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蘭畦

民國時期，被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授予將軍軍銜的女性只有7位，她們是中將宋美齡、奇俊峯、巴雲英，少將胡蘭畦、謝冰瑩、額仁慶達賴、姜毅英。其中的胡蘭畦少將是位大美女，她曾以時尚俏女郎登上過《良友》畫報的封面。胡蘭畦的經歷頗為傳奇，坐過納粹德國的監獄，寫出了有影響的著作《在德國女牢中》。她作為中國作家代表出席過蘇聯第一次作家代表大會，蘇聯大文豪高爾基贊其“是一個真正的人”。高爾基因病去世後，胡蘭畦被選入了高爾基治喪委員會，曾為高爾基執紼。她還是茅盾小説《虹》中所描寫的成都“五四運動”以來一位新女性“梅女士”的原型人物。她還和陳毅曾山盟海誓：互等三年，若三年後都還未婚，則結為連理。後來由於種種原因，兩人最終沒能走到一起。

1901年6月22日，胡蘭畦出身在四川省成都北門內醬園公館街，祖上為明朝開國功臣胡大海，父親胡卿雲為袍哥舵爺 ^[5]  。一直從事反清復明的活動。其母也頗有文化，胡蘭畦記事時，母親就教她背誦諸葛亮的《出師表》、岳飛的《滿江紅》、文天祥的《正氣歌》等傳統名篇，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

這樣的家族傳統，讓胡蘭畦從小與別人家的女孩子不一樣。1920年（民國九年）冬，胡蘭畦從成都毓秀女子師範學校畢業。經父母安排，她嫁給了經商的表哥楊固之。兩人志趣相差太遠，她常常有“燕雀安知鴻鵠之志”的遺憾，婚後不久便從成都逃到川南巴縣女學當了一名教員，自己開始獨立謀生。1923年，經過親友的證明，胡蘭畦和楊固之離婚。

四川軍閥楊森，見到胡蘭畦後，被她的才貌所驚豔，視她為“紅顏知己”。楊森的四姨太田衡秋，與胡蘭畦為同學。楊森讓他的四太太田衡秋代他向胡蘭畦求過婚，被她拒絕。

作家茅盾聽女友秦德君轉述此事後，就寫出了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説《虹》，書中嬌美而剛毅的女主人公梅行素，便是以胡蘭畦為原型的。書中關於梅行素有這樣的敍述：“在過去四年中，她驟然成為惹人注意的“名的暴發户”，川南川西知有“梅小姐”，她是不平凡的女兒，她是虹一樣的人物，然而她始願何嘗及此，又何嘗樂於如此，她只是因時制變地用戰士的精神往前衝！她的特性是‘往前衝！’” ^[4] 

不久，胡蘭畦又考入川南師範學校讀書，教務長是中國共產黨早期著名領導人惲代英。1922年5月4日，胡蘭畦加入惲代英在瀘州組織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受進步思想的影響，1923年，胡蘭畦還與辛亥革命以來另一位傳奇女性杜黃一道發起組織了四川婦女聯合會，並先後參與籌備川南女界聯合會、成都婦女公會等活動。1924年，胡蘭畦作為四川女界代表，赴上海蔘加全國學聯第六屆代表大會。

1922年，從法國勤工儉學回來的陳毅擔任了重慶《新蜀報》的主筆。在這個為中國共產黨工作同時又可以施展自己文學才華的平台上，陳毅寫出了思想激進的大量詩文，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抨擊時政，激濁揚清，在四川知識界特別是青年學生中產生了廣泛的積極影響。胡蘭畦就是受陳毅文章鼓舞的青年中的一個。她直接到報館尋找陳毅，成為摯友。

1925年3月，經人介紹，胡蘭畦和川軍青年軍官、川軍第三師政治部副主任陳夢雲結婚。1926年春，胡蘭畦和陳夢雲奔赴當時的革命中心廣州。在廣州，胡蘭畦結識了周恩來、李富春等中共代表人物，也結識了中國國民黨左派領袖、孫中山的親密助手廖仲愷的夫人何香凝女士。何香凝與宋慶齡對胡蘭畦的一生有重大影響，稱得上是她的引路人和保護神。

