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蘇聯遺書

1925年3 月12 日，孫中山於北京逝世。當時他已經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不朽的業績。雖然他所志向的革命尚未完成，但是卻推翻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建立了亞洲最早的共和國。對於這一偉業，是不容置疑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各界對於他逝世的反響，並不全是對他一生的讚賞之辭。也就是説，他所留下的“尚未成功” 的“革命”，尤其是最後幾年間他所推行的新形式的革命運動，在當時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批判。正因為如此，他的死在全國所引發的反響，不得不平添了某種陰翳的色彩。

他晚年所主導的國共合作以及聯俄的新方針，無疑是給當時的孫中山評價投下陰影的最大原因。例如，對孫中山所倡導的這一革命運動持反對態度的《時事新報》在他逝世之際刊登了如下的辛辣評論：“孫文今日死矣，實則死者止其形骸而已，至於其精神，吾以為則死已久矣。” ^[1]  由此可見，在 1925 年的中國，他死的意義不得不帶有了很多不安定的因素。

他的死引起的不安定因素不僅僅是在外界，即使在國民黨內部（或者説國共兩黨）也都存在着。自從國民黨一大（1924 年1月）召開，正式宣佈“國共合作”以來一年多之後，以國民黨長老為中心依然存在着不贊成與共產黨合作的動向。而正當孫中山臨終之際的 1925 年3 月初，對國共合作、聯俄路線持反對意見的馮自由等人在北京成立了國民黨同志俱樂部，公然進行了分裂活動。也有些幹部黨員，雖然沒有表示如此明確的反對態度，也持陰奉陽違的態度。生前，孫中山對黨內陰陽各種各樣的反對意見極其憤慨。1924 年8 月，他當眾訓斥了主張解除國共合作的張繼，甚至斷言説： 我們的同志，還有我們的軍隊只有當命令對他們有利時才服從，反之往往拒絕服從。如果所有的國民黨員都這樣，那我將拋棄整個國民黨，自己去加入共產黨。

會議錄上記述了上述發言，並在孫中山發言之後作了如下補充：“會議在‘沉悶的氣氛’中閉幕”。領袖既然説到了這種地步，想來也不會有人再有異議。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也可以説，國共合作路線，如果沒有孫中山如此強硬堅持的話，它的推進、維持是很艱難的。孫中山的逝世意味着這個強大的領導權的頃刻消失。這就是他的死和遺志，也就是他的《遺囑》之所以帶有沉重意義的緣由。

據一般的瞭解，孫中山的遺書由三個文件組成。即，《國事遺囑》（致中國國民黨同志遺書）、《家事遺囑》（致家屬遺書）、《致蘇聯政府遺書》。在這三封遺書中，其產生過程最不清楚的是《致蘇聯政府遺書》。關於《致蘇聯政府遺書》，不只是它的產生過程（即是否是在正確反映孫中山遺志的基礎上形成、簽名的），就連這份文書本身是否存在也成了很大的問題，引起了相當大的爭論。 正是由於“國父”的死以及他的遺志非同尋常，因此，圍繞着孫中山“遺囑（遺書）”的產生，出現了很多證言及研究。但是，這些先行研究由於受資料的限制，大體上採用了幾種回憶錄相互比較的形式，還有很多需待考證的餘地。其中《致蘇聯政府遺書》的形成與《國事遺囑》的形成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2] 

孫中山先生臨終前十七天,即1925年2月24日,知道自己病已不治，預立了三份遺囑，這三份遺囑是《遺囑》、《家事遺囑》、和《致蘇聯遺書》。前兩份遺囑由孫中山口授，汪精衞筆錄。《致蘇聯遺書》則是由孫中山以英語口授，他的蘇聯顧問鮑羅廷等筆錄。孫中山口授遺囑時，在場的宋子文、孫科、孔祥熙、邵元衝、吳敬恆、戴恩賽、何香凝、鄒魯、戴季陶等人都作為證明人在遺囑上籤了字。 ^[3] 

孫中山本來也要簽字的，但是，因為聽見宋慶齡在鄰室悲泣，他不忍心讓宋慶齡傷心，這天就沒在遺囑上簽字。直到3月11日凌晨一時，他自知在世不久，才在遺囑上補簽上自己的名字。孫中山先生晚年得到蘇聯的幫助，俄國革命的成功給他很大的鼓舞，他親自制訂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強調“今後之革命非以俄為師斷無成就。”孫中山臨終前夕，再次把希望寄託於蘇聯，特地口授了《致蘇聯遺書》。 ^[4] 

《蘇聯遺書》的原件保管在俄國國立社會政治史檔案館（簡稱РГАСПИ ）。全文如下：〔打字稿，原件全部為大寫字母打印。黑體字部分為鋼筆手寫體〕

Peking. China.

To the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My dear Comrades,

As I lie here, with a malady that is beyond men's skill, my thoughts turn to you

and to the future of my party and my country.

You are the head of a Union of free republics which is the real heritage that the

immortal Lenin has left to the world of the oppressed peoples. Through this heritage,

the victims of imperialism are destined to secure their freedom and deliverance from an

international system whose foundations lie in ancient slaveries and wars and injustices.

I am leaving behind me a party which I had hoped would be associated with you

in the historic work of completely liberating China and other exploited countries from

this imperialist system. Fate decrees that I must leave the task unfinished and pass it on

to those who, by remaining true to the principles and teachings of the Party, will

constitute my real followers.

