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

清宣統二年十月二十日（1910年11月21日），錢鍾書出生於江蘇無錫的一個教育世家。因其大伯父錢基成只有一個女兒，長房沒有子嗣，所以錢鍾書一出生，照舊時習俗，祖父即命錢父錢基博將錢鍾書出繼給長房，由大伯父錢基成撫養。 ^{[3]  [7]} 

民國二年（1913年），錢鍾書虛齡4歲時由伯父錢基成教他識字。 ^{[3]  [7]} 

民國三年（1914年），錢鍾書由伯父錢基成送去秦氏小學上學。不到半年生了一場病，輟學在家。 ^{[3]  [7]} 

民國五年（1916年），錢鍾書與比他小6個月的堂弟即錢基厚的長子錢鍾韓同上親戚家的私塾附學，曾念《毛詩》。 ^{[3]  [7]} 

民國六年（1917年），因私塾附學不方便，由伯父錢基成教錢鍾書讀書。讀了《西遊記》《水滸傳》《三國演義》以及《説唐》《濟公傳》《七俠五義》等小説。 ^{[3]  [7]} 

民國九年（1920年），錢鍾書入無錫東林小學（無錫立第二高等小學）就讀。在東林小學開始接觸林紓翻譯的西洋小説。父親錢基博為其改字“默存”。 ^{[7]  [10]} 

民國十二年（1923年），考入美國聖公會辦的蘇州桃塢中學（蘇州第四中學），大量閲讀《小説世界》《紅玫瑰》《紫羅蘭》等刊物。入校不久，參加中文寫作競賽獲得第七名。 ^[7] 

民國十四年（1925年），返家度暑假，乃得知《古文辭類纂》《駢體文鈔》《十八家詩鈔》 等選本，從此開始系統閲讀，是一生治學之始。 ^[7] 

民國十六年（1927年），桃塢中學停辦，錢鍾書轉入無錫輔仁中學就讀。當時，參加國文、英文競賽得了兩個第一名。 ^[7] 

民國十八年（1929年），考入清華大學外文系。入校不久就名震校園，雖然他數學分數很低，但是因為他的國文、英文水平高到讓同學拜服的地步，其中英文更是獲得滿分。 ^[7]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春，錢鍾書在清華園與楊絳初次見面。當時楊絳為東吳大學學生，因東吳大學停課而借讀於清華大學。 ^[24]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秋，清華大學外國語文系畢業後，被上海光華大學（今華東師範大學）破格聘為英文系講師。暑假，與楊絳訂婚。 ^[7]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春，錢鍾書報考第三屆英國庚子賠款公費留學，以歷屆中美和中英庚款平均分最高的成績87.95分名列榜首。7月與楊絳結婚。8月赴英國牛津大學艾克賽特學院英文系留學，與自費留學的楊絳同船赴英。 ^[24]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5月，女兒錢瑗出生。夏，以《十七十八世紀英國文學中的中國》一文獲牛津大學艾克賽特學院副博士（B·Litt）學位。夏秋之交，隨妻子楊絳赴法國巴黎大學從事研究。 ^[25]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2月，錢鍾書在法國巴黎追記整理完成《石語》一書。 ^[25]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秋，與楊絳乘法國郵船回國，被清華大學破例聘為外文系教授。因清華大學已遷至昆明，故錢鍾書10月抵香港時，即下船從香港直接赴昆明。到昆明時，清華大學已和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合併組成西南聯合大學。錢鍾書在西南聯大教大一英文，以及“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和“現代小説”兩門選修課。居住昆明大西門文化巷11號，錢鍾書為自己的宿舍取名“冷屋”，把在這裏寫的文章總題名為“冷屋隨筆”。 ^[25]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夏，離開西南聯大回上海，轉赴湖南省安化縣國立師範學院任英文系主任，並開始了《談藝錄》的寫作。自此年開始兩年在湘西，完成《談藝錄》最初部分，約相當於《談藝錄》初稿的一半。完成《圍城》 的佈局、構思，有《中書君近詩》一冊。有論文《中國詩和中國畫》，此文後來收入了《開明書店二十週年紀念文集》《舊文四篇》和《七綴集》。 ^[26] 

