲巨響，高糧被埋在土中，幾分鐘後才從土中爬出來。

突破成功後，高糧要隨一營到最前面去，參謀長和主任顧慮他的安全。高糧説：“同志哥，別忘了我還是前線記者呀！”高糧跑到尖刀連尖刀排尖刀班，一邊指揮與敵人肉搏近戰，一邊搶拍照片。他利用土坑、大樹、門洞，一邊取景和按動快門兒，一邊前進。爆破市溝、正太飯店會戰、突入敵軍部、中山路巷戰、搗毀敵警察局……一一收入他的鏡頭。經過近十年鏖戰疆場，高糧指揮作戰已是行家裏手。他這個團最早攻入市區，為解放石家莊立了頭功。

老高逝世後，《人民日報》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參加的人很多，都是仰慕這位身扛鋼槍、一手拍得好、一手寫得妙的老記者同志。大家默默地祝願：高糧同志，請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