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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格尼絲·史沫特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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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格尼絲·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1892年2月23日 [10]  一1950),美國著名記者、作家和社會活動家,中國人民忠實的朋友。
1928年底以德國《法蘭克福日報》特派記者的身份來到中國。 [2]  曾協助宋慶齡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參加中國進步文化運動,併為外國報刊撰寫關於中國革命的報道。 [7]  1937年到延安,訪問中共領導人。 [1]  抗戰爆發後動員組織外國醫生到抗日根據地工作。1938年以英國《曼徹斯特衞報》記者身份,隨八路軍、新四軍轉戰各地,寫了許多著名的戰地通訊,報道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 [7] 
1941年因受國民黨特務的監視,加之患病,回到美國。繼續從事以中國為內容的寫作和講演,支援中國革命。1949年秋,在麥卡錫主義迫害下流亡英國。1950年5月6日因胃潰瘍手術逝世。根據其遺囑,骨灰被運回中國,安葬於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主要著作有自傳體小説《大地的女兒》及《中國人民的命運》《中國紅軍在前進》《中國在反攻》《中國的戰歌》等。 [1]  [7]  (概述圖:史沫特萊在聖地亞哥師範學院,攝於1914年10月 [3] 
中文名
艾格尼絲·史沫特萊
外文名
Agnes Smedley
國    籍
美國
出生日期
1892年2月23日 [10] 
逝世日期
1950年5月6日
職    業
記者
出生地
美國密蘇里州奧斯古德鎮
性    別

艾格尼絲·史沫特萊人物生平

艾格尼絲·史沫特萊早年經歷

根據艾格尼絲·史沫特萊1928年所寫的自傳《大地的女兒》和留下來的早期資料,她在二十歲前長期生活在一個“多半是粗躁的聲音、狂暴的吵鬧、哭泣、凱餓、貧窮”的嚴酷環境下。她於1892年2月23日出生在美國密蘇里州奧斯古德(OsgoodMissouri)鄉村地區的一個小農場營地裏。她的父親查爾斯·史沫特萊和母親莎拉·莉迪亞曾是當地的鄰居,兩人私奔後在附近的小鎮結婚。在史沫特萊12歲之前,她和她的父母還有四個兄弟姐妹大部分時間生活在一個極為擁擠簡陋、只有兩間居室的小木屋裏。父母主要靠給別人幫工和打零工勉強維持一家人的生活。 [3] 
在1908至1910年間,史沫特萊曾幸運地通過教師考試,在新墨西哥州的拉頓和周圍的小學教書。可惜好景不長,年僅42歲的母親莉迪亞由於長期營養不良和嚴重的肺結核疾病突然病危,她不得不因此辭職回到家中。後來史沫特萊也嘗試過秘書和雜誌推銷員的工作來掙扎着生存,可是在經歷了一系列男性的非禮後,她在絕望中寫信給她的好朋友大個子巴克(Big Buck)求助。大個子巴克很快回了信,為她提供了及時幫助,瞭解到她對讀書和回到學校的渴望後,當即慷慨資助了她6個月的學費,使她在1911年得以來到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前身,即坦佩師範學院學習。這個人西部俠客式的拔刀相助無疑促成了史沫特萊一生中的重大人生轉折,也使她與亞大由此結下了不解之緣。 [3] 

艾格尼絲·史沫特萊求學時期

雖然史沫特萊從1911年9月到1912年5月這段在坦佩的日子並不是太長,但這絕對是她生命中充滿快樂、思考和激情的一段歲月。亞大檔案館史沫特萊收藏集裏包括了許多反映當時美國西部和她在學校學習生活的圖片。史沫特萊在這些日子裏,除了學校的課程與實驗,她還積極參與學校的許多俱樂部活動,受到同學們的熱烈歡迎。作為一個文學和辯論的愛好者,她是學校至美至善文學社(Kalakagathea Literary Society)的成員之一,並且成為學校霍勒斯·格里利俱樂部(Horace Greeley Club)的創建人。霍勒斯不僅是美國著名的政治改革家,也是劃時代的報業人,是全美第一家全國性報紙《紐約論壇報》(New York Tribune)的創辦者和編輯。與此同時,史沫特萊在新聞及撰稿方面過人的天賦還幫助她先後成為了學校週刊《師範學生》編輯部的明星撰稿人和首席記者,並於1912年5月29日被大家推選為主編。 [3] 
這時期她撰寫的文章有《塔斯科薩》《雜誌代理商》《情人節》以及反對對印第安人和中國人存在種族偏見的《羅曼史》和《黃種人》等。這些成就對一個入學不久且只有旁聽生資格的二十歲女孩來説,無疑是個巨大的肯定與鼓舞。而這些在坦佩師範學院的寶貴經歷無疑對她今後成為一位蜚聲國際的左派作家和記者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也幫助我們更加了解她對自己日後職業生涯的重要選擇。因為經濟上的困窘,史沫特萊被迫中斷了她在坦佩的學業。但她在第一任丈夫厄內斯特·布倫丁的資助下,到加利福尼亞的聖地亞哥師範學院完成了學業。在那裏,她在新聞和寫作方面的才華再一次得到展露,她幫助創辦了學校的週報《師範消息》。 [3] 

