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森玉

清光緒七年（1881年）8月17日（夏曆七月廿三日），徐森玉（名鴻寶）生於浙江吳興（今湖州市）菱湖鎮。兄守之（名鴻猷）長其9歲。母親閔氏，出身名門，世代以刊刻古籍為業。母親閔氏亦能刻版印書，徐森玉耳濡目染，很早就接觸版本之學。後入白鹿洞書院，從學者于式枚學習，貫通經史，尤工駢儷，打下了紮實的文史哲基礎。 ^[10] 

1884年，父親攜全家至江蘇泰州謀職、定居。弟鹿君（名鴻賓）生，小其三歲。母親授其詩書。1888年，父亡。1890年，家境貧寒，兄守之隻身入川為幕府，閔太夫人攜兩兄弟投奔江西九江知縣之本家叔父。太夫人在縣衙家塾教授侄女輩，兩兄弟則附讀於縣衙之家塾。

1893年，徐森玉天資聰敏，且已有古文功底，家塾兩年後，塾師已無力任教，乃建議其投考江西廬山白鹿洞書院。入白鹿洞書院，受業于式枚（晦若）之門8年，打下國學、版本目錄學基礎。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考入山西大學堂，讀化學。在校期間，即著有《無機化學》和《定性分析》，校中稱為“奇才”。山西大學堂監督（校長）寶熙十分賞識他的才華，經常邀他鑑賞古物，共同探討、考證、鑑定、研究文物，從而奠定了他成為文物鑑定家的基礎。歷任奉天測圖局局長、清廷學部圖書局編譯員。民國建立後，任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

1902年以每年所得獎學金之部分，供弟鹿君入山西大學堂讀書。撰寫《定性分析》一書，並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1905年畢業於山西大學堂化學系。時山西大學堂監督（校長）寶熙（字瑞臣，清皇族）甚賞其才華，經常接其進府談古論今。徐森玉以後成為一代著名古文物鑑定大師以及金石學、版本目錄學專家，與寶熙有關。

1906年至奉天任測繪學校及實業學校監督（校長）。1907年回泰州與王氏完婚。1908年編撰《無機化學》出版。

1911年，徐森玉為紅十字會赴武昌救護辛亥革命志士。1912年任教育部僉事。安家北京，初住石駙馬大街內鮑家街，與周肇祥（字養庵）同住，後遷至都城隍廟街（今成方街）。

1915年，清史館成立，趙爾巽任館長，聘其為協修，主修《職官志》。1918年，任教育部僉事和秘書，和魯迅共事。1919年，委託商務印書館張元濟影印《北山錄》。1921年6月3日，北京國立八校教職員請願，馬敍倫、李大釗、沈兼士等在總統府（新華門）前被軍警打傷，由其護送至德國醫院救治。

1922年2月15日，由教育總長齊耀珊簽署教育部委任令：“茲派本部僉事徐鴻寶（徐森玉）為京師圖書館主任，仰即遵照。”同年2月16日，俞澤箴日記中就記載了：“今日部中來訓令，派同鄉徐森玉來主任館事。”7月，徐森玉辭去京師圖書館主任一職。 ^[7] 

1924年2月，在俞澤箴日記中，有“長沙（章勤士）去職，仍由吳興（徐森玉）來任主任”的記載。 ^[7]  1924年11月，馮玉祥逐溥儀出宮，徐森玉被派駐由當局與遜清共同組成的善後委員會工作，擔任古物保管委員會顧問及東陵盜案審查委員會委員。是年，任故宮博物院古物館館長。

1927年，徐森玉中年皈依三寶，精研唯識，與韓德清居士建三時學會。是年秋，遷居三時學會，公餘之暇，茹素研讀經書。1931年與袁同禮、趙萬里集資購明萬曆丁巳（1617年）刻本《金瓶梅詞話》，並影印120部。1933年故宮文物遷往上海，藏法租界四川南路天主堂，參加精選文物。

1937年8月，故宮文物南遷，率第一路由南京出發溯江至武漢，轉由粵漢路到長沙。11月，由長沙潛赴天津，搶救居延漢簡。

1939年春，徐森玉主持故宮古物南遷，在貴州安順逗留經年，住讀書山。因日寇又將西侵，只得與同伴攜帶文物進行更艱鉅之轉移，翻越數十道大山，歷時兩月，始到重慶。時腿部傷殘，不良於行。

