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才

1892年 ^[2]  （或1895年 ^[3]  、1896年 ^[4]  、1897年 ^[5]  ），盛世才出生於奉天開原縣（今遼寧省北部開原市）盛家屯，父母共生五男二女七人，盛世才是家中老大。曾祖父盛福信原是山東人，困於家鄉因黃河改道而遭受天然災害，舉家同盛姓族人闖關東到遼寧以務農為生。其父除務農外，受過幾年私塾教育，因此被選為鄰村黃家屯小學的校董。 ^[6]  盛世才幼時在西豐縣初小，瀋陽第五高小，遼寧省立農林中學學習。

1915年，畢業於上海吳淞中國公學專門部政治經濟科。

1917年，赴日留學，就讀於東京明治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學，期間接觸到《共產主義ABC》等左翼刊物。

1919年，盛世才回國參加五四運動，認為讀書不能改變中國的落後面貌，決定投筆從戎，歸國後進入廣東李根源主辦的雲南陸軍講武堂韶關分校學習。畢業後經其介紹，回東北在奉軍第八旅郭松齡部，任排、連長及上尉參謀等職，深得郭松齡的信任，經郭的介紹與郭松齡的義女邱毓芳結婚（與前妻離婚）。

1923年，經郭松齡推薦，張作霖送他到日本陸軍大學學習，其妻同行。

1925年，郭松齡反奉失敗，張作霖撤消了保送盛世才學習的公費。但他善於鑽營，先後得到了孫傳芳、馮玉祥、蔣介石的資助，完成了日本陸軍大學的學習。 ^[7] 

1927年，盛世才回國後，在國民黨賀耀祖部下任參謀，以後又調總司令部任上校參謀兼中央軍校附設軍官團教官。1928年任代理行營參謀處科長。但他認為蔣介石“感情用事”、“度量狹小”，用人“分南北界限”，“決難作全國之首領”。

1929年，調參謀本部第一廳第三科任科長。 ^[7] 

1929年秋，盛世才與新疆省秘書長魯效祖相識，金樹仁在新疆訓練軍隊需要人才，盛世才主動要求去新疆，1930年秋，盛世才輾轉蘇聯隨魯效祖入新疆。1930年底，被金樹仁任命為“新疆陸軍初級軍官學校”戰術總教官，培養了盧毓林、王玉書等後來的親信。

由於新疆省主席金樹仁自1928年執掌新疆後對新疆各民族的壓迫、剝削和奴役十分殘酷，激起了新疆各族的仇恨，一些地方統治者也趁機紛紛割據獨立。1931年“哈密暴動”爆發，1月馬仲英率領6000多人進軍新疆，佔領新疆東部。盛世才擔任“東路剿匪指揮部參謀長”，擊敗馬仲英和和加尼牙孜，後任東路剿匪總指揮，屢戰屢勝，威望日漸提高。 ^[8] 

1933年，新疆“四·一二“事變爆發，新疆的東北義勇軍和歸化軍聯合倒金，金樹仁去職，倉惶逃離省城，手握重兵的盛世才回師迪化，被各方推舉為新疆臨時邊防督辦；教育廳廳長劉文龍被推舉為新疆臨時省主席。12月，盛世才就以劉文龍涉嫌謀叛，將劉主席及其全家軟禁，迫令其辭職，而指定年邁多病的老官僚朱瑞墀為省主席。從此盛世才掌握了新疆最高統治權。 ^[9] 

次年3月，朱瑞墀病死。盛世才集軍政大權於一身，開始了他對新疆的獨裁統治。盛世才上台之初，政權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實際只控制省城一帶。當時新疆還有佔據北疆的馬步芳的堂弟馬仲英和佔據伊犁的張培元兩股勢力，與盛世才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他們二人的兵力皆多於盛世才，兩人聯合行動，準備隨時奪取政權。一些地方勢力也準備伺機而動。 ^[11]  盛世才為了鞏固政權，制訂了“十大綱領”，進一步鞏固和平局勢，提高自己的威信。

盛世才掌權後，憑藉軍事實力逐步排擠“四·一二“事變發起人，引起新疆當局一些人的不滿。而南京國民政府則藉機圖謀控制新疆，派出黃慕松進疆“宣慰”，與陳中、陶明樾、李笑天等人炮製了一個撤督辦成立軍事委員會的方案，也就是撤銷當前盛世才為督辦的新疆邊防督辦公署，代之以新疆軍事委員會，容納和加尼牙孜、原金樹仁政權殘餘、入疆之東北抗日義勇軍、馬仲英、伊犁屯墾使張培元等為委員，以盛世才為委員長。黃慕松希望通過這個方案即限制盛世才的權利，又可以平息當前遍及全疆的動亂，引起了盛世才的極大不滿。 ^[12] 

盛世才首先派人與馬全祿的部下馬德祥勾結，用高官厚祿相利誘，唆使馬德祥殺死馬全祿，進而收編馬全祿餘部2000多人，從而消除了迪化的一大威脅。又利用馬仲英和和加尼牙孜的分歧和矛盾，以劃分南疆給和加尼牙孜為代價，誘使和馬聯盟瓦解。1933年6月下旬，盛世才突然停止追擊馬仲英，匆匆帶親信部隊返回迪化。6月25日傍晚以開會名義將陳中、陶明樾、李笑天三人擒獲，隨即當場槍決。

這一手段收效顯著，新疆臨時省政府主席劉文龍嚇的要求辭職，省府辦公人員一致向黃慕松要求收回撤除邊防督辦公署的計劃。另一方面，盛世才暗中指示手下四處散佈黃慕松與馬仲英勾結，同時又公開宣佈大西忠實為日本間諜，馬仲英乃“日本帝國主義走狗”，言外之意黃慕松與馬仲英接觸實際是在為日本帝國主義張目。這一點十分重要，因為此時從塔城輾轉回國的東北抗日義勇軍正在陸續向迪化集中，準備回撤關內繼續抗日，此言論一出激起果然東北義勇軍義憤，後來從蘇聯歸來的義勇軍大部分留在新疆捲入了內戰，在隨後不到半年的戰爭中，付出了約5000人的生命。 ^[13] 

