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兆霖

道光十六年（1836）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

道光十九年（1839），大考二等。道光二十五年（1845），遷司業。道光二十六年（1846），遷侍講，入直上書房，授惇郡王奕誴讀書。

道光二十九年（1849），遷侍講學士，直南書房。歷詹事、內閣學士。

咸豐二年（1852），擢吏部侍郎，督江西學政。

咸豐三年（1853），太平天國起義軍自武昌下九江，沈兆霖上書請求速援南昌。咸豐帝諮以軍事，沈兆霖奏言：“江西省會雖暫可無慮，賊擾外府，省兵不能兼顧。外府各有團練，如肯齊心協力，何藉分兵？即如撫州鄉團不下數萬，皆留保本村，官兵祗三百，已調赴省會。如團練不能合力，賊至何以御之？其故皆因堅壁清野，舊議祗守本村，並不出戰，不知事與嘉慶年間川、楚教匪（白蓮教起義）不同。川、楚教匪劫掠村莊，自以堅守堡寨為是，今賊專攻省會、郡縣城池，城既破，鄉勇亦相與解散矣。撫州如此，各省各府亦必皆然。乞飭直省當於練勇中精選十之二三，聯為鄉兵，統以練達有位望之人。遇本縣有警，互相救援。其外府、外縣仍不得調往，以免擾累。”得旨允行。不久，以病乞罷。

咸豐五年（1855），疾病痊癒，署吏部侍郎，仍直南書房。沈兆霖疏言：“安徽各郡，江北安慶、廬州、和州，江南池州、太平府，皆為賊踞。巡撫駐廬州，東北徽州、寧國府、廣德三屬，幾為巡撫號令所不及。事急則向浙江請餉，事平則泄沓如前，不加整飭，旋收旋失，糜餉殃民。臣察徽州、寧國二府，山川險固，地皆可守，民亦健奮，歙縣、休寧二縣，尤多富民。宜於皖南設大員，專轄四府、一州，庶以飭吏治，固民心。度險設防，安徽巡撫得專心於江北，浙江巡撫亦不至牽制於皖南。”疏下廷議，改池太道為皖南道，得專摺奏事，如福建台灣道例，從之。尋兼署工部、兵部二部。

咸豐六年（1856），授吏部侍郎，調工部侍郎，復調户部侍郎。

咸豐八年（1858），命往通州考察通濟庫，奏請如户部三庫例，以倉場侍郎兼管，佩印鑰，著為令。英法聯軍及美、俄公使強迫清政府簽訂《天津條約》，他反對“領事駐京”、“內江通商”兩款。

咸豐九年（1859），擢左都御史。

咸豐十年（1860），署户部尚書。七月，英法聯軍內犯，沈兆霖疏請力主抗戰，不要急於言和。九月，授兵部尚書。英法聯軍侵佔北京，搶劫圓明園，咸豐帝逃往熱河，他命令直隸各州縣組織民團，擾襲、打擊侵略軍。《北京條約》簽訂後，咸豐帝仍然停駐熱河，沈兆霖與諸大臣奏請迴鑾，咸豐帝命待明年。沈兆霖復奏請明年春融，即啓蹕還京。尋調户部尚書。

咸豐十一年（1861），同治帝即位，命充軍機大臣。甘肅西寧回民起事，總督覺羅樂斌遣提督成瑞率兵討之，怯陣不進。樂斌用西寧辦事大臣多慧議招撫，亂久未定。同治帝命沈兆霖偕尚書麟魁前往調查，盡發樂斌等瞻徇貽誤的罪狀，樂斌謫戍新疆，成瑞、多慧逮京治罪。

同治元年（1862），命沈兆霖署陝甘總督，親自督兵自碾伯（今青海樂都）進擊回部，屢敗之，回部乞降。七月，師還，至平番縣（今甘肅永登縣）二道嶺溝，雨雹，山水驟發，沈兆霖及從行兵役都沒有幸免於難。水退，得沈兆霖屍，猶端坐輿中。布政使恩麟以聞，同治帝深惜之，賜卹，贈太子太保，諡文忠。 ^[1] 

《清史稿》：同治初政，沈兆霖、曹毓瑛入贊樞府，兆霖暫領陝督，督師定西寧，以死勤事；毓瑛慎密練達，克副簡拔。 ^[1] 

工詩文，善篆隸，尤精刻印。有《沈文忠公集》。 ^[2] 

《清史稿·卷四百二十一·列傳二百八》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