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爾伯·施拉姆

威爾伯·施拉姆（Wilbur Lang Schramm，1907—1987）是傳播學科的集大成者和創始人，被譽為傳播學鼻祖、傳播學之父。他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大學的傳播學研究機構和第一個傳播院系，編撰了第一本傳播學教科書，授予了第一個傳播學博士學位，也是世界上第一個具有傳播學教授頭銜的人。

施拉姆對傳播學的巨大貢獻在於他把美國的新聞學與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等其他學科綜合起來進行研究，在前人傳播研究的基礎上，歸納、總結、修正並使之系統化、結構化，從而創立了一門新學科——傳播學。他創立傳播學的標誌是1949年由他編撰的第一本權威性的傳播學著作——《大眾傳播》的出版。這本書收錄了政治學家、心理學家、社會學家、語言學家以及許多其他學科的專家對傳播學的研究成果。施拉姆當時還僅限於挖掘前人和他人的傳播研究成果，並加以整理，使之系統化。1949年出版後，立即成為美國大學傳播學專業普遍採用的教科書。因需求量太大，1960年又出了修訂版。

這本書仍然被認為是施拉姆建立傳播學體系的基礎，也是他所有著作中最有權威和引用最多的作品。 全書共分八個部分：大眾傳播學的發展、大眾傳播的結構與作用、大眾傳播的控制與支持、傳播過程、大眾傳播的內容、大眾傳播的受眾、大眾傳播的效果和大眾傳播的責任。可以看出，當大多數人對傳播學這個學科還不甚明白的時候，施拉姆通過這本695頁的著作從8個方面建構了大眾傳播學的學科體系。不僅如此，這本書的權威性還在於幾乎所有撰稿人都是當時的一流學者，除施拉姆本人外，包括R.帕克、H.D.拉斯韋爾、W.李普曼、P.F.拉扎斯菲爾德等三十多人。 ^[1] 

施拉姆從政治功能、經濟功能和一般社會功能三個方面對大眾傳播的社會功能進行了總結。他認為，大眾傳播的政治功能主要包括：監視、協調、社會遺產、法律和習俗的傳遞。

經濟功能表現為：關於資源以及買和賣的機會的信息；解釋這種信息；制定經濟政策；活躍和管理商場；開創經濟行為等。一般社會功能包括：關於社會規範、作用等的信息；接受或拒絕它們；協調公眾的瞭解和意願，行使社會控制；向社會的新成員傳遞社會規範和作用的規定、娛樂等等。

施拉姆分類法的重要貢獻在於它明確提出了傳播的經濟功能，指出了大眾傳播通過信息的收集，提供和解釋，能夠開創經濟行為。大眾傳播的經濟功能並不僅僅限於為其他產業提供信息服務，它本身就是知識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整個社會經濟中佔有重要的地位。 ^[2] 

1907年8月5日施拉姆生於俄亥俄州的Marietta，1987年12月27日卒於夏威夷檀香山，享年80歲。1907年的美國，傳播手段無法同今天相比。在施拉姆的出生地，來自外面的傳播渠道只有教堂和鎮上的會議。在尚無廣電媒介的情況下，除非一個人學會了讀書識字，否則便無從接觸傳媒信息。也許正是因為施拉姆幼年時生長在沒有大眾傳播的背景下，所以他尤其意識到大眾傳播對青少年的影響。這可能與他後來的研究興趣和領域不無關係。施拉姆家中有音樂方面的傳統，母親是音樂老師。受家庭傳統的薰陶，施拉姆從幼年起即擅長吹長笛。大學時代他就學於Marietta學院，學的是希臘語和拉丁語，於1928年以最優等的成績在該校獲文學學士學位。大學畢業後，他曾獲得吹長笛的獎學金到新英格蘭音樂學院學習，併成為波士頓民用交響樂團中的長笛吹奏者。攻讀碩士期間他在哈佛大學學習美國文學，於1930年在該校獲文學碩士學位。隨後，他在衣阿華大學攻讀美國文學專業的博士，於1932年在該校獲哲學博士學位。