1933年4月12日下午4點30分，劉快腿部開始與馬仲英部隊發生接觸，雙方立即開始激烈交戰。馬仲英的部隊氣勢兇猛，潮水般一批批衝向省軍陣地，省軍用機槍和裝甲車等重火力頑強抵抗，然而馬軍不在乎兵員傷亡，衝在前面的人剛剛被射中倒下，後面就有更多的人補上，給省軍造成很大的心理壓力，省軍陣地數度被馬軍騎兵突破，盛世才在前沿指揮作戰險些被活捉。盛世才後來心有餘悸地回憶説這是他一生中最危險的一仗。但是負責堅守省軍中央陣地的劉快腿500精兵發揮了極大作用，劉快腿的部下多為他當年在東北做土匪時訓練的神槍手，槍法嫺熟，百發百中，彈無虛發。每次馬軍騎兵從兩側突破陣地時，都被這些槍手準確的射擊命中騎手頭部而斃命。如此交戰不久，馬軍即傷亡達400餘人。馬軍第一線士兵多為進入哈密後補充新兵，戰鬥力不如跟隨馬仲英入疆的3000甘肅子弟兵，此時見傷亡巨大，開始畏縮不前，省軍趁機開始發起總攻，前進到紫泥泉村附近，雙方又發生激戰。馬軍二線部隊部署在村莊周圍，開始頑強阻擊省軍的進攻。不久天氣突變，士兵無法繼續戰鬥，省軍遂停止進攻，雙方對峙了一夜。

馬仲英部大約有7000多人，駐紮在哈密、奇台和孚遠一線。在1933年5月佔領孚遠後，新疆臨時政府曾經與馬仲英進行接觸，商談和平解決的辦法，此時盛世才已經成功分化了和加尼牙孜，軍中大批軍官尤其是歸化軍強烈主戰，而馬仲英一路進展順利，儘管軍中阿訇希望和平，但眾多軍官也主張繼續戰爭，在這樣的氛圍中雙方的和平談判最後不了了之。

盛世才手下的歸化軍從阜康開始向紫泥泉方向推進，同時，已經和盛世才有密約的和加尼牙孜也開始帶領部下脱離馬仲英向紫泥泉移動，馬仲英為了保護孚遠外郊，被迫推進到紫泥泉，晚到達並開始佈防。馬仲英打算利用紫泥泉村進行掩護，進可攻擊，退可防守。而盛世才的戰術打算利用自己優勢兵力，直接進攻當面對手，並在這一地帶對馬仲英進行包圍而加以殲滅，為了實現這個戰役目的，盛世才制定瞭如下作戰方案：

以第四路劉快腿部加機槍兩連並鋼甲車隊，佔領乾溝南北，誘使其進攻，然後堅決就地抵抗阻擊；第三路歸化軍之騎兵掩護第四路的右翼，第六路騎兵掩護第四路左側，當全線總攻時兩支騎兵威脅馬軍兩翼幷包圍敵軍；第五路、第二路為二線部隊，其中第五路沿公路右線攻擊前進，第二路則沿公路左線進攻，隨時援助第四路發起中央進攻；第一路和敢死隊、其他機槍隊為總預備隊，同時炮兵受命集中炮火炮擊紫泥泉村，掩護步兵推進。

馬軍出奇台均配發單衣褲，在當夜雨雪紛飛中，凍死很多，即使挺過寒夜者也是雙手凍僵，幾乎無法繼續持槍射擊。而省軍士兵配發皮衣，因而能夠堅持。第二天拂曉，休整了一夜的省軍又一次發起猛烈攻勢，不給馬軍絲毫喘息的機會。戰鬥開始不久馬軍又傷亡200多人，馬仲英衞隊營近500人原為省軍，在孚遠投降馬仲英，如今見馬軍大勢已去，無力再戰，當即藉助天色昏暗於陣前投降省軍，致使馬軍陣地出現一個大缺口，防線隨即崩潰，馬軍全軍潰退。馬仲英率自己從甘肅帶進新疆的3000士兵，沿公路一路東逃，經木壘河翻越天山南下吐魯番。省軍追兵則於14日勝利佔領奇台。

盛世才大獲全勝，擊斃馬軍600多人，繳獲槍支1000多支，子彈30000多發，自己僅有300人的傷亡。馬仲英南逃吐魯番卻是出乎盛世才的預料，盛世才在戰鬥勝利後命令參謀長陳中率騎兵追擊，原以為馬仲英會東撤哈密，然後背靠自己甘肅的老地盤，進可攻，退可守，如此以來，其仍然是新疆治安之大患，卻不料馬仲英會南下。

此時的馬仲英佔據新疆廣大地盤，從哈密經鄯善、吐魯番直到焉耆，另外馬赫英的勢力從鎮西向北沿外蒙國境直達阿山南部，而馬世明的勢力則越過達坂城滲透到了柴窩堡。盛世才的防守地區也只是東到奇台、西達塔城而已。1933年10月9日，馬仲英在吐魯番舉行閲兵誓師大會，宣佈要消滅盛世才，而盛世才不甘示弱，第二天在迪化通電全國討伐馬仲英。10月早先趁盛世才與馬仲英大戰迪化南山時已經佔據阿山的馬仲英得力部下馬赫英此時得到馬仲英的命令，指揮2000人馬大舉南下圍攻塔城，就此第二次盛馬大戰開始。

