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經濟學

發展經濟學是20世紀40年代後期在西方國家逐步形成的一門綜合性經濟學分支學科，是適應時代的需要興起，在經濟學的體系中逐漸形成的一門新興學科，是主要研究貧困落後的農業國家或發展中國家如何實現工業化、擺脱貧困、走向富裕的經濟學。 ^[3] 

研究經濟發展規律、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相互關係規律、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社會發展規律的經濟學。嚴格意義上，經濟學就是發展經濟學。發展經濟學要求用主客體的對稱分析代替純客體的線性分析，用五維空間分析代替平面二維分析，用複雜系統論分析代替還原論分析，用規範分析代替實證分析，用規模分析代替邊際分析，用“邊際效益分析”取代“邊際效率分析”，用價值經濟學代替價格經濟學，用價值機制取代價格機制成為市場的核心機制，用國民福利體系代替GDP增長體系，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代替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用科學發展代替增長。秉持線性思維方式不可能建構真正的發展經濟學。

經濟發展相對於經濟增長而言，是發展經濟學核心概念。經濟發展指包括質量與數量在內的經濟高質量發展，而不僅是數量的增長。隨着生產社會化、知識功能化與社會經濟化，經濟結構已經複雜化，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在內涵和外延兩方面逐步趨同，GDP增長已經不能真實反映經濟增長，即使經濟增長也離不開經濟發展，當今時代經濟增長只有抽象的意義；用GDP來計算經濟增長、衡量經濟發展已經落後於時代的要求。經濟發展是價值的發展不是金錢的增長，是效益的發展不是效率的增長，是全面的發展不是片面的增長，是辨證的發展不是線性的增長。“經濟發展”概念把發展經濟學和增長經濟學區別開來，把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統一起來，把經濟學定位為發展經濟學，使發展經濟學成為一門科學。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亞、非、拉美三洲廣大地區的殖民地和附屬國紛紛走向獨立，經濟上各自選擇不同的道路和方式謀求發展，世界上出現了眾多的發展中國家。在一些發展中國家也出現過對發展問題較有研究的經濟學家，發達國家也有一些激進經濟學家試圖以他們所認識的馬克思主義去解釋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問題，但主流派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他們在傳統的和當代的資產階級經濟理論的體系和框架中研究分析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還以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去對照比較發展中國家的現狀和前景。 ^[4] 

發展經濟學的演變，可分兩個階段：40年代末期至60年代初期為第一階段，60年代中期以後為第二階段。

在這一階段中，關於經濟發展問題，曾有三種主流思想：

①強調資本積累的重要性；

②強調計劃化的重要性；

③強調工業化的重要性。

強調資本積累的重要性的發展經濟學家有：W.A.劉易斯（1915～1991）、R.納克斯（1907～1959）、P.N.羅森斯坦－羅丹（1902～1985）和W.W.羅斯托（1916～2003）等人。資本積累在這一時期受到特別重視的原因：一是馬歇爾計劃以流入資本的方式幫助歐洲經濟重建的成功，這種經驗似乎可移植到發展中國家；二是R.F.哈羅德（1900～1978）和E.D.多馬（1914～）二人把靜態的凱恩斯投資理論推演成為動態的增長模式。這個模式把儲蓄率和增長率直接聯繫起來，在生產係數固定的前提下，把資本視為增長的約束條件，增長率的高低主要取決於投資規模的大小，而其他生產要素只在吸收資本的過程中起着輔助作用。以後，強調資本積累的理論，從兩方面發展：一方面，H.B.切納裏（1918～）等逐漸認識到，阻礙經濟增長和發展的不只是投資規模的大小，還有必須用來購買進口的原料、中間產品和機器設備的外匯儲備的多少。他們提出了兩缺口模式，即國內儲備的不足需用國外資本的流入來填補。另一方面，T.W.舒爾茨（1902～）等人從智力開發作用的分析，認為促進經濟發展的並非只是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的重要性必須受到足夠的重視。

強調計劃化的重要性的發展經濟學家，有J.丁伯根（1903～1994）、劉易斯、羅森斯坦－羅丹和切納裏等人。這種看法產生的主要依據是：

①單純的市場作用已不能適應經濟發展所必需的結構變化；

②社會主義國家計劃經濟的成就給與了人們深刻的印象；

③先進的計算程序和高速的電子計算機的出現使比較複雜的模式的建立和計算成為可能市場之所以不能適應發展的需要，是因為發展中國家存在着“貧困的惡性循環”，存在着“低水平均衡陷阱”。

要從這種循環或陷阱中解脱出來，必須有“關鍵性的最低限度努力”或“大推進”。納克斯從外部經濟效果出發，主張“平衡增長”，A.O.赫希曼（1915～）從“聯繫效應”出發，主張“不平衡增長”。劉易斯提出了發展中國家的雙元結構模式，分析落後的農業部門與先進的工業部門之間的工資差異和農業部門存在着無限剩餘勞動供給的問題。以後，G.拉尼斯（1929～）和費景漢在劉易斯理論的基礎上，建立了較複雜的數學模式。雙元結構的分析是以市場的不完整性為着眼點的，從而為計劃化理論提供了一種根據。