1940年12月，至上海，與鄭振鐸、張壽鏞、張菊生、何炳松收購古籍善本。至1941年7月結束，攜帶80箱孤本善本赴香港，經桂林到重慶。1941年將在上海所購古籍精選編為《玄覽堂叢書初集》。“玄覽”二字取意《文賦》：“佇中區以玄覽，移情志於典墳。”1942年為搶救《趙城藏》獻策。該藏後由山西八路軍搶救成功，現藏北京國家圖書館。

1947年6月19日，集中於重慶的故宮博物館文物，開始向江蘇南京發運，歷時半年，全部運到南京朝天宮庫房。1948年11月中旬，在蔣復璁電召下赴南京，於翁文灝宅參加故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聯席會議，與會者還有王世傑、朱家驊、翁文灝、傅斯年、李濟等，討論文物遷台事。會上推徐森玉、李濟督運及照料文物。12月13日，徐森玉在給台靜農信中言及此事雲：“袞袞諸公妄以台灣為極樂國，欲將建業文房諸寶悉數運台，牽率老夫，留京十日，廁陪末議。期期以為不可，未見採納。”從此與故宮博物院脱離關係，隱居上海，並將南京所予赴台灣機票上交。

1949年5月，上海解放。8月，陳毅領導建立上海文物保管委員會，任命文物專家李亞農為主任，黨外人士、著名文物鑑定家及圖書版本專家徐森玉為副主任。

1951年秋，受周恩來總理委派和文物整理委員會主任馬衡南下至廣州，贖取“三希堂”中之“二希”（即王獻之《中秋帖》、王珣《伯遠帖》）。經二老鑑定確屬“二希”無誤，乃以35萬元港幣（合人民幣27萬元）易得，由馬衡等帶至北京，完成國寶迴歸之使命。

1953年收購劉體智所藏甲骨文1萬片，並以1萬元收購一枚宰豐骨（1930年代殷墟南小屯出土商代帝乙帝宰時期之牛肋骨），刻辭文字及圖案均以綠松石嵌飾，精美絕倫。

1960年80遐齡，中共上海市委辦公室為其祝壽。1960年兼上海博物館館長及全國第二中心圖書館委員會主任，同年7月被聘任為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他策杖四處走訪，為國家徵集、鑑定了大量具有重要價值的文物，特別是晉代王獻之、王羲之宋代司馬光、蘇東坡的真跡；秦漢以來的帝王印璽、商代及春秋戰國時期的青銅器和殷墟出土的龜甲骨片。

1962年，中央文化部向徐森玉頒發了嘉獎令，表彰他為文物事業作出的卓越貢獻。

1964年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周恩來總理握着他的手深情地稱呼他為“國寶”。

“文革”伊始，便被打入“十大反動學術權威”之列，備受抄家、批鬥之辱。

1971年5月19日，被“四人幫”迫害逝世，時虛齡91歲。

1979年2月16日，上海市為徐森玉舉行骨灰安放儀式，鄭重地平反昭雪，為他恢復名譽。

1985年，其子女遵照他的遺願，將他生前的一萬餘冊藏書全部捐贈給上海博物館。

1971年5月19日，徐森玉在上海含冤去世。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春，徐森玉不辭艱險，押運故宮文物轉移至後方安全地帶。途經貴州安順，由於車禍事故，足部受傷致殘。“孤島”時期上海不少珍貴古籍流失海外。上海文化界著名人士張元濟、鄭振鐸致電重慶，要求政府搶救古籍。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底，徐森玉受重慶方面委派赴滬收購善本圖書。歷時七個月，與鄭振鐸一起竭盡全力搶救舉世聞名的藏書家——劉氏嘉業堂、張氏適園、劉氏回海堂、陶氏涉園、鄧氏鳳西樓等所藏珍貴版本古籍，揀選、收購了一大批，而且冒險將最精的82部宋元版本502冊，親自攜帶經香港轉運至重慶，為保護古籍作出了貢獻。

從1940年春至此，他們在兩年不到的時間內購得善本3800餘種，僅宋元刊本就有3000多種。明清善本先後捆紮成2000多個郵包，郵寄到香港，由葉恭綽和許地山負責存在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內。 ^[9] 