戰爭開始，形勢對盛世才十分不利，鎮守塔城的陳繼善連發急電求援，稱塔城在馬軍包圍下已三日，“形勢危急，若無援軍，後果難料”。盛世才慌亂中調遣督辦公署參謀長劉斌率領歸化軍增援塔城。盛世才在迪化百姓的歡送下浩浩蕩蕩出發，兵分兩路，一路出奇台經七角井攻擊鄯善，企圖切斷馬仲英返回哈密、甘肅的退路。另一路則有盛世才親自指揮直攻通向吐魯番的門户達坂城。

馬仲英得到盛世才大軍來犯的報告，命令駐紮達坂城的沒指頭團長（綽號）迅速佔領附近高地固守，同時他親自率領步兵一個旅，會同駐紮托克遜的馬彥良騎兵一團抵達達坂城，憑藉高地實施防禦戰。雙方部隊分別緊張構築工事備戰。15日清晨，省軍開始發起攻擊，盛世才仍然使用東北義勇軍做先鋒，猛烈攻擊山灣的馬軍山頭陣地。馬軍居高臨下，槍炮齊發，打得進攻省軍傷亡慘重，被迫撤回。裝甲車、山炮、輜重等作戰器械慌忙渡過孔雀河，歸化軍的裝甲車因為載重過重，竟然把橋樑壓垮，而後續車輛陸續到來，士兵忙不擇路，紛紛搶先過河，交通擁擠不堪。馬軍騎兵追到河邊，很多省軍潰兵繳械投降，成建制投降的就有2個連之多。此戰馬仲英繳獲了山炮4門、裝甲車1輛（由於缺乏燃料，後在戰場燒燬）、步槍300餘支，機槍多挺，還有大批輜重。

這場決戰，盛世才註定只能悲慘地成為馬仲英的陪襯，馬仲英騎兵憑藉一腔熱血無情地踏翻了盛世才按照教科書部署的陣地。國內戰場上屢次被拉出來當王牌的沙俄“歸化軍”，這次在達坂城外被兇狠的馬家騎兵徹底踩斷了脊樑。達坂城外萬餘人的對攻迅速變成一場追擊戰，馬仲英殺紅眼的騎兵從達坂城跟着盛世才的敗軍一路打到烏魯木齊城下。盛世才的裝甲車被馬仲英調到馬富元那裏，用來衝擊馬木提的騎兵。

而在塔城，馬赫英不費一槍一彈順利佔領塔城舊城。進攻新城，戰況一度十分激烈，馬軍使用雲梯，頭頂鐵鍋奮勇登城，塔城岌岌可危。幸而從迪化趕來了歸化軍黑洛夫斯基一團援兵，儘管援軍指揮黑洛夫斯基在進行巷戰時遭到馬軍士兵的狙擊身亡，還是解除了塔城之圍，馬赫英帶部下退守額敏，旋即被隨後趕來的劉斌部擊潰。

1933年10月下旬，馬仲英親自率領精鋭騎兵約2000人，出天山直攻孚遠，10月27日黎明，馬仲英部從城西北架設兩部雲梯開始偷襲孚遠，幸而被守軍發覺被擊退，馬軍轉而攻擊城垣東北角，又被守軍擊退。入夜，守衞孚遠的民團派出人員連夜奔阜康求援。而馬仲英在則指揮部下在城東門挖掘數條地道，試圖爆破城門並夜襲孚遠，29日下午，馬軍在東城牆北挖掘的地道順利進入城內，被巡邏守軍發現，守軍急忙使用辣椒、煙桿和茅草煙燻地道，才使馬軍利用地道的進攻戰術破產。10月30日黎明，馬軍引爆了東門下地道的炸藥，同時使用機槍掩護，開始猛攻東門。東城門在炸垮後，守軍動員數十名少年從兩側擔土填堵，一晝夜竟然將缺口封出，至此馬軍攻勢大減。不久，省軍援軍趕到，馬仲英遂悻悻撤軍。

1934年1月12日晚馬仲英指揮萬人突然包圍迪化，準備速戰速決，一舉消滅盛世才。盛世才在迪化親自任城防總司令，任命楊耀均為前敵總指揮（後以哈玉良接替），在烏拉泊、倉房溝部署別克迭耶夫為旅長的歸化軍兩個騎兵團，在大灣、寧夏灣、飛機場一帶部署了張風儀、尤得勝、孫慶麟、蔣有芬的部隊，命令孟熙步兵旅會同一個團守衞紅山、六道灣、鹼泉子溝、水磨溝，楊樹堂旅守衞西大橋，盧毓林和商團守衞南關和西關，督辦公署教導營和軍校學生、中等師範學生守衞漢城和滿城，盛世騏指揮衞隊團負責護衞督辦公署。省軍在迪化駐軍約有9000人，加上各大中學校學生、商團、民團總數大約有2萬之眾。1934年1月12日晚，省軍防守部隊與馬仲英主力在迪化郊區芨芨槽子激戰竟夜。省軍不支退守城區，13日凌晨，馬軍已經將迪化圍得如鐵桶一般，馬軍騎兵勢不可擋，潮水一般猛攻南梁，省軍則頑強阻擊，雙方各不相讓，打的難解難分，傷亡都很慘重，形成了對峙局面。

1月16日，馬仲英見南梁進攻進展不順，便集中力量轉而攻擊省軍防守薄弱的飛機場、無線電台等地，17日凌晨兩地均被馬軍順利佔領，省軍防線出現了一個大缺口。17日上午，由於省軍主力當時都在城外設防，迪化城內空虛，情急之下盛世才組織大批學生臨時參戰守衞城池，並緊急組織民團、商團3000多人，僅發放長矛、斧頭登城防禦。同時再次緊急請求蘇聯紅軍援助。據盛世才當時的副官趙劍鋒回憶：在馬仲英圍攻省城的三十多天中，盛世才每隔一兩天就在夜晚派車接蘇聯駐迪化總領事阿布列索夫到督署商談軍事，主要是促請蘇聯政府出兵幫助之事。

