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佐

宋高宗紹興十八年（1148），22歲的王佐中戊辰科狀元（18歲的朱熹系同榜第五甲第九十人） ^[9]  ，授承事郎籤書平江軍節度判官，未及赴任，召為秘書省校書郎。時秦檜（1090-1155）之子秦熺提舉秘書省，眾人紛紛趨附，唯獨王佐未嘗妄交一語，曾語同舍曰：”唐三館故事，丞相與赤縣尉均為學士，安得妄自屈哉“ ^[2]  。二十五年（1155）十月，秦檜死，王佐為秘書郎，領右司郎。不久，被台臣評罷。 ^[8] 

紹興二十九年（1159）二月，王佐守起居郎，四月，出知湖南永州。三十二年（1162）閏二月，王佐知吉州（今江西吉安）。六月，宋孝宗即位，宋高宗以太上皇移居德壽宮。

孝宗隆興元年（1163）十月三日，詔“知吉州王佐曾任起居郎，治郡有聲，可除直寶文閣”。十二月，經張浚薦舉，任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權户部侍郎。隆興二年（1164）九月，湯思退都督江淮軍馬。十月一日，詔王佐充都督府參謀官。閏十一月一日，知宣州（今安徽宣城）。

孝宗乾道元年（1165）六月十八日，知宣州王佐言：“本州島自五月七日至二十六日，雨如傾注，山發洪，被水之人闕食者眾。欲將見管常平糶米錢八萬餘貫循環作本，差官收糴米斛賑濟。”從之。十月，王佐知行都建康府（今南京）。有妖人朱端明挾左道結軍士以圖謀不軌，王佐查知其陰謀，坐於帳中，捕為首者斬之，流其徒數人，餘皆不問。乾道二年（1166）九月六日，因屬下上元知縣李允升坐賄，詔“左朝奉大夫、知建康軍府王佐特追兩官勒停，建昌軍居住”。

乾道六年（1170）六月十四日，詔“新權發遣揚州王佐除直寶文閣”。七月，王佐二度權户部侍郎。十月，王佐任宗正少卿兼權户部侍郎。

淳熙四年（1177），王佐徙知潭州（今長沙）。淳熙六年（1179），茶民陳峒在柳州起事，旬日有眾數千，彬、道、連、永等州及桂陽軍皆震動。三月，集英殿修撰知潭州王佐請發荊鄂精兵三千，詔以本路兵進討，命王佐節制。六月，帝曰:“王佐以帥臣親入賊巢，擒捕誅剿，與向來捕賊不同，書生中不易得也”，詔以“忠勞備著”，拜顯謨閣待制。時辛棄疾平江西寇，王佐平湖南寇，劉焞平廣西寇，皆處置得宜，論功惟允。辛棄疾作有《滿江紅·賀王帥宣子平湖南寇》 ^[1]  。

淳熙六年(1179)秋，王佐第三度拜户部侍郎，知首都臨安府(今杭州)逾三年。 嘗因夜值召對, 孝宗出御書《三都賦序》以賜。淳熙九年(1182)，王佐進權工部尚書，再進權户部尚書。知淳熙十一年（1184）貢舉。

淳熙十四年（1187）王佐辭官還鄉，侍奉老父數載。光宗紹熙二年（1191）二月，王佐病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葬于山陰縣天樂鄉竺裏峯（今稱竹林尖）之原，朱熹為其祠題額“忠孝”。三年後，陸游應其孫王宿之請撰《尚書王公墓誌銘》。

紹熙五年(1194)二月，宋光宗敕贊“户部尚書佐：豪傑之才，公輔之器；對策大廷，狀元及第；柱石當朝，模範後世。” ^[5] 

王佐屬琅琊王氏，系書聖王羲之（303-361）三十一世孫。出仕後，居紹興府城小江橋北張神殿旁，後人曾在其遺址立碑亭，碑曰：“宋大儒徽國朱文公應制科榜狀元王佐故里，紹興知府張立。”後稱“文莊公祠”，供奉遺像，由仁裏、蟶浦兩族春秋致祭(因蟶浦為王公袞派，與仁裏派王佐同母所生)。王佐所著《太乙秘書》 ^[10]  流傳至今。

王佐之父王俊彥，字應求，號省齋，享年91歲（1102-1192）。紹興五年(1135)汪應辰榜進士，紹興十四年(1144)，出使與金和談得成，高宗大加封賞，官至特進(一品)，越國公。

