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學

《新史學》彙編了作者歷年發表的論文和演説，集中反映了他的史學觀點。他對歷史學的基本主張有以下幾點：（一）把歷史的範圍擴大到包括人類既往的全部活動；（二）用綜合的觀點來解釋和分析歷史事實；（三）用進化的眼光考察歷史變化，把人類歷史看成為一個“繼續不斷的”成長過程；（四）研究歷史的功用在於幫助人們瞭解現狀和推測未來；（五）利用歷史知識來為社會造福。 ^[2] 

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人類社會大變革的時期。第二次科技革命浪潮的興起，推動世界範圍內產業革命進一步深化；西方發達國家現代化趨於完成，亞非拉各地獨立運動此起彼伏，使人類社會生活的面貌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同時科學知識、科學精神的積累與豐富，推動人們認識自然、認識社會的能力大大提高。所有這些變化，對以孔德派和蘭克派為代表的傳統客觀主義史學帶來巨大沖擊，造成傳統史學的衰落。十九世紀末，英國的格林、德國的蘭普雷希特開始對蘭克派提出懷疑，掀起歐洲的“文化史運動”；20世紀初，法國的貝爾也提出“歷史綜合”理論，年鑑學派先驅皮雷納則大聲疾呼要把歷史學從“種族偏見”和“政治偏見”中解放出來，從而使客觀主義史學一統天下的局面終被打破。 ^[4] 

新史學是指20世紀初開始萌動、20世紀50至60年代空前發展，旨在反對以蘭克為代表的傳統史學的史學潮流。在西方新史學的形成過程中，除了法國以外，美國的新史學潮流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其倡導人是魯濱孫。魯濱孫曾在德國弗賴堡大學留學，接受傳統史學的訓練，但同時深受當時歐洲史學界對傳統史學批判的影響。回國後其先後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和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執教。魯濱孫在哥倫比亞大學執教的25年間，逐漸形成了以其為核心的新史學一派，他的史學觀點集中見於1912年出版的《新史學》一書。 ^[5] 

魯濱孫首先反對傳統史學侷限於政治史的狹隘性，主張新史學應包含人類過去的全部活動。《新史學》開宗明義地指出：“從廣義來説，一切關於人類在世界上出現以來所做的或所想的事業與痕跡，都包括在歷史範圍之內。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興亡，小到描寫一個最平凡的人物的習慣和感情。”魯濱孫特別不滿的是：“直到現今政治史仍然保持着它的至高無上的地位，一般人仍然把過去的政治事件，看做是歷史的主要內容。”

魯濱孫十分強調史學的功用或實用價值，主張研究歷史是為了幫助人們瞭解現在和推測未來。他説，歷史“可以幫助我們瞭解我們自己、我們的同類以及人類的種種問題和前景。這是歷史最主要的功用，但一般人們所最忽略的恰恰就是歷史所產生的這種最大效用”。

魯濱孫還反對傳統史學的封閉性，強調史學家要利用關於人類的新科學知識，尋找“新同盟軍”，要具有廣博的知識，而不能像傳統史學那樣把史學與其他社會科學隔離開。這些“新同盟軍”包括廣義的人類學、史前考古學、社會心理學、動物心理學、比較宗教學、政治經濟學、社會學等。魯濱孫寫道：“假使把歷史學的新同盟軍好好加以利用，那麼，不僅歷史研究的範圍可以大大加強和深化，而且在史學園地裏將會取得比自古以來更有價值的成果。”魯濱孫一生培養了許多門生，其中不少人後來在美國史學界很有地位。魯濱孫領導的新史學運動由此也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5] 

在《新史學》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魯濱孫主張擴大史學範圍，重視“歷史的連續性”，採用“歷史眼光”和進化思想，注重對普通事物的整體歷史進程的研究，這些思想都是通過比較分析和深刻反思，從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中借鑑來的。如果説，蘭克學派是從論證方法上效法自然科學，追求客觀主義，熱衷於史料考據，那麼，魯濱孫則是從如何選擇事實和如何解釋事實的層面，向其他學科學習，並倡導把其他學科作為史學的同盟軍，積極利用它們有價值的研究成果。從史學本身發展的歷史來看，歷史學每取得一些進展，向來是與人類生產力的提高和思維方式的進步相伴隨的，因此，魯濱孫自覺從人類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果中吸取營養，推動各學科互補，這無疑是順應時代潮流的。