馬仲英佔領飛機場時，奪取了一架飛機，馬仲英隨即強迫駕駛員張緒芝駕駛飛機，馬坐飛機上持槍威脅駕駛員向盛世才的督辦公署投彈，張緒芝無奈投出三枚手榴彈，同時還投下勸降的傳單，均未起到絲毫作用。

蘇聯紅軍從塔城派出飛機前來援助盛世才，這些飛機使用重型炸彈不間斷轟炸馬軍陣地。蘇軍的轟炸收效極大。此後凡是晴天，蘇軍飛機就成羣結隊進行轟炸，給馬軍造成很大傷亡。 ^[15]  凌晨，馬仲英集中優勢兵力，利用蘇軍飛機未到的時間，突然對南梁發起猛攻，守衞在這裏的省軍不支潰退，危急中盛世才趕到前沿，接連親手槍決了三名潰兵，才震懾了全軍，穩定了防線，潰散的省軍在盛世才的威逼下拼死一戰，在增援來的歸化軍援助下又搶回了丟失的陣地。一天惡戰後，馬軍傷亡高達千人，再無氣力對迪化發起大規模進攻了。

_主詞條：蘇聯入侵新疆

盛世才深知近在咫尺的蘇聯對於新疆的重要性。不僅新疆的日用品基本上都來自蘇聯，而且蘇聯軍隊隨時可以開進新疆。1920年，蘇聯紅軍曾進入新疆消滅白俄軍隊。盛世才把爭取蘇聯的諒解與援助作為鞏固自己政權的主要措施之一，不斷派人與蘇聯接觸及求援。他自己也裝出信仰共產主義，對馬列主義頗有研究的樣子，討好蘇聯。 ^[16]  經常邀請蘇聯駐迪化總領事孜拉肯等人吃飯，徵詢他們的意見，討論蘇聯協助盛世才加強對新疆的控制。

對於蘇聯來説，一個穩定而親蘇的新疆地方政權對它有直接的利害關係，可以使與新疆接壤達3000多公里的中蘇邊境平安無事。蘇聯政府提出，盛世才“親蘇必須反帝”。盛世才為了取得支持，只得答應。蘇聯不斷給盛世才提供軍事援助和經濟援助，使盛世才上台後很快站穩腳跟。在軍事支援盛世才的同時，蘇聯又從人力、物力、財力等各方面予以支援，派遣一批專家、技術人員、幹部、共產黨員來新疆，具體幫助盛世才制定了“六大政策”，即“反帝、親蘇、民族平等、和平、清廉、建設”，標榜“建設新新疆”，以恢復和發展新疆的經濟文化。在蘇聯的幫助下，新疆的經濟得到某些恢復和發展。

蘇聯支持盛世才，引起世界革命派的激烈反對。共產國際致函聯共（布）中央，羅列了不能支持盛世才的各種理由。就意識形態原則而言，共產國際不無道理。但蘇聯決策者這時並不考慮意識形態原則，而是蘇聯現實的國家利益。 ^[17] 

1933年12月，張培元自伊犁進兵迪化。1934年1月1日，張培元部攻陷塔城，繳獲了蘇聯運送給盛世才的大批槍械，並擊斃了盛世才派到塔城負責守備的原迪化警備司令邢佔元。隨後張培元主力楊正中旅開始向迪化方向攻擊前進。盛世才連忙委任剛殲滅馬赫英部的劉斌為伊犁代理屯墾使兼討逆軍總司令，指揮歸化軍第二團、第四團、東北義勇軍於旅、武團、汪、閻二營共3000多人，從綏來向烏蘇進發迎擊張培元。這時應盛世才的請求，經過精心準備的蘇聯紅軍兩個旅，詭稱“阿爾泰軍”（意思是從阿爾泰募集的歸化軍）從葦塘子進入塔城，掐斷了伊犁與前方張培元軍的聯繫，同時蘇軍一個加強團，詭稱“塔爾巴哈台軍”（意思為從塔城募集的歸化軍）從霍爾果斯進入伊犁，直搗張培元的老巢，進入伊犁的蘇軍炸燬了惠遠城南北兩座城門和火藥庫，拔除了張培元的大本營，逮捕了各級官員。將張培元擊敗，張培元逃亡途中自殺身亡。

1934年1月，馬仲英統率主力七千餘人圍攻迪化，形勢一度極其危急。盛世才率軍抵抗，並再次請蘇聯紅軍相助。蘇軍分兩路入疆，很快擊敗了馬仲英部。馬仲英於2月中旬撤圍南逃蘇聯。至此，盛世才在新疆已無強勁對手了。

1937年初，馬仲英的親信馬虎山舉兵反盛，進兵庫車。9月，在盛世才的請求下，蘇聯柯爾託羅夫兵團2個團和另外1個團，配有飛機40架、坦克20輛，突入阿圖什，切斷馬虎山軍的退路。馬虎山見勢不妙，率少數隨從逃往印度，其部由旅長馬生貴通電投降。馬生貴後被蘇聯軍隊殺死。到此，盛世才完全鞏固了在新疆的統治。

1940年兼任省主席前，盛世才在新疆只有“邊防督辦”一個官方身份，地位卻遠在接替劉文龍的傀儡省主席李溶之上。在民眾心目中，盛世才是“建設新新疆”的領導者、是遠在大後方的抗日英雄，每到4月12日“倒金革命紀念日”，大街上會將他與斯大林的畫像並列懸掛，視為革命偉人。1934年4月的第二次全省民眾代表大會上還發表《告全疆各族民眾書》，號召“集中我們的一切力量來擁護全疆各民族的救星盛督辦”。 ^[18] 