I have therefore enjoined the Kuomintang to carry on the work of the national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order that China may be freed from the semi-colonial status

which imperialism imposed upon her. To this end I have charged the party to keep in

constant touch with you; and I look with c onfidence to the continuance of the support

that your Government has here tofore extended to my party.

In bidding farewell to you, dear comrades, I wish to express the fervent hope that

the day may soon dawn when the U.S.S.R. wi ll greet, as a friend and ally, a strong and

independent China and that the two allies ma y together advance to victory in the great

struggle for the liberation of the oppressed peoples of the world.

With fraternal greetings.

Sun Yat-sen

Signed on March 11th, 1925 in the presence of:

Tse Ven Soong 宋子文

Wang Ching Wei 汪精衞

Sun Fo 孫科

Tai En Sai 戴恩賽

Tsou Lo 鄒魯

Hsiang Hsi K’ung孔庸之 ^{[5]  [6]} 

致蘇聯遺書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大聯合中央執行委員會親愛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時轉向於你們，轉向於我黨及我國的將來。

你們是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之首領。此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是不朽的列寧遺與被壓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遺產。帝國主義下的難民，將藉此以保衞其自由，從以古代奴役戰爭偏私為基礎之國際制度中謀解放。

我遺下的是國民黨。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及其他被侵略國之歷史的工作中，與你們合力共作。命運使我必須放下我未竟之業，移交與彼謹守國民黨主義與教訓而組織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囑咐國民黨進行民族革命運動之工作，俾中國可免帝國主義加諸中國的半殖民地狀況之羈縛。為達到此項目的起見，我已命國民黨長此繼續與你們提攜。我深信，你們政府亦必繼續前此予我國之援助。

親愛的同志，當此與你們訣別之際，我願表示我熱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將破曉，斯時蘇聯以良友及盟國而欣迎強盛獨立之中國，兩國在爭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攜手並進以取得勝利。

謹以兄弟之誼，祝你們平安！

孫逸仙（簽字） ^[7] 

《致蘇聯政府遺書》（以下簡稱為《蘇聯遺書》），從其分量及內容來看，與孫中山《國事遺囑》相比有着鮮明的方向性。即，把《國事遺囑》中“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這一段話，與這個遺書相對照，很顯然這裏指的是蘇聯。並且也很容易明白，孫中山把繼續與蘇聯進行長期合作援助關係作為遺命加給了國民黨。正因為如此，且因為國民黨此後走的道路與遺書不同，對這一文件直到今天還存在着不同的解釋。

這一解釋的不同無疑是大陸與台灣史學家在解釋上的對立。簡單地説，大陸的史學家認為，《蘇聯遺書》是孫中山口授或者根據他的指示形成，並且由孫中山本人同意、簽名，所以把它看作是與《國事遺囑》《家事遺囑》價值同等的著作。與此相反，台灣的史學家則不認為它是孫中山的著作。持後者立場的國民黨史的著述認為，這封遺書沒有任何證明人的簽名；《國事遺囑》經過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同意，而《蘇聯遺書》則沒有經過這些手續；這封遺書沒有與《國事遺囑》《家事遺囑》同時公佈；並且從形式上來看只是對蘇聯表示謝意和希望的普通書信等等。他們以這些為理由強調它缺少作為“遺囑”的條件 ^[8-10]  。從這些見解來看，《蘇聯遺書》不算是孫中山的著作。事實上，戰後台灣編集、發行的《國父全集》，一直到1989 年版，都沒有把《蘇聯遺書》收錄進來。

正如國民黨的史學家所説，《蘇聯遺書》的確沒有與《國事遺囑》《家事遺囑》同時公開。在敍述該遺書的形成、簽名過程之前要先看一下它的公開過程及當時對它的評價。

初次報道《蘇聯遺書》的是蘇聯的《真理報》（Правда）。3月14 日，該報第 1 版面報道了孫中山逝去的消息。第2 版面以引用“北京 12 日羅斯塔電”（羅斯塔（РОСТА）是蘇維埃俄國的國營通訊社，是塔斯社的前身）的形式公佈了《蘇聯遺書》的俄語譯文（標題為“孫逸仙遺命黨與蘇聯協作工作 孫逸仙致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遺言”〔Сун-Ят-сен Завещает партии работать в контакте с СССР. Предсмертное обращение Сун-Ят-сена к ЦИК СССР.〕）。但是，這只是有關孫中山逝世報道的一個，標題很小，只被當作一般報道來對待。與此相對，第1 版面的孫中山的肖像畫的周圍很醒目地安插的是俄語翻譯的《國事遺囑》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給季諾維也夫同志、斯大林同志的電文（3 月12 日）》 ^[11]  （兩件都發自北京 12 日羅斯塔電）。儘管都是給蘇聯領導人的書信，但國民黨中執會的公電安排在第1 版顯著位置，而《蘇聯遺書》安排在第2 版不太顯眼的位置。這説明，對於這一時期的莫斯科來説，比起已死的孫中山，更重要的是國民黨這個組織。

在中國國內，孫中山寫有《蘇聯遺書》的消息是由《真理報》兩天後以引用發自巴黎的路透社電的形式報道的。3 月16 日的《申報》及《民國日報》等報道説:“據俄國消息，孫中山病中曾致蘇聯執行會，謂彼已令國民黨維持對蘇聯永遠之交誼，俾自由強大統一之中國，得以實現雲”。從對待信息的方式來説，值得注目的是，國民黨的《民國日報》只是轉載了路透社電的報道，並未對此加任何評論。這種好像是報道他人之事的態度極其不自然。

