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

1933年9月～1934年夏，中央蘇區紅軍第五次反“圍剿”作戰，由於中共中央領導人博古（秦邦憲）和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又名華夫，原名奧托·布勞恩，德國共產黨黨員），先是實行冒險主義的進攻戰略，後又實行保守主義的防禦戰略，致使紅軍屢戰失利，蘇區日漸縮小。1934年4月，中央紅軍（1月由紅一方面軍改稱）在江西省廣昌與國民黨軍進行決戰，損失嚴重，形勢危殆。7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革軍委）命令紅軍第7軍團組成北上抗日先遣隊，向閩浙皖贛邊挺進，建立新的蘇區；命令紅軍第6軍團從湘贛蘇區突圍西征，到湘中發展游擊戰爭。中革軍委派出兩個軍團分別北上、西征，意在調動國民黨“圍剿”軍，以減輕中央蘇區的壓力。但未能達到目的。10月初，國民黨軍向中央蘇區的中心區域進攻，迅速佔領了興國、寧都、石城一線。紅軍的機動迴旋餘地更加縮小，在蘇區內打破國民黨軍的“圍剿”已無可能，於是被迫退出蘇區，進行戰略轉移（即長征）。

此前，中革軍委曾於9月8日命令西征的紅6軍團在湖南省的城步、綏寧、武岡地區開展游擊戰爭，爾後轉移至湘西，並和在川黔湘邊境活動的紅軍第3軍取得聯繫。後因湖南、廣西省（今廣西壯族自治區）國民黨軍主力進至綏寧、靖縣（今靖州）地區阻擊，紅6軍團遂於9月中旬轉兵向南，於10月1日進佔貴州省的舊州。24日，紅6軍團在貴州省印江縣的木黃地區同紅3軍會師。會師後，紅3軍恢復紅軍第2軍團番號。接着，紅2、紅6軍團發起湘西攻勢，相繼攻佔永順、大庸（今張家界）、桑植等地，創建了湘鄂川黔蘇區，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紅軍的突圍轉移行動。

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領中央紅軍第1、第3、第5、第8、第9軍團及中央、軍委直屬隊共8.6萬餘人，從江西省瑞金、古城等地出發，開始戰略轉移，準備到湘西地區同紅2、紅6軍團會合。紅軍第24師及地方武裝共1.6萬餘人，留在中央蘇區堅持鬥爭。

10月17日，中央紅軍由雩都（今于都）南渡貢水。21日，中革軍委以紅1軍團為左路前衞，紅3軍團為右路前衞，紅9軍團掩護左翼，紅8軍團掩護右翼，中央和軍委機關及直屬隊編成的兩個縱隊居中，紅5軍團擔任後衞，從王母渡、新田之間突破國民黨軍第一道封鎖線，於25日全部渡過信豐河（桃江）。此後，中央紅軍繼續以這種甬道式隊形，攜帶大量物資器材，沿山路緩慢西進，直到11月15日，才先後從湖南省汝城以南的天馬山至廣東省的城口間、湖南省的良田至宜章間通過第二、第三道封鎖線，進至臨武、藍山、嘉禾地區。這時，蔣介石以16個師共77個團實施“追剿”，並令粵軍、桂軍共9個師進行堵截，企圖圍殲中央紅軍於湘江以東地區。而此時宜章至湘江之間廣大地區內，國民黨軍兵力薄弱，且因派系矛盾，動作不一，便於紅軍機動作戰。然而，博古、李德等領導人一味退卻逃跑，消極避戰，繼續使紅軍處於十分被動的地位。11月25日，中革軍委決定，中央紅軍分4個縱隊，從興安、全州間西渡湘江，前出到湘桂邊境的西延山區。27日，先頭部隊紅2師一部，突破國民黨軍第四道封鎖線，渡過湘江；次日，紅4師一部也渡過湘江。各路國民黨軍即以優勢兵力南北對進，在飛機的支援下向紅軍猛烈進攻。紅軍在湘江兩岸浴血奮戰，經過新圩、直嶺頭、界首、腳山鋪、鹹水等戰鬥，擋住了國民黨軍的猛攻，掩護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和直屬隊於12月1日渡過湘江。但是，紅軍卻遭到慘重損失，紅5軍團第34師和紅3軍團第6師第18團被阻於湘江東岸，指戰員大部犧牲。中央紅軍渡過湘江後鋭減至3萬餘人，紅8軍團番號撤銷。