盛世才採取親蘇政策，是出於自己利益的考慮。除了蘇聯，他對於其他外國人入新疆是持反對態度的。

但當時新疆的政治環境很複雜，英、德、日帝國主義分子都想涉足這塊土地。英帝國主義於1933年11月唆使沙比提大毛拉和伊敏在喀什建立“共和國”，宣佈該共和國為“永久民主共和國”。法國人在迪化開設過洋行，英國人設立過天主教堂，瑞典人在英吉沙設立過醫院，實際上都是在不同的名目下進行間諜活動。在宗教外衣的掩護下的封建上層，開始投入帝國主義的懷抱，叛亂者中“親英的南方集團”和“親日的北方集團”，成為西方刊物司空見慣的術語。

盛世才執政後，把洋行和天主教堂一律關閉，把所有外籍人員一律驅逐出境。除了蘇聯人，凡是到新疆的外國人，幾乎一律被逮捕。 ^[18] 

在“六大政策”的指導下,盛世才在新疆制訂和實施了第一、二期三年建設計劃（1936年—1937年6月為新疆第一期三年計劃時期，1936年7月—1942年6月為新疆第二期三年計劃時期）。1942年7月起，本有第三期三年建設計劃，因盛反蘇反共而中止。

農業生產條件得到明顯改善。新疆耕地面積大增。1937年到1942年新疆耕地擴大到958萬多畝。水利事業也取得了成績，1942年全省水渠總長度達到360萬公里，渠道總數為1578條。工業也有一定程度發展。新疆工業基礎比較薄弱，但在1937—1942年間，在迪化、伊犁、塔城、喀什、阿山（阿爾泰）、阿克蘇、和田等地相繼建立了一些發電廠、皮革廠、汽車修理廠、針織廠、印刷廠、麪粉廠、榨油廠、糖果廠、自來水廠以及繅絲廠、造紙廠、奶酪廠等工業企業。 ^[19] 

新疆的教育事業也得到了發展，將原俄文法政學校改為新疆學院，先後派遣多批中國學生赴蘇聯中亞地區留學，學習行政法律、畜牧和醫藥等專業。 ^[20]  “據統計，六年間全省公立中學學校和在校生的數量增加了4倍以上”，先後成立了歸化中學（俄羅斯中學）、塔城中學、伊寧中學等學校，伊寧、塔城建立了高級職業學校，在迪化、阿克蘇、喀什、和田建立了初級職業學校，教育經費投入1942年比1938年增加了近3倍。 ^[21] 

新疆成立了中蘇文化協會新疆分會，也一度成為成為進步人士薈萃、進步文化傳播的重要基地。杜重遠、薩空了、沈雁冰、張仲實、趙丹都來到新疆工作。 ^[22] 

1934年上台之初，盛世才便成立了“督辦公署偵探隊”，刺探各級官員動態，隨後在蘇聯顧問幫助下成立“新疆省政治監察總管理局”，自兼局長，引入一批蘇聯人和留蘇華人擔任副局長及科長、組長，在全省建立情報網絡，將克格勃的工作模式搬入新疆。這個機構後來演變為新疆公安管理處，並衍生出邊務處等關聯機構。盛世才執政11年間先後製造6起大型“陰謀暴動案”和若干小型案件，被逮捕處決的各界人士數萬人，被稱為“盛世才十年督辦，十萬人頭”。 ^[23] 

1937年8月，因一次誰也沒有看到兇手的“行刺”，盛世才就將省政府副主席和加尼亞孜、委員滿楚克扎布、民政廳長馬紹武、財政廳長鬍壽康、建設廳長鬱文彬、教育廳長陳馨等七百餘人投入大獄，省政府為之一空。

1940年又“破獲”一起“漢奸、帝國主義分子、託派匪徒三大陰謀集團暴動案”，新疆學院院長杜重遠、哈薩克族領袖沙裏福汗等素不熟識的人被株連成案，牽連逮捕各級軍政官員數千人。

1942年3月19日，盛世才殘忍殺害了自己的四弟盛世騏。盛世騏原任新疆督署衞隊團團長，曾去蘇聯紅大學習，畢業後回疆任機械化旅旅長。他“思想進步，傾向蘇聯和我黨，積極支持和擁護我黨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敬佩八路軍、新四軍廣大指戰員對日作戰的英勇，他視蔣介石真反共假抗日，對中共代表潭秋既友好又崇敬。因之，他在家庭會議上堅決反對大哥盛世才擁蔣反共，並大罵盛世才背信棄義，這就是盛世騏被殺真相”。 ^[47] 

盛世才主政新疆期間，為了保住自己的統治地位，他曾經與國民政府的政策背道而馳，實行親蘇政策，驅走了英、日在新疆的勢力。

《新疆日報》以漢、維、哈、蒙四種文字刊載塔斯社電訊，新疆民眾反帝聯合會的《反帝戰線》更是旗幟鮮明的宣傳馬列主義理論。廣播電台播放的是《喀秋莎》、《祖國在召喚》等蘇聯歌曲。全疆開設了70餘家電影俱樂部，上映《列寧在十月》、《被開墾的處女地》等蘇聯影片近百部，放映之前還有歌頌蘇聯經濟建設成就的新聞加片。

省政府和督辦公署都有蘇聯顧問，學校有蘇聯教員、軍隊有蘇聯教官。迪化飛機場、安集海煉油廠、獨山子石油廠、阿山金礦局都有上百名蘇聯工作人員，新疆的東大門哈密還有以“歸化軍”名義駐防的蘇聯紅軍混成團，俗稱“紅8團”。

1936年，新疆對蘇聯貿易總額達到6000萬盧布，是他上台前的兩倍。從這年開始，新疆利用蘇聯貸款實施“三年計劃”，興建水電、電燈、自來水等公共事業和造紙、印刷、制毯、甜菜製糖等工業企業，呈現出抗戰期間少有的繁榮景象。教育伴隨經濟同步發展，30年代末全疆開設學校1200餘所，學生超過6萬人，是1931年的8倍，大中學生都以考取官費赴蘇留學為最高目標。