重視史學與現實生活的聯繫，強調發揮史學的社會功用。魯濱孫主張史學應當對社會有用。他把歷史比作人的記憶，認為其最大功能就是幫助人們認識自我，理解現實，從而達到造福未來的目的。作為教育家，魯濱孫尤其重視史學的教育功能。這種史學價值觀雖然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但仍具有合理成份。人類的一切文明成果，都是從歷史上積累和沉澱下來的。歷史、現實、未來是有機的統一體，現實是基於過去而形成的。而現實和未來終究都要成為過去。宇宙全息統一理論告訴人們：過去、現在與未來是全息統一的，二者之間互相包含、聯繫與轉化。現在的事件是過去積沉信息的顯化，未來的事件是現在存貯信息的外化與顯態。所以，史學對於理解現實的功用是客觀存在的。歷史學也只有關注當代現實問題，不斷創新，才能更吸引人、啓發人，才能引起社會的強烈共嗚，更好地發揮史學應有的社會功能，並促進史學本身的進步。 ^[4] 

當然，《新史學》也存在一些明顯的缺陷：

1、在發展觀上，只承認量變，而否認質變，陷入庸俗進化論的泥潭。魯濱孫很欣賞達爾文的進化論，接受了他的一些影響。但魯濱孫的進化論缺乏辯證的機制。他雖然經常講社會變化，強調“歷史的連續性”，但他把人類歷史的發展看成是逐漸發展的過程。他只承認逐漸進化的發展，卻否認飛躍、革命的變革。

2、否認史學的科學性。魯濱孫認為歷史只不過是“記憶力的人為的擴大”，因此，“歷史決不能同物理學、化學、生理學、或者人類學一樣，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由於歷史不是科學，也就沒有任何規律性可言。他説，“要想把歷史納入一定法則的範圍，好象是沒有希望的。”魯濱孫基於歷史現象異常複雜，人類所掌握的歷史資料總是殘缺不全，而古代歷史學家往往言過其實，故而認為史學具有相對性，這是符合事實的。人們認同歷史著作的正確性只能是相對的，近似的。然而，不能因此而否定歷史學的科學性。厲史學的科學性首先在十它歸根到底要受實踐的檢驗，受考古出土文物和各種資料的檢驗。其次歷史學的科學性是建築在詳細佔有資料之上。史實的描述，論點的提出，思想的形成都是依據現有的資料而來的，而不是隨心所欲地信口雌黃。就自然科學來講，不是所有結論都能一步到位，並不因此否定其科學性；就説所有的自然科學的科學性。 ^[4] 

該書被學術界公認為20世紀世界史學名著之一。書中彙編了作者歷年發表的論文和演説，集中反映了他的史學觀點。作為早期系統介紹西方史學理論及方法論的名著，該書對中國現代史學影響深遠，並且由於其真知灼見而不斷重印。

20世紀20年代，魯濱孫的《新史學》由何炳松譯為中文，在國內出版。繼此之後，魯濱孫的“新史學”思想在國內逐漸流傳開來，對新舊史學關係問題探討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當時很多學者直接以魯濱孫的“新史學”思想作為新舊史學比較的標準，這使得新史學的內涵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摻入了魯濱孫“新史學”的學術主張，這樣就有別於20世紀初梁啓超提倡的“新史學”主張。 ^[6]  何譯《新史學》自問世以來，影響了中國整整一代歷史學家。 ^[7] 

詹姆斯·哈威·魯濱孫（James Harvey Rohisort，1863—193年）。魯濱孫1863年6月29日出生於美國伊利諾州布魯明頓市的一個銀行家字庭，家境富裕。他1884年進入號稱貴族學校的哈佛大學，1888年獲文學碩士，同年赴德國弗賴堡大學深造，在德國教授的研究班中，接受研究方法的訓練。他的研究範圍是歐洲中古和近代初期史。良好的教育經歷，為魯濱孫後來的學術生涯奠定了堅實基礎。回國後，1891—1895年間他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執教，講授歐洲史。後應聘轉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擔任歷史教授，直到1919年。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