艾格尼絲·史沫特萊來華經歷

史沫特萊與中國和中國革命長達二十年的不解之緣始於1928年年末。她當時途經蘇聯與中國東北交界處來到中國,身份是德國《法蘭克福報》特派記者。儘管在來之前,史沫特萊已經做好了一定的精神準備,可是在親眼目睹了慘不忍睹的社會黑暗現狀後,初次踏上中國土地的史沫特萊在精神上仍受到了不可思議的震撼和衝擊。從這時開始,她就產生了用自己的聲音和寫作為中國貧苦人民及其革命來吶喊支持的願望。 [3] 
自從1929年到達上海後,史沫特萊在其後的五年中和這個國際化大都市裏很多著名的中國知識分子都有過深度交往,尤其是傾向社會革命的左翼作家。通過和茅盾的交往,史沫特萊在1929年底認識了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和中心人物魯迅,那時她正好到中國整整一年,對中國有了更具體深刻的認識。魯迅和史沫特萊成為終身的摯友。1931年左翼作家聯盟包括胡也頻在內的五位重要成員遭到國民黨當局的殘忍殺害,史沫特萊冒着巨大風險幫助胡也頻的妻子,即著名女作家丁玲暗中逃出上海。另一個和史沫特萊有着重要聯繫的名人是陳翰笙,他是中國早期的農村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也是一位有着無數精彩故事、長期從事地下革命和諜報工作的革命者。他和來自新西蘭的路易·艾黎(Rewi Alley)都在幫助史沫特萊瞭解當時中國的嚴酷現實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出於對陳翰笙的信任,史沫特萊將那時與自己有親密關係的理查德·佐爾格(Richard Sorge)介紹給他。佐爾格的表面身份是駐上海的德國記者、自由撰稿人,其真實身份卻是蘇聯共產黨和諜報人員,負責監視日本軍隊在偽滿洲國的活動以及對蘇聯的威脅,被稱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極富神秘色彩的“紅色間諜”。史沫特萊與他興趣相投,頗具浪漫色彩,而在她給弗羅倫斯的信中,她把這種關係描述為“一種宏偉、廣闊、全面的朋友情誼和同志關係”。陳翰笙後來成為佐爾格在中國諜報小組的最重要人物以及在中國開展工作的最主要助手。這兩個富有傳奇性的人物圍繞在史沫特萊的周圍,為她的人生增添了不少新的色彩。 [3] 
在1932至1934年間,史沫特萊先後撰寫和發表了《國民黨反動的五年》(1932年5月)、《中國人的命運》(1933)、《中國紅軍在前進》(1934)等一系列文章和著作。對中國的政治局勢、國民黨的統治和江西蘇維埃區的鬥爭都向外界做了較為詳盡的介紹。 [3] 
1933年5月,史沫特萊被共產國際召回到莫斯科。1934年秋,史沫特萊遵照共產國際的決定,為出版《中國論壇》回到上海。此後,她的主要任務是在華從事輿論宣傳工作。 [6] 
當1936年12月12日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發生時,史沫特萊成為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目擊者。她不僅走上街頭,親自救護被釋放的紅軍俘虜和政治犯,還採訪了張學良、楊虎城將軍,開始在張學良的總部每晚就事件用英文對外做新聞廣播。她的報道打破了當時國民黨官方報道的封鎖,激起了強烈反響,使她進一步成為國際性的知名記者。在這次事件後,史沫特萊於1937年1月正式接到中國共產黨的邀請訪問延安,從此翻開了她傳奇人生的另一篇章。 [3] 