1926年秋，在北伐戰爭高潮中，胡蘭畦離開以何香凝為部長的中央婦女部，前往北伐戰爭前線。此時，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在武漢和全國各省陸續招生，並籌建“女兵隊”，胡蘭畦準備報考。陳夢雲對於胡蘭畦報考軍校非常不滿，竭力阻攔。但是胡蘭畦投考的決心非常堅決，陳夢雲無可奈何，只得同意。儘管黃埔軍校女學員的淘汰率是15：1，但她還是脱穎而出，成為首批231名女兵中的一員，與遊曦、趙一曼、胡筠被譽為黃埔軍校“四大女傑” ^[2]  。

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的前身就是原來在廣州的黃埔軍校。此時，中國國民黨中央撤消了蔣介石的校長職務，改校長製為委員制，校務委員有中國國民黨方面的鄧演達、譚延闓、顧孟餘、徐謙，中國共產黨方面的惲代英等5人，以鄧、譚、惲3人為常委。由於國民黨的常委不願管學校的實際工作，校務實際上由惲代英政治總教官負總責。據聶榮臻1980年9月回憶：在共產黨內，陳毅到任後由惲代英、施存統、陳毅組成校黨委，陳毅任書記。但是陳毅的黨內身份要隱蔽，他的公開職務是校政治部的准尉文書。

在中央軍校期間，胡蘭畦見到了好友陳毅。1927年4月的一天，陳毅約胡蘭畦到武漢黃鶴樓的一個飯館吃飯。席間，陳毅問：“你到軍校有幾個月了，入黨了嗎？”胡蘭畦回答説：“還沒有。我向黨組織申請過，但是李淑寧（即趙一曼）讓我與陳夢雲離婚，與他切斷經濟聯繫。但我曾對陳夢雲説過，只要他永遠革命，我就永遠不和他分離。現在，我怎麼能無緣無故與他離婚呢？”陳夢雲是舊軍閥的軍官，當時對與舊軍閥有聯繫的人，中共黨組織接納時是很謹慎的。對此，陳毅表示理解。他後來曾為胡蘭畦入黨的事情找過女生隊黨小組負責人李淑寧，也沒解決了胡蘭畦的入黨問題。

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以後，汪精衞也蠢蠢欲動，悍然解散了武漢中央軍校。在中共黨組織的爭取下，武漢中央軍校被改編為張發奎第二方面軍的教導團。1927年7月20日，黃埔軍校第六期學生提前畢業。許多女兵在嚴峻的形勢下，開始為革命的前途擔憂，也為自己何去何從擔心。謝冰瑩回憶，“每人發10塊錢的遣散費，被命令趕快做新衣服，因為軍裝不能再穿了……明天！唉，想不到我們所期待着實現的明天，竟是埋葬我們的地獄！回到封建的家庭去，有誰願意呢？”她們掙扎出來，一年前她們棄之如敝履的舊家庭，如今也不再是容納她們的安樂窩。因此，落魄的她們整個晚上都在操場上大叫、唱歌、演説，鬧到了天明。 ^[5] 

8月1日是教導團奉命東征討伐蔣介石、準備開拔的前一天，陳毅特地從武昌到漢口，向陳夢雲、胡蘭畦及範英士等辭行。胡蘭畦知道陳毅會來，已經準備了酒菜，包括陳毅愛吃的回鍋肉，為他餞行，還請了範英士，一起再聚聚。

在筵席上，四個朋友無話不談，但談得最多還是政局。陳夢雲問陳毅：“張發奎會同你們合作幹下去嗎？”陳毅表示：“有可能，要爭取，可是不一定。即使張發奎不幹，我們也要幹下去。” 範英士帶着一絲疑慮問陳毅：“你們單獨幹能成功嗎？”陳毅信心很足：“接受了教訓，會成功。”一直靜靜地傾聽的胡蘭畦問陳毅：“什麼教訓？”陳毅説：“教訓就是我們的領導者不敢、也不懂得把中國革命、革命的武裝鬥爭的領導權掌握起來。以後，要麼不幹，要幹，就要有自己的槍桿子！”胡蘭畦笑着説：“當現代的李自成、張獻忠？”胡蘭畦後來一直記着陳毅的話：“以前清朝政府罵孫中山是土匪，現在國民黨又罵我們是土匪。好，我偏要去當這個‘土匪’！”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胡蘭畦代理漢口市特別黨部婦女部長和武漢總工會女工運動委員會主任，同時兼任湘鄂贛婦女運動指導委員。1929年，她被蔣介石親自點名驅逐出江西省。