1923年底，浙江省教育廳向教育部提出申請，擬以京師圖書館所藏文津閣《四庫全書》本，校錄、補抄浙江圖書館藏文瀾閣《四庫全書》所殘缺的二千七百餘卷。徐森玉便與浙江省教育廳所派人員進行接洽，協調辦理抄書事宜。徐森玉也關注、協調《四庫全書》影印出版事宜。1925年，時任教育總長章士釗再次申明影印《四庫全書》的重要性，並向段祺瑞臨時執政府提出申請。1925年9月25日，臨時執政府批准章士釗的提議，準備將文津閣《四庫全書》移滬由商務印書館影印。9月26日，俞澤箴在日記中寫道：“聞頌生言，森玉晨間來，言商務承印《四庫》已定，用文津閣本，而以文淵本歸吾館供展覽。” ^[7] 

1933年，範成法師發現《趙城藏》，系長達4000餘卷的古刻《金藏》，現存最早的大藏經刻本。次年徐森玉特地赴山西趙城廣勝寺鑑別無誤，又在周邊老百姓家加以收集，共得5500餘卷，後與廣勝寺住持和尚訂立借約，以贈送廣勝寺所缺的《磧砂藏》影印本一部及藉資300元為條件，選借可印之經，運至北平，並在北平圖書館展出，供世人觀摩，俗稱《趙城藏》，轟動一時。1935年徐森玉和葉恭綽等曾選擇其中一部分影印，由北京三時學會編成《宋藏遺珍》出版。 ^[9] 

1938年2月26日，日軍佔領趙城，廣勝寺距日軍據點僅1公里。徐森玉惟恐《趙城藏》被掠去，心急如焚，但大家都沒有辦法。力空法師也覺得如《趙城藏》仍放在寺內，難免丟失。但交給抗日政府，日軍掃蕩頻繁，也極易散失。縣委書記李溪林答應了力空關於要妥善搬運交給朱德總司令的要求，並獲得中共中央的同意。1942年7月6日，《新華日報》(華北版)以“趙城軍民協力保護佛家珍藏，搶出廣勝寺古代經卷”為題報道了這一消息。報道中説：“趙城佛家勝地廣勝寺為兩千餘年之古蹟，藏有古代經卷4700餘卷，為古代文化之珍寶。日寇佔領趙城後，覬覦此巨經已久，近日設法盜取，為我當地軍民發覺，遂配合精鋭武裝，在該寺和尚協助下，於日前將該經卷全部搶救出來，此已轉送邊區政府保存。”救出經藏的消息傳到上海，儘管當時詳情不太清楚，但徐森玉得知《趙城藏》被救出，懸在心中的石頭終於落地。1949年2月，北平解放，1949年4月30日，《趙城藏》被運交北平圖書館保存。 ^[9] 

1930年，由徐森玉擔任考察團常務理事的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在額濟納河流域發掘到萬餘枚簡牘，即通稱的“居延漢簡”，這是漢史研究的最重要的史料。1931年5月底，漢簡運到北平，藏於北平圖書館和北京大學，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因擔心簡牘等文物受損，徐森玉指導和全力協助考察團理事會幹事沈仲章，秘密將簡牘和相關資料自北平經天津、青島、上海秘密運往香港。漢簡運到香港後，徐森玉與當時在香港大學任教的許地山教授聯繫，存入香港大學，並由沈仲章負責整理和照相，準備由商務印書館在上海製版印刷，予以出版。 ^[9] 

1940年6月，徐森玉又建議將漢簡自港運往昆明，傅斯年等主張改運美國。7月12日徐森玉致信胡適，説明始末，希望胡安排一切。胡適在7月31日覆信雲：“接讀後百分興奮，百分感嘆！沈仲章兄之冒險保存漢簡，森玉兄之終始護持，皆使適感嘆下淚。”1940年10月中旬漢簡順利運到美國華盛頓中國大使館。10月30日胡適曾給葉恭綽和徐森玉一信，報告漢簡抵達及轉交國會圖書館善本暫時保管的情況。20年後，經台灣當局與美方接洽，居延漢簡於1965年11月原封未動地運到台灣，至今保存完好。 ^[9] 