1937年8月21日，中國國民黨政府與蘇聯政府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後，蘇聯政府大力援助中國，中蘇關係進入“蜜月”時期。而蘇聯的大批軍火物資是通過新疆才得以運往抗日前線的。同時，新疆又是蘇聯中亞地區安全的一個天然屏障，地位至關重要。1938年1月，蘇聯紅軍一個機械化加強團——第八團進駐哈密，守護着新疆東部大門，這使得國民黨軍隊不敢輕易西進。

1938年8月，盛世才就以就醫為名，秘密前往莫斯科。盛世才去莫斯科沒有向國民黨政府泄露任何消息，但中國共產黨方面對此是知道的。隨同盛世才前往莫斯科的還有他的妻子邱毓芳。雖然蘇聯在新疆的顧問和蘇聯對新疆的援助在日益增長，但當時蘇聯正值大“肅反”期間，這使盛世才對自己的安全有些擔心。然而他很快發現，這種擔心是多餘的。

盛世才一到莫斯科，便受到蘇方官員極為熱情的接待。盛世才住在莫斯科城郊的一所旅館。這次訪問沒有引起公眾的注意，甚至連國民政府駐蘇大使館也不知道。很快，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宮接見了盛世才，參加會見的有莫洛托夫與伏羅希洛夫。盛世才後來還回憶説：“會見時，關於1937年新疆的叛亂，斯大林贊同這樣一種看法，即叛亂是由託派策劃的。納粹、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對其給予了援助和支持，以建立進攻蘇聯的前沿陣地。伏羅希洛夫則側重於談可能把新疆作為侵略蘇聯薄弱地區的跳板這個與蘇聯有關的問題。”

在莫斯科，斯大林曾三次會見盛世才。斯大林滿足了盛世才的全部援助要求。盛世才事後説：“我瀏覽了一下項目表，看到了我們熱切期待了五年的全部短缺設備。顯然，斯大林心中消除了在援助我的政府問題上的疑慮。”

盛世才為了討好蘇聯，曾多次提出在新疆建立蘇維埃共和國，脱離中國，加盟蘇聯。但是蘇聯出於國際輿論的考慮，沒有答應，蘇聯領導人莫洛托夫曾在第七屆全蘇維埃聯盟代表大會上宣告：蘇聯“絕對維護包括新疆在內的中國全部領土的獨立、完整和主權”。

盛世才還不惜犧牲國家利益。1940年11月26日，盛世才和蘇聯政府代表巴庫林、卡爾波夫簽訂了為期50年的《新蘇租借條約》，使蘇聯在新疆享有各種不受當地政府幹預的獨立特權，攫取了新疆的全部礦產以及交通、工業與各種資源，並且蘇聯可以在新疆駐軍，蘇聯各類人員可以自由在全新疆活動，並對個別仇視蘇聯的軍官進行清洗，承諾在當地扶植共產主義觀念。 ^[24] 

1937年紅軍西路軍餘部在李先念帶領下到達新疆，在陳雲關心下，盛世才對這批紅軍做了妥善安排，特別是為中共培養了一批軍事技術人才，這是他的歷史功績。（這批技術人才就是中國最早的飛行員。客觀的説，盛世才是有陰謀的，他表面上是為紅軍培養飛行員，實則是藉機向蘇聯索要更多的飛機和技術支援。）

1938年2月，受中共黨中央派遣，毛澤民、林基路等同志到新疆做統一戰線工作，先後出任新疆省財政廳、民政廳廳長等職。1939年陳潭秋回國，任中共中央駐新疆代表和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負責人。 ^[25] 

1937年11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康生從莫斯科回延安。盛世才熱情接待了他們。在筵席上，盛世才適時地向王明提出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要求。盛世才的“入黨”問題，也在此次莫斯科之行中得以解決。盛世才在加入中共“無望”後，便秘密加入了蘇聯共產黨。盛世才回憶説：一切進行得都很順利，斯大林的心情也顯得很好，所以，我決定談談涉及到我與延安今後關係的微妙的個人問題。斯大林在盛的入黨問題上一改前態，當即明確表示:“你如今就可以入黨。你回新疆之前，我會再次和你談這個問題。”根據斯大林的指示下，蘇聯給予盛世才特殊的照顧，立即吸收他加入蘇共，盛於1938年8月加入蘇聯共產黨，並在莫洛托夫的秘密訪問中直接從莫洛托夫接收了第1859118號黨員卡。

盛世才還轉述了他對斯大林説的原話：“我是馬列主義的忠實信徒。1937年，我通過陳紹禹（王明）、康生和鄧發，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政治局的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陳紹禹、康生、鄧發、陳雲和任弼時等人對此一致同意了，但又説要與第三國際商量之後再作最後決定”；“我希望能迅速受到黨的考驗和教育。所以，我也很渴望知道你們關於我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決定。”

根據20世紀90年代以來解密的俄羅斯檔案中的1938年9月2日盛世才與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羅西洛夫的會談記錄，斯大林確實同意盛世才秘密加入聯共，但是又擔心此事泄漏後，會引起蔣介石的不滿，給盛世才今後的工作帶來不便。關於盛世才加入聯共的事，盛世才的二妹盛世同也證實了此事。她説：“他是個聯共黨員，並有黨證。”盛世才關於他加入蘇聯共產黨的敍述也許是可信的。 ^[26] 

1940年盛世才扶植的傀儡、省政府主席李溶病故後盛接任省主席。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後，德軍一度處於優勢，逼近莫斯科城下。善於見風使舵的盛世才認為，如今蘇德戰爭（1941年6月22日～1945年5月8日）在蘇聯境內舉行，究竟什麼時候結束，難以預測；即使蘇聯獲勝，恐怕也不能如過去很有力量地援助新疆，不如投靠蔣介石。