同年，胡蘭畦以江西省救濟院孤兒所兼婦女教養所主任的名義，赴歐洲考察社會救濟事業。1930年，胡蘭畦抵達德國後，與何香凝、廖承志母子倆共居一所。同年，經成仿吾介紹，胡蘭畦加入中國共產黨，被編入德國共產黨中國語言組。不久，宋慶齡來到德國，通過何香凝，胡蘭畦認識了宋慶齡。當宋慶齡知道胡蘭畦經濟困難時，就每週買一些雞鴨魚肉做一頓中國飯來犒勞她，讓胡蘭畦非常感激。

1931年7月，宋慶齡的母親逝世，她要回國奔喪，要胡蘭畦陪她一起回國。宋慶齡對胡蘭畦説：如果你願意在國內工作，我幫你解決；如果要繼續在國外求學，我負責資助你再到德國來。胡蘭畦把這些情況告訴了組織。經組織批准，胡蘭畦隨宋慶齡一道回國。

同年10月，宋慶齡通過美國進步記者史沫特萊和陳翰笙的幫助，送胡蘭畦再度赴德繼續學習。當時，德國的法西斯勢力猖獗，日本已強佔了中國東北三省。為了團結更多的留學生抗日救亡，旅德華僑和留學生成立了黨的外圍組織“旅德華僑反帝同盟”，胡蘭畦任主席，成員有王炳南、江隆基、程琪英、劉思慕等人。

當時在德國的中國留學生大部分受國民政府駐德大使館控制，他們力圖把抗日救國納入擁蔣反共的軌道。其中的共產黨成員，受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王明、康生等人的影響，對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意義理解不夠，以極左的宗派情緒對待宋慶齡、何香凝等國民黨左派領袖，散佈流言蜚語。他們把宋慶齡和十九路軍將領都看成是“中間派”——而所有“中間派”都是最危險的，因為他們表現進步，最具“欺騙性”。有一段時期，他們禁止共產黨員同宋慶齡及馮玉祥等反蔣將領有任何接觸。

在這種背景下，陪同宋慶齡回國奔母喪的胡蘭畦在再返回柏林時，被德共中國語言組柏林小組開除黨籍。若干年後在複查時才知道，當時胡蘭畦被誣控了多項罪名，其中主要一條就是她護送“國民黨大官”（指宋慶齡）回國，儘管她的擔負這一任務事先是經黨組織同意的。

胡蘭畦上訴到共產國際。德共中央受共產國際的委託，派議會黨團負責人奧·託堡調查解決，在託堡和閔岑貝格的幫助下，德共為胡蘭畦恢復了黨籍。胡蘭畦在回憶錄中説：“某些同志表面上也沒有異議，但內心卻並不願意照着執行。果然，會議結束後，他們仍沒有立即將黨證發還給我，也沒有再通知我開過會。”此後，胡蘭畦沒有黨證，在回國後也沒有能夠接上組織關係，一直以民主人士身份活動。

1932年12月，根據德國共產黨的決定，胡蘭畦在柏林體育館舉行的反法西斯大會上發言，控訴日本侵華罪行。會後，德國警察逮捕了她，並被宣佈“驅逐出境”。有德國議員的擔保，才使得她能夠繼續留在德國。1933年春，希特勒上台，大批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被捕。胡蘭畦同德共中央機關報《紅旗日報》的工作人員費慈·新田合作，印發傳單，因而再次被捕，關入女牢。宋慶齡和魯迅等人以“民權保障大同盟”的名義，向德國駐上海領事館提出抗議。3個月後，胡蘭畦獲釋。由於瑪麗亞·愛塞和克拉拉·蔡特金以議員身份出面擔保，胡蘭畦得以暫留德國。 ^[5] 