民國三十年（1941年）7月，由廣西乘船到上海，分別任教於上海光華大學和震旦女子文理學院。12月，發生珍珠港事件，太平洋戰爭爆發，被困上海，其間完成了《談藝錄》《寫在人生邊上》的寫作。散文隨筆集《寫在人生邊上》由開明書店出版，是“開明文學新刊”之一。寫作《圍城》。其時困頓於上海淪陷區時期的經歷和情緒，對《圍城》題旨和書名的確定有重要的影響。 ^[27]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抗戰結束後，任上海暨南大學外文系教授，開“歐美名著選讀”和“文學批評”兩門課，同時兼任南京中央圖書館英文總纂職務，負責編輯該館英文刊物《書林季刊》，還擔任英國文化委員會文化叢書編輯委員。 ^[28] 

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6月，短篇小説集《人·獸·鬼》由上海開明書店發行，列為“開明文學新刊”之一。 ^[28] 

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6月，長篇小説《圍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列入“晨光文學叢書”。 ^[28]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3月，錢鍾書以中央圖書館工作人員的身份，隨國民黨政府教育部主辦的文化訪問團到台灣，在台灣大學法學院作《中國詩和中國畫》的專題演講。6月，《談藝錄》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 ^[28] 

1949年8月，經吳晗邀請，錢鍾書離開上海，回到清華大學任教，任外文系教授。從此除了三年在幹校外，都住在北京。 ^[29] 

1950年，喬冠華介紹錢鍾書參加《毛澤東選集》的英譯工作。 ^[55] 

1952年，由於院系調整，清華改為工科大學，文科部分併入北京大學。錢鍾書擺脱教務，在文學研究所（原屬北京大學，後屬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現屬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任文學研究所外國文學研究組研究員。 ^{[8]  [29]} 

1953年，被鄭振鐸借調到古典文學研究組工作。到了古典文學組 後，再沒有調回外國文學組。同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21]  [29]} 

1955年，鄭振鐸把編選宋詩的計劃交給錢鍾書做，錢鍾書着手編撰《宋詩選注》，此書選注了宋代81位詩人的297首作品。 ^[29] 

1957年春，《宋詩選注》編撰完畢，因父病到湖北省親，途中寫有《赴鄂道中》五首絕句，寄寓了對當時形勢的感受。當年11月錢鍾書父親病逝。 ^[29] 

1958年，《宋詩選注》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列入“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同年錢鍾書母親去世。 ^[29] 

1960年，參加《毛澤東詩詞》英譯本定稿小組的工作，小組的工作至“文化大革命”爆發暫時中斷。 ^[30-31] 

1961年，《毛澤東選集》翻譯組重新對前三捲進行修訂，錢鍾書參與定稿。 ^[54]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錢鍾書、楊絳均被作為“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受到衝擊。有人寫大字報誣陷錢鍾書輕蔑領袖著作，錢鍾書、楊絳用事實澄清了誣陷。 ^[29] 

1969年5月，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的“革命羣眾”住進錢鍾書家裏（即所謂“摻沙子”），房子被分了一半。11月，錢鍾書作為“先遣隊”成員去河南省羅山縣（後遷至息縣）的“五七幹校”，開始管理勞動工具，後做信件收發工作。 ^[29] 

1970年6月，錢鍾書女婿王德一（又作王得一）被逼含冤自殺；7月，楊絳下放至已遷至息縣的“五七幹校”。此時錢鍾書在幹校已住進自己蓋的新房子。 ^[29] 

晚年時期的錢鍾書(5張)

1972年3月，錢鍾書夫婦被遣回北京。錢鍾書開始寫作《管錐編》。7月，下放幹校前的“革命羣眾”再次住進錢鍾書家裏。12月，因與同住的“革命羣眾”發生衝突而暫住女兒錢瑗的北京師範大學教師宿舍。 ^[29] 

1974年，錢鍾書再次參加《毛澤東詩詞》英譯工作。 ^[30-31] 

1976年，由錢鍾書參與翻譯的《毛澤東詩詞》英譯本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 ^[30-31] 

1977年2月，錢鍾書夫婦搬進北京三里河南沙溝新居。 ^[29] 

1978年，錢鍾書赴意大利參加歐洲漢學家會議，在會議上用英語作“古典文學研究與現代中國”的專題演講，報告中國研究古典文學的現狀。講演後，在對各國學者提問的答話中，把英、法、德國文學掌故、民間諺語，信手拈來，如數家珍，引起全場一片讚歎的轟動。會後訪問拿波利大學等校。 ^[32] 