湘江戰役後，蔣介石調整部署，迅速向湖南省西部的黔陽、洪江地區轉移兵力，趕築工事，企圖圍殲中央紅軍於北去湘西的路上。12月11日，中央紅軍進至湘桂邊境的通道、下鄉、長安堡地區。此時，中央紅軍若按計劃北去湘西會合紅2、紅6軍團，必然要和以逸待勞的優勢國民黨軍決戰，將會有覆滅的危險。在此危急關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根據當面軍事態勢，力主放棄原定計劃，改向國民黨統治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以擺脱敵人，爭取主動。15日，中央紅軍佔領貴州省黎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會議。會議接受毛澤東的意見，決定中央紅軍繼續西進，在川黔邊創建蘇區。20日，中央紅軍分兩路向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地區前進，接着連克劍河、台拱（今台江）、鎮遠、施秉等地，繼而進至餘慶、甕安地區。1935年1月2～6日，中央紅軍分別從回龍場、江界河、茶山關渡過烏江，7日晨先頭部隊進佔遵義。15～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會議着重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肯定了毛澤東關於紅軍作戰的基本原則，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簡稱《遵義會議決議》），制定了紅軍爾後的任務和戰略方針。會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增選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並決定由周恩來、朱德指揮軍事，而周恩來為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不久，中央決定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隨後，又成立了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小組，負責指揮紅軍的行動。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使中共中央和紅軍得以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保存下來。這是中國共產黨和紅軍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15] 

中央紅軍佔領遵義後，蔣介石調集幾十萬軍隊分路向遵義地區進逼，企圖圍殲紅軍於川黔邊境地區。中央紅軍根據遵義會議確定的方針，準備從四川省瀘州以西的藍田壩、大渡口、江安一線北渡長江，進至四川省西北部創建蘇區，在紅軍第四方面軍的配合下轉入反攻，爭取赤化四川。1月19日，中央紅軍分三路從松坎、桐梓、遵義地區出發，向土城、赤水方向挺進。29日，一渡赤水河，進入川南。這時，國民黨軍分路對紅軍進行圍追堵截，並且加強了長江兩岸的防禦。據此，中革軍委2月7日決定，中央紅軍暫緩執行北渡長江的計劃，改在雲南、貴州、四川三省邊界地區機動作戰。9日，中央紅軍集結雲南省扎西（今威信）地區進行整編。11日，掉頭東進，接着二渡赤水河，返回黔北，在婁山關、遵義地區擊潰和殲滅國民黨軍2個師又8個團，取得了中央紅軍長征以來的第一次重大勝利。遵義戰役後，國民黨軍改取堡壘主義和重點進攻相結合的戰法，企圖圍殲紅軍於遵義、鴨溪狹小地區。中央紅軍為尋求新的戰機，向西轉移，於3月16日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蔣介石急忙令其“追剿”軍向川南追擊。中央紅軍突然折向東進，於21日晚至22日四渡赤水河，秘密折回黔北。27日，中央紅軍以紅9軍團在馬鬃嶺地區牽制國民黨軍，主力向南急進，31日渡過烏江逼近貴陽，把“追剿”軍甩在烏江以北。4月8日，中央紅軍主力從貴陽、龍里之間突破國民黨軍的攔阻，向西挺進，24日進入雲南省，逼近昆明，接着轉向北進。29日，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指示各軍團：“中央過去決定野戰軍轉入川西創立蘇維埃根據地的根本方針，現在已有實現的可能了”，“應利用目前有利的時機，爭取迅速渡過金沙江，轉入川西消滅敵人，建立起蘇區根據地”。5月9日，中央紅軍主力從皎平渡渡過金沙江。在此期間，在烏江北岸活動的紅9軍團，也從雲南省會澤以西的樹節、鹽井坪渡過金沙江，隨後與主力會合。至此，中央紅軍擺脱了數十萬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