1942年3月19日因蘇聯有意扶植其弟盛世騏取代盛世才，盛世才將其暗殺，並利用這個事件大肆宣傳。1942年4月中旬，蔣介石召見新疆駐重慶代表張元夫，邀請盛世才到重慶會晤。盛世才則派出五弟盛世驥前往接洽。7月，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到新疆視察，並帶來蔣介石親筆信，許諾“吾弟之事業即為中正之事業，故中正必為吾弟負責，以解除一切之困難也”。8月，蔣夫人宋美齡親臨迪化，向隨訪的各國記者表示“中央堅決相信盛氏，將來新疆各項工作需要中央協助與否，全由盛氏決定”。6月27日，斯大林派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德卡諾佐夫攜帶莫洛托夫給盛世才的信來到迪化，試圖阻止盛世才投靠蔣介石。雖然莫洛托夫表示願意作出讓步，但是盛世才不為所動。德卡諾佐夫對盛世才説：“你是聯共黨員，要永遠信仰馬克思主義，不能動搖。”盛世才此時毫不掩飾自己:“至於我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我必須非常坦率地告訴您，這是絕對不再可能的事情了。談到我的政府的政策問題，我只能告訴您，作為三民主義的忠實擁護者，我要在新疆建立民主統治。”

1942年9月17日，毛澤民、陳潭秋等共產黨員被盛世才逮捕。在獄中，敵人逼他們招認中國共產黨在新疆搞“暴動”的所謂陰謀，逼他們脱離共產黨，交出共產黨的組織。毛澤民、陳潭秋等堅貞不屈，視死如歸，義正詞嚴地回答：“決不脱離黨，共產黨員有他的氣節。”“我不能放棄共產主義立場！”1943年9月27日，毛澤民、陳潭秋等共產黨員被敵人秘密殺害。 ^[27]  盛世才和中共中央駐新疆代表鄧發關係很差，水火不容，所以把鄧發趕走，換成陳潭秋。陳潭秋為團結盛世才做了大量工作，兩人關係還算融洽，但最後還是因為盛世才決定反蘇反共投靠蔣介石，陳潭秋就慘遭殺害。

為了對蔣介石表示忠心，盛世才對蘇聯的態度發生了急劇的變化。1942年10月5日，盛世才通過蘇聯駐新疆總領事普式庚，向蘇聯政府遞交了一份備忘錄，要求蘇聯政府從新疆撤走除外交人員以外的全部人員，其中包括軍事人員，且須在三個月內撤離。盛世才的轉向，不僅與蘇德戰爭爆發後蘇聯的處境有關，而且也同蔣介石對盛世才的步步進逼有關。 ^[28] 

斯大林起初沒有考慮撤軍，但是1943年4月，鑑於國民政府任命的各部官員已到新疆任職，為了避免和蔣介石發生直接衝突，斯大林答應撤退駐新疆的蘇軍及顧問。6月，國民黨中央軍進駐哈密。在盛世才反悔之前，確實地奪取和保證了中國對新疆的控制權。斯大林知道新疆的局勢已不可挽回，於是下令退出新疆。盛世才與蘇聯的關係，就此徹底終結。1943年，盛世才加入國民黨，並表示“矢志擁護中央，盡忠黨國，絕對服從領袖”。隨後，盛世才取消了六大政策，六星旗也改為了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國民黨在新疆兵力不大時，對盛世才是竭力拉攏，但當包括中央軍和馬家軍一部的陶峙嶽兵團三個師全部進入迪化後，國民黨加緊剝奪盛世才權力。盛世才沒想到投靠國民黨是“引狼入室”。鑑於此，盛世才開始採取對策，準備把國民黨勢力逐出新疆。1944年8月11日，盛世才製造了逮捕國民黨新疆省黨部書記長黃如今、建設廳廳長林繼庸等人的“八一一黃林案”。一時間，整個迪化處於恐怖之中。

為尋找退路，盛世才企圖再次投靠蘇聯。他致電斯大林，要求重新加入蘇聯共產黨和將新疆劃為蘇聯的一個加盟共和國。但此時蘇聯政府已經對盛世才徹底失望。斯大林拒絕了他的要求，並把其電報轉給了蔣介石。

在此前的同年4月份，蘇聯政府已通過外交途徑對國民黨政府施壓，要求撤換盛世才。6月，斯大林在接見美駐蘇大使哈里曼時説，中國國民政府撤掉盛世才在新疆的職務，對於改善蘇中關係具有重要意義。同時，蘇聯在新疆三區（伊犁、塔城、阿山）的地下工作人員和蘇聯領事館人員，分別在封建宗教上層和知識青年等各階層羣眾中進行工作，建立秘密組織，在羣眾中開展反對盛世才和國民黨的活動。

此時的盛世才，已是眾叛親離，怨聲載道。蔣介石決定把盛世才調離新疆，另任農林部長，由朱紹良代新疆省主席。1944年9月11日，盛世才離開了新疆到重慶赴任。至此，盛世才在新疆苦心經營了11年5個月的軍閥統治結束了。他的財產裝滿五十輛卡車，包括數萬公斤的金銀財寶。因為太招搖，盛的車隊在路過陝西寶雞時，被“軍官團”藉口與衞士隊尋釁，搶劫一空。

1944年盛世才回內地後，原東北義勇軍舊部為報仇，四處尋機刺殺盛世才，搞得他深居簡出，即便後來隨國民黨敗軍逃至台北，也輕易不敢拋頭露面，義勇軍舊部殺盛世才不成，轉而去蘭州將盛世才岳父一家老少11口滿門刺殺，還在牆壁上用鮮血寫道：“十年冤仇一日雪”，邱宅大血案震驚全國。新疆人民曾樹立《血淚碑》，自費刊行《盛世才禍新記略》（又稱《盛世才禍新錄》），揭露盛世才的罪行。 ^[29]  1945年7月3日國民黨政府免去了盛農林部長職。盛世才遭受這些打擊之後，到相對安全的武漢，擔任“總統武漢行轅上將高參”等閒職。