當史沫特萊來到延安後,她在這段時間裏會見和採訪了朱德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多位中共高級領導人。正如她融人了主觀感情色彩的新聞報道,她對這些改變中國未來命運的重要人物的描寫也是毫不掩飾個人感情的。例如,她認為“毛澤東則對學生講自己的祖國和人民、民族的歷史和大眾文藝。他引用《紅樓夢》、《水滸傳》一類古典文學作品中的故事。他懂舊詩,而且就詩品而言也是一個詩人。他的詩具有古代詩人的風格,但詩中流露出他個人探索社會改革的一股清流氣味”。有着傳奇經歷的總司令朱德無疑是史沫特萊最為崇拜和最想了解的紅軍將領。她從1937年的4月份開始就頻繁接觸和多次採訪朱德,記錄他近三十年來和中國革命共同走過的生命和思想歷程。她撰寫的《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成為世界瞭解朱德最重要的著作。在她1950年去世前夕病重的情況下,仍然堅持做這本著作的修訂工作,並在向友人瑪格麗特·沃森·斯洛斯(Margaret Watson Sloss)託付最後的安排中提出“由我的著作而獲得的全部收入,不論來自何處,全歸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將軍所有,由他按照他的願望處理…那就是説,建設一個強盛和自由的中國”。這本書在她去世六年後終於在美國出版。史沫特萊在延安的日子可謂苦樂參半,在經歷了一系列風波後,她於1937年8月結束了在延安的日子。 [3] 
離開延安後,懷着堅定支持中國革命的信念,史沫特萊渴望到更多能發揮她作用與能量的廣闊天地去。她的第一站是國共合作期間由紅軍改編的八路軍總部。她在這期間成為八路軍中第一個隨軍外國記者,和八路軍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並將這段經歷載入她的許多文章和另一本向世界熱情介紹中國革命的著作《中國在反擊》中。面對這些在艱苦環境下抵抗日本侵略,為正義和國家而勇敢戰鬥的士兵們,她深情地寫道:“我渴望着突然獲得一種洞察力,使我能夠看清他們的頭腦和內心,描繪出他們對於這場偉大斗爭的信念,為了這場鬥爭,他們獻出的不只是生命。”她出色的戰地報道為她贏得了國際新聞界的承認與尊重。在1938年1月至10月武漢成為史沫特萊來華十年,繼上海和西安後給她留下深刻印象的另一箇中國大城市。當時日軍已經攻陷國民政府首都南京,嚴重威脅包括武漢在內的中國南方廣大地區。在這個臨時的抗戰首都,她成為《曼徹斯特衞報》(Manchester Guardian)的正式特派記者,為報刊從7月至10月武漢淪陷僅三個月間就撰寫了50餘篇新聞報道,向世界介紹武漢乃至中國的緊張戰勢。與此同時,她一如既往,將大量精力和時間放在為中國紅十字會募捐、為傷兵爭取救護和醫療的事業上。她盡一切可能尋求各種捐助和支持的渠道,從美國大使館到教會醫院,從海外華人到中國普通民眾的大型募捐集會。 [3] 
正是這種執着而無所畏懼的精神,讓史沫特萊在武漢淪陷、局勢愈發危急的形勢下,做出了一個令所有人出乎意料的選擇:到前線去,到最危險的地方去。從魚龍混雜、國際化的大都市上海到驚心動魄、發生過改變中國現代史事件的西安,從艱苦清貧的紅色延安到山西山區奮勇抗敵的八路軍總部,從日軍頻繁空襲下的武漢再到危機四伏、險象環生的華中戰區,我們可以清晰看到她自從踏上中國這片土地後一直堅持前往的軌跡和方向。在1938年11月至1940年4月間,作為一名在戰區訪問時間最長的外國戰地記者,史沫特萊實地採訪和報道了國共兩黨領導的許多抗戰軍隊和地區游擊隊,例如李先念、張自忠、李宗仁等率領的部隊,而她主要跟隨的是周恩來介紹的由項英和葉挺領導的新四軍。她所到之處受到了軍隊和人民的熱烈歡迎,被稱為“我們偉大的朋友”。在戰區,她常常在敵機轟炸時冒着生命危險,幫助受傷的軍民。她還記錄了許多像她一樣將用自己的生命和信念無私地支持中國革命與抗戰的國際友人,他們來自世界各地,當中有醫生、修女、牧師、記者,還有游擊隊的戰士。 [3] 