1935年3月28日～4月21日，紅軍第四方面軍在總指揮徐向前、政治委員陳昌浩指揮下，取得了嘉陵江戰役的勝利，控制了東起嘉陵江、西至北川、南始梓潼、北抵川甘邊界縱橫100餘千米的廣大新區，為鞏固川陝蘇區和繼續向甘肅省南部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但此時川陝蘇區和紅四方面軍主要領導人張國燾只看到蘇區的困難和國民黨軍將要進行的大規模進攻，看不到堅持蘇區鬥爭的重大意義，擅自決定放棄川陝蘇區。5月初，紅四方面軍、地方武裝和蘇區機關人員共約10萬人，開始向西轉移。至中旬，先後佔領四川省茂縣、威州、理番（今理縣）等廣大地區，並繼續向西發展。

中央紅軍渡過金沙江後，為執行中共中央在川西北創建蘇區的戰略方針，於5月15日從四川省會理縣城附近繼續北進。蔣介石命令薛嶽、劉湘等部南追北堵，企圖憑藉大渡河等自然障礙消滅紅軍。中央紅軍堅決執行中國共產黨制定的民族政策，順利通過彝族區，24日先頭部隊紅1軍團第1師第1團攻佔大渡河右岸的安順場。25日，紅1團第2連17名勇士在連長熊尚林帶領下，乘船強渡大渡河成功。但這裏水流湍急，無法架橋，中央紅軍僅有4只小船難以在短時間內全部渡過大渡河。因此，中革軍委決定，紅軍主力沿大渡河右岸迅速前進；第1師及幹部團從安順場繼續渡河，爾後沿大渡河左岸北上，左右兩路夾河而進，搶佔距安順場160千米的瀘定橋。沿右岸前進的先頭部隊紅1軍團第2師第4團，於29日晨攻佔瀘定橋的西橋頭。當日16時第4團發起奪橋戰鬥，由第2連22名戰士組成的突擊隊，冒着守軍密集的火力，攀踏着懸空的鐵索，擊潰川軍1個團大部的防守，攻佔了瀘定城。至6月2日，中央紅軍全部渡過天險大渡河，取得了長征中又一次重大勝利。

此後，中央紅軍繼續北進，於7日佔領天全。8日，突破國民黨軍的蘆山、寶興防線。接着以堅韌不拔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難，翻越終年積雪、空氣稀薄的大雪山――海拔4000多米的夾金山。這時，紅四方面軍正分路西進，先頭部隊攻佔懋功（今小金），一部前出達維。12日，中央紅軍先頭部隊和紅四方面軍一部在達維會師。18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領中央紅軍主力到達懋功地區。兩大主力紅軍會師，為粉碎國民黨軍的進攻，開創新的局面，創造了有利條件。

1934年冬，國民黨軍40多個團對鄂豫皖蘇區進行“圍剿”和“清鄉”。紅軍第25軍2900餘人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於11月16日從河南省羅山縣何家衝出發，向平漢鐵路（今北京―漢口）以西轉移，開始長征，留下部分紅軍（不久組成紅28軍）堅持原地鬥爭。12月上旬，紅25軍突破國民黨軍重重攔阻，經河南省盧氏縣境進入陝西省雒南（今洛南）地區。12月1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雒南縣庾家河召開常委會議，決定在鄂豫陝邊界創建蘇區，並將中共鄂豫皖省委改為鄂豫陝省委。隨後，紅25軍在鄂豫陝邊界的鄖西、盧氏、雒南、鎮安之間地區，開展創建蘇區的工作。至1935年5月，經過蔡玉窯、文公嶺、荊紫關、袁家溝口等戰鬥，粉碎了國民黨軍的兩次“圍剿”，建立了鄂豫陝蘇區。

7月16日，紅25軍為配合紅一、紅四方面軍的行動，並同陝甘蘇區紅軍會師，從西安以南的灃峪口出發，經鄠縣（今鄠邑區）、盩厔（今周至）縣境西進，繼續長征，留下紅軍第74師堅持原地鬥爭。8月3日，紅25軍進入甘肅，攻佔兩當縣城。遂即北上，11日北渡渭河，進佔秦安縣城，隨後逼近靜寧，切斷了西（安）蘭（州）公路交通。17日攻佔隆德，爾後翻越六盤山，向東挺進。21日，在涇川縣的四坡村與攔截的國民黨軍1個團激戰，將其全殲。戰鬥中，政治委員吳煥先犧牲。30日，經華亭縣安口窯北進，9月15日到達陝甘蘇區的永坪鎮，次日同西北紅軍第26、第27軍會師，結束長征。18日，紅軍第25、第26、第27軍合編為紅軍第15軍團。 ^[2]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2張)