3 月17 日，羅斯塔北京分社（以及擔當其中文新聞的“華俄通信社”）向中國國內發佈《蘇聯遺書》，18 日北京的英文日刊《東方時報》（Far Eastern Times）登載了其英文版 ^[12]  ，同一天的《順天時報》登載了其漢譯版。於是，《蘇聯遺書》的全文才在中國國內得以目睹。當時羅斯塔在發佈《蘇聯遺書》之際附加了以下説明：“孫中山先生於逝世前一日（十一日）除補籤遺囑外，並召國民黨中央委員，擬遺書致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由中山親筆簽字” ^[13]  。中文版的《蘇聯遺書》後來不久便由上海的《時事新報》（3 月21日）以及中共黨報《嚮導》（第108 期，3 月28 日出版）轉載，廣泛地流傳開來 ^[14]  。

與國內的一般報刊相比，國民黨報刊的反應是極其遲鈍的。一直到 3 月31 日，《廣州民國日報》才把《蘇聯遺書》全文以題為“孫中山先生遺事/致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形式報道出來―字句與《順天時報》及《時事新報》的報道相同。而上海的《民國日報》始終沒有報道《蘇聯遺書》的全文。連日登載有關孫中山逝世報道的國民黨報刊對《蘇聯遺書》持如此消極的態度，這是讓人十分費解的。也就是説，在後世圍繞着《蘇聯遺書》的處理所引發的爭執，實際上在報道的開始階段已經在國民黨內部萌芽了。

那麼，要説當時的國民黨對孫中山的《蘇聯遺書》採取了全面默殺或者是接近於默殺的態度，事實也未必如此。例如，國民黨於當年的 5 月22 日在作為公開聲明發表的《時局宣言》中論及了《蘇聯遺書》説： 至於現在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惟蘇聯始克當此稱……總理遺囑所指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證之總理臨終致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書，皆可以灼見而無疑 ^[15]  。

可知《時局宣言》明確斷言《蘇聯遺書》有補充《國事遺囑》的內容。另一方面，與國民黨合作下的共產黨也積極地利用《蘇聯遺書》的內容，批評國民黨極右分子 ^{[16]  [17-18]}  。總之，之所以圍繞着《蘇聯遺書》的處理產生了如此大的分歧，暗示了這封文書在其生成的時刻便被放在了“親蘇―容共”“反蘇―反共”的國民黨內部政治路線對立的座標上。

關於《蘇聯遺書》的形成過程，1926 年1 月在國民黨“二大”上汪精衞進行了説明，這可謂孫中山逝世後的正式見解。汪的説明如下：

〔3 月11 日〕兩張遺囑都這樣簽完了之後，另外還有英文秘書陳友仁同志起草致蘇俄同志的一封信，由宋子文同志讀了一遍，先生聽過後，再用英文簽字。以上都〔是〕十一日早上先生把遺囑遺書籤字的情形 ^[16]  。

前一節談到了有關羅斯塔社發佈《蘇聯遺書》時附帶的説明。這一説明介紹了孫中山於 11 日召集國民黨中央委員，擬訂了《蘇聯遺書》並親自簽了名。從這些説明來看，《蘇聯遺書》是孫中山在3 月11 日才提出的（或者説是形成的），它的形成過程不同於《國事遺囑》及《家事遺囑》。正如前面所論述，後來國民黨有關人士根據這一點主張説，《蘇聯遺書》在匆促之間提出，不屬於孫中山的著作，至少不能與《國事遺囑》和《家事遺囑》相提並論。

但是後來，參加當時遺囑簽名的有關人員回憶説，《蘇聯遺書》和其它兩封遺囑一樣，已經於2 月24 日準備就緒，孫中山對此也表示了同意。許多歷史學家認為《蘇聯遺書》不同於《國事遺囑》及《家事遺囑》，是分別形成的。要證明這一點，首先需要探討一下被稱為《蘇聯遺書》“事前準備説”―中國大陸的史學家大多采用這一説法―的證言的真偽。

對《蘇聯遺書》“事前準備説”進行了最明確證實的是何香凝。她在《我的回憶》中説道： 到2 月24 日，遺囑已經全寫好了。預備的遺囑共有三個，一個是國民黨開會常唸的那個，由孫先生口説，汪精衞在旁筆記的……還有一個是寫給蘇聯政府的，由孫先生用英文説出,由鮑羅廷、陳友仁、宋子文、孫科筆記的 ^[19]  。 也就是説，何香凝不僅證明《蘇聯遺書》是與《國事遺囑》同時準備的，還證明它是根據孫中山自身的口授筆記下來的。

要指正何香凝的這一證言不成立也並不困難。第一，前面介紹的2 月24 日的孫中山談話記錄與何香凝的回憶完全不一致。如前面所述，2 月24 日的談話記錄中只有關於《國事遺囑》和《家事遺囑》的記述，根本沒有提及《蘇聯遺書》。第二，在孫中山剛逝世不久，關於孫中山的遺言何香凝本人敍述説：“先生病篤時，汪精衞、宋子文、孫哲生與餘環問有何遺言，先生乃以兩項遺囑授吾等” ^[20]  。即，她當初並沒有把《蘇聯遺書》算入孫中山的遺書。實際上，何香凝在 1961 年發表《我的回憶》以前，也寫過類似的回憶錄。回溯一下其版本，可以發現，她開始言及《蘇聯遺書》的形成是在 1937 年前後 ^[21-22]  ，以後有關《蘇聯遺書》的敍述越來越詳細。

