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慧敏

司徒慧敏（1910.2.16～1987.4.4）中國電影技術家，導演。 ^[4]  1910年2月16日生於廣東開平，1987年4月4日卒於北京。1928年赴日本學習美術，參加了夏衍等組織的左翼藝術家同盟。1930年回國。1931年與堂兄司徒逸民合作研製成功“三友式”電影光學錄音機，是中國最早製造的錄音機之一。1933年，成為以夏衍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電影小組的成員。此後，他導演了《自由神》《血濺寶山城》《遊擊進行曲》《白雲故鄉》等影片，併為《姊妹花》等片錄音。1946年赴美國學習電影製作，並導演了紀錄片《中國民族舞蹈》，該片獲1948年愛丁堡紀錄電影節優秀獎，同年被美國紐約布魯克林音樂舞蹈學院評為5部最佳舞蹈片之一。1952年回國後長期擔任電影技術和事業方面的領導工作，還主持拍攝了中國第一部大型彩色紀錄片《八一運動會》。

司徒慧敏1910年2月16日出生在廣東省開平縣一個華僑家庭。

1925年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

1927年轉為中共黨員，並參加了廣州起義。

1928年，他赴日本，進東京上野美術學校學習，同時從事電影和無線電的研究。

1930年，司徒慧敏回到上海，參加黨領導的上海藝術劇社。

1932年起從事電影工作，是我黨的電影小組成員之一。他聯合了一批左翼和進步的藝術工作者，共同拍攝了《桃李劫》《自由神》《都市風光》和《風雲兒女》等影片，配合了當時的革命鬥爭，鼓舞了廣大人民抗日救亡的愛國熱情。以後，他又積極組織拍攝反帝反封建題材的影片，團結和爭取了電影界的大多數人士，對保護和發展進步影片起了很大作用。

1937年秋，抗日戰爭爆發，根據黨的指示，他轉到香港開展抗戰電影工作，組織和親自拍攝了《孤島天堂》《白雲故鄉》《遊擊進行曲》和《血濺寶山城》等影片。以後，他參加組織了“旅港劇人協會”，團結了在港的電影界、文藝界人士。

1943年，他在重慶擔任黨領導的中國藝術劇社的領導工作，從事革命戲劇活動。

抗日戰爭勝利後，他於1946年7月遠涉重洋到美國學習電影技術和電影管理，同時從事華僑工作。在美國期間，他導演和攝製的紀錄片《中國民族舞蹈》，曾獲1948年英國愛丁堡紀錄影片電影節優秀獎。

1952年4月，司徒慧敏回到國內，從此致力於新中國電影事業的建設和發展。他為發展社會主義電影電視事業，為制定振興我國電影技術的奮鬥目標，建立現代化電影技術體系做出了重要貢獻。

1987年4月4日，著名電影藝術家司徒慧敏在北京逝世。 ^[1] 

1910年：2月16日，生於廣東開平一個華僑家庭。

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參加廣州起義。

1928年：赴日本東京上野美術學院學習。

1931年：回國後任黨的電影領導小組成員。參與創建電通影片公司。

1937年：在香港從事電影工作。

1941年：任旅港劇人協會負責人。

1942年：任重慶中國藝術劇社附屬劇團團長。

1946年：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戲劇學院學習。

1952年：從美國回來後長期擔任電影技術和事業方面的領導工作，還主持拍攝了中國第一部大型彩色紀錄片《八一運動會》。

1965年：司徒慧敏參加了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拍攝領導工作。

1978年：7月起，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副部長，主管電影工作、外事科學技術工作。

1987年：4月4日，在北京逝世，終年77歲。 ^[2] 

他是左翼電影運動的活動家和組織者之一，是周恩來派往好萊塢學習電影技術的第一人。他執導了中國第一部大型彩色紀錄片《八一運動會》，他導演的《自由神》《遊擊進行曲》《白雲故鄉》等影響深遠。廣東開平的司徒家族聲望頗高，其中著名電影導演司徒慧敏富有傳奇色彩的家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之一。司徒慧敏的祖父年少時被賣“豬崽”（即到海外後喪失自由，補償路費）到美國做勞工，之後又轉移到加拿大的漁船上當伙伕，並日漸完成了個人財富的積累以及社會地位的建立。正因為如此，到司徒慧敏父親司徒盛讚時，他展開手腳在加拿大當地艱苦奮鬥，通過開洗衣店、開餐館等鞏固自己的財富，很快就成為美洲華僑領袖。