強調資本作用和強調計劃化作用的兩種論點又互相影響，使一些發展經濟學家進而研究了投資配置的適宜標準。A.E.卡恩（1917～）和丁伯根提出了“社會邊際生產率”的概念。切納裏等認為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價格往往不能反映出真正的稀缺價值，主張使用“會計價格”或“影子價格”去校正市場價格對稀缺程度的偏離。他們還從社會邊際生產率的觀點出發，在最優化的一般均衡體系中去研究計劃和資源配置問題，在一些特定的假設（線性、無替代性、無制度上的影響、無價格或貨幣政策的變動）上建立起模式，在數學的意義上求出完美的解答。以後，這種模式又向動態規劃、非線性的方向發展。但正如從事這方面研究的發展經濟學家L.J.泰勒（1940～）等人自己承認的那樣，模式的實用性是有限的。

納克斯、羅森斯坦－羅丹和劉易斯等人也非常強調工業化對經濟發展的作用。R.普雷維希（1901～）和拉美經濟委員會的其他成員也認為發展中國家必須工業化，但他們側重的理由是，如果發展中國家不改變只生產初級產品的地位，則由於初級產品的收入彈性比製造品的收入彈性低,加上發達國家對國際市場控制力量強大，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必然日趨惡化G.哈伯勒（1900～1995）和A.K.克爾恩克羅斯（1911～）等人還依據古典學派和新古典學派的靜態的比較利益理論，進而從動態觀點分析了國際知識傳播和資本流動問題，得到了國際貿易有益於發展中國家的結論。但是，許多發展中國家還是採取了進口替代的工業化的戰略。這種戰略的理論根據是傳統的保護幼年工業論、普雷維希的貿易條件惡化論和“中心”剝削“外圍”論，以及由G.繆達爾（1898～1987）進一步強調的國際結構具有不平等性質的理論。

總之，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發展經濟學有兩個特點：

①特別強調少數幾個問題的重要性，認為解決了它們就能順利地推動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

②對理論的廣泛適用價值具有信心。

60年代中期以後，發展經濟學有下述的一些變化。

①更多地採用了新古典學派理論的觀點和方法。一些發展經濟學家如S.H.海默（？～1974）和J.R.雷斯尼克試圖用新古典學派理論去分析發展中國家農民的市場敏感，研究在各種約束條件下農民的行為模式。M.P.託達羅（1942～）和J.E.施蒂格利茨（1942～）建立了各種模式，去解釋發展中國家儘管城市失業率很高而人口依然向城市流動的現象。A.O.克魯格（1934～）也力圖用新古典學派的方法去分析發展中國家的某些城市問題。

②更多地採用了經驗分析的方法。採用經驗分析方法的學者可分兩類：一類是S.庫茲涅茨（1901～1985）、切納裏和I.阿德爾曼（1930～）等人，他們以跨國家的同期統計資料分析了發展過程的共同特點，阿德爾曼特別注意一些非經濟因素另一類如W.P.法爾康（1936～）、J.R.貝爾曼（1940～）、劉遵義和P.A.約託波洛斯（1933～）等，則以經濟計量方法對早期理論進行“前提檢驗”，提出了一些修正意見。例如，他們證明了農民行為方式是有市場敏感性的，是與新古典學派最大化原則一致的，從而對雙元結構模式的假設是否正確提出了疑問。

③較全面地注意到影響發展的各種因素。發展經濟學家們逐漸認識到，影響發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早期的理論和政策建議有畸重畸輕的缺點。因此，他們提出，過於側重工業化的國家，應當重視工農業的平衡發展；過於強調重工業的國家，應注意輕工業的發展；在工業化的發展戰略上，要糾正過去有時過於重視進口替代、有時過於重視出口鼓勵的偏向，作到把出口鼓勵和進口替代更好地結合起來；在生產結構上，不應停留在勞動密集的生產，而要適時發展技術密集、資本密集的生產。

④進一步研究了增長和發展的目標。一些發展經濟學家如P.斯特里頓（1917～）等提出，應當以保證基本需要而不以國民收入最大化為增長和發展的目標，即在增長過程中，要注意改進衞生、營養和教育等條件，以直接對人力資源產生積極作用。不應當有過多的、不恰當的結構和技術變革以及資本支出，要注意採用減少消費和改進現有技術的比較簡易的方法去提高生產率。這種看法稱為“基本需要論”。另一些發展經濟學家如B.希金斯（1912～）等認為，基本需要論雖然重視基本福利，也着重考慮了窮國的特殊情況，但結構改革還是必要的。他們提出“一體化論”，其中心思想是，在制定發展計劃時，必須包括所有的投入，不只是資本、勞動和自然資源，還有科學研究、教育和營養條件，從而在相互作用的發展系統中的每一階段，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的質量都可以提高。同時，許多發展經濟學家承認，早期單純追求增長速度的觀點是有片面性的，應當把收入的公平分配、經濟的穩定、勞動力的充分就業等都包括在增長和發展的目標之中。