有人認為，她的關於《蘇聯遺書》的記述，是根據當時的政治情況、國際情況的變化（即抗日戰爭的爆發和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成立，以及中蘇關係的改善）而變化。附帶一句，她在《我的回憶》中説，汪精衞在筆記時把孫中山口授的《國事遺囑》的原文擅自改為曖昧的表現，孫中山在2 月24 日説出的“敵人軟化你們”等詞句，實際上是預見了後來汪精衞的墮落而敍述的。如果這段記述屬實的話，問題非常嚴重。但是，從2 月24 日孫中山的談話記錄的文句，以及這一記錄本身暗示的遺囑形成程序的嚴密性來看，不可能有汪精衞的刪改。對汪精衞的貶低暗示出的只是這一系列回憶的執筆時期應該是在抗日戰爭中期以後。孫中山的“軟化”等言辭是預見了後來汪精衞的墮落這一解釋，出自鄒魯1944年發表的《回顧錄》 ^[23]  。何香凝可能是借用了這一回憶錄的思想並加以敷衍。

關於何香凝回憶的這種偏向性，能夠從她的左派政治立場上給予一定的説明。實際上，和她的立場相反的國民黨要人也和她一樣啓示《蘇聯遺書》是和《國事遺囑》同時形成的。右派重要人物鄒魯和張繼即是一例。

鄒魯和何香凝一樣是親臨孫中山《遺囑》現場的證人。他作為國民黨準公認黨史，即《中國國民黨史稿》的編著者而知名。來看一下該書有關孫中山遺囑部分（有關2 月24 日）的介紹： 汪乃念預備遺囑全文。總理表示滿意曰“我很贊成”。繼念致蘇俄書及家屬遺囑全文。總理復曰“我也很贊成”。汪請總理簽字，總理屬取筆來，正待簽字，忽見夫人哭泣，乃曰“過幾天再看罷” ^[24]  。

也就是説，他也承認在2 月24 日這一天三個文件已準備好並已得到孫中山的同意。並且，該書不僅收錄了《國事遺囑》和《家事遺囑》，連引起爭論的《蘇聯遺書》的全文也收錄了進來（《中國國民黨史稿》收錄的《致蘇聯遺書》的字句與《嚮導》版完全相同 ^[14]  ）。從國民黨，尤其是被稱為右派的立場上來看，這種處理方式的確很奇怪。但這一記述是孫中山臨終之際在場的國民黨要員的證言，必須要尊重。實際上，《蘇聯遺書》“事前準備説”都很大程度上依據了鄒魯的這一記述。

但是，在1929 年《中國國民黨史稿》初次發行之際，上述一段中用粗體標出的一句並不存在 ^[25]  。當然，初版也沒有收錄《蘇聯遺書》。《中國國民黨史稿》自1929 年的初版以來，每次改版都會有增補，從1938 年版以後才開始插入了下線的部分（同時也收錄《蘇聯遺書》）。順帶一句，各種孫中山文集對《蘇聯遺書》的處理也有一個奇怪的過程。即1920 年代後半期編纂的《中山全書》等孫中山的文集大體上都把《蘇聯遺書》作為“最後一封書”收錄進來，但自從1930 年胡漢民編的《總理全集》發行以後，《蘇聯遺書》便不再被收錄。這説明，1929 年的中東鐵路事件引發了中蘇斷交，這一結果使國民黨很難處理這封把蘇聯視為友邦的《蘇聯遺書》。

從這一點來看，鄒魯之所以到了1938 年才插入了下線部分並且又把《蘇聯遺書》收錄進來，也可以這樣解釋：一方面與何香凝一樣是由於抗日戰爭的爆發促使中蘇關係改善，另一方面藉此改版的機會把已經在各類孫中山文集中收錄過的《蘇聯遺書》寫入黨史。在這樣的情況下，最簡便的修正方法是在記2 月24 日的一段中粗體的一句。本來，初版《中國國民黨史稿》有關遺囑簽名（1925年3 月11 日）的記述與有關2 月24 日的記述相比，極其簡單。孫中山反正是最後簽名的，那麼把有關《蘇聯遺書》的記述插入有關2 月24 日的記述中，就可以不必太大改變《史稿》的段落結構。這恐怕是 1938 年版修正的實際情況。因此，《蘇聯遺書》出現在有關 2 月24 日的一段記述中未必是依據了史實。 暗示 2 月24 日之前《蘇聯遺書》已經形成的另一證言是張繼的日記（1942 年6 月27 日）： 〔遺囑〕原稿乃稚暉起草後，再三商榷修改，乃成為今文。兆銘亦改修者之一，並非如黨史紀要所云“於是汪兆銘等聲請總理預備對同志之遺言，由兆銘筆記”。亟應更正。致蘇聯書，乃鮑洛亭等之意，陳友仁起草。遺囑起草後，曾請總理閲，總理首肯，因宋慶齡在旁哭，初未簽字，後乃與” ^{[26]  [27]}  。

這是張繼出席某一會合之日記下的日記。那日的會合上《遺囑》的製作過程似乎成了話題，張繼就把自己所知道的記了下來。從日記的這一節來看似乎也能看出《蘇聯遺書》是和《遺囑》同一時期形成的，但再仔細研讀就不難發現，這一節的重點還是在於《遺囑》是孫中山口授，還是眾人起草。就這樣，張繼的日記雖然在《蘇聯遺書》起草者上給了我們一個線索，但並沒有明示《蘇聯遺書》就是在 2 月24 日形成，又沒有説明孫中山也象同意其他遺囑一樣承認了《蘇聯遺書》。