瑞金→突破敵四道防線→強渡烏江→佔領遵義→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雪山→過草地→陝北吳起會師（1935年10月）→甘肅會寧會師（1936年10月9日）→寧夏西吉縣將台堡會師（1936年10月22日） ^[3] 

長征準備階段（1934年7月7日～1934年10月10日）

長征失利階段（1934年10月10日～1935年1月15日）

長征轉折階段（1935年1月15日～1935年6月14日）

堅持北上和南下分裂階段（1935年6月14日～1935年10月19日）

發展鞏固和南下受挫階段（1935年10月19日～1936年7月1日）

大會師階段（1936年7月1日～1936年12月12日）各部隊

第一支是中央紅軍（後改稱紅一方面軍），於1934年10月10日由江西瑞金等地出發，1935年10月19日到達陝西的吳起鎮（今吳起縣），行程達二萬五千裏； ^[4] 

第二支是紅二十五軍（後編入紅一方面軍），於1934年11月16日由河南羅山何家衝出發，1935年9月15日到達陝西延川永坪鎮，同陝甘紅軍會師，合編為紅十五軍團，行程近萬里，最早到達陝北的一支紅軍。

第三支是紅四方面軍，於1935年5月初放棄川陝蘇區，由彰明、中壩、青川、平武等地出發，向岷江地區西進，1936年10月9日到達甘肅會寧，與紅一方面軍會師，行程一萬餘里；

第四支是紅二、紅六軍團（後同紅一方面軍第三十二軍合編為紅二方面軍），於1935年11月19日由湖南桑植劉家坪等地出發，1936年10月22日到達會寧以東的將台堡，同紅一方面軍會師，行程兩萬餘里。

中央紅軍同紅四方面軍會師後，中共中央根據全國形勢和當時情況，提出了創建川陝甘蘇區的戰略方針。張國燾卻主張紅軍繼續向青海、新疆或西康（今分屬四川、西藏）等偏遠地區轉移。為統一戰略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935年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兩河口召開會議，作出《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戰略方針的決定》。決定指出：“在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我們的戰略方針是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在運動中大量消滅敵人，首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建川陝甘蘇區根據地，使中國蘇維埃運動放在更鞏固、更廣大的基礎上，以爭取中國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國的勝利。”據此，中革軍委制定了奪取松潘的戰役計劃。7月18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任命張國燾為紅軍總政治委員。21日，中革軍委決定以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為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徐向前兼任總指揮，陳昌浩兼任政治委員。另將中央紅軍第1、第3、第5、第9軍團，依次改為第1、第3、第5、第32軍。但是，張國燾延宕紅四方面軍的行動，使松潘戰役計劃未能實現。8月上旬，中共中央決定恢復紅一方面軍番號，周恩來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為繼續貫徹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針，中革軍委決定將紅一、紅四方面軍混合編為左、右兩路軍，進取甘肅南部的夏河、洮河流域，爾後向東發展。15日，紅軍總司令朱德、總政治委員張國燾率領由第5、第9、第31、第32、第33軍組成的左路軍，從卓克基地區出發，向阿壩地區開進；21日，紅軍前敵總指揮部率領由第1、第3、第4、第30軍組成的右路軍，從毛兒蓋地區出發，向班佑、巴西地區開進。中共中央、中革軍委隨右路軍行動。右路軍歷盡千辛萬苦，通過人跡罕至、氣候變化無常的茫茫草地，於8月底全部到達班佑地區。左路軍先頭部隊也於8月20日到達阿壩地區，但後續部隊行動遲緩。29～31日，右路軍第30軍和第4軍一部，採取圍點打援戰法，在包座殲滅國民黨軍第49師4800餘人，打開了進軍甘南的門户。