⑤一般的、統一的理論逐漸為特殊的、具體的分析所代替。由於發展中國家早期快速增長後出現了不少問題，發展經濟學家們開始感到，用統一的理論和政策建議去指導各個發展中國家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恰當的。應當根據各個國家的特定的歷史和社會背景，作具體的分析，提出切合實際的政策建議。一些發展經濟學家如赫希曼把這種統一理論逐漸失去作用的情況，叫做“發展經濟學的發展停滯”。

上世紀90年代以來，發展經濟學呈現出以下發展趨勢：

1.研究內容趨於具體化

2.研究範圍趨於國別化

3.與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密切融合

發展經濟學是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它具有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固有的庸俗性質，表現在下述幾個方面：

首先，發展經濟學的主流是新古典學派，依據的基本思想是傳統庸俗經濟學和以A.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學派的思想。

傳統庸俗經濟學和新古典學派對發展有三個基本觀點：

①認為發展是漸進的、連續的、累積的過程,這種過程是通過邊際調節來實現的。價格機制是經濟調節，從而也是經濟發展的槓桿。用靜態的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就足以論證經濟發展問題。

②認為發展是和諧的、平穩的過程，是以自動的均衡機制為基礎的。在發展過程中，衝突之間會出現秩序，私利角逐中會出現協調。

③認為繼續發展是可能的，其前景是令人樂觀的隨着經濟的發展會出現橫向的“擴散效應”和縱向的“涓流效應”，從而經濟發展所得的利益會普及社會各個階層。

總之，經濟發展被認為是一個無衝突、無飛躍、無質變的過程，它所要求的僅止於創造適當的刺激、完善市場的機制和起動會自行運轉的增長機器而已。新古典學派這種發展觀點，顯然不符合發展中國家的客觀實際。事實上，市場機制起不了合理調節的作用，經濟增長的利益並不能普及人羣，貧困、失業、社會矛盾、資源不能充分利用等現象在一些發展中國家有增無已。除了前述對發展的基本看法外，發展經濟學也承襲了新古典學派的研究方法，並有意或無意地忽視了經濟發展的質的規定性。有一些發展經濟學家，如以繆達爾為代表的結構主義者，在一定程度上擺脱了新古典學派觀點的束縛，比較注意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經濟特點，從結構上、制度上進行分析，但他們所使用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同傳統的以及當代的庸俗經濟學並無根本的歧異。

其次，以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往日經驗來規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那些主張一般的、統一的發展理論的學者們自然認為各國的經濟發展走的是一條共同的途徑，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模式和發達國家的發展模式並無不同，就是採用經驗分析的學者也持有類似的看法。他們使用統計資料，把今日的發展中國家的情況和發展前期的發達國家相比，雖然發現兩者是有差異的，但又找到一些“規範化的事實”，並從它們推演出一個一般性結論。例如，結論之一是，在發展過程中首先要通過收入的不均分配以積累資本，促進增長，然後再實現公平分配。這無異説，發展中國家應當而且必然走資本主義發達國家走過的老路。

再次，從發達國家的立場看待發展中國家面臨的一些問題。在國際經濟舊秩序之下，發展中國家在和發達國家的經濟關係中處於不平等的、脆弱的地位，從而在貿易條件、商品出口、跨國公司投資各方面都遭遇着困難並蒙受損失。但一些發展經濟學家卻往往從發達國家的角度去解釋和辯護，從而模糊了是非界限。

儘管發展經濟學有上述的庸俗觀點，但也有一些有益的成份。它所分析研究的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經驗和教訓，其本身是有參考價值的。發展經濟理論中對一些局部的、具體的問題的分析，並非都是謬誤。發展經濟學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各個側面如人口、工業、農業、貿易、財政、金融以及教育等等，作了相當細緻的研究，得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論點，如兩缺口模式指出了一個開放經濟利用外資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發展極的概念説明了中心城市對帶動地區經濟發展的巨大作用；投資項目估價分析使人們認識到，利用資源時應當把眼光從項目本身的經濟效益擴大到社會經濟效益。發展經濟學中有一些學説和理論，與新古典學派並不一致，對它們應當區別對待。儘管新古典學派是發展經濟學的正統，但西方經濟學界還是有人能以動態的觀點從互相聯繫的因果關係中去研究經濟發展問題，提出了比較切合實際的主張。在發展經濟學的文獻中，還可以看到激進學派的理論。激進學派是作為主流派的對立面而出現的，在有關經濟發展的許多重要問題上，持有與新古典學派完全不同的觀點。例如，關於發展中國家不發達的性質和根源，激進學派就提出了比較中肯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