由於在國外的種種遭遇，司徒慧敏的父親司徒盛讚對中國的命運尤為關注，他很快就跟隨孫中山回國參加了革命，成為國民黨的元老級人物。據瞭解，為支持孫中山的民主革命，司徒盛讚將自己多年的積蓄全部貢獻而出。為此，孫中山曾親筆寫信給他，表示感謝並十分珍惜彼此間的友情。

司徒慧敏就出生在這樣一個家庭裏面，與父輩們相比，司徒慧敏不曾遭遇過貧窮、被譏諷、被輕視，他從小就在潛移默化中受到了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影響。

1910年2月16日，司徒慧敏出生在廣東省開平縣赤坎永堅樓東村，一個在當地有很有威信的華僑家庭。如上所提，他的父親司徒盛讚是一位華僑領袖，跟隨孫中山多年，盡全力支持孫所領導的革命鬥爭。正因為如此，司徒慧敏5歲時，就隨父親一起來到了廣州，那一年，是1915年。在廣州，司徒慧敏度過了自己整個童年和少年時光。

1923年，司徒慧敏進入廣州第一中學。在這裏，他的世界觀與價值觀全面形成，他經常與進步同學“混”在一起，還參加了共青團領導的“新學生社”和反抗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反基督教大同盟”等進步組織。這些，對司徒慧敏日後的人生選擇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1924年8月，14歲的司徒慧敏考入中山大學工學院附屬中學，選學的是化學專業。這是一所職業學校，學生畢業後就可以直接進入工作崗位。在這所學校，司徒慧敏與同鄉周文雍成為同學，而對方正是著名的“刑場上的婚禮”的主角。兩人在上學期間，經常到附近一家自來水廠的夜校教工人識字，講解救國救民的革命道理。在周文雍的介紹下，司徒慧敏於1927年就加入中國共產黨。而在此之前的1925年，當時年僅15歲的司徒慧敏就參加了共青團，可見其參加革命時間之早以及熱情之高。當時正是大革命年代，階級鬥爭非常尖鋭，隨着革命運動的不斷高漲，司徒慧敏更加積極地投入與反革命大搏鬥的革命活動中去，這在當時算是很有勇氣的一件事情。

對於司徒慧敏加入共產黨一事，跟隨孫中山參加革命多年的其父司徒盛讚是持支持態度的。據説，“二七事變”失敗後，司徒盛讚就脱離了當時烏煙瘴氣的國民黨，在此背景之下，當他知道兒子是共產黨後，這樣説道：“國民黨比保皇黨（司徒慧敏的祖父曾是保皇黨）進步一些，共產黨比國民黨（司徒慧敏的父親曾是國民黨黨員）更進步一些。”作為一個國民黨元老級的人物，司徒盛讚能夠用這種發展的進步的眼光看待問題，這在當時是非常難能可貴的，而父親的這一態度，對司徒慧敏也是很大的鼓勵，更堅定了他參加革命的決心。

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後的司徒慧敏，很快就離開了學校，這一年，是1927年。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廣州城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當中，司徒慧敏為做好掩護工作，聽從組織安排，開了一家專賣文藝書刊的書店。在革命受到嚴重挫折的時候，他依然保持着旺盛的革命鬥志。之後，他在周文雍的介紹下，參加了廣州起義，起義失敗之後，他熱切的救國之夢暫時破滅。值得一提的是，和周文雍一起介紹司徒慧敏入黨的另一位廣東老黨員鄧胡秋先生曾透露，“廣州起義”失敗之後，司徒慧敏在老家學校牆上寫下了“天變不可畏”的大標語，此事在當地產生了極大的震動。“在他的人生中，不知變換了多少職業，大多數是為了掩護黨的工作。他每幹一行都很投入，並且成為行家。他掌握多國語言也全靠勤奮。所以有人給他起了‘司徒牛’的綽號。”鄧先生如是説。

不過，在老家躲避期間，司徒慧敏卻收穫了愛情。

司徒慧敏在老家開平農村躲避時，認識了農村婦女鄧雪瓊，她的裁縫手藝很出名。當時，司徒慧敏就躲在對方家的閣樓裏，藏了比較長一段時間，兩人就這樣相識。這對當時的鄉下人來説，是大逆不道的，很多人稱鄧是不正經的女孩子。不過，這絲毫沒有影響司徒慧敏對她的愛，後來也證明他的選擇是對的。因為在香港時，司徒慧敏全家就靠鄧雪瓊做衣服換來的錢支撐整個家庭。而毛澤東赴重慶談判時，鄧雪瓊特意為其量身定做了衣服，毛主席後來曾對司徒慧敏開玩笑道：“她才是真正的英雄。”為此，毛主席還特意送了一張他和江青抱着孩子站在玉米地的照片給鄧雪瓊，照片的背面還簽了毛澤東的名字。另外，鄧穎超去世前，對司徒慧敏的女兒説：“你媽媽給我做的衣服太好了，特別是那件旗袍。她會拿那些料子做花，我記得很清楚，那些花真漂亮。”