1949年，盛世才隨蔣介石逃到台灣，先後受聘為“政策顧問、防務部門上將高參、行政機構設計委員”等閒職。可是，在台灣的眾多受過其迫害的各界人士並沒有放過他。在1954年3月召開的“國民大會”上，代表們紛紛提出控訴盛世才禍害新疆案，各種揭露其罪行的小冊子也在會場內外廣為散發。蔣介石正謀取在會上通過一部可以讓他無限期連任“總統”的憲法，不便為一個盛世才與代表弄得太僵，於是便授意大會接受提案，正式開始對盛世才進行審查。雖然盛世才仍然用搜刮來的民脂民膏為自己撐起了一頂保護傘，但此後的每次“國民大會”上，總要掀起一陣陣反盛聲浪，甚至有代表提出要盛世才自行了斷，以謝天下。因仇家太多，住在台北市南京東路五段的一個小巷子裏，蔣介石特別派了一個排的步兵保護他。 ^[30]  盛世才還先後獲得二等及一等雲麾勳章和陸海空軍獎章。後來的盛世才曾一度經商，在台北投資開辦士林西菜館。1970年7月13日，昔日的“新疆王”盛世才在台北空軍總醫院因腦溢血死亡。 ^[31] 

盛世才作為一個機會主義者，採取兩面手段。他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他結束了新疆的混亂局面，實現了新疆的穩定；他聯蘇親共，實行一系列進步的改革，政府清廉是其六大旗幟之一，並由此制定了嚴苛的法律，凡貪污公款500元及以上者，均處以死刑；在蘇聯的援助下建設了一些工廠學校，抗日戰爭爆發後使新疆成為中國抗戰的重要後方基地。

盛的立場與中國共產黨也有一些一致的地方，由於有蘇聯的支持，和對蔣介石本人的不信任，盛世才對國民黨政府並不十分買賬，曾公開批評過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1930年代末對紅軍西路軍和前來新疆學習軍事的中共黨員提供了幫助。

盛世才政府的口號是“永遠保持新疆為中國領土”，他也對蘇聯在新疆的圖謀進行了一些抵制，一定程度維護了中國領土的完整。這可以説是盛世才進步的一面，雖然主觀動機完全是從他的個人私慾出發，而其客觀效果也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的。 ^[33] 

盛世才曾被人們稱為“新疆王”，統治新疆將近12年。二戰時期盛世才把新疆政府和共產黨、國民黨合稱為“中國三大政治集團”，又以國共兩黨以外的“第三領袖”自居，以保持在中國的特殊割據地位，還把自己與斯大林、羅斯福、丘吉爾、蔣介石、毛澤東一起並稱為“世界反法西斯陣線六大領袖”，以此為名控制新疆。 ^[34] 

盛世才野心勃勃，崇尚亂世英雄，他曾對人説過：“人不能做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絕物，要做事情就得能令”，亦即幹事情一定要先有權，有權才“能令”。多疑性格迫使他始終處在整日惶恐不安狀態中，特別是他的兩位前任的下場更使他深信總有人要搞掉他，在其回憶錄中，他直言不諱地説道：“前任的執政者楊增新和金樹仁的命運，我是經常引以為鑑的，楊增新被暗殺，金樹仁僅以身免，我不得不為我的家庭和我本人的安全設想，時刻提防。” ^[35]  由於盛世才的兩面性，他為了自己的私利投靠外國勢力、出賣國家利益、獨吞大量新疆財富、排除異己、濫施酷刑、大搞牢獄、實施特務統治，據統計他統治新疆時期有10萬多人被羅織入獄，其中5萬人慘遭殺害。 ^[36] 

雖然盛世才和蘇聯的關係一度處於“蜜月”中。而後來隨着形勢的變化，盛世才最終與蘇聯決裂了，後期又實行反蘇反共的政策，逮捕、迫害、屠殺在新疆的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 ^[37] 

盛世才的高壓統治和對蘇聯的反覆政策，直接導致各地武裝暴動和蘇聯支持的1944年“三區革命”的發生，加劇了新疆的混亂局面。 ^[38] 

原中共駐新疆代表鄧發：“盛世才，就其出身來説，是個野心軍閥；就其思想來説，是個土皇帝；就其行為來説，是個狼種豬。” ^[40] 

曾任中共駐新疆代表的陳潭秋：“在相當一段時間裏，盛世才在政治問題上是以兩個中心的態度為標準，即國際問題看莫斯科，國內問題看延安。” ^[40] 

國民黨CC系的陳立夫回憶錄：“他對任何人都充滿懷疑......晚上把機槍放在他旁邊......他的所有文件都用保險櫃鎖起來”。 ^[41] 

蔣介石在“國大”會議的講話：“某同志昨天在會上述及盛晉庸同志在新省主政時慘殺民眾一事。諸位同志，要知道新疆省在我國西北邊陲，其面積十五倍於浙省，自民國成立以來，中央與該省之聯繫似斷似續，無權過問，盛同志卒能運用其力，將新省奉獻於中央，功在黨國。諸位同志，要明瞭此旨，顧念大體，勿再責難往事……”。 ^[42] 

盛世才在新疆時的題詞書法(2張)

盛世才主政新疆期間出版了其官方論著《六大政策教程》作為新疆政權的指導思想， ^[43]  並多次為新疆的學校、報刊題詞，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所著的《大馬的逃亡（馬仲英逃亡記）》中也記載了盛世才的文章。 ^[44] 

晚年的盛世才主要從事著述，寫了《牧邊瑣記》、《新疆十年回憶錄》等書，又在台北出版的《傳記文學》雜誌上刊出《從南京到新疆》長文，還與美國人艾倫·惠廷合編的《新疆：是小卒還是樞紐?》一書。 ^[29] 

2000年台灣出版過盛世才五弟口述歷史回憶錄《蔣介石的封疆大吏我家大哥盛世才》。 ^[45] 

烏魯木齊有西山盛世才住所遺蹟，重慶有盛世才、沈鴻烈公館舊址。 ^[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