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以哲

王以哲，字鼎芳，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生於黑龍江省賓縣。1911年，入賓州府中學堂學習。他中學畢業後，投考河北軍官學校第8期步兵科就讀。

畢業後，歷任東北軍軍士教導隊排、連、營長等職。民國14年(1925年)，晉升第39團上校團長，次年繼任張衞隊少將旅長。

民國17年(1928年)初，王被提升為第19師中將師長，同年七月改任第1旅中將旅長。“東北易幟”後，王任陸軍獨立第七旅旅長，駐守瀋陽。

民國24年(1935年)夏，蔣介石驅使東北軍開赴陝北繼續剿共。67軍尾追紅25軍，輾轉陝南、陝北等地。王於8月率部住洛川縣城內柳營（當時習慣稱窯院，今縣檢察院內）。9月下旬，王部屬110師師長何超率部在勞山湫溝沿中紅軍埋伏，全師履滅，師長被擊斃。10月，王部107師619團在甘泉榆林橋被殲，團長高福源被俘。11月，直羅鎮戰役，57軍109師及106師一個整團被殲。紅軍經二萬五千里長徵來陝北，連續三次戰役的勝利，給張學良、王以哲將軍莫大震驚。

1935年夏，王以哲的朋友杜重遠辦《新生》雜誌，宣傳抗日救國思想，被當局逮捕判刑。同年，爆發“一二·九”運動，全國興起救亡新高潮。在時局推動下，王以哲接受進步朋友和中共地下黨員孫達生等勸告，認識到只有停止內戰、全國全民總動員、聯合各派共同抗日，中國才有出路。

是年底，紅軍不究既往，釋放了被俘的高福源團長。高返回東北軍即向王以哲曉以抗日大計。王密送高去見張學良，陳述共產黨抗日主張，使張有所接受，張對王以哲與共產黨的交往有所默允，從而開始了東北軍與紅軍的秘密交往。

1936年初，張學良在洛川設立前進指揮所，首先與王以哲商討東北軍的去留大計，密託王設法溝通與紅軍的聯繫。2月25日，王以哲在洛川城內柳營會見了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李克農和蘇維埃政府貿易總局局長錢之光等，雙方就紅軍與67軍局部合作達成口頭協議：在政治上，王贊同紅軍關於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在軍事上，確定雙方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的原則；在經濟上恢復紅白區通商。這是紅軍和東北軍第一個停戰互助協定。按照協定，紅軍秘派政工人員赴洛川專區協助工作（專員曹國華曾在楊虎城部任旅長），而67軍熱誠接待。紅軍在後子頭村設合作社，溝通紅白區貿易。紅軍政工人員，曾在洛川第一高小演講，宣傳共產黨抗日救國主張，課餘組織學生排練文藝節目。王以哲曾在洛川第一高小向學生兩次講話，鼓勵學生奮發成才，為民族事業獻身，並向專員曹國華和縣長建議從財物上資助教育事業；王同教育科長安萬章經常接觸，並和校長楊向之交談學校工作。王以哲對官兵進行愛國教育，67軍士兵都會唱《流亡曲》：“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裏有美麗的大豆和高粱，那裏有無窮的寶藏……”唱時聲連淚、淚連聲，怨忿而思鄉。紅軍將領徐向前，常帶戰士於洛川四處遊擊，紅軍戰士藉機向東北軍士兵喊話：“我們一致對外，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收復失地，打回老家去。”這些都激起了東北軍將士的抗日決心。

張學良、王以哲將軍對士兵極為關懷，在南京政府減餉的情況下，天冷時，給士兵每人發一件皮背心，士兵常摸着背心説：“這是副司令發給我們的，多漂亮。”長官憐憫之情、關懷之心，戰士由衷感激。同時，67軍軍紀好，愛百姓。

王以哲將軍體恤民情，關心生產，常穿便衣於街市和老者交談，問“收成如何？生活怎樣？這裏是否能種東北的高粱等。王將軍身高體大，額寬臉長，左目有疾，着便服時，身穿長袍，多系灰色或青色。他關心民情風俗，過問百姓疾苦，常到王子萬家作客。吃飯中，聽説東山黃龍山土匪多，韓城、白水、宜川、富縣等縣遭受土匪擾亂，百姓不安。王將軍摸清土匪活動情況後，曾派士兵前去剿匪除害，為民解憂。