他是美國著名傳播學者。先後畢業於馬裏塔學院、哈佛大學和衣阿華大學，分別獲得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畢業後在《波士頓先驅報》、美聯社當過記者和編輯，後來離開媒體，開始從事新聞傳播學的研究和教學工作。曾任衣阿華大學新聞學院院長，並先後創辦了四個傳播學研究機構：衣阿華大學輿論調查中心（1934）、伊利諾伊大學傳播研究所（1948）、斯坦福大學傳播研究所（1955）和夏威夷東西方中心傳播研究所（1955）。他著述宏富，一生撰寫、主編了近30部著作及大量學術論文，是美國傳播學的主要奠基人和集大成者，被人譽為“傳播學之父”。

1932年，25歲的施拉姆在衣阿華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之後，便在衣阿華大學英語系任教。不過，當時他的主要精力和興趣還不在治學方面，而在文學創作方面。他是衣阿華作家筆會的創始人。他寫的一些短篇小説，分別刊登在《大西洋月刊》、《星期六晚郵報》等著名報刊上。1942年，他還榮獲了歐·亨利短篇小説獎。歐·亨利是美國作家，他與法國作家莫泊桑和俄國作家契訶夫一同被譽為世界三大短篇小説家。能獲得歐·亨利短篇小説獎，表明施拉姆的作品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他後來的學術著作都具有較濃的文學色彩，這顯然與他早年的創作經歷有關。比如，他非常善於用形象化的比喻來説明抽象的理論，他的許多著名比喻幾乎都已成為傳播學的常用術語，像綠洲、租界、十字路口、時間竊賊、自助餐廳等。

進入40年代以後，施拉姆的興趣開始由文學創作轉向新聞傳播。1943年，36歲的施拉姆出任衣阿華大學新聞學院院長。他創辦了世界上第一個大眾傳播的博士課程以及最早的傳播研究所。1947年，他闊別了學習執教17年的衣阿華大學，來到伊利諾伊大學，就任校長助理兼伊利諾伊大學出版社社長。L·莫勒接替了他在衣阿華大學的位置。

施拉姆在伊利諾伊大學，辦了兩件對傳播學來説意義巨大的事情。

第一是出版信息論的奠基之作，香農（Claude Elwood Shannon）的《通信的數學理論》。這部著作的問世不僅標誌着信息論的誕生，而且也對傳播研究發生了重大影響。當時施拉姆已經敏鋭地洞見這篇默默無聞的文字所包含的重要價值。香農的文章專業性很強，為使更多的人都能把握信息論，施拉姆又專門邀請數學家韋弗（Warren Weaver）對申農的觀點進行註釋，使之通俗易懂。《通信的數學理論》一出版，很快引起數學界的矚目。如今，申農、韋弗以及《通信的數學理論》已是談論信息論時所常提及的，但很少有人知道信息論的興起還多虧那位伊利諾伊大學出版社社長施拉姆及其遠見卓識。當然，施拉姆也從信息論中得到很大的啓發，施拉姆信息傳播模式就是完全照搬申農的信息傳播模式。出版信息論的代表作《通信的數學理論》，這是他在伊利諾伊大學所辦的第一件有益於傳播學的事情。 ^[4] 

第二件事，就是創辦伊利諾伊大學傳播研究所。這是他一生創辦的幾家有名的傳播研究所中的第一家，它的成立第一次為傳播研究提供了一個穩固的基地。從此傳播研究便有了自己的大本營，有了自己的家，而不再像四處流浪的棄兒，經常寄人籬下，傳播研究由此開始走上正規化。