紅軍右路軍到達班佑地區後，中共中央一再致電左路軍向右路軍靠攏，以便抓住甘肅南部國民黨軍兵力薄弱的有利時機，共同迅速北進，開創新局面。然而張國燾製造種種藉口，拒不執行中共中央的指示，並命令已進到墨窪附近的部隊返回阿壩。接着，張國燾提出紅軍主力南下川康邊的天全、蘆山、道孚、丹巴等地的計劃，並揹着中共中央電令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企圖分裂和危害中共中央。在此情況下，中共中央於9月10日率領紅一方面軍主力第1、第3軍和軍委縱隊先行北上，併發出《中央為執行北上方針告同志書》。12日，紅一方面軍主力到達甘肅省迭部縣的俄界（今高吉村）。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開擴大會議。會議同意中央關於同張國燾鬥爭所採取的步驟及繼續北上的戰略方針，作出《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會議還決定，將軍委縱隊和紅一方面軍第1、第3軍，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彭德懷任司令員，毛澤東任政治委員。17日，紅軍陝甘支隊奪取天險臘子口，18日乘勢佔領哈達鋪，27日進佔甘肅南部的榜羅鎮和通渭。在榜羅鎮，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常委會議，根據陝北尚有相當大的蘇區和紅軍等情況，決定率陝甘支隊進至陝北，和當地紅軍一起，保衞和擴大陝甘蘇區。會後，陝甘支隊突破國民黨軍渭河封鎖線，翻越六盤山，於10月19日到達陝甘蘇區的吳起鎮（今吳起縣城）。至此，中共中央及紅一方面軍主力歷時一年、轉戰11個省、行程二萬五千裏的長征勝利結束。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吳起鎮召開擴大會議，決定中國共產黨和紅軍今後的戰略任務是建立西北根據地，領導全國的革命鬥爭。11月初，陝甘支隊在甘泉附近地區同紅15軍團會師，恢復紅一方面軍番號，彭德懷任司令員，毛澤東任政治委員，轄第1、第15軍團。21～24日，紅一方面軍取得直羅鎮戰役的勝利，殲滅國民黨軍1個師又1個團，徹底粉碎了國民黨軍對陝甘蘇區的第三次“圍剿”。直羅鎮戰役的勝利，為中國共產黨把全國革命的大本營放在西北舉行了奠基禮。

中共中央率紅一方面軍主力北上後，9月中旬，張國燾命令左路軍和右路軍的第4、第30軍共約8萬人分別從阿壩、包座地區南下。廣大指戰員不顧飢疲與險阻，再過草地，下旬全部集結於黨壩、松崗、馬塘地區。10月5日，張國燾在理番縣卓木碉（今四川省馬爾康縣腳木足）另立黨的“中央”，公然走上了分裂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道路。隨左路軍行動的朱德、劉伯承同張國燾的分裂活動進行了堅決鬥爭。為打開通往天全、蘆山的道路，8～20日，紅軍南下部隊進行了綏崇丹懋戰役，擊潰川軍6個旅，攻克綏靖、崇化、丹巴、懋功等地。接着，又發起了天（全）蘆（山）名（山）雅（安）邛（崍）大（邑）戰役。24日，翻越終年積雪的夾金山後，分兩路向上述地區發展，至11月12日先後攻佔寶興、天全、蘆山，殲滅川軍一部。19日，在名山東北百丈地區同川軍10多個旅激戰7晝夜，雖殲敵1.5萬餘人，但自身也傷亡近萬人。紅軍連續作戰，缺少糧、彈，不斷減員而無補充，戰鬥力大為削弱，被迫由進攻轉入防禦。1936年2月，南下紅軍撤離天全、蘆山、寶興地區，向西轉移。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折多雪山，於3月進入西康省道孚、爐霍、甘孜地區。這時，紅軍南下部隊減至4萬餘人。