對於兩人的感情，司徒慧敏的兒子司徒兆敦多年之後回憶道：“別人不能説我媽一個‘不’字，儘管她肯定有缺點，但她一生中的那幾個閃光點是不得了的。作為普通婦女，在丈夫從事那麼危險的事業時能夠什麼都不問，就是照顧孩子，縫衣服，支撐着這個家……”

1928年，司徒慧敏和鄧雪瓊一起到了日本，在東京藝術大學學習繪畫。

去日本之後，司徒慧敏受夏衍、魯迅等人的影響，進入東京上野美術學院圖案科。同時，他還是日本大學電影研究班和早稻田大學電子系的校外生，對電影和無線電興趣頗濃。在上學期間，他經常到“築地小劇場”學習並參加各種演出，並參與舞台設計的工作，其中包括《西線無戰事》《毒瓦斯面具》《暴力團記》等。這段經歷，為其日後從事電影事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需要指出的是，興趣廣泛的司徒慧敏還參加了由許幸之、夏衍、沈西菩等人組織的“左翼藝術家同盟”以及社會科學研究會等進步組織。1929年秋天，他因參加了社會科學研究會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同盟的活動，被日本當局逮捕關押六個多星期，後經上野美術學院教授千頭庸也出面交涉，才被釋放。在日本留學兩年後，司徒慧敏於1930年春末從日本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之後，司徒慧敏一開始當過業餘工人夜校和中、小學教師，在上海美專代課，也在廣告公司做過設計師。同時，他還參加了夏衍、馮乃超、鄭伯奇、陶晶遜、沈西苓、許幸之等組織的上海藝術劇社，在裏面搞佈景設計。1932年，他進入當時著名的天一公司，擔任電影的佈景設計。他還在業餘時間參加左翼“劇聯”的舞台裝置工作。

1926年，美國的有聲電影問世，此事引起全世界的關注，而司徒慧敏對電影的熱情更是達到了最高峯，他以極狂熱的興趣來鑽研電影錄音技術。這一年，他與曾在美國哈佛大學研究無線電工程的堂兄司徒逸民以及曾在美國華盛頓大學研究過機械工程的馬德建一起，研究有聲電影錄音技術，並在自己家裏建立了錄音技術研究室，反覆研究試製錄音機。1933年年底，他們製造的“三友式”錄音機正式用於電影錄音，使中國電影工業技術邁出了重要的一步。據瞭解，還在該錄音機實驗階段，田漢、夏衍等人就經常到他家裏試錄，同時，田漢還陪同來華參加反對帝國主義戰爭運動的英國進步人士馬萊爵士前來參觀，對方看後十分高興地説：“你們不但注意到進步的文藝、進步的電影，你們還注意掌握進步文藝的科學技術武器，這是我到中國之前所沒有想到的。”令人欣喜的是，“三友式”錄音機在誕生之後，幹了不少“大事”。當時，司徒慧敏作為錄音師，先後為當時著名的《漁光曲》《大路》《新女性》《姊妹花》《脂粉市場》等電影錄了音，引起極大的反響。1934年，電通影片公司成立，司徒慧敏任攝影場主任，兼任製片人、導演，由此開始了自己真正的電影導演生涯。