1936年3月5日，王以哲將軍陪同從南京返回的張學良與李克農、錢之光會晤，會商約定中共中央負責人與張學良進一步商談。李克農返回蘇區後，紅軍派劉向三到67軍負責聯絡工作。4月9日，王又陪張學良赴延安與周恩來舉行著名的延安會談。雙方共商抗日救國大計，探討逼蔣抗日之可能，並就兩軍停戰、互相通商、互派代表等問題達成協議。這次會談為我黨在西北地區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奠定了基礎。事先，王以哲將舉行會談的一切細節精心安排妥切，親筆致函周恩來約定聯絡密碼、時間、地點及迎送線路，嚴守機密，確保了會談的絕對安全。張學良統帥東北軍20餘萬，良才勇將上百，而王以哲是唯一參與延安會談被委以秘密聯共大計重任的將領。王派人護送錢之光赴西安，幫助採購紅軍急需物資，如烈性炸藥、無線電器材、蘇區銀行印發貨幣的石印機等。王還幫助紅軍經常運輸物資，在洛川、界子河、茶坊秘設交通站，指定部隊並派親信副官王政等負責辦理槍支彈藥、軍火武器、棉布等各種軍需物資，經此源源不斷地秘運蘇區。我黨幹部、聯絡人員、進步青年、作家丁玲和外國友人斯諾、馬海德及肩負重任赴西安的周恩來、葉劍英等許多要員也從此經過。

王以哲駐洛川期間，受共產黨抗日救亡主張的影響，卓識遠見，在67軍安排和掩護了不少共產黨員及進步青年。地下黨員孫達生，經杜仲遠、高崇民介紹，由上海赴西安到東北軍工作，受到王以哲的熱情接待。王委任孫達生為秘書名義少校軍銜，為掩護孫達生在東北軍中工作提供了各種方便。孫達生、高崇民等在西安和東北軍、17路軍中的高級幹部經常互相拜訪，敍談天倫，關心時局，探討東北軍的出路，共議抗日救國等問題。孫達生、高崇民等秘密撰文並印發了小冊子《活路》，受到王以哲的讚賞和幫助。因《活路》宣傳抗日反蔣，被國民黨特務發覺，高崇民被當局通緝，王以哲受到南京政府不得在軍中窩藏共黨分子的警告，而王卻不以為然，沒有動搖，他應中共地下黨的要求，把從北平、天津來的20餘名進步學生（其中有的是秘密黨員）接到洛川，安排在67軍教導隊中，向部下灌輸抗日思想，為67軍注入了新鮮血液。

王將軍和紅軍共產黨人多次秘談，愈來愈看清中國共產黨和紅軍是真正的抗日力量，認識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意義和威力。故，積極為促進西北大聯合和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竭盡全力。1936年8月，毛澤東親筆致函王以哲，介紹了中國共產黨與南京政府談判的情況，並就蔣氏將於“西南問題解決之後進攻東北軍”的信息提醒張學良、王以哲“嚴密警戒”。毛澤東指出：“張副司令及我兄聯俄聯共抗日救亡一主張，並非少數人的主張，實全國愛國同胞的主張……誰要反對張副司令及我兄，不但弟等所率紅軍必須以全力而聲討蔣氏及東北軍叛逆分子之罪惡行為，即全國愛國人民及全國革佘勢力亦決不容蔣氏等胡幹。我兄與張副司令實此政策之首先提倡與實行者……”。從此，王以哲所率領67軍和紅軍關係更加密切，成為真正的友軍，相互配合，默契認可。

1936年10月，蔣介石調集胡宗南等部10萬餘人，組成左路軍，又令王以哲指揮東北軍7個師組成右路軍，妄圖趁紅二、四方面軍剛到陝北、立足未穩之際，向紅軍進攻。王為配合紅軍行動，與紅軍司令員彭德懷函電交馳，隨時聯繫，秘密將左路軍和右路軍的進軍路線、行止時間等設法通報彭德懷。同時，按照彭的要求，王設法阻滯胡宗南部和東北軍前進，幫助紅軍贏得時間。由於王部的拖延，胡宗南孤軍入陣，11月21日于山城堡陷入紅軍埋伏，3個師敗潰，一個半旅被殲。