1935年9月，國民黨軍130多個團對湘鄂川黔蘇區進行新的“圍剿”。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軍委分會決定，紅軍轉到外線尋求機動，爭取在貴州的石阡、鎮遠、黃平地區創建新蘇區。11月19日，紅2、紅6軍團共1.7萬餘人從湖南省桑植縣劉家坪等地出發，退出湘鄂川黔蘇區，開始戰略轉移。向南渡過澧水和沅江後，於11月底進佔漵浦、辰溪、新化、藍田地區。爾後轉向西進，1936年1月9日、12日先後佔領黔東的江口、石阡地區。由於國民黨軍迅速逼近，紅2、紅6軍團於19日決定，放棄在石阡、江口創建蘇區的計劃，繼續西進。2月2日，渡過烏江上游鴨池河，進佔黔西縣城，接着展開於黔西、大定（今大方）、畢節地區，進行羣眾工作。27日，在各路國民黨軍迫近的情況下，紅2、紅6軍團再次西進，進入烏蒙山區，同優勢之敵進行了近一個月的山地迴旋作戰。突破重圍後，於3月22日進抵雲南省宣威縣來賓鋪，28日又南進至貴州省西南部的盤縣、亦資孔地區，並準備在此地創建蘇區。30日，接到紅軍總司令部要紅2、紅6軍團北渡金沙江，同紅四方面軍會師的電令，遂於31日離開盤縣地區，分兩路向西急進。4月25～28日，紅2、紅6軍團分別從雲南省西北部麗江的石鼓、巨甸兩地渡過金沙江，向北挺進，接連翻越幾座大雪山，於7月1日到達甘孜地區，同紅四方面軍會師。5日，根據中共中央決定，紅2、紅6軍團和紅32軍共同組成紅二方面軍，賀龍任總指揮，任弼時任政治委員。

1936年夏季，中共中央連續致電張國燾，要紅四方面軍在同紅二方面軍會師以後，迅速北上甘南，同紅一方面軍一起創建西北抗日根據地，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實現。6月6日，張國燾被迫取消另立的“中央”，並於10日覆電中共中央，表示同意北上。但張國燾仍準備向夏河、洮河西北行動，企圖在青海、甘肅、新疆邊遠地區另創一個局面。紅二、紅四方面軍會師後，張國燾繼續進行分裂活動，受到任弼時、賀龍、關嚮應等的抵制和反對。經任弼時等進行團結工作，紅二、紅四方面軍於7月上旬共同北上。紅四方面軍組成左、中、右3個縱隊，分別從甘孜、爐霍、綏靖出發北進。紅二方面軍分為兩個梯隊，在紅四方面軍左縱隊之後跟進。紅二、紅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以驚人的革命毅力，克服重重困難，通過茫茫草地，於8月上旬到達班佑、包座地區。

中共中央對紅二、紅四方面軍共同北上，表示極大的欣慰和關懷。7月22日，中共中央指示紅二、紅四方面軍，“以迅速出至甘南為有利”，“取得三個方面軍的完全會合，開展西北偉大局面”。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任命張國燾為書記，任弼時為副書記，統一領導紅二、紅四方面軍的北上行動。8月5日，紅二、紅四方面軍先後從包座地區出發繼續北上，通過臘子口，擊潰國民黨軍的攔阻進入甘南，於9月中旬控制了漳縣、洮州、渭源、通渭、成縣、徽縣、兩當、康縣8座縣城及附近廣大地區。這時，紅一方面軍主力由寧夏的豫旺堡地區南下，接應紅二、紅四方面軍北上。9月21日，張國燾違背中共中央關於紅一、紅二、紅四方面軍會師，爾後向寧夏發展的決定，命令紅四方面軍撤離通渭等地西進，擬從蘭州以西之永靖、循化間渡過黃河，單獨向甘西北發展。27日，中共中央電令張國燾率紅四方面軍北上，迅速實現三個方面軍會師。30日，紅四方面軍折返北進，10月9日在會寧同紅一方面軍會師。10月4日，紅二方面軍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從兩當、徽縣、成縣、康縣地區開始北移，22日在靜寧以北的將台堡（今屬寧夏西吉縣）同紅一方面軍會師。至此，長征勝利結束。

中國工農紅軍的偉大長征，轉戰14個省，衝破數十萬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翻越終年積雪的崇山峻嶺，通過人跡罕至的茫茫草地，克服無數艱難險阻，終於完成了戰略轉移的艱鉅任務。紅軍長征的勝利，為開展抗日戰爭的新局面創造了重要條件。 ^[2] 