不過施拉姆早期的傳播研究主要還在於挖掘他人的傳播研究成果，整理前人有關傳播問題的有價值的思想學説。1949年他編輯了一部《大眾傳播》的書，就收錄了政治家、心理學家、社會學家、語言學家以及許多其他學科的專家對傳播的論述，被視為傳播學的第一部權威性教科書，還仍被當成美國傳播專業的必讀書。所謂“四大先驅”也是由他命名的。在傳播學史上，如果説傳播學三大來源——信息論、控制論和學説論為傳播學提供了基本的框架的話，那麼“四大先驅”的傳播研究則為傳播學研究充實了基本的內容。從“四大先驅”身上，我們能夠更加清楚地看到學科自身的演化如何成為傳播學形成的關鍵因素。作為一門學科，它的問世是由諸多因素的綜合作用而促成的。這些因素可以大致分為兩類：一是外在的社會歷史的發展，二是內在的學科自身的演化。

1955年，施拉姆離開伊利諾伊大學，西行來到太平洋沿岸的加里福尼亞洲，受聘為斯坦福大學傳播學教授，又創辦了他的第二個更著名的傳播研究所—斯坦福大學傳播研究所。從此，他便開始逐漸確立其傳播學“集大成者”的學術地位。他的研究開始由以往單純地挖掘整理傳播學素材轉向對各家學説的整合，繼而構建自身體系的傳播學理論框架。有學者這樣説：如果把他比作一隻蜜蜂，那麼他在伊利諾伊大學的研究就像是在百花叢中採擷花粉，而他到斯坦福大學後的研究則如同釀製蜂蜜。他對傳播學的重大建樹都完成於斯坦福大學。 ^[3] 

1956年，施拉姆參與撰寫的《報刊四種理論》一書出版，立即在西方的新聞傳播界和學術界引起巨大反響，當時被譽為新聞與傳播研究方面的經典之著。這部書實際上是對有史以來和當今盛行的所有傳播體制及傳播觀念的一個總結性比較研究。它由四篇相對獨立而又互相關聯的論文所組成，分別探討了所謂集權式、自由式、社會責任式和共產主義這四種新聞傳播事業的情形。

1973年，65歲的施拉姆又從美國加州漂洋過海，來到夏威夷。年逾花甲又協助創辦了設在夏威夷的“東西方中心”傳播研究所，並出任所長。“東西方中心”是一個研究亞太經濟及社會發展問題為主的科研機構。由施拉姆協助創辦的這個中心的傳播研究所更是遠近聞名，我國中央級的新聞傳播部門不時選派人員去那裏進修深造或從事研究。

1973年以後，施拉姆全身心投入到國際傳播研究領域，甚至從“東西方傳播研究所所長的職位退下來以後，他仍然以一種榮譽退休的角色積極參加所裏的事務。”他作為一名國際傳播的資深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學作過短暫講學，並逐漸放鬆了在檀香山的事業，從傳播學的中心舞台上慢慢退出。他繼續著書，儘管它們不像從前那樣如此頻繁地問世，也不像從前那樣有影響。他不再參加博士培養計劃。他的傳播學觀或至少這種傳播學觀的有些部分已經在整個世界上得到了廣泛的接受。但是施拉姆仍然工作，直至生命終結。1987年12月27日，他在檀香山因心臟病去世。當時，他正與妻子在家看電視。火化之後的骨灰撒入太平洋。

正是在夏威夷，施拉姆完成了他最負盛名的代表作《男人、女人、信息、媒介：人類傳播概覽》（中譯本為《傳播學概論》）。這部書是第一部全面而系統地闡釋傳播學理論的著作，可以説是施拉姆一生從事傳播體系的建構與完善的心血結晶。雖然在此之前，他已是享譽海內外的的傳播學權威，但這部書的問世才最終確定了他作為傳播學集大成者的學術地位。這部書與前面提供的《報刊的四種理論》（1956）、《大眾傳播媒介與國家發展》（1964）三部著作是他一系列流傳甚廣的傳播學著作中最有影響的。其中既有獨著也有合著。《報刊四種理論》是對近代新聞事業興起以來的四種傳播體制及相應的四種傳播觀念所做的比較研究，視野開闊、議論縱橫，為傳播研究開闢了新的領域，提供了新的範例。《大眾傳播媒介與國家的發展》是施拉姆為聯合國科教文組織撰寫的研究報告，對戰後發展中國家的大眾傳播事業這一關係國家發展、影響社會的進步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其中不少分析和論述今天看來仍屬不刊之論。至於《傳播學概論》，則是一生學術思想的總結性著作。