是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王以哲在事變前離開洛川，奔赴西安同孫蔚如、于學忠、劉多荃、何柱國、董英斌等高級將領秘密交涉，堅決執行了兵諫命令，並隨張學良、楊虎城將軍聯名通電全國，提出八項救國主張。14日，撤銷西北“剿總”，成立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王以哲與孫蔚如、何柱國等成立聯合參謀團。王被任命為抗日援綏軍第一軍團副軍團長，準備北上對日作戰。12月16日，南京政府組成“討逆軍”進逼西安，並派飛機到渭南、富平、三原、赤水等處轟炸，時來洛川施威。在張、楊二將軍領導下，王以哲等將領與紅軍密切配合，積極部署軍隊，作好迎擊“討逆軍”的準備，保衞西北的革命實力。“西安事變”當天，王以哲即速通電中共中央，張學良請中共中央派代表赴西安，共商救國大計。中央派周恩來、葉劍英、博古等為代表團赴西安。經過艱苦工作，西安與南京談判獲得初步結果，達成改組南京政府、驅逐親日派、停止“剿共”、聯合紅軍抗日等六項協議。

“西安事變”後，駐洛川的67軍大鬧秧歌，以示慶賀。器樂伴有口琴、胡琴、三絃、嗩吶之類。鼓樂和諧中聽，節奏明快，秧歌步點多變，形式多姿多彩，盛傳不衰。

“西安事變”後東北軍發生內訌，爆發了“和”與“戰”的激烈爭論。東北軍部分少壯派軍人反對與南京政府和談，主張拼一死戰，部分元老派將領從大局出發，主張和平解決。中共中央代表團周恩來、葉劍英、博古等團結楊虎城、王以哲、于學忠等，維護“三位一體”團結，穩定西北大局。因王以哲擁護中國共產黨和平主張，與紅軍代表團同心協力，故他就成為張學良被蔣介石扣留後中國共產黨與東北軍聯合的核心，也成為極少數野心分子篡奪軍權的最大障礙。

1937年1月31日，周恩來、楊虎城、于學忠、何柱國和王以哲，在王的家裏召開三方最高級會議，決定堅持“三位一體”，採用政治手段營救張學良。會後，極少數野心分子，欲篡軍奪權，設法堵塞和談渠道，決定殺害王以哲、何柱國等高級將領，以“開會”請“吃餃子”為名，將東北軍和17路軍部分中級軍官騙至王的家中，封鎖院門，宣佈殺害王以哲、何柱國等的所謂“除奸”計劃，立即派張學良衞士營長陳志久執行。陳舉槍説道：“長官，對不起！”隨即兩槍，卧病在牀的王以哲銜恨慘死在血泊中。同日，另有宋學禮、蔣斌、徐方三位軍官同時遇害。刺殺何柱國的暴徒，因受到楊虎城將軍申斥，未敢動手。

在王將軍遇害後的極端混亂中，周恩來力挽狂瀾，親率中共代表團成員赴王家弔唁。2月4日，毛澤東、朱德等致電王將軍家屬：“鼎芳先生遇難，不勝驚悼。鼎芳先生努力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但是國家民族之干城，亦愛國人民之領袖。此次主持和平，力求統一，乃見惡於少數不顧大局之分子，遽以身殉。蘇區軍民同聲悼惜”。對王以哲將軍於國於民之所為，作出崇高的評價，身陷囹圄的張學良，驚悉噩耗，在致於學忠信中寫道：“真叫弟話不知如何説起，淚不知從何處流！”，表達了他心疼如碎的哀思。

王將軍犧牲不久，67軍調離洛川。是年，國共兩黨再將實現合作，全國抗日局面形成。王以哲將軍為中華民族的救亡和促成第二次國共合作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卒年42歲。 ^[2] 

