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需求結構

總需求由最終消費支出、資本形成總額、貨物和服務淨出口構成，這三項也俗稱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

改革開放以來，隨着國內市場經濟的發展，消費需求已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在我國GDP構成的三大要素中，消費需求所佔的比重最大。2001—2011年間，消費需求佔GDP的比重始終維持在48%以上，超過投資需求和淨出口。但是，消費需求佔GDP的比重從2001—2010年呈下降趨勢，最終消費率從2001年的61.4%持續下降到2011年的49.1%。著名發展經濟學家錢納裏等人進行的一項實證研究表明：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1000美元左右時，居民消費率一般為61%。根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數據顯示，2011年美國GDP的構成中，居民消費佔GDP的比重為71.2%，企業投資為12.3%，政府支出為20.3%，淨出口為-3.8%，與美國這個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消費率水平還處於低水平。2011年中國人均GDP已達到了5414美元，但居民消費率卻僅為35.4%，比“錢納裏標準”約低了26個百分點。從最終消費支出對GDP增長的貢獻率來看，200l-2010年間貢獻率保持在40%左右，沒有過多的波動變化。在最終消費率中，2011年我國政府消費需求對GDP的貢獻率為16.7%，比上年增長2.2%，可見政府的購買支出對經濟的影響很大。

從我國總需求結構來看，我國投資支出佔GDP的比重也處於較高水平，至2003年起一直處於40%以上，固定資產投資增長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支柱。投資支出對我國GDP的貢獻率佔據主導地位，尤其在2009年政府投入4萬億用於基礎設施建設，旨在刺激危機時期國內的經濟，導致當年的投資貢獻率高達87.6%。2011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為311485.1億元，比上年增長23.8%，説明我國的投資熱情持續高漲。

在我國加入WTO後，淨出口對GDP的貢獻率穩步提升。2001年，我國外貿依存度(進出口總額/GDP)為38.7%%，2007年達到62.6%，之後雖有所降低，但2011年外貿依存度仍然達到50.8%。這説明我國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對外貿易合作。雖然淨出口的提高可以拉動經濟的增長，但是它易於受到國際經濟環境的影響。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我國的淨出口額下降，對GDP的貢獻率為一37.4%，減緩了我國經濟的增長。

針對我國總需求結構中存在的失衡問題，結合凱恩斯的國民收入理論，必須將我國總需求結構調整到一個合理的比例結構上來，在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在“高投資，低消費”的失衡結構下，提高居民消費邊際傾向，擴大國內需求成為了首要任務。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是擴大國內消費需求的重要途徑。而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措施包括：一、完善收入分配製度；二、調整税收；三、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我國基尼係數已達0.45，高於國際公認的0.4的警戒線，表明我國收入分化現象已比較嚴重。在收入分配製度的改革上，注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體制，兼顧公平與效率。在税收上，降低個人所得税率，增加税種，如財產税、遺產税等。在社會保障上，完善醫療、養老、教育等保障體制，使居民減少儲蓄，提高消費邊際傾向。

中國投資需求的調整應該包括兩個含義：一是規模調整，與消費需求匹配，不致引起產能過剩；二是結構調整，與國家產業政策和消費結構匹配，利於促進產業結構優化，提高投資效率和效益。重點在於扶持高新技術產業等新興環保產業。在規模調整方面上，我國要建立健全的投資宏觀調控體系，保持投資的適當增長。相關部門要制定出合理的投融資方案，確定投資方向，重點在於新興產業，避免高耗能產業的投資。在投資結構方面上，我國要完善私人投資體制，增加私人投資渠道，尤其是在公共基礎設施投資上，這樣既可以帶動私人投資，也可以杜絕政府投資的完全壟斷。除此之外。完善金融市場，提供更多新的投資渠道。積極發展促進金融機構多設置適合中小企業需要的服務，如完善信貸擔保體系和投資服務體系，還要進一步鼓勵和引導私人投資採取多種方式，參與生態環境保護、社會發展等項目建設。

為了平衡我國內外需求，出口需求的調整是非常必要的。調整包括兩方面，一是控制出口需求規模，二是優化出口產品結構。對於淨出口需求的調整，相關部門可以藉助税收制度，例如調整出口退税率。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