解放初期，徐森玉參與籌備建立上海博物館和上海圖書館。他利用自己與國內收藏家的關係，運用本人鑑別專長，全力以赴開展了文物徵集工作，訪求文物珍品、善本圖書，為博物館、圖書館收購了大量稀世之寶。1951年，為了徵購晉王獻之《中秋帖》和王詢《伯遠帖》，親自陪同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赴澳門，將《三希堂石渠寶笈法帖》中的“二希”購歸。此外，他還在上海的銀行保險櫃中，發現了太平天國的重要文物“天王玉璽”兩方，後調撥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

徐森玉在擔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主任和上海博物館館長期間，徵集了晉王獻之《鴨頭丸帖》、唐懷素《苦筍帖》、宋司馬光《手跡》、宋蘇軾《文同合卷》、宋拓孤本《鳳墅帖》、《鬱孤台帖》和明天啓刻《蘿軒變古箋譜》等，均為稀世珍品。

1962年，經徐森玉動議和督促，將密封在鐵箱內30多年的宋刻龍舒本《王文公文集》玻璃版底片從故宮博物院找出來，由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予以影印出版，為古文獻的整理、保存作出了貢獻。由於徐森玉對文博工作的重大貢獻，中央文化部於1962年12月21日上海博物館建館十週年時為徐森玉頒發了獎狀。

在1964年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周恩來總理曾親切地握住徐森玉的手，稱他為“國寶”。最早向周總理介紹和推薦“國寶”徐森玉的，應該是鄭振鐸；而最早尊稱徐森玉是“國寶”的，也正是鄭振鐸。二十多年前，我受唐弢先生的委託，整理鄭振鐸致唐弢的四十多封信（後發佈於《新文學史料》上），在1951年6月11日的信裏看到鄭振鐸這樣説：“森老為今之‘國寶’，應萬分的愛護他。別的老人們徒有虛名耳，他乃是真真實實的一位了不起的鑑別專家，非爭取他、愛護他不可。他是一個‘全才’，他的一言，便是九鼎，便是最後的決定。應該爭取做他的徒弟，多和他接觸，多請教他。如果他離開了上海，文管會準定辦不成，且一件東西也買不成。”

當時是建國之初，百廢待興。鄭振鐸時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長，負責新中國的文物考古、圖書館、博物館工作。唐弢時任華東文化部文物處副處長，而徐森玉則為華東文化部文物處處長（後來又任上海博物館館長）。鄭振鐸此言，充分體現了對森老極大的尊重。我最初讀到這些話時，還有點懷疑鄭振鐸對森老的評價是否誇張。隨着我研究的深入，越來越體會到，鄭振鐸對徐森玉敬重有加，不僅因其學問，更因其愛國精神。

1922年冬，漢代熹平石經殘石在洛陽出土，徐森玉、馬叔平（衡）聞訊即西下洛陽，對石經殘石進行調查，有的做成拓本，又將拓本分寄給王國維和羅振玉。羅振玉寄徐森玉信説：説：“弟旅遼匆匆四年，無可告慰，前年撰《漢石經集錄》，苦見聞之隘，蒙惠尊藏本，欣幸無已。聞貴館尚有藏石，已託松村兄代拓，不知此外尚有新出者否，祈代為覓購，尤為感荷。”此期間，羅振玉正熱衷熹平石經及魏石經研究，急需覓得石經拓本，所以屢屢致信徐森玉，請求協助支持。 ^[8] 

羅振玉和徐森玉的交往，不只是在石經研究，其他方面也多得徐森玉在學術上對他的支持。羅振玉致王國維的信也多反映了這方面的內容，其中一信説：“前在京與人閒談，言及《西清古鑑》中金文出於摹寫，恨不得墨本，有徐森玉言定，可介紹拓墨。此間拓手已固定，而前途無消息，此事果能做到，亦一快也。”（羅振玉致王國維1919年9月24日信）此當為羅振玉初識徐森玉之時。1924年，溥儀出宮，羅振玉致信徐森玉表述自己的心情，信中説：“自隨扈至津，即違雅教逾兩月，至念至念。溯自住京華半歲，百事頹廢，近甫重理故紙，然方寸尚未寧謐，日益臨池勘書遣日而已。洛下近出各志，苦不得一紙。尊藏能假錄示 ，最感。” ^[8] 