總括史料,再根據當時的情況, 何香凝女士記述的遺言由孫中山口述是不可信的,因為孫中山處於彌留之際,不可能再口述遺言,況且何香凝女士的記述是在時隔幾十年之後。而汪精衞的報告可信度較高, 他一方面肯定遺囑的存在,同時説明此遺囑為陳友仁起草。台灣國父年譜進一步指出:又此時英文秘書陳友仁臨時提出一英文稿, 為致蘇俄遺書, 系陳與鮑羅廷起草, 文字甚長, 由宋子文口誦一遍, 即要求先生簽字。由於鮑羅廷在國民黨中的特殊地位及和陳友仁的密切關係,有人認為, 此遺囑確應為鮑、陳所商定起草, 徵得當時國民黨左派的同意後, 再提請孫中山簽字的。而對於鮑羅廷在國民黨中所處的特殊地位,以下材料能夠比較明確的説明這一問題。

鮑羅廷本名米哈依爾氠科維奇格魯森伯格, 來中國之前, 先後在十多個國家從事過革命活動, 是蘇聯、共產國際最活躍、最能幹的職業革命家之一, 他和列寧、斯大林等蘇聯許多領袖曾經有過良好的私人交誼, 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 具有熟練的組織才能和勸説別人改變信仰的熟練技能。1923年8月, 俄共(布) 中央政治局會議議定任命鮑羅廷為孫中山的政治顧問。10月, 鮑羅廷經上海到達廣州。之後, 通過無數次與孫中山和國民黨其他領導人的商討或談話, 尤其是他在幫助孫中山擊退陳炯明軍隊之後,逐漸博得孫中山的信任, 建立了較密切的私人關係,被孫中山先後任命為國民黨組織教練員、革命委員會顧問、中央政治委員會顧問,這使鮑羅廷對孫中山及國民黨中央具有較大的影響力, 奠定了他在廣州政府中強有力的地位。 ^[28]  據當時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之一的羅章龍回憶:蘇聯派來了特別顧問鮑羅廷。孫對鮑的意見很重視,,現今留有一個文件, 記載了孫中山聘請鮑為總理特別顧問, 國民黨中央常委,總理如果缺席, 會議由鮑羅廷主持, 會議決定的問題, 要得到鮑羅廷同意。意思是:鮑在國民黨會議上有否決權，可代行總理職權,權力相當大。 ^[29]  汪精衞在國民黨二大的報告中稱:/鮑先生贊助總理, 總理很採納他的意見的。 ^[30]  就連蘇聯人也承認: 孫中山非常尊重鮑羅廷。合作共事和私人友誼把他們聯繫在一起。孫中山常説聘請鮑羅廷來, 是為了向具有豐富的黨的工作經驗的俄國革命者學習, 希望所有的國民黨員都要以他為榜樣。 ^[31-32]  因為鮑羅廷頗有聲譽, 中外報刊常有報道, 説他是天才的政治家, 是國民黨領導層中舉足輕重的人物。 ^[33]  鮑羅廷在孫中山的國民黨內在決定最重大問題時是有發言權的,他出席所有最重要的會議, 準備那些主要的政治文件。 ^[34-35]  以至於後來西山會議派攻擊鮑羅廷, 説鮑羅廷操縱政治委員會。鮑羅廷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左右孫中山及國民黨高層的決策, 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由於其較強的工作能力,但更重要的是,在孫中山看來,鮑羅廷就是蘇聯政府的縮影。加拉罕在給孫中山的信中曾明確指出: 莫斯科長期以來一直強烈地感受到我們的政府在廣州缺少一個常駐的、負責的代表。隨着鮑羅廷的被任命, 我們已經朝這個方向邁出了重要的一步。鮑羅廷同志是在俄國革命運動中工作很多年的我們黨的一位老黨員。請您不僅把鮑羅廷同志看作是政府的代表, 而且也把他看作是我個人的代表,您可以像同我談話一樣, 坦率地同他交談。您可以相信他所説的一切, 就像我親自告訴你的一樣。他熟悉整個形勢,而且在他動身去南方之前,我們進行了一次長談。 ^[36]  孫中山入京後, 立即任命鮑羅廷為廣州移駐北京的國民黨臨時中央政治委員會顧問,協助他處理善後會議和國民會議等問題。由於孫中山病重,鮑羅廷在這些問題上有很大的發言權, 孫中山對鮑羅廷則言聽計從。孫中山病重期間, 鮑羅廷寸步不離地守在他的病榻之前, 隨侍左右。孫中山彌留之時還對汪精衞、何香凝等人説: 要師事鮑顧問。 ^[37]  鮑羅廷在國民黨中央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對國民黨左派的影響是比較大的, 他也深知在中國人的偶像化和已經偶像化的人的遺囑的重要作用, 在孫中山病危時,為了使蘇聯在國民黨中的影響力繼續存在, 他完全可以利用當時和汪精衞、陳友仁、何香凝、宋慶齡等國民黨左派的密切關係起草一個遺囑, 請孫中山簽字,何況孫中山對蘇聯並不反感。 ^[38] 

本來，孫中山一系列的遺書公開後，在國民黨有關人員之間引起最大爭議的並不是《蘇聯遺書》的正當性，而是《國事遺囑》是否正確地反映了孫中山的意圖，即是否是口授的，並且在其形成和簽名期間是否有捏造和篡改。張繼在日記中提出質疑的也正是這一點。從日記的記述中我們不能得出《蘇聯遺書》就是根據與遺囑同樣的步驟形成的這一結論。 以上探討了何香凝、鄒魯、張繼的三個回憶。再返回去看一下，有關孫中山承認《國事遺囑》《家事遺囑》的2 月24 日的情況有前述的談話記錄，但其中並沒有言及《蘇聯遺書》。因此可以認為《蘇聯遺書》與其他兩個遺囑不同，是通過別的程序形成的。印證這一事實的是現存於莫斯科的《蘇聯遺書》的原件。