1979年4月，錢鍾書隨中國社會科學院代表團赴美國訪問先後訪問了布魯金斯研究所、約翰·霍布金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耶魯大學、哈佛大學、芝加哥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貝克萊分校和斯坦福大學等。8月，《管錐編》 四冊由中華書局出版。 ^{[4]  [32]} 

1980年11月，赴日本訪問，先後在京都大學座談會講話，在愛知大學作《粉碎“四人幫”以後的中國文學情況》的演講，在早稻田大學作《詩可以怨》的演講。 ^[32] 

1982年，錢鍾書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8] 

1983年，以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的身份主持中美比較文學雙邊討論會，並致開幕詞。 ^[4] 

1984年，法國政府以其對“中法文化交流的貢獻”，擬授予錢鍾書勳章，錢鍾書堅辭不從。 ^[11] 

1989年，《圍城》被改編成電視連續劇。 ^[4] 

1993年春，錢鍾書做切割左腎的大手術；夏，病癒出院。11月，辭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職務，掛名中國社會科學院特邀顧問。 ^{[9]  [18]} 

1994年7月，錢鍾書患膀胱頸惡性腫瘤，雖然成功地實施了腫瘤割除手術，但手術後遺症影響到腎，結果發生急性腎功能衰竭。自此沒有出過醫院。 ^[18] 

1996年12月，被中國作家協會第五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推舉為中國作家協會顧問。 ^[22] 

1998年12月19日上午7時38分，錢鍾書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歲。 ^[10] 

錢鍾書學貫中西，知識淵博，思想深邃，是中國現代學術發展中的關鍵人物，他對中國傳統學術、中國現代學術和西方現代學術都有深入理解。他深入研讀中國的史學、哲學、文學經典，同時不曾間斷過對西方新舊文學、哲學、心理學等的閲覽和研究。 ^{[8]  [36]} 

錢鍾書以宏闊的世界性視野和強烈的現代性立場，將全部的人類文化都作為自己的考察對象，努力融會貫通，抉發人類文化話語背後固有的千絲萬縷的聯繫，彰顯出一個世界主義者的闊大胸襟。他的《管錐編》《談藝錄》和《宋詩選注》等許多著作已成為公認的現代學術經典之作，在國內外學術界都享有很高的聲譽。 ^{[36]  [41]} 

錢鍾書的學術思想既是傳統影響的延續，又能在以傳統方法寫文議史的同時有所創新。他既對文學典籍有史學性的探索，也對史學典籍有文學性的研究；並且將兩者有機的融合在一起，是一種創新。台灣學者張高評認為，無論是談史筆後迴歸詩筆，還是從文字出發，最後演繹史學觀點，錢鍾書都能真正做到以文學為突破點、以史學為核心地去探討一個史學問題。錢鍾書獨具慧眼地總結出：《春秋》之書法，實即文章之修辭；春秋五例，實作史之楷模；《左傳》工於記言，擬言、代言之妙，為後世敍事文學、對話、賓白之始祖。他用文學的眼光去審視人物，用詩性的智慧去欣賞《左傳》之春秋筆法，可見錢鍾書在《管錐編》中，不但着重於發掘語言的創造性、文字的想象力和典籍的文學價值，也揭示了《左傳》等這些“融文史哲於一身的上古典籍”的史學價值。 ^[38] 