鄭振鐸與徐森玉當在1930年代初就相識了，但他們互相深知對方，結成忘年（徐與鄭父同齡）之交，則是在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抗戰初，徐森玉在內地負責故宮文物和北圖珍本的轉運和庋藏，鄭振鐸則在上海蔘與領導文化界救亡運動。川黔山路崎嶇，為保護國寶，徐森玉連腿也跌斷了。而在“孤島”上海，鄭振鐸除了公開的抗日活動外，還與張壽鏞（光華大學校長）、何炳松（暨南大學校長）、張元濟（商務印書館董事長）等人秘密發起組織了一個搶救保衞民族文化的“文獻保存同志會”。“同志會”緊張工作了近一年，徐森玉由重慶方面特派，不顧腿傷，冒險來到上海，參與這項秘密工作。1940年12月18日，鄭振鐸致張詠霓信（以下凡所引鄭致張信，今均存北京國家圖書館）中寫道：“昨日下午，渝有專人來，已至敝處接洽過。此君為熟友，即徐森玉君，名鴻寶（乞秘之），現任故宮博物院古物館長；他們再三的託他來此一行。有許多話要談。”從此，鄭振鐸便與徐森玉幾乎日夕相處。12月21日中午，徐森玉、何炳松、張詠霓三人應約至鄭家聚餐，決定將當時收購的圖書裝箱後，均由鄭、徐二人共同簽字貼封為憑。

1941年7月24日徐森玉乘船離滬赴港，鄭振鐸則因工作實在走不開。他後來在《求書日錄》中回憶説：“國際形勢，一天天的緊張起來。上海的局面更一天天的變壞下去。我們實在不敢擔保我們所收得的圖書能夠安全的庋藏。不能不作遷地為良之計。首先把可列入‘國寶’之林的最珍貴古書八十多種，託徐森玉先生帶到香港，再由香港用飛機運載到重慶去。這事，費盡了森玉先生的心與力，好容易才能安全的到了目的地。”

徐森玉這次在上海，與鄭振鐸並肩奮戰了七個多月，離開時還毅然承擔了保護和攜帶兩大箱“可列入‘國寶’之林的最珍貴古書”的艱鉅任務。7月25日，鄭振鐸執筆的鄭、張、何三人化名聯署致蔣復璁的信中特地提到：“森公最為謙抑，且富苦幹精神，處處願意自己吃虧，而不肯妄耗一文公費，誠今之聖人也！得聚首多時，實為平生幸事。”

鄭振鐸等人稱徐森玉為“今之聖人”，這是何等崇高的評價。9月11日，鄭振鐸執筆的鄭、張、何三人化名致蔣信又提到：“最精品八大包，森公已由港航運尊處……現寄遞各書，均系由森公獨力負責。寫中英文書目及付航郵各事，均是森公親自料理。投寄時，森公竟立候數小時之久！可佩，可感！餘書裝箱起運，亦系森公獨自主持。犀（按，即鄭振鐸）本約定與森公同時南行，因此間瑣事極多……竟不能與行，未得稍分其勞，心中至為慚愧不安。裝箱事，聞已工作二十餘日，尚未完畢，可想見其麻煩瑣細，非森公之耐苦耐勞者，決難從事也。”

1970年，台灣的牟潤孫先生撰寫了《徐森玉先生九十壽序》，提到徐森玉：“戰時以維運古物，至於覆車折腿，復間關奔走，鳩集志士，搜採書籍於東南，厥功尤偉……世有良史，將載諸國乘以彰其功績也必矣。”

徐森玉的大智大勇令人欽佩，因此錢鍾書才會充滿深情地寫了《徐森玉丈（鴻）間道入蜀話別》：“春水生宜去，青天上亦難。西江望活鮒，東海羨逃鰻。送遠自崖返，登高隔隴看。圍城輕託命，轉賺祝平安。”（現收入《槐聚詩存》第88頁）

徐森玉故居在上海市淮海中路1202號(淮海公寓)二樓。為一座公寓住宅。建於1935年，建築外牆為米黃色面磚，主樓13層，每層平面多以套間佈置，設有4部電梯、室內鋪硬本地板，並有3件套大衞生及水汀等設備，淮海公寓曾是上海有名的高檔公寓之一。徐森玉一家於1959年人住此公寓二樓的一套三居室。雖然面積只有60多平方米，但是環境設備條件較好，徐森玉一家在此住得比較舒坦。歷史學家周谷域、著名眼科專家許誠滸等成為他的鄰居。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