王以哲軼事數則

一、1926年，劉瀾波在北京大學讀書時，經常挾個黑色皮包，內中裝有馬克思《資本論》一書。每到星期天，他總到三、四方面軍團衞隊部與其堂兄劉多荃話家常（劉任隊附，王任隊長），與王以哲接觸頗多。後來王得知劉瀾波的皮包內有《資本論》一書，為了他的安全起見，贈以三、四方面軍團衞隊證章一枚，令其佩於胸前。當時北京的警察、憲兵等經常在路上攔人檢查。但見有佩帶三、四方面軍團衞隊證章的人，就不敢檢查了。

二、王以哲知道自己的一個侄兒王育才，在北京讀書時，就已加入了共產黨。在那個軍閥時代，一提“共產黨”三個字，就談虎色變。王以哲為了王育才的安全和深造，送他到日本去讀書。當時知其內情者，只有隨王多年、任衞隊中尉副官的史耀東。1947年．王育才在瀋陽國民黨的中央銀行瀋陽分行（在大北門裏）國庫科當科長時，筆者與育才會晤多次。談及往事，不禁感慨系之。

三、九·一八事變前，在北大營第七旅主持步兵研究班的杜長齡，在王以哲調任北平軍分會第一處（參謀處）中將處長後，被派為第一科上校科長。不久，杜請辭科長職，另行組織抗日義勇軍，王始知其為共產黨員，遂準其請。杜率一支抗日義勇軍參加長城抗日戰役。筆者因在第七旅步兵研究班受訓，與杜有師生之雅，遂被調充第一大隊少校隊長。當時杜部有 10個大隊。王以哲調任六十七軍軍長後，遂改稱六十七軍特務總隊，曾夜襲建昌營子冷口之日軍，頗有斬獲，並曾一度佔領建昌營子。由於《塘沽協定》的簽訂，長城抗日告一段落，杜部奉令開到廊坊以東白果村一帶整訓。杜由北京各大學聘請進步人士來防地講述馬列主義等革命道理，不料消息外泄，為何應欽所聞，迫令王以哲立即將特務總隊繳械，指名逮捕杜長齡和l0名大隊長（大隊長中有周振聲、胡品卿等）。王不得已派一O七師六二一團團長劉澤玉和工兵團團長杜維剛兩個團“圍剿”。杜率部且戰且退，企圖向房山、易水方向前進，與騎兵第二師黃顯聲部匯合。這時劉團追擊於後，杜維剛團截擊於前，結果在滹沱河東岸被擊潰，官兵四處逃散。何應欽下令通緝杜長齡和10名大隊長。杜長齡化裝逃出重圍，在王以哲的保護和資助下去了新疆（杜與盛世才在日本同學），曾一度當過喀什專員，後為盛世才殺害。

四、1936年，張學良將軍的西北“剿總”參謀長人選尚在空懸，蔣介石派他的侍從室組長晏道剛接任。東北軍、西北軍和中央軍的一部份將領，在西京招待所舉行公宴，歡迎晏道剛。席間，王以哲借“三杯酒下肚”之機，佯醉即席發表一篇言論。他説：“我們東北軍誠心誠意、一點折扣都沒有的來擁護蔣委員長。我們東北老家被日本鬼子佔了，我們認為只有蔣委員長才能領導我們打回老家去。所以我們從東北到華北、華中，這一次又到陝北，輾轉數千裏無非是想實現打回老家去這一願望。誰想到在西北打仗，武器損失了得不到補充；犧牲的官兵和家屬得不到撫卹。一O九師、一一O師兩個師的陣亡遺族，流落在西安，一點救濟的辦法都沒有。尤其是張副司令的處境，更使人傷心。他每月的特支費中央僅給8萬元，已經丟了老家的東北軍政人員和同鄉們，跑到西北來求他，他毫無辦法，甚至送點路費都相當困難。他是負軍事全責的副司令，還趕不上胡宗南部隊的一個師長，每月特支費都有12萬元．真是令人傷心……”這段話，使得蔣介石的親信、前來監軍的晏道剛如坐針氈，忐忑不安。

五、80年代初，葉劍英公開證實王以哲是中共黨員。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