錢鍾書的學術個性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實事求是。他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堅持兩點論，求實地去評價一本書、一位作者，即在評價書或學者時，不偏不倚，既不去全盤否定也不全盤肯定。他的學術著作中有很多體現這一原則的例子。譬如，錢鍾書喜歡李賀的詩，他用大量篇幅對李賀的詩風進行了細緻深入的分析，一方面稱讚李賀“寫景幽悽”“繪聲奇切”、“真化工之筆”，另一方面則評價他為“性懈耽佳，酷好奇麗，以為尋常事物，皆庸陋不堪入詩。力避不得，遂從而飾以粉堊，繡其鞶帨焉，微情因掩，真質大傷”，最後錢鍾書得出的結論是：他只能算是“奇才”，而非“大才”，比不上陶淵明、杜甫、韓愈和蘇軾。錢鍾書批判求實的精神也體現在他對史學的考量中，他對左丘明、司馬遷、班固、劉知幾、章學誠的評價都是實事求是，不把人格和學術混為一談。錢鍾書在做學術時，能夠做到眼中不容虛妄。凡是他認為虛妄飄渺的，他總要加以揭露。錢鍾書評價近代詩人蘇曼殊：“曼殊憫剛毅傑士，以為柔脆，憐豪華公子，以為酸寒，以但丁言情與拜倫言情等類齊觀，而己於二家一若師承相接，身世同悲。不免道聽途説，而謬引心照神交。蓋於西方詩家，只如賣花擔頭看桃李耳。讀此等絕句，不妨賞其楚楚小有風致，若據以言曼殊於西方文學能具藻鑑，則譽彼長適所以祿其短也。”錢鍾書對蘇曼殊的評價很是尖鋭，也是符合實際的。由是觀之，錢鍾書的實事求是更接近於是一種中庸。錢鍾書並非刻意為了做到實事求是才去挖空心思地鼓吹或者刻薄地苛責、攻訐古人，也不會為了有的放矢而去糾結一些小的問題，更不是為了凸顯自己的與眾不同而故意去反彈琵琶。只有當他認為一些問題必須要言明指正時，才抒發自己的議論，在尊重學術的基礎上表達自己內心的想法。 ^[38] 

在學術上，錢鍾書是把中西兩大文化系統都納入自己的視野來研究分析的，通過中西同異比較，來最大限度地洞察心性靈魂的奧秘，為了這個目的，錢鍾書是管他東方西方，古代現代，儘可為我所用，一切中西方的文化要素都是用來聞述自我發現的工具，是用來開拓自我藝術王國和文化帝國的材料。在這樣的意義上，形成了錢鍾書六經注我式的寫作策略。一方面，現實的感受和現實的知識，另一方面是較為玄虛的神秘經驗，神秘主義，聯合起來形成錢鍾書對現實世界的整體認識，並用來建構自己的藝術世界，因為橫跨中西的原因，便有了人類文化的意義，錢鍾書努力探索的中西方共同的詩心文心在這個世界裏得到了統一。 ^[37] 

錢鍾書看待中西文化的基本立場是尚普遍性而輕特殊性。如他説：中國詩只是詩，它該是詩，比它是“中國的”更重要。好比一個人，不管他是中國人、美國人、英國人，總是人。但錢鍾書在文化領域所宗尚之普遍性乃是指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或諸民族文化本質上是相通的，而不是指某種文化具有普遍適用性。例如，他曾指出，那些熱衷於談論東西文化特徵的人常説“某東西代表地道的東方化，某東西代表真正的西方化”，而“真實那個東西，往往名副其實，亦東亦西”。譬如“中國舊文學中有一種比興體的‘香草美人’詩，把男女戀愛來象徵君臣間的綱常，精通西學而又風流綺膩的師友們，認為這殺風景的文藝觀，道地是中國舊文化的特殊產物，但是在西洋宗教詩裏，我們偏找出同樣的體制，只是把神和人的關係來代替君臣了。中世紀西洋文學中尤多此類比興的作品，但丁就是一個刺眼的例”。 ^[42] 

錢鍾書對中西哲學比較研究的首要貢獻，是以其對漢語和中國古代哲學典籍的精湛研究，廓清了黑格爾關於“漢語不如德語富於思辨性”的臆説，雄辯地證明了漢語與德語同樣富於思辨性，證明了運用漢語進行哲學思辨同樣可以感受到理論思維的樂趣，證明了通過深入研究漢語一字多意之同時合用、特別是“背出分訓之同時合訓”的運用，可以使以往被忽略的中國哲學辯證思維的精微學理彰顯出來。 ^[44] 