艾格尼絲·史沫特萊遭受迫害

由於在戰區長期極其緊張艱苦的生活,史沫特萊的健康遭到了嚴重損壞,她決定暫時回到美國治療日益嚴重的疾病,同時為中國的抗戰和革命爭取國際上進一步的輿論支持與物資援助。1941年5月,史沫特萊回到了闊別21年的美國。一到加利福尼亞,她就進行了一系列激動人心的演講,向美國民眾介紹中國的真實情況。同時,她還積極支持洛杉磯支援中國委員會的活動。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拉開了太平洋戰爭的序幕,作為中國問題專家的史沫特萊有關中國抗戰的宣傳和美國對亞洲外交政策的鮮明主張在世界範圍內也隨之獲得了更多關注和積極反應。《中國的戰歌》於1943年9月終於在紐約面世。隨着日益增加的聲望與美國民眾對她的支持,她於10月還開始了美國國內的巡迴演説,發表了大量像《社會革命在中國》這樣的熱情生動的講演,其足跡遍佈紐約、波士頓、芝加哥、休斯敦、新奧爾良、喬治亞等大小城市。她用大量的事實動情介紹了中國軍民為抗擊日本法西斯侵略正在做出的巨大犧牲和重要貢獻,為支援中國的醫療救護工作大聲疾呼。 [3] 
1945年伴隨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國際政治局勢逐步向美蘇兩大陣營冷戰的趨勢發展。史沫特萊在1946年7月被華盛頓聯邦調查局總部列人特別治安監視名單,懷疑她是共產黨員或蘇聯派遣的諜報人員,認為她在美國的活動會“對公眾和平和美國政府安全構成危險”。利用史沫特萊和佐爾格曾有過親密關係這一點,其政敵和美國軍方情報部門對其發起了一系列最嚴厲的指控和惡毒攻擊,在缺乏證據的情況下不斷企圖將她是一名蘇聯政府間諜和特務的罪名坐實。到了1949年,史沫特萊失去了發表演講和文章的權利,她完全處在嚴密的人身監控和愈加嚴重的政治迫害的陰雲籠罩下,她的身體健康也每況愈下。
1950年5月6日,在這個悲傷的日子裏,史沫特萊因為胃部手術的影響、肺炎和急性心力衰竭而突然離世。通過她去世前留給朋友的信件與囑託,我們能夠發現她在生命的最後時刻裏,依然惦記的是中國的革命事業。正是這種對中國人民和中國革命至死不渝的忠誠和信仰,每當我們讀到史沫特萊關於中國的著作,翻閲那一頁頁關於史沫特萊的歷史資料和圖片,我們的腦海中不禁回想起她常常被引用的一段對自己的總結:“我到過很多國家,但無論到哪兒,我總歸是一個外國人:只有當我在中國的時候,我就不感到自己是個外國人。在那兒,我總以為自己是中國人民中間的一個,我彷彿已經生根在那片土地上了……” [3]  (瞭解史沫特萊更多生平信息可參考《史沫特萊傳》 [4] 
1951年5月6日,在她逝世一週年之際,她的骨灰被安葬於北京八寶山烈士公墓。基前豎立着一塊大理石墓碑,朱德親筆題寫“中國人民之友,美國革命作家史沫特萊女士之墓”。 [5] 

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後世紀念

《中國人民之友》 紀念郵票1985年 《中國人民之友》 紀念郵票1985年 [9]
為了緬懷中國人民三位親密的朋友——艾格尼絲·史沫特萊(1892—1950)、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885—1970)、埃德加·斯諾(1905—1972)【即3S,因三人英文名字第一個字母均為S,故名】,我國原郵電部於1985年6月25日發行一套《中國人民之友紀念郵票3枚,其中第一枚8分的郵票圖案就是艾格尼絲·史沫特萊。 [8-9] 
參考資料
  • 1.    李景田主編:《中國共產黨歷史大辭典( 1921一2011 ) 》人物卷,北京: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11年4月
  • 2.    上海市文物保護研究中心,上海市測繪院,上海淞滬杭抗戰紀念館編,上海抗戰史蹟圖集 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中華地圖學社,2015.08,第131頁
  • 3.    馬小鶴,蔣樹勇編,天祿論叢  中國研究圖書館員學會學刊  第10卷  2020年3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03,第67-81頁
  • 4.    簡·麥金農、斯蒂文·麥金農著,江楓、鄭德鑫等譯,《史沫特菜傳》,瀋陽:遼寧人民出 版社,1991。
  • 5.    張福山,哈爾濱文史資料 第20輯 哈爾濱文史資料 哈爾濱文史人物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1997,第233頁
  • 6.    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編著,近代名人與上海孫中山故居,中國中福會出版社,2017.04,第259頁
  • 7.    李宇銘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詞典,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89.06,第294頁
  • 8.    石安佑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紀念郵票和特種郵票圖釋 1974-1985,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06,第92頁
  • 9.    石安佑,王玉萍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郵票解説與價變 1949-1988,湖南文藝出版社,1989.10,第461頁
  • 10.    上海宋慶齡研究會,上海市孫中山宋慶齡文物管理委員會編. 孫中山宋慶齡文獻與研究 第7輯[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05.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