1.中國工農紅軍主力從長江南北各蘇區向陝甘革命根據地（亦稱陝甘蘇區）的戰略轉移。毛澤東在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後指出：“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而告終。” ^[8] 

2.1980年8月，在會見意大利記者法拉奇時，鄧小平説：“在1935年，我們歷史上著名的長征中召開的遵義會議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和軍隊中的領導地位，中國共產黨才真正形成了一個成形的領導，以前的領導都是很不穩定的，而且也很不成熟。 ^[5]  ”而當鄧小平之女毛毛問他長征是怎麼過來的，他的回答是“跟着走”！

3.江澤民同志曾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60週年大會上對長征精神作出過概括，他認為長征精神“就是把全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於一切，堅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堅信正義事業必然勝利的精神；就是為了救國救民，不怕任何艱難險阻，不惜付出一切犧牲的精神；就是堅持獨立自主，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精神；就是顧全大局、嚴守紀律、緊密團結的精神；就是緊緊依靠人民羣眾，同人民羣眾生死相依、患難與共、艱苦奮鬥的精神” ^[9] 

4.胡錦濤在主持學習時就學習、研究、宣傳包括長征在內的中國革命史發表的講話中指出：“長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英勇革命的壯麗史詩。” ^[10] 

5.“長征這一人類歷史上的偉大壯舉，留給我們最可寶貴的精神財富，就是中國共產黨人和紅軍將士用生命和熱血鑄就的偉大長征精神。”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週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深刻總結了長征的偉大意義和精神內涵，生動闡釋了長征精神跨越時空的時代價值。 ^[11] 

6.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長征，歷時久、規模大、行程遠、困難巨、影響廣，為中外戰爭史上所僅見。長征是中國革命史上不朽的豐碑，是中華民族的英雄史詩，是人類歷史上的偉大壯舉。它不僅錘鍊了偉大的黨和偉大的人民軍隊，還培育了偉大的長征精神。 ^[12] 

中國工農紅軍長征，最初並沒有使用“長征”這個名稱。中央紅軍行動之初，所確定的行動目標是到湘鄂西地區與紅2、紅6軍團會合，然後實施反攻，打破國民黨軍的“圍剿”，恢復中央蘇區。因此，當時所使用的名稱是“長途行軍與戰鬥”、“遠征”、“轉移”或“戰略轉移”，而在中革軍委與紅軍總部機關所發佈的命令、指示中則稱之為“西征”“突圍”。這些名稱，一直使用到了1935年5月中央紅軍經過彝民區。此時，距離中央紅軍離開江西中央蘇區已經有七個多月的時間了。

1935年5月，中央紅軍進入大涼山冕寧地區彝民區，紅軍總司令朱德發佈《中國工農紅軍佈告》，佈告寫道：“紅軍萬里長征，所向勢如破竹”。在成立冕寧縣革委會大會上，朱德講話中又提到“長征”一詞。這是最早見到使用“長征”一詞。

1935年6月12日，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四川西北的達維、懋功地區會師。中革軍委機關報《紅星報》刊登了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隊專門為慶祝會師而譜寫的《兩大主力會合歌》，歌詞中使用了“萬餘里長征”的提法。隨後，1935年8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毛兒蓋會議所形成的《中央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中，明確指出：“一方面軍的一萬八千里長征，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偉大事業”。這是在正式的中央文件中首次使用“長征”的名稱。此後，長征的名稱在中央文件中多次出現，同時，隨着紅軍北上征程的延伸，對長征的表述也逐步變成了“兩萬餘里長征”。

1935年10月，紅一方面軍主力到達陝北。此時，從江西瑞金算起，紅一方面軍即中央紅軍，已經跨越了十一個省，行程兩萬五千餘里。11月，在陝北召開的紅一方面軍全軍幹部大會上，毛澤東激昂豪邁地宣告：“從瑞金算起，十二個月零兩天，共三百六十七天，戰鬥不超過三十五天，休息不超過六十五天，行軍約二百六十七天，如果夜行軍也計算在內，就不止二百六十七天。我們走過了贛、閩、粵、湘、黔、桂、滇、川、康、甘、陝，共十一個省，根據一軍團的統計，最多的走了兩萬五千裏，這確實是一次遠征，一次名副其實的、前所未有的長征！”在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中革軍委所發表的宣言中和中共中央領導人的講話中，也開始使用“兩萬五千里長徵”的名稱。毛澤東於1935年12月在黨的活動分子會上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中，明確指出“長征”的意義。從此，黨史、戰史、軍史就把這段歷史稱為長征時期，“長征”一詞就不是一般含意的戰略轉移了。