錢鍾書是文學研究家，他的文學思想主要表現為三個特點。一、高度的問題意識。錢鍾書是在“努力把傳統與當代文化的創新需求調和起來”。因此可以説，在“社會、思想動亂的時代”，也即中國傳統話語失去凝聚力和中心地位從而患上“失語症”的現當代，錢鍾書開始了對傳統話語的重構和更新，從而使自己的學術企向帶有濃厚的時代氣息和緊迫的歷史使命感。二、視野的開闊性。這體現為兩個方面，一是溝通中西、穿越古今。錢鍾書是一個兼通傳統文化和西方學問的大家，這種知識境界使其在具體闡述自己的學術觀點時，往往採取一種中西互識、互證、互補的雙向對話原則，從而形成了融合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各種異質話語於一爐的話語體系。二是貫串學科、融合百家。錢鍾書認為人文學科的各個對象彼此係連，交互映發，內在溝通，因此他終其一生，窮氣盡力，意欲以談藝論文為中心，將各學科門類熔鑄一爐，化為家，從而構建出一種百科交叉、融合貫通的詩學話語體系。以上兩者，典型地體現了現代文化和文學的全球化、互文化的開闊性和民主性特徵，不再偏於一隅、執守一統、自我封閉，不見異量之美，而是廣徵博引，兼容幷包，民主開放，這對於中國致力於在全球化語境和文化相對主義時代，擺脱“失語症”、以自己堅定的聲音積極參與世界詩學對話與建構的話語實踐，具有極大的示範意義。三、實踐性。錢鍾書的詩學話語不是一種純粹的理論話語，即通過分析、演繹、綜合等邏輯手段進行推理論證所形成的概念化的話語，它們往往是錢鍾書對具體的文學現象的討論、具體的文學作品的鑑賞所得到的感觸、看法和認識，有的是對一個創作問題的澄清，有的是對一個審美現象的抉發，有的是對鈍根參禪的辯正。錢鍾書關注的是歷史和現實中廣泛存在着的生動豐富的文學現象，他很少空對空地討論一個純理論問題，他對任何一個問題的探討，都着力於實踐性的一面，總要舉出儘可能多的事實例證加以參印和證明。可以説，錢鍾書的文學觀念與具體實踐緊密相聯、水乳交融，稱得上是一種實踐性話語。 ^[40] 

錢鍾書學術方面的貢獻，不僅在於產生了許多重要學術著作，而且在於創立了一種連接傳統與現代的獨特治學方法。他的治學方法獨標高格，主要是打通、參互和比較。錢鍾書在學術研究中，堅持不懈地從事打通學術壁障的工作。他説：“吾輩窮氣盡力，欲使小説、詩歌、戲劇，與哲學、歷史、社會學等為一家。”他的《談藝錄》是中國第一部廣採西方文科新學來詮評中國古典詩藝的學術著作；《管錐編》 ^[59]  是他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書中引述4000位作家的上萬種著作中的數萬條書證。參互就是在學術研究中，以社會科學的多種方法交替推輓、相互經緯。錢鍾書經常從文化典籍中摘出一個觀念，以此引端類推，並從大量的著作中剖貝取珠，一一編結在前引觀念之下。他在許多著作中，把對於文學現象的分析，納入一個文化系統。在這個系統中與文學並列的哲學、宗教、語言、歷史、藝術等等學科，統統被用以闡釋文學。所謂比較，就是為顯真黜感，探究規律，對大量的文學現象甚至包括非文學現象進行對照、分析和綜合，揭示其間相同、相異或共生相成之性質。錢鍾書博學多能，兼通數國語言，學貫中西。他讀書既多，思辨又精，常能在古來無人着眼處獨具慧眼。錢鍾書在文學研究和文學創作方面均做出了卓越的成績。 ^[45] 

錢鍾書用“打通”法可分三層，即“打通古今、打通中西、打通人文各學科”。錢鍾書用“打通”法考論詞章及義理，頗能開拓萬古之心胸，推倒一時之豪傑。錢鍾書著作的一個顯著特色是以小説觀點讀古書史。例如，《管錐編》引《後西遊記》一妖評釋典之語，而稱其“頗具藻鑑，未可以妖廢言。”另一處論宋玉“登高而悲”的浪漫情緒，即臚列古來在賦、文、詩、詞、曲中反覆出現的此意境，同時簡擇英、法、德、意等國著名作家、詩人之名句， 但見齊心如出一口。或以小説與釋典打通，或將中外文學打通，皆發前人之覆者。 ^{[39]  [46]} 