不久，胡蘭畦再度被驅逐出境，來得法國。在到法國前，德共中國語言組在轉組織關係時並沒有説明胡蘭畦是共產黨員，而只是介紹她是反帝同盟的盟員，並特別説明：“胡蘭畦到法國來了，她的黨籍我們是不承認的，她是以女性活動得到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支持的。”法共中國語言組的同志知道了胡蘭畦的情況，都很同情她，但是他們也無能為力。

在巴黎住了幾個月後，胡蘭畦的經濟更加困難了。這時，胡蘭畦接到宋慶齡的來信，説將籌集2000元給她。胡蘭畦知道宋慶齡正在從事革命活動，需要錢的地方很多，不忍拖累她，便寫信辭謝了。迫於生計，胡蘭畦在巴黎一家猶太人辦的園藝學校半工半讀，她利用這段時間，寫出回憶錄片斷《在德國女牢中》，陸續在亨利·巴比塞主編的《世界報》上發表。胡蘭畦的文章以親身經歷揭露德國法西斯對進步人士和無辜羣眾的殘酷迫害，也記述了來自社會各階層的女囚對法西斯的仇恨和機智、頑強的鬥爭，文章立即被譯成俄、英、德、西4種文字，在國際上引起了廣泛的注意和普遍讚揚。《在德國女牢中》的發表，使胡蘭畦的名聲傳遍了歐洲。路過巴黎的中國人，如鄒韜奮、張發奎、馮友蘭等人，都慕名前來看望胡蘭畦。 ^[8] 

不久，留蘇的中國學生肖三給胡蘭畦來信，説蘇聯準備召開第一次作家代表大會，將邀請她作為中國的作家列席會議。胡蘭畦聽到這個消息非常高興，因為會議是由高爾基主持的。1934年8月17日，蘇聯第一次作家代表會議在莫斯科召開，胡蘭畦應邀出席。

1934年8月26日，高爾基在莫斯科郊外的消夏別墅宴請作家代表和外賓。在晚宴上，高爾基把胡蘭畦安排坐在自己右邊第一個位置上。左邊第一人是莫斯科市蘇維埃主席莫洛托夫。高爾基強烈譴責了蔣介石，説：“讓我們大聲疾呼，譴責屠殺中國人民的劊子手和叛徒的罪惡。”高爾基指着胡蘭畦説：“這是一個真正的人。”高爾基講了胡蘭畦最近的遭遇，然後寫了一張紙條給在座的莫洛托夫説：“現在她不能回去，照顧她住一些時候。”高爾基講完話後，莫洛托夫、伏洛希羅夫、卡岡諾維奇等蘇聯黨和國家領導人都過來和胡蘭畦握手。翌日，在住房十分緊張的情況下，莫斯科市蘇維埃政府在普希金廣場附近給胡蘭畦分了一套住宅。

1935年3月，胡蘭畦受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王明、康生的派遣，前往香港從事抗日統戰工作。1936年初，香港人民革命同盟派陳銘樞去莫斯科與中國代表團會談，胡蘭畦等隨行。1936年6月18日，高爾基因病去世。作為高爾基生前特別欣賞和喜愛的中國女作家，胡蘭畦被選入高爾基治喪委員會。在舉行葬禮的那一天，斯大林、莫洛托夫、奧爾忠尼啓則、卡岡諾維奇抬着高爾基的靈柩，胡蘭畦和高爾基的兒子、兒媳一起手捧着他的遺物，為高爾基執紼。 ^[7] 

1936年7月，胡蘭畦回國來到上海。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日軍發動八一三事變，進攻上海。胡蘭畦自告奮勇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開辦的女工補習學校中招募女青年，成立了上海勞動婦女戰地服務團。1937年10月5日，胡蘭畦帶隊到淞滬會戰寶山、羅店前線，做戰地宣傳鼓動和戰地救護工作，在國民政府第18軍（軍長羅卓英）軍部及下屬第11師、14師、67師、98師防地服務。胡蘭畦組織隊員們發動羣眾，組成擔架隊、運輸隊，上前線救傷兵、運彈藥，還經常幫一些士兵寫家書，幫助老百姓在前沿陣地搶割水稻。她們根據戰場抗敵英雄的事蹟進行文藝創作，現場為官兵演出，還寫了很多通訊報道及戰地速寫等在報刊上刊登。