王佐之弟王公袞，字吉老，號補齋，紹興二十四年(1154)張孝祥榜進士，官至直秘閣待制，兩浙提點刑獄，提舉常平茶鹽事。

王俊彥居官後期在山陰縣仁裏（今紹興楊汛橋鎮仁裏王村）修建別墅，頤養天年。王佐亦常長居，承歡膝下。王佐62歲時(1187)，其繼母及次子克常(34歲)先後病亡，王佐辭官歸裏。王佐於紹熙二年(1191)卒，其父於次年亡。《嘉泰會稽志》記:“王俊彥墓附王佐墓”。

據《紹興市志》，王佐是越州升格為紹興府（1131-1912，領會稽、山陰、蕭山、諸暨、餘姚、上虞、嵊縣、新昌八縣）後的第一位狀元，也是紹興府歷史上27位狀元（其中文狀元15人，武科12人） ^[8]  中最年輕的一位。

清代有知南康府王家謨(1783-1854)，字辰谷。其身不滿六尺，所任必際其實，變通權宜。曾領萬民日夜捕蝗，得獲豐稔。乾隆降詔勵之。年老乞歸，百姓挽留，後歿於任所。 ^[5] 

民國烈士王秉璋(1884 -1917)，名其恆，字伯常，仁裏王氏第二十三世，大通學堂陳列其事蹟。1911年辛亥光復，任浙江敢死隊（隊長蔣介石）第五支隊長攻佔巡撫衙門。民國六年(1917)護法軍興，隨前浙江都督蔣尊簋赴寧波謀浙江獨立，甫上岸為偵騎所害。 ^[5] 

宋末周密《齊東野語》卷九載"王宣子失告命“故事：王佐雖以文魁天下，而吏才極高。知臨安府時，禁戢羣盜甚嚴，都城肅然。既而以治辦受賞增秩，告命（皇帝封賞令）甫下，置卧內，旦起忽失之。宣子知為（盜）所侮，略不見之辭色。他日奏事畢，從容以白（皇）上曰："鼠輩惡臣窮其奸，故為是以沮臣爾。"上曰："何以處之。"對曰："臣若張皇物色，正墮其計中，惟有置之不問。異時從吏部求一公據足矣，今未敢請也。"上稱善。

南宋趙葵《行營雜錄》載: 豐有俊，字宅之，四明人。登青樓偶見一少女，非常面熟，疑是故人之女。酒罷詰之，果然如此，豐曰：“某坐間不敢問，且各寢，必有以處汝”。豐與京尹友好，次日便告以此事，因其僅有錢百千，欲再借二百千嫁之。京尹讚賞其高誼，即接少女入府，並備下豐厚妝奩，選擇良士作其夫婿。這位京尹，就是王宣子。 ^[4] 

明朱希召《宋歷科狀元錄》卷五：王俊彥過獄司前，見美婦供囚飯，扣其由，則以冤告。教授憐之，與主刑者言，獲脱罪。其夫感德，欲以妻納之為妾。教授見婦入室，即避居他處，夜起寫詩“不雜人間種，恐遭天上殃”云云，令妻葉氏遣之。

紹興二十七年（1157）十月，王佐母親的墳墓被盜掘，遺骸棄於荒野。經過一番明察暗訪，查出是無賴嵇泗德所為。按照《宋刑統》，“諸發冢者，加役流；已開棺槨者，絞”。然而紹興府卻給嵇泗德判了輕刑。王公袞不勝悲憤，便誘醉獄卒，結果了嵇泗德的性命。王佐當時是吏部員外郎，請求納職為弟贖罪。

宋高宗下詔讓給事中楊椿、中書舍人張孝祥等人合議此案。楊、張認為：血親復仇乃是自然正義的表現，但是，如果任由復仇行為肆行，則天下將陷入“冤冤相報何時了”的死循環。故而，需要國家立法控制私人暴力，由法律來實施正義。王佐、王公袞抓獲嵇泗德，沒有殺他，而是將賊人交給法庭。王公袞之所以最後殺了嵇泗德，是因為法律沒有替他受辱的母親討回公道。看着掘墓戮屍的賊人逍遙法外，為人子者又如何心安於人世間。因此，王公袞殺嵇泗德，合乎自然正義，也不違背國家立法的精神。張孝祥等提出司法建議：“公袞殺掘冢法應死之人，為無罪；納官贖弟佐之請，當不許；故縱失刑有司之罰，宜如律“。宋高宗詔：“給舍議是。” ^[3] 

宋孝宗乾道年間，王公袞為“敕令所刪定官”。一日，孝宗召王公袞入對，對左右説：“這位，便是當年手斬發冢盜的王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