錢鍾書讀書既多，思辨又精，常能在古來無人着眼處獨具慧眼，為嚴羽（滄浪）辯誣便是一例。嚴羽為南宋文學批評家， 論詩極有見地，而其以禪喻詩之説頗遭人詬病， 至清馮班竟著專書批駁。後來上庠師宿，囿於馮説，“視滄浪蔑如也”。錢鍾書曾熟讀《莊子》、精研禪宗，後又細讀西方神秘主義哲學家普羅提諾等人之書， 對神秘主義經驗的根本恍然有知， 回過頭來再看嚴滄浪， 具識其獨到及不足處，因而力排眾議， 亟稱“滄浪別開生面”。於是，物論頓移。又如，蘇東坡有詩：“竹外桃花三兩枝， 春江水暖鴨先知。蔞蒿滿地蘆芽短， 正是河豚欲上時。”清人毛奇齡曾譏此詩為“效唐人而未能者”。錢鍾書抉剔入微， 只用三言兩語， 便指出了欣賞此詩應取的正確思路， 頗能益人神智。諸如此類的精妙議論， 在錢鍾書著作中俯拾即是。 ^[39]  　

探索文學奧秘，揭示客觀規律，是錢鍾書“打通”的目的。例如，“發憤著書説”是中國傳統文藝批評的一個重要概念。對於它，雖然一向習聞慣見，但只是任其流行，從未有人提出來給以科學分析，更沒有將其當成是一條規律。錢鍾書論及這個問題，所引來比較的材料約百條，記事則自左丘明、孫子、屈原、韓非、賈誼、揚雄 ^[60]  、司馬遷以還數十條，記論則從《孟子》、《荀子》、司馬遷、鍾嶸、韓愈、白居易、歐陽修、王安石、朱熹以至叔本華、弗洛伊德、墨希格等又數十條。孟子、荀子只是“泛論德慧心志”，司馬遷“始以此專論文詞之才”，此“漢以來之所共談”。後世津津樂説，莫不濫觴於司馬遷“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一語，西方論者的看法也若合符節。在對如此眾多的材料作了一番恰當的比較之後，錢鍾書確認，“坎坷可激思力，牢騷必吐胸臆”；“撰述每出於侘傺困窮，抒情言志尤甚”。後來錢鍾書在日本早稻田大學文學教授座談會上又就這個問題作了更為詳盡、更為有力的論證。他説：“一個人失意不遇，全靠‘詩可以怨’，獲得了排遣、慰藉或補償。” ^[39] 

錢鍾書在文學創作上有重大成就。著有散文集《寫在人生邊上》（1941），短篇小説《人·獸·鬼》（1946），長篇小説《圍城》（1947）等。無論他的散文或小説，都具有機智雋永的特點。 ^[8] 

錢鍾書小説具有幽默、奇譎、廣博、機智等藝術特色，這是構成其創作風格的主要因素。他的小説，全部採用第三人稱的敍寫方式，作者完全超脱於局外，或敍事或議論，都以局外人的冷靜泰然處之，小説從開頭到結尾，作者始終顯得很鎮靜，不被情感所累，對惡的不因深惡痛絕而忘記調侃、揶揄；對善的不因滿腹同情而不加剖析、批評。他彷彿在所描繪的社會中築起一個高台，自己居高臨下，俯瞰他的人物。像現代化的觀測衞星，把大地人間一覽無餘。 因此他的作品有一種超然之氣。 ^[20] 

錢鍾書小説獨特的風格主要體現在他的諷刺性長篇小説《圍城》上。《圍城》作為一部現實主義諷刺小説，被人稱為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新儒林外史”。作品以抗戰初期從海外留學回國的方鴻漸為中心，描繪了在戰火瀰漫的年代裏，一羣遠離時代和人民的知識分子在戀愛、婚姻、職業、生活上的掙扎苦鬥，爾虞我詐，揭示了他們內心的貧乏、空虛與卑微，抨擊了囯統區的黑暗現實，揭示了現代文明的危機和現代人生的困境。作者在《圍城·序》中説：“在這本書裏，我想寫現代中國某一部分社會，某一類人物。寫這類人，我沒有忘記他們是人類，只是人類，具有無毛兩足動物的基本根性。”小説像一面X光鏡，透視出那些“無毛兩足動物”的畸形性格和醜惡靈魂，並剖析了造成這些“最新式”文人畸形性格、醜惡靈魂的文化母體。 ^{[20]  [58]} 