施拉姆一生共寫有30餘部傳播學論著，總計約500萬字。這些著作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理論性的，一類是應用性的。前面提出的《報刊的四種理論》就是理論性的。在應用性研究上，施拉姆最關注的大課題就是發展中國家如何利用媒介加快現代化進程，他是媒介與發展這個問題上舉世公認的權威。1964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就曾邀他撰寫了《大眾媒介與國家發展》一書。在這方面，他提出過一對很有名的概念——大媒介和小媒介。在他看來發展中國家應當首先發展小媒介（指那些花錢少、見效快的媒介，如幻燈、廣播、教科書等），而不應模仿發達國家，盲目地追逐大媒介（指那些現代化程度高，需要調動大量人力物力才能推展的媒介，如電影、電視、電腦教學等）。他的這種觀點對第三世界來講，仍具有普遍的現實意義。

施拉姆是位畢生致力於傳播研究的美國學者，對傳播學這門學科的創立與發展做出了傑出的貢獻，被譽為傳播學的集大成者。70年末和80年代初，他曾多次訪華進行學術交流，對當時正在起步的我國傳播學研究產生了很大的推動作用。1984年他的代表作《傳播學概論》在大陸出版（新華出版社），更是掀起了一股研習傳播學的熱潮，被實視為經典之作。

除勤奮筆耕、著書立説外，施拉姆還苦心孤詣地培養了一批傳播學研究生，造就了不少學有所成的後起之秀，當今美國許多獨當一面的傳播學學者都出自他的門下，有的還是他的再傳弟子。中國翻譯出版的那部《傳播學的起源、研究與應用》一書的作者之一坦卡德，就是他在斯坦福時的博士研究生。他常以滿腔的熱忱激勵其門生投身傳播學的研究，並以之作為畢生奮鬥的事業。坦卡德在一篇回憶介紹施拉姆學術生涯的文章中寫到：在給研究生授課時，施拉姆總愛用肯尼迪總統就職演説中的名言——把火炬傳下去，意在鼓舞學生們堅持不懈地去探索傳播學王國的奧秘，把傳播學研究一代代地進行下去。

施拉姆對傳播學後來發展方向的消極影響：

1 將傳播學侷限在狹小的實證研究範圍內

2 施拉姆本人是美國政府的御用文人集團中一員，具有很強的意識形態的色彩，其《報刊的四種理論》是站在西方資本主義統治階層的立場，對社會主義理論帶有偏見

施拉姆的學生、傳播學者坦卡德曾經對施拉姆有過這樣的評價：“施拉姆對這門學科的最大貢獻或許並不在於他自己的理論觀點———儘管這些理論觀點很重要，而在於他對傳播的核心問題所勾勒的學説框架。也正是在這一點上，他使這門學科得以完善。”施拉姆在其最後一部手稿中對傳播學的未來曾做出這樣的預言：傳播學在不久的將來，會通過一個合併和重新確認的階段。在那時，被稱為新聞學、言語傳播學、電影學、大眾傳播學和信息科學的大學機構將合併成被簡單地稱為傳播學的更大機構。這種名稱的改變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它意味着過去與傳播相關的機構的區分———它是以傳播渠道為基礎，以立於每一種傳播渠道背後的媒體產業為基礎———將不再受到重視，以便有利於圍繞傳播學的核心範式建立一種理性的統一體。

正是在他的精心培植下，至20世紀六、七十年代便形成以他為學術領袖的施拉姆學派。該學派的興起實際上也就標誌傳播學的誕生。如果説以霍夫蘭為首的耶魯學派只專注於傳播問題的一個側面即如何進行有效的傳播，那麼施拉姆學派則以對傳播現象進行總體而系統的考察而著稱於世。它不僅是美國首屈一指的傳播學流派，而且對傳播學全球範圍的興起也產生了重大影響。在傳播學界，施拉姆學派就如同希臘奧林匹亞山上的眾神，而施拉姆則是眾神之王宙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