今天所説的長征，已經不是單指中央紅軍的長征，而是指由中央紅軍即紅一方面軍和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紅25軍等組成的中國工農紅軍主力，分別由不同的起點出發，縱橫江西、福建、廣東、湖南、廣西、貴州、雲南、四川、西康、甘肅、湖北、河南、陝西、青海等省，行程數萬裏，涉過數十條大江、大河，翻越數座終年積雪的雪山，穿越人跡罕至的草地，通過數十個少數民族居住區，進行大小戰役、戰鬥近六百次，攻佔縣城一百餘座，衝破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最終會師陝北，完成中國革命大本營奠基大西北的偉大戰略轉移和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偉大戰略遠征。 ^[7] 

通道會議 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縣城召開的通道會議。會議聽取了毛澤東的意見，改變了原定的去湘西同二、六軍團會合的路線，而取西入貴州。

黎平會議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黎平縣召開會議，再次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放棄了北上與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而改向黔北的遵義進軍。

猴場會議 1934年12月31日至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甕安縣猴場鎮召開會議，通過了在川黔邊展開戰略反攻，建立新的蘇區的決定。

遵義會議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了博古、李德的錯誤軍事路線，毛澤東重新回到了中央領導崗位上。

雞鳴三省會議 1935年2月4日至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貴州、雲南三省交界處的一個村莊（尚無確切考證）召開會議，決定反攻遵義，並且博古向張聞天正式交出中央領導權。

扎西會議 1935年2月6日至9日，中共中央在雲南扎西召開政治局會議，通過了遵義會議決議，決定恢復白區工作，總結了土城戰役的失利原因，重新整編了紅軍並確定了回師遵義的戰略方針。

白沙會議 1935年2月15日至16日，中共中央在四川古藺白沙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中央紅軍二渡赤水。

苟壩會議 1935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縣苟壩村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了是否進行打鼓新場戰役，並確定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軍事決策三人團，進一步鞏固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

會理會議 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在四川會理縣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批評了部隊中的“右傾情緒”，並點名批評了彭德懷、林彪、劉少奇、黃克誠等人。

瀘定會議 1935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在四川瀘定縣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中央紅軍過雪山與四方面軍會合，並且由陳雲去上海恢復白區地下黨組織。

兩河口會議 1935年6月26日，一、四方面軍會師後，中央政治局在四川小金縣城兩河口召開會議，決定紅軍北上陝甘建立根據地，準備實行松潘戰役。

黑水蘆花會議 1935年7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黑水縣（亦稱蘆花縣）召開常委擴大會議，任命張國燾為紅軍總政委，並集中討論了四方面軍的工作問題。

沙窩會議 1935年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在四川毛兒蓋地區的血洛寨（藏語叫作沙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增補了幾位四方面軍將領進政治局，同時決定執行《夏洮戰役計劃》。

毛兒蓋會議 193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毛兒蓋召開擴大會議，決定左右兩路軍迅速執行北上東進的發展計劃。

牙弄會議 1935年9月8日，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和徐向前、陳昌浩在四川阿西牙弄召開非正式會議，決定聯名催促張國燾及左路軍儘快北上。

巴西會議 1935年9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巴西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紅三軍團和軍委縱隊單獨北上。

俄界會議 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在甘肅迭部縣高吉村（亦稱俄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了《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定》。

榜羅鎮會議 1935年9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肅通渭榜羅鎮召開會議，決定紅軍長征的最終落腳點為陝北。

吳起鎮會議 1935年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陝西省赤安縣吳起鎮召開會議，總結俄界會議後紅軍的行動，確定新形勢下陝甘支隊的行動方針，決定黨和紅軍今後的戰略任務是建立西北蘇區，以領導全國革命，從而宣告了中央紅軍長征的結束，開創了黨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陝北的新的歷史時期。 ^{[6]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