胡蘭畦在前線期間，還記述了很多基層官兵的英勇事蹟予以報道，其中以《神勇鬥士廖寶財》一篇最為生動。此文刊登於1938年1月11日在漢口出版的中共中央長江局主辦的《新華日報》創刊號第三版上。在胡蘭畦的筆下，一個活生生的英雄躍然紙上：

廖寶財對於升級、獎錢、照相的事情，雖然是高興，似乎這個事情遠不及他看見殺死一個敵人的快樂。在壕溝內他看見他的夥伴一槍打死一個敵人，他真是快樂，忘乎其形地高喊：“呵！好呀！又打死一個，哈哈！”他一面腳也在跳，手也在拍：“呵！好呀！又打死一個，哈哈哈！”

此文在當時引起強烈反響，併為後人留下了珍貴史料。從胡蘭畦的文章裏可以得知，抗戰勇士廖寶財是湖南人，所屬部隊是第18軍第11師。當時，師長彭善得知廖寶財消滅了5個日軍官兵後曾表彰並給他照相。此後，彭善率部參加寶山、羅店、瀏河一線的對日作戰，該師為國捐軀官兵甚多。在當時戰亂的年代，他給廖寶財照的相片恐怕也難以找到了 ^[1]  。

在淞滬抗戰中，每天都有一些英勇殺敵的動人故事。東林寺是敵我雙方爭奪的制高點，我方一個排守衞在這裏。在敵人的輪番進攻下，我方士兵大多傷亡，只剩下排長胡玉政和班長潘玉林兩個人了。最後敵人衝進廟裏來了，胡玉政的子彈也用完了。在這千鈞一髮之際，胡玉政抓起一把鐵鍬，對着一個敵軍官的腦袋，用力猛砍，敵軍官立即倒地。敵軍官一倒，其餘日寇嚇得回頭就跑。班長潘玉林從後邊連發幾槍，又打死了幾個敵兵。就這樣，他們又打退了敵人的又一次猛攻，堅守住了東林寺陣地。胡蘭畦將這個英勇殺敵的故事加工編寫成京劇《大戰東林寺》，在前線慰問演出，產生了很好的效果。她還和著名戰地記者範長江一道赴戰場實地採訪，合寫了《兩下店第一功》、《川軍與抗戰》、《川軍在前線》等優秀通訊，在當時產生重要影響。胡蘭畦組織隊員們發動羣眾，組成擔架隊、運輸隊，上前線救傷兵、運彈藥，還經常幫一些士兵寫家書，幫助老百姓在前沿陣地搶割水稻。

1937年11月，上海淪陷，服務團隨軍撤離上海，其後輾轉於8個省的抗日前線從事抗戰宣傳，極大地鼓舞了廣大的抗日將士們。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28日胡蘭畦到上海警察醫院迎接秦德君，並親自揹她出門，後送到一位醫生家中養傷。 ^[4] 

胡蘭畦也因愛慕陳毅的詩文與他相識，留下傳説種種，今天已經很難考證當時二人的“密友”關係究竟發展到何種地步。 ^[9] 

1937年，國共合作抗日，陳毅度過了“此頭須向國門懸”的最艱苦歲月，擔任新四軍領導。在南昌遇到了率領上海戰地服務團一路宣傳而來的團長胡蘭畦，二人徹夜傾訴思念，遂訂白首之盟。陳毅稟告父母，得到同意。然而組織上卻不同意，説二人倘若結婚，則胡的黨員身份就暴露了。二人只好痛哭而別，陳毅致信胡蘭畦説：“為了革命，我們就吃下這杯苦酒吧。假如我們三年內不能結合，就各人自由，互不干涉。”三年後，陳毅“自由”了，可胡蘭畦卻一杯苦酒喝了終生。她犧牲個人幸福，孤獨地戰鬥在隱蔽戰線上。不料卻因社會關係複雜，有時與國民黨特務來往，引起中共情報負責人潘漢年的懷疑。 ^[9] 