最能明示孫中山《蘇聯遺書》的形成、簽名經過的無疑是該文件的原件。實際上，以往的《遺囑》研究探討的《蘇聯遺書》都是刊登在報刊上的英文以及俄譯文、漢譯文，用英文起草並由孫中山親筆簽字的這一原件實際上並沒有人探討。不承認《蘇聯遺書》的正當性的人對此引以為幸，甚至説：“孫先生並未在上面簽字，中國國民黨也沒有承認這是孫先生的遺書。至於其內容如何，概未預聞。……在國民黨方面，則連它的存在都是予以否定的” ^[39]  。也就是完全把它看作是捏造文書。

實際上《蘇聯遺書》的原件還現存着，並保管在俄國國立社會政治史檔案館（簡稱РГАСПИ ） ^{[5]  [6]}  。從這一原件中我們可以得到很多信息。首先，其字句內容與《東方時報》（Far Eastern Times）登載的英文版的字句大體上一致。如前面所述，《東方時報》登載的《蘇聯遺書》是羅斯塔社發佈的新聞稿，由此可知，羅斯塔北京分社是忠實地給各家報社提供了《蘇聯遺書》的原文。當時幾家報社報道的英文版《蘇聯遺書》有幾種版本。例如，共產國際的刊物《共產國際通訊》登載的英文版《蘇聯遺書》，是由《真理報》登載的俄文版回譯成英文的文章，與原文書用字有所不同。 ^[40]  還有 《紐約時報》登載的《蘇聯遺書》，對原文的措辭進行了一些修改。 ^[41] 

比較一下原本和中文翻譯（《順天時報》及《嚮導》上登載的）可以知道，中文翻譯是極其忠實原文的。可以説，在孫中山逝世後不久，中國國內正確報道了這一文件的內容。 比內容更重要的是原件的形式，我們可以注意到兩個重要事項。其一，這一原件確有可以看作是孫中山親筆的簽字，其二，可以確認孫中山《遺囑》的筆記者、證明者等10 人中，有7人作為證明者簽名。這一事實不僅説明了《蘇聯遺書》最後得到了孫中山的同意，即意味着在形式上具備作為孫中山著述的條件，也意味着國民黨領導們也認為這是孫中山的遺言。本文上一節提到，原件簽名的鄒魯在自著《中國國民黨史稿》改訂之際收錄了《蘇聯遺書》。作為文件的簽名者之一，可以説是理所當然的責任。這樣，“孫先生並未在上面簽字，中國國民黨也沒有承認這是孫先生的遺書”等史學家的主張，在這一原件面前就成為空話。石川禎浩等史學家認為，《蘇聯遺書》也應收入孫中山的文集編撰中。 但是，這並不意味着《蘇聯遺書》是經過了與其他兩個遺囑相同的程序而形成的。從原件的形式上我們也可以領會到另一個重要事項。即這一文件的形式明顯地與其他兩封《遺囑》不同。也就是説，《國事遺囑》和《家事遺囑》反映了其形成的經過，帶有 2 月24 日的形成日期和 3 月11 日的簽名日期這兩個日期。但《蘇聯遺書》的原件只寫有“1925 年3 月11 日，經以下的人在場見證，簽了名”。如前所述，羅斯塔北京分社在發佈《蘇聯遺書》之際説明，這是孫中山於 11 日召集國民黨中央委員擬訂並親自簽名的。親自簽名這一點雖好，但意識微弱的孫中山當日主持了《蘇聯遺書》（打字稿）的形成，從常識上來看是不可能的。《蘇聯遺書》並不是與《國事遺囑》《家事遺囑》一起形成的文件，而是在孫中山將近臨終的時候，有人感到需要有這種文件，當孫中山在《遺囑》上簽名之際（或者緊接簽名之後）當場提出的。

那麼，可以稱為隨機應變的這一謀略是由誰來策劃的呢？根據過去的回憶錄等，與《蘇聯遺書》有關的人員（起草者）是汪精衞、陳友仁、鮑羅廷。他們都感覺到《國事遺囑》中的“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一句是在與蘇聯聯合的繼續、強化這一方向上固定下來的關鍵舉措―即便是玩弄某種程度上的策略―很必要。那麼，他們為什麼如此急切呢？很自然可以想到是擔心黨內右派勢力根深蒂固的存在及黨的分裂傾向。特別是1925 年3 月初以來馮自由、鄧家彥等人在北京進行的反共反蘇活動非常活躍，這讓當時的國民黨領導人異常擔心。據邵元衝日記介紹，為了對付馮自由在北京發起的國民黨同志俱樂部，北京的國民黨執行部3 月9 日、10日連續兩天進行了協商 ^[42-44]  （3 月10 日，汪精衞代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聲明，國民黨同志俱樂部與國民黨毫無關係。結果，3 月27 日馮自由被國民黨開除黨籍）。為了抑制反共反蘇的騷動，進一步説是為了事先防止黨的分裂，很有必要有一份孫中山筆跡的證明。後來被劃為“右派”的鄒魯作為證明人在《蘇聯遺書》上簽名的事實説明了，《蘇聯遺書》製作的其中一個意圖是為了避免黨的分裂，也表明了不僅汪精衞、陳友仁、鮑羅廷等“左派”人士，國民黨首腦也對製作這一種文件大體意見一致。《國父年譜》中敍述説，由於《蘇聯遺書》在手續上有不備之處，“當時黨內同志認為未當，異議甚多，遂成爭論“