《圍城》包含着深厚的思想意藴。一是社會批判層面。作品通過主人公方鴻漸的人生歷程，對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國統區的國政時弊和眾生相進行了抨擊，包括對上海洋化商埠的腐敗墮落、對內地農村的落後閉塞，對教育界、知識界的腐敗現象的譏諷。二是文化批判的層面。這一點，主要是通過對“新儒林”的描寫和對一批歸國留學生或高級知識分子形象的塑造來實現的。《圍城》中的人物，大多患有崇洋症，但骨子裏還是傳統文化起主導作用。方鴻漸是“新儒林”中尚有正義感的人物，他的懦弱的性格，悲劇的結局，正是傳統文化所致。李梅亭、韓學愈、高松年等人的庸俗、卑瑣、無聊、虛榮、爭鬥等劣根性，也是傳統文化影響的產物。作品通過這些人物病態性格的剖析，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第三個層面則是對人生、對現代人命運的哲理思考，深入到人本的形而上的層次，諸如對人的基本生存處境和人生的根本意義的探討，對人的基本根性和人際間的基本關係的探討。 ^{[20]  [58]} 

錢鍾書的小説集《人·獸·鬼》包括《上帝的夢》《貓》《靈感》《紀念》四個短篇，以幽默諷刺的筆調為主，可以稱之為現代諷刺小説。它既具有現實主義的品位，進行了較為廣泛的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對中國現代小説現實主義的光榮傳統進行了繼承和發揚；又具有現代主義的神韻，對中國現代小説又有一定程度上的超越。而這種超越，不僅僅表現在對世界現代主義藝術手法上有選擇的吸納，而且表現在立足於中國的現實土壤，對人生、對社會、對人類的某些精神現象進行了哲理的思索，在思想意藴方面顯示了它的豐富性、多重性和深刻性。錢鍾書從神話和現實生活中攝取題材，探討的核心是人的基本根性、文化心理。從神話、幻想、現實中所折射出的是深刻豐富的文化意藴，是錢鍾書對人性及其弱點的哲理性思索，對人的文化心理的精微準確的把握，這既增大了作品的容量，也使諷刺形象的審美內藴大為豐富。在藝術上，這些小説熔荒誕性與真實性、諷刺的犀利性與藴含性於一爐，尤其是寓哲理於象徵，形成獨特的諷刺藝術風格，為現代諷刺文學作出了貢獻。 ^[33-34] 

錢鍾書的散文旁徵博引，涉筆成趣，諧謔天生，充滿雋思妙語和格言警句，具有獨特的藝術魅力和審美價值。錢鍾書散文的第一大特徵是智慧型的幽默。如《寫在人生邊上》中的作品大多奇警灑脱，睿智透闢，具有一種智慧的幽默風格。凡舉人生、事理、人格、藝術等等問題，從容瀏覽，冷眼旁觀，是其“欣然獨笑，冷然微笑”的現身説法。錢鍾書特別強調智慧在幽默中的作用，甚至把智慧看作幽默的前提。智慧不講求邏輯的嚴密和思想的穩妥，而是看似“山重水複”卻又“柳暗花明”，絕處逢生，一反被動，置論敵於死地，這種風格在《寫在人生邊上》中體現得淋漓盡致。錢鍾書散文的第二大特徵突出表現為一種哲理的思辨。他的哲理思辨不是按照普通的邏輯思維方式，而是在反邏輯或反自然規律的情況下，制定兩個或更多並且同時起作用的對立物，產生完整的概念，從而得到正確的結論。具體表現為對人們一些習以為常，甚至認為已成定論的事物，找出它的矛盾性，闡明自己的觀點，從不同側面補充人們的思想認識。這種智慧的思辨，看似荒誕不經，卻藴含着深刻的思想，揭示出普通生活現象掩蓋下的真理，足見出智慧型幽默的威力。錢鍾書散文的第三大特徵表現為諷刺，而且幽默與諷刺水乳交融在一起，社會、人生、心理、道德的病態，都逃不出他敏鋭的觀察力。他的文筆犀利，機智，俏皮，富含笑料和幽默，皮裏陽秋，包藏着可悲可恨可鄙的內核，冷中有熱，熱中有冷，喜劇性和悲劇性難分難解，嬉笑怒罵，“道是無情卻有情”。這諷刺不僅是微笑的，更是戰鬥的，甚至是金剛怒目式的，有賀拉斯式的温婉俏皮的諷刺，也有朱維納爾式的尖苛愠怒的諷刺。錢鍾書散文的幽默中二者兼而有之。本來，幽默與諷刺就特別相似，只是諷刺顯得明白直露，而且