1938年初，服務團來到南昌。此時，項英、陳毅等新四軍領導人在南昌組建新四軍。中共黨組織決定在服務團中建立一個黨支部，原來的9個共青團員全部轉為共產黨員，支部由陳毅直接領導，不與地方黨發生關係。

1938年1月，時任中共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副書記的陳毅，為籌劃南方八省紅軍游擊隊到巖寺集結和新四軍軍部從南昌遷到巖寺事宜，提前率領作戰科長李志高、電台台長廖昌林、軍部機要員何鳳山等10餘人入駐黃山市屯溪。當年3月上旬，陳毅在屯溪接見了上海勞動婦女服務團胡蘭畦、李亞芬、張定堡、鄭惠珍、金敏玉等10多人，她們去武漢路過屯溪。陳毅得知她們來到，特地看望她們，並和她們談了有關鞏固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同抗日問題 ^[3]  。

自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胡蘭畦與陳毅已經有10年沒有見面了。久別重逢，喜悦之情難以言表。胡蘭畦講述了這些年的經歷，也提到了與陳夢雲離婚的情況。陳毅點頭説：“1927年李淑寧讓你與陳夢雲離婚，看來還是對的。分手以後，他雖然沒有出賣朋友，但是也未按照我們分手時所商量的路線去做，個人生活走的是資產階級的道路。”陳毅接着談到了服務團：“這個工作很有意義，你一定要好好幹下去。”

在離開新四軍後，胡蘭畦一直關注着陳毅的安危。1946年，胡蘭畦任貴州日報社社長。1947年6月，國民黨的報紙用觸目驚心的大幅標題刊登“陳毅陣亡”、“陳毅斃命”，還用大幅版面詳細描述“陳毅追悼會”的經過。胡蘭畦得知後十分傷感。後來她又接到陳毅父母來信詢問，便決心贍養二老，把成都東門外的一處果園、田地、房屋，全部給二老做養老之用。 1949年，上海解放，陳毅當了市長。胡蘭畦寫信要見他，接待她的卻是副市長潘漢年，這時，陳毅已兒女成羣了。

胡蘭畦老年時，還經常念起陳毅寫的一首白話詩：“小孩子，不要哭！跌倒了，爬起來再跑。” ^[5] 

為了解決胡蘭畦的黨籍問題，陳毅給鄧穎超和蔡暢寫了一封信。到達武漢後，鄧穎超把陳毅的信轉給了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王明。王明很快召見了胡蘭畦。王明説：“陳毅的信我看了，我們研究了一下，決定讓你繼續在外面活動，不要發生橫的聯繫，以後就與我直接聯繫。”胡蘭畦問自己的黨籍問題怎麼解決？王明説：“中國黨沒有發黨證，你的黨關係就是與我直線聯繫。”終於接上了共產黨的關係，這讓胡蘭畦很高興。但是後來隨着王明受到批判，胡蘭畦的黨籍問題還是沒有解決。

1939年夏，胡蘭畦來到陪都重慶。蔣介石任命她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戰地黨政委員會少將指導員，並派她到第三、六、九戰區工作。胡蘭畦利用國民黨少將這個特殊身份，為共產黨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1949年初，胡蘭畦隻身穿越火線，完成策動河南省主席張軫起義的任務。 ^[5] 

解放後，她被安排到北京工業學院從事後勤工作，命運多舛的她，成了歷次政治運動的犧牲品，其經歷充滿了鬧劇意味的荒誕與無奈:“三反”、“五反”時，她是“貪污分子”；她不認識胡風，“反胡風集團”時，她又被打成“胡風分子”；“反右”鬥爭中則被打成右派，下放農村勞動改造。可謂受盡了冤屈。1978年平反後，胡蘭畦重新入黨，併成為全國政協委員。晚年在鄧小平支持下，儘自己的所能，為老年事業做了許多貢獻。