如果説《蘇聯遺書》對內的意圖是為了用孫中山遺命這一形式抑制黨的分裂傾向，對外的意圖則是對友邦蘇聯表明，積極實行聯俄路線的推進者才是孫中山的真正的繼承者。從這一意義上講，我們應該把《蘇聯遺書》和孫中山逝世當日（3 月12 日）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發給季諾維也夫、斯大林的電報46聯繫起來理解。這封電報強調了，作為孫中山繼承者的國民黨黨員必須要與信守列寧主義的蘇聯領導聯合，朝着解放被壓迫民族的目標邁進。它的內容相當於對《蘇聯遺書》的答辭。這一文件既然是以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名義發出的，那麼處於該委員會首位的汪精衞應該同意了這一策劃，進一步可以認為，負責孫中山遺囑製作全盤工作的汪精衞，在《蘇聯遺書》的製作上也是站在明確表明繼承孫中山路線的立場上來進行的。正如很多當事者所指出的，支持這一點的無疑是鮑羅廷（以及兼任其翻譯的陳友仁） ^{[16]  [45-46]  [26]  [27]}  。

孫中山（1866.11.12—1925.03.12），名孫文，字載之，號逸仙。中國近代民主主義革命的先行者，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創始人，三民主義的倡導者。首舉徹底反封建的旗幟，“起共和而終帝制”。1905年成立中國同盟會。1911年辛亥革命後被推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1940年，國民政府通令全國，尊稱其為“中華民國國父”。1925年59歲 1月26日，病勢加重，入北京協和醫院手術，確診為肝癌。2月24日，病危，口授遺囑、《致蘇聯遺書》。3月11日，在《遺囑》及《遺書》上簽字。3月12日，病逝。遺言“和平、奮鬥、救中國”。1929年6月1日，根據其生前遺願，將陵墓永久遷葬於南京紫金山中山陵。 ^[47] 

1925年3月11日，中華民國的締造者孫中山，即將行至他人生的終點。已屆彌留之際的孫中山在病榻上籤署了他生命中最後的文件----《國事遺囑》、《家事遺囑》和《致蘇俄遺書》，對其革命理想和事業進行了最後的概括和囑託。三份遺囑中，篇幅最長，也最能體現其反帝思想和聯俄外交政策的，當屬《致蘇俄遺書》一篇。

1924年10月23日，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隨即電邀正在廣東主持國民革命的中國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入京，共襄國是。為了促進國家的和平統一，孫中山不顧險惡的政治環境和日漸沉重的病勢，毅然決定北上。1924年11月13日，孫中山在宋慶齡等人的陪同下從廣州啓程。臨行前，孫中山發表《北上宣言》，主張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並召集國民會議。12月31日，孫中山一行抵京。此時北方政局已發生變化，馮玉祥被段祺瑞聯合奉系張作霖排擠出京。為了與孫中山召開“國民會議”的主張相抗衡，段祺瑞打出召開“善後會議”的幌子，實則要重新瓜分政治利益，維護軍閥和列強的統治。在這種情況下，孫中山立場鮮明地抵制“善後會議”，與反動軍閥進行了針鋒相對的不懈鬥爭。

不幸的是，由於長期超負荷的工作，加之北上旅途勞頓，孫中山的病情日益加重。1925年1月，孫中山入北京協和醫院治療，被診斷為肝癌晚期（實為膽管腺癌擴散到肝臟），手術及放療均無效果，病勢已屆危殆。延至3月11日，孫中山自知不起，遂在早已由汪精衞等人擬好的《國事遺囑》、《家事遺囑》上簽字，之後又簽發了《致蘇俄遺書》。次日上午，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與世長辭。而這份《致蘇俄遺書》也成了他留給世人的最後一份文獻。

《致蘇俄遺書》原件為英文。據考證，系由孫中山的英文秘書陳友仁與蘇聯顧問鮑羅廷起草，最後經孫中山認可並親筆簽名。在《遺書》中，孫中山首先高度評價了蘇俄（1922年12月30日，蘇俄改稱蘇聯，當時國內多沿用蘇俄稱謂）革命的偉大意義和成就。他稱蘇俄為“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此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是不朽的列寧遺與被壓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遺產。帝國主義下的難民，將藉此以保衞其自由，從以古代奴役戰爭偏私為基礎之國際制度中謀解放。”

從這樣高度的評價中，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出孫中山堅定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立場，以及與蘇聯合作、向蘇聯學習的態度。作為堅定的資產階級革命家，孫中山畢生致力於建立自由、獨立、民主、富強的新中國。然而，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王朝，結束了數千年的封建帝制，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環境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道路只能是鏡花水月般的空想。革命者嘔心瀝血、肝腦塗地創建起的中華民國，先被袁世凱篡奪顛覆，後又被軍閥混戰摧殘得千瘡百孔。而軍閥政治背後帝國主義列強得寸進尺、步步緊逼的侵略，更讓中華民族的生存岌岌可危。

面對這種局面，孫中山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但卻屢興屢僕，迭遭挫折。他曾寄希望於某些軍閥的覺悟與援助，以打倒另一派軍閥，卻只換來了自利、虛偽和背叛。1918年護法戰爭中，身為護法軍政府大元帥的孫中山被滇桂軍閥排擠，被迫辭職，導致護法失敗。1922年，正當孫中山擔任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籌劃北伐之時，廣東軍閥陳炯明又發動叛變，炮擊總統府，迫使孫中山避難中山艦，隨後化裝離粵，避居上海。孫中山也曾寄希望於列強各國的支援，甚至不惜承認列強在華利益以換取承認和支持，但他得到的也只有輕視和拒絕。帝國主義只會尋找在華利益代理人，不可能容忍中國實現國家富強和民族獨立。