1935年，司徒慧敏的導演處女作《自由神》問世，該片中穿插了不少新聞紀錄片的鏡頭，反映的反帝反封建的內容和當時的抗日救亡運動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有力地鼓舞了人民羣眾反對帝國主義的鬥志，富有鮮明的時代感，非常具有戰鬥力。之後，司徒慧敏主持的電通製片公司拍攝的《桃李劫》《風雲兒女》《自由神》《都市風光》四部影片，均配合了當時的革命鬥爭，產生了重要的社會影響力。1936年，在國民黨的迫害下，電通製片公司不得不停業，而司徒慧敏轉入聯華影業公司，擔任導演及錄音師。這段時期，他與蔡楚生聯合編劇，導演《聯華交響曲》中的《兩毛錢》和《藝海風光》中的《前台與後台》。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司徒慧敏用電影開展了各種抗日工作。他於這一年轉往香港，因為當時的粵語片在香港及海外均有市場號召力，司徒慧敏迅速聯合一大批粵語電影工作者，與獨立製片公司合作，積極籌劃抗戰粵語片的拍攝。很快，他們的首部抗戰片《血濺寶山城》就於1938年4月在香港上映，這是抗日戰爭爆發之後中國最早一部公開宣傳抗日的影片。該片故事由新聞事件改編而成，講述的是抗日戰爭初期中國抗日軍隊姚子青營死守寶山城的事蹟，表現了抗日將士不怕流血犧牲抵禦外來侵略者的英雄氣概。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來對《血濺寶山城》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他對前往重慶彙報工作的司徒慧敏説：“你們在香港能把《血濺寶山城》拍出來，而且是抗戰以後寫抗戰的第一部故事片，是很好的。這種很快寫出來的急就章，要求它在藝術上很高很感人比較困難，在當時那種政治氣氛下，拍這樣的片子很有意義。我記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當時寫出反映戰爭的作品就很少。看來，你們在這樣短的時間裏寫出反映抗戰的作品，是一個經驗，值得很好地總結一下。”

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後，司徒慧敏與夏衍、宋之的、於伶、金山等組織了“旅港劇人協會”，由他主持戲劇《霧重慶》《希特勒傑作》《戲劇春秋》以及《北京人》的演出，進行抗日。是年年底，香港淪陷，司徒慧敏在港的電影工作者紛紛撤回內地。1943年，司徒慧敏前往重慶，在中國電影製片廠任新聞紀錄片部主任。抗日戰爭勝利之後，司徒慧敏離開中國電影製片廠，籌組崑崙電影公司。

周恩來派他去好萊塢

1946年，是司徒慧敏人生的又一次轉折，這一年，周恩來派他前往美國好萊塢去學習電影技術和電影管理。臨行前，周總理這樣對他説：“我們的黨很快要接管全國了，你要去美國好萊塢學習他們的電影技術，將來發展我們的電影。”

到了美國之後，司徒慧敏一邊在餐館打工，一邊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電影課程，同時，他還利用暑假期間到好萊塢當實習生。在美國這段時期，善於交際的司徒慧敏結識了不少美國電影導演、演員以及相關技術專家，並與世界電影大師查利·卓別林成為了好朋友。這對他在電影方面的迅速成長及成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1947年，司徒慧敏在美國導演和攝製了紀錄片《中國民族舞蹈》，該片由當時旅美的我國舞蹈家戴愛蓮主演，這部電影曾於1948年在英國愛丁堡紀錄片電影節中獲優秀獎，同年年底，此片被美國紐約布洛林音樂舞蹈學院評選為五部最佳舞蹈片之一。1949年，司徒慧敏到紐約雷電華公司實習和工作，他的勤奮和努力，令其在短短的幾年時間內迅速提升，這對他日後回國拍戲功不可沒。

1952，司徒慧敏在接到回國指示之後很快就回到離開6年的祖國的懷抱。回來之後，他被建國初期祖國建設的蓬勃朝氣所激勵，決心為此貢獻出自己全部的熱情和力量。這一年4月，司徒慧敏協助中國人民解放軍有關部門籌建八一電影製片廠，並編導了我國第一部大型彩色紀錄片《八一運動會》。該片在“1949～1955年國家優秀影片評獎”中獲得三等獎，重要的是，此片為八一電影製片廠培養了大批專業的創作及技術人員。

1953年，司徒慧敏參與主持制定了中國電影事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1956年之後，司徒慧敏擔任中國電影局副局長、中國電影科學所所長，長期奔波於西安、廣州、成都等地為電影製片廠選廠址，並規劃和參與電影洗印廠以及上海、南京等電影機械廠的建設工作。他為中國電影工業的建設和發展，起到了一個拓荒牛的作用。1965年，司徒慧敏還參加了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拍攝領導工作，與相關工作人員一起研究拍攝計劃。

“文化大革命”期間，司徒慧敏受到“四人幫”的迫害，身心遭遇極大的摧殘。直到1975年，他才正式回到電影局工作。1978年7月後，司徒慧敏任文化部副部長，主管電影工作、外事科學技術工作。此外，還擔任過全國人大華僑委員會副主任、中國電影家協會主席、中國廣播電影電視藝術學會理事長、全國僑聯委員會第三屆顧問、華僑歷史學會會長、華僑攝影學會會長、文化部歸國華僑聯誼會名譽主席等職務，是全國政協第四、五屆委員，第六屆全國人大代表。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