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學

關於《中國史敍論》

它與《中國史敍論》在節目上多有異同，然其基本思想前後連貫，二文在內容上互相補充，故宜結合起來考察，益可見作者倡導"新史學"的旨趣所在。梁啓超對西學有廣泛的涉獵，他在這兩篇文章中，運用西方學者的歷史哲學（主要是近代進化論思想）和史學方法論，提出並闡述了一些重要的史學理論問題。

關於歷史撰述的性質和範圍

作者在兩文中都論到史學的"界説"，而歷史撰述的性質和範圍則是"界説"中居於首要地位的問題。作者指出："歷史者，敍述進化之現象也。"他説的"歷史"，按其意，當是歷史撰述，亦即史家撰述中所反映出來的歷史。歷史撰述是"敍述進化之現象"，這實際上是指出了"新史學"之歷史撰述的性質。以此為前提，作者給歷史學確定了一個內涵，就是："進化者，往而不返者也，進化無極者也。凡學問之屬於此類者，謂之歷史學。"質而言之，歷史學當以進化論為指導思想，考察和敍述種種進化現象，這就是"新史學"的本質。作者認為，"歷史之真象"即運動規律"如一螺線"。這裏説的"歷史"，是指客觀歷史過程。他的這個認識，把中國傳統史學中的樸素進化觀提高到一個新的階段。但梁啓超之言歷史進化和歷史真象，並未超出他的老師康有為所謂據亂、昇平、太平與世漸之説，即侷限於庸俗進化論的範圍。關於歷史撰述的範圍，梁啓超説："歷史〔撰述〕者，敍述人羣進化之現象也。"作者認為，任何事物都有進化的現象，都"屬於歷史之範圍"，但通常歷史撰述所記常限於人類，這是因為："人也者，進化之極則也，其變化千形萬狀而不窮者也。"指出了人類進化在"凡百事物"進化中是最為複雜的特點。這樣，梁啓超就注意到歷史研究有"廣義"、"狹義"之分："言歷史之廣義，則非包萬有而並載之不能完成；至語其狹義，則惟以人類為之界。"這種劃分，在理論上是重要的。梁啓超進而又指出：就"狹義"的歷史來説，也不是都可以寫入歷史撰述的。他認為："欲求進化之跡，必於人羣"，"人類進化雲者，一羣之進也，非一人之進也"。因此，"歷史〔撰述〕所最當注意者，惟人羣之事，苟其事不關係人羣者，雖奇言異行，而必不足入歷史〔撰述〕之範圍也。"從中國史學之歷史觀的發展來看，從尊天命到重人事，是一大進步；從重視個人的作用到重視人羣的作用，是又一大進步。但梁啓超強調"人羣進化之現象"，並沒看重"人羣"的物質生產活動及其分配關係對於這種"進化"的作用，這是他的侷限性。

關於歷史哲學和史學的社會作用

梁啓超認為，歷史研究的目的，是要尋求一種理性的認識；但是這種理性認識的獲得則必須是"客體"和"主體"的結合；而只有獲得了這種理性認識，史學才具有了它應有的社會作用。他指出："歷史〔撰述〕者，敍述人羣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所謂"公理公例"，就是下面他説的歷史哲學。梁啓超認為，史學是由"客體"和"主體"結合而成的。所謂客體，"則過去、現在之事實是也"；所謂主體，"則作史、讀史者心識中所懷之哲理是也"。他進而闡述説："有客觀而無主觀，則其史有魄無魂，謂之非史焉可也（偏於主觀而略於客觀者，則雖有佳書亦不過為一家言，不得謂之為史）。是故善為史者，必研究人羣進化之現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於是有所謂歷史哲學者出焉。歷史〔撰述〕與歷史哲學雖殊科，要之，苟無哲學之理想者，必不能為良史，有斷然矣。"梁啓超從歷史研究和撰述之客體與主體的關係着眼，提出歷史哲學是為良史的前提，這在史學理論的發展和建設上有重要的意義。他認為，歷史哲學之所以重要，還在於它對從認識"局部之史"到認識"全體之史"、從認識史學本身到認識"史學與他學之關係"，是必不可少的。而尤為重要的是，還在於它的社會作用，即："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為理論之美觀而已，將以施諸實用焉。歷史〔撰述〕者，以過去之進化導未來之進化者也。吾輩食今日文化之福，是為對於古人已得之權利，而繼續此文明、增長此文明、孳殖此文明，又對於後人而不可不盡之義務也。而史家所以盡此義務之道，即求前此進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後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於無疆也。史乎！史乎！其責任至重，而其成就至難！"這是表明，史學對於文化進化的社會作用，主要不是對於一人一事之經驗教訓的借鑑，而是從公理公例中得到啓示，即"循其理、率其例"而表現出來。這是"新史學"理論體系的又一個顯著特點。