1994年12月13日，胡蘭畦在成都逝世，享年93歲。胡蘭畦革命的一生歷經坎坷，在感情方面是個悲劇，正如她自己在回憶錄裏所説：“這輩子只知道趕着時代大潮走，在浪尖上奔呀、跑呀。有時被礁石碰得頭破血流，也只能獨自舔着流血的傷口。”袁繼成對她評價説：“作為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女生隊中思想最活躍，經歷最豐富女兵，同時也是譭譽交加、沉浮不定、受盡坎坷和磨難最多的巾幗英雄。” ^[5] 

《你應該知道胡蘭畦》

◎劉心武

1957年初冬，我十五歲那年，忽然有位婦女出現在我家小廚房門外。那時候我家住在北京錢糧衚衕海關宿舍裏。走進小廚房的那位婦女，穿着陳舊的衣衫，戴着一頂那個時代流行的八角帽（帽頂有八處折角，帶帽檐），她臉上儘管有明顯的皺紋，但眼睛很大很亮。顯然，這位婦女是來我家做客，我就朝廚房裏大喊一聲：“媽！有客來！”媽媽聞聲提着鍋鏟出得廚房，一見那婦女，似乎有些意外，但很快露出真誠的微笑，媽媽忙把她引進正屋，我就自管自跑開去找小朋友玩去了。

我玩到天擦黑才回到家裏，那時爸爸下班回來了，那位婦女還沒有走，爸爸媽媽留她吃晚飯，這時媽媽才讓我喚她“胡娘娘”。

就在胡娘娘來過後的一個星期天，媽媽責備我到處撂下書報雜誌，我懶洋洋地應對，媽媽就親自清理牀上的書，其中一本是長篇小説《福瑪·高爾捷耶夫》，媽媽正看那封面，我一把搶過去：“正經好書！高爾基寫的！”媽媽就説：“啊，高爾基，那胡娘娘當年很熟的呀！”我撇嘴：“我説的是蘇聯大文豪高爾基啊！你莫弄錯啊！”媽媽很肯定，“當然是那個高爾基，他常請胡娘娘去他家講談文學的啊！”我發懵，這怎麼可能呢？媽媽又拿起一本法國作家巴比塞的《火線下》，説：“啊，巴比塞，胡娘娘跟他就更熟了啊。”我大喊：“天方夜譚！”

胡娘娘沒有再到我家來。我沒有故意偷聽，但偶爾爸爸媽媽的竊竊私語，還是會傳進我的耳朵。關於胡娘娘，大體而言，是劃成“右派分子”，送到什麼地方勞動改造去了。媽媽説：“那陳毅怎麼就不出來為她説句話呢？”爸爸就嘆氣：“難啊！”

1983年，爸爸已經去世五年，媽媽住到我北京的寓所，我忽然想起了胡娘娘，問媽媽，她跟我細説端詳。胡娘娘名胡蘭畦，她雖有過一次婚姻，但遇上了陳毅，兩個人沉入愛河，他們山盟海誓；在時代大潮中分別後，互等三年，若三年後都還未婚，則結為連理。

胡蘭畦生於1901年，1925年大革命時期，活躍在廣州。後來國民黨分裂，胡蘭畦追隨國民黨左派何香凝，何香凝讓兒子廖承志先期去了德國，胡蘭畦不久也去了德國，並在那裏由廖承志介紹加入了德國共產黨，組成了一個“中國支部”，積極投入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1933年德國納粹黨上台，瘋狂打擊共產主義分子，廖承志和胡蘭畦先後被逮捕入獄。那一年何香凝去了法國，併到德國將廖承志營救出獄，何先生與廖承志回到巴黎以後，就和我姑媽劉天素住在一起，我姑媽劉天素到法國留學，也是何先生安排的。不久入獄三個月的胡蘭畦也被營救出獄，流亡到了巴黎，在那裏寫出了《在德國女牢中》。這部作品先在法國著名作家巴比塞主編的《世界報》上以法文連載，很快又出版了單行本，並被翻譯成了俄、英、德、西班牙文。這雖然是部紀實性的作品，但有文學性，那時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密切關注德國納粹的動向，這部作品也恰好碰到閲讀熱點上。