一次次的挫折失敗，迫使孫中山反思自己的革命理論和政策。正當他陷於痛苦與彷徨之時，1917年俄國爆發了十月革命。俄國共產黨領導無產階級勞苦大眾，推翻了沙皇政府，推翻了舊的剝削制度，建立了以工農為主體的蘇維埃政權。隨後又成功擊退了帝國主義國家的干涉和入侵，維護了政權的鞏固和國家的獨立。俄國革命的成功，使孫中山的思路豁然開朗。他意識到，只有打倒並消滅軍閥及其背後的帝國主義勢力，中國的國民革命才可能成功。而也只有蘇俄的革命道路和經驗可供中國學習借鑑，革命的蘇俄才能為中國革命提供指導和援助。上世紀20年代初，孫中山開始和蘇俄、共產國際代表接觸，雙方關係迅速發展。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也開始相互瞭解，走向合作。1923年，在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孫中山改組國民黨。1924年1月，孫中山在廣州主持召開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對原有的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重新加以解釋，正式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國民黨一大的召開，標誌着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形成，以及聯俄政策的最後確立。此後，蘇聯和共產國際向孫中山主持的廣東革命政權提供了多方面的援助，包括派駐顧問、指導黨務、發展軍事，以及直接的物質支援等。而孫中山領導下的國民黨，也充滿熱情和敬意地向蘇聯學習，“以俄為師”。經過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協助，國民黨的組織、宣傳能力顯著提升，軍事實力迅速增強，很快開始平定兩廣地區的反革命勢力，並準備北伐，從而充分證明了孫中山三大政策的正確。

此後直到逝世，孫中山都堅定地實行三大政策，全力推進國民革命。《致蘇俄遺書》正是這一思想的最後宣言。在《遺書》中，孫中山再一次明確重申了中國國民黨的革命任務是“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他囑咐國民黨人和革命同志要繼續“進行民族革命運動之工作，俾中國可免帝國主義加諸中國的半殖民地狀況之羈縛”，並要求國民黨與蘇聯繼續“提攜”，“合力共作”，努力奮鬥救中國，奪取國民革命的最後勝利。最後，《遺書》滿懷深情與希望地寫道：“親愛的同志，當此與你們訣別之際，我願表示我熱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將破曉，斯時蘇聯以良友及盟國而歡迎強盛獨立之中國，兩國在爭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攜手並進，以取得勝利。”

令人扼腕的是，孫中山在《遺書》中的諄諄教誨和殷切期盼並沒能馬上實現。對於聯俄政策，國民黨內一直存在分歧。甚至因為國民黨右派的阻撓，使《致蘇俄遺書》未能與另兩份遺囑同時見報公佈，而是3月14日在蘇聯的《真理報》上首先發表，3月28日才在杭州《嚮導週報》上發表了中文本。1927年國民黨右派發動反革命政變，公然背叛革命，孫中山的革命理想和事業再化泡影。中國人民繼續揹負“三座大山”的重壓，飽嘗苦難，中蘇關係也轉成相互敵視。但歷史的發展不可能掩蓋孫中山對中國革命道路的遠見，中國共產黨人繼承了革命先行者的遺志，高舉起反帝反封建的大旗，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革命的勝利，建成了新中國，最終使中山精神得以發揚光大，千古長存。 ^[7] 

國民黨方面之所以對《蘇聯遺書》的公佈不太積極，可以認為有以下幾個理由。其一是形式的理由，即本來是寫給他國領導者的書信。其二是政治理由。因為《蘇聯遺書》帶有極濃的左派色彩，或者説極強的親蘇色彩，其公佈受到了對這一路線持不同意見的右派的制約。這兩個理由，從這封文書的性質來看都是妥當的。若再添加一個理由的話，就是《蘇聯遺書》在製作程序上帶有某種玩弄權術的色彩―因此《蘇聯遺書》的存在當初只有黨內極少數人知道―與這一點也不是沒有關係的。中共 3 月15 日向國民黨發出的弔唁公文中只言及了《國事遺囑》，關於《蘇聯遺書》及其存在沒有言及（《中國共產黨致唁中國國民黨（3 月15 日）》《嚮導》第107 期，1925 年3 月），這表明當初《蘇聯遺書》只為國民黨內部極少數人所知。

之所以這樣説是因為在當時的國民黨中，《國事遺囑》比《蘇聯遺書》具有更大的意義，因此其製作、公開的程序比《蘇聯遺書》更為慎重。即便如此，公開後馬上受到猜疑，出現了指責其手續不備的“捏造説”和“改篡説”。汪精衞等國民黨首腦預見了孫中山的話語對將來具有的意義，並盡最大的努力提高其權威性。但是，他們把領袖的話語作為一成不變的“遺教”來維護，這種護教的姿勢相反地導致了頑固的《遺囑》“捏造説”和“改篡説”的出現。 ^[48] 

當時國共兩黨以及國民黨內部圍繞着政治路線的繼承進行了激烈的主導權的爭奪。並且，在後世圍繞着中國革命正統繼承者的問題也引發了關於孫中山形象問題的激烈爭論。與國共合作時期的很多事件一樣，孫中山的死以及他的遺書也是與當時以及後世國共兩黨的爭奪緊密結合的一個高度的政治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