關於"史學與他學之關係"

重視史學與其他學科的關係，也是"新史學"的特點之一。梁啓超認為：“地理學也，地質學也，人種學也，言語學也，羣學也，政治學也，宗教學也，法律學也，平準學也（即日本所謂經濟學），皆與史學有直接之關係。其他如哲學範圍所屬之倫理學、心理學、論理學、文章學及天然科學範圍所屬之天文學、物質學、化學、生理學，其理論亦常與史學有間接之關係，何一而非主觀所當憑藉者！

取諸學之公理公例，而參伍鈎距之，雖未盡適用，而所得又必多矣。"他在《中國史敍論》中，討論了地理學、人種學、年代學、考古學與撰述中國史的關係；在《新史學》中，有"歷史與人種之關係"、"論紀年"的專題。舉例説來，他強調"地理與歷史，最有密切之關係"，諸多論述，皆源於孟德斯鳩和黑格爾的理論；他論"歷史與人種之關係"，則多據康德學説。他所引進的西方學人的一些認識，即便在當時來看，有的也是不正確的；但從他倡導的"新史學”的方法論來説，在當時卻是有積極意義的。

關於對"中國之舊史"的批判

這是梁啓超"新史學"論綱的一個突出的部分。這個批判，貫穿於二文之中，其勢之猛，其辭之烈，前所未有。他認為中國史學是"發達"的，但他對這種"發達"卻持否定態度，認為它不過是"陳陳相因，一丘之貉"。梁啓超具體指出"中國之舊史"有"四蔽"，"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二曰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羣體"，"三曰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四曰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緣此四蔽，復生二病"，一是"能鋪敍而不能別裁"，二是"能因襲而不能創作"；"合此六弊"，又有三"惡果"，即"難讀"、"難別擇"、"無感觸"。其議論排擊，多以西人、西史為據。梁啓超雖也慷慨地把司馬遷、杜佑、鄭樵、司馬光、袁樞、黃宗羲奉為中國史學上的"六君子"，但認為其餘史家多碌碌無為，"因人成事"，《二十四史》不過是二十四姓的"家譜"，是"地球上空前絕後之一大相斫書"，所有的本紀、列傳只是"無數之墓誌銘"的"亂堆錯落"，"汗牛充棟之史書，皆如蠟人院之偶像"等等，其所否定，可謂淋漓盡致，頗有不容分辯之勢。這在當時提倡西學、批判舊學的思潮之下，提出對"中國之舊史"的批判，為"史界革命"和開創"新史學"開闢道路，在思想觀念的轉變上對中國史學的近代化過程，具有客觀上的積極作用。但也必須看到，梁啓超的這種對"舊史"的批判，在立論上，往往得失參半；在許多結論上，更是誤解強於精審，謬誤多於正確。究其原因，主要有兩條。一條是，這種批判不是建立在冷靜的、科學分析的基礎上，因而帶有明顯的武斷和感情色彩。又一條是，作者錯誤地認為，在"新史學"和"舊史學"之間絕然存在着一道鴻溝，既無任何聯繫，卻有對立之勢，故以徹底否定"中國之舊史"為目的。指出這一點，並不是苛求於梁啓超。其實，有一個最有説服力的參照者，即章太炎1904年出版的《訄書》重訂本。《訄書》對西學的理解、消化、吸收，對中國史學的剖析、揚棄，反映出更多的理性認識，是梁啓超二文所不及的。總的來看，《新史學》的成就，在倡言史學之"新"的方面，有首開風氣的歷史作用；而在批判史學之"舊"的方面，雖也提出一些有價值的問題，但尚不能作為一種理性的批判來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