於是，1934年蘇聯召開第一次全蘇作家大會，就向寓居巴黎的胡蘭畦發出邀請，她也就以唯一的“著名中國作家”身份參加了那次盛會。那一年她33歲，端莊美麗，落落大方，成為會上一大亮點。那次大會選舉高爾基為第一任作協主席，他對胡蘭畦非常欣賞，除了大會活動中主動與胡交談，還多次邀請胡到他城外別墅做客。一次高爾基大聲向其他客人這樣介紹胡蘭畦：“她是一個真正的人！”因為作為共產主義作家，西歐對胡限制入境，蘇聯政府就為她在莫斯科安排了獨立單元住房，説“養起來”都不足以概括對其的禮遇，實際上簡直是供了起來。1936年高爾基去世，斯大林親自主持了高爾基的喪事。出殯時，斯大林親自參與抬棺，那時有多少人出於崇拜也好虛榮也好，都希望能成為棺木左右執紼人之一，但名額有限，最後的名單由政治局，實際上也就是由斯大林親自圈定，而“來自中國的著名女作家胡蘭畦”被欽定為執紼人之一。

1936年底胡蘭畦回到中國。1937年到1949年這十二年裏，她的活動讓我這個後輩實在搞不懂。國共聯合抗日，她公開身份是在國民黨一邊，作為戰地服務團團長，蔣介石給她授了少將軍銜，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個女將軍。她為共產黨暗中做了許多策反一類的事情，但她的共產黨員資格卻被地下組織輕率取締，這期間她與陳毅有幾次遇合，愛得死去活來，但盟誓三年之後他們失卻聯繫，陳毅最後與張茜締結良緣，並攜手穿越歷史風雨白頭偕老。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應該也是胡蘭畦此前奮力追求的一個勝利果實，但她的身份卻變得格外尷尬。上海解放後，陳毅擔任第一屆市長，她順理成章地寫信到市政府請求會面，很快有了迴音，約她去談，但出面的不是陳毅而是副市長潘漢年。潘漢年多年來擔任共產黨諜報機關負責人，卻並未將胡蘭畦納入過他的體系，他告訴胡蘭畦，陳毅已娶妻生子，“你不要再來干擾他”，胡蘭畦只好悻悻離去。

1950年以後胡蘭畦在北京工業學院找到一份工作，不是擔任教職，只是一個總務處的職員。那時候北京工業學院在皇城根原中法大學的舊址，離我家所住的錢糧衚衕很近。

那時從爸爸媽媽的竊竊私語裏，我就知道，胡娘娘“日子難過”，三反五反運動裏，她因管理大學食堂伙食，在並無證據的情況下被定為“老虎”（貪污犯），關過黑屋子。“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時，她又被定成“胡風集團分子”，其實她根本不認識胡風。她倒是與遠比胡風著名的國際大作家有交往，蘇聯的那些不説了，像德國的安娜·西格斯（其《第七個十字架》、《死者青春常在》等長篇小説在新中國成立後翻譯過來風靡一時。）就是她的密友，那可是堅定的左派啊，可誰聽得進她那些“離奇”的辯護呢？她的國民黨將軍頭銜雖然是在國共合作時期獲得的，但“肅反運動”一起，她不算“歷史反革命”誰算？到了“反右運動”，像她那樣的“貨色”，有沒有言論都不重要了，不把她率先划進去劃誰？她實在是比熱鍋上的螞蟻還難熬啊！她到我家來，連我那麼個少年都看穿了，除了享受温情，實際上也是來借錢的，在那個革命浪潮湧動的年代，像我爸爸媽媽那樣還能接待她的人士，實在已經屬鳳毛麟角。

胡蘭畦命途多舛，但胡蘭畦壽數堪羨，她熬過了淪落歲月，活到了改革開放時期，得到平反，恢復黨籍，1994年因病去世，終年93歲。她在復出以後寫出了《胡蘭畦回憶錄》，但到1997年才正式出版。你應該知道，中國曾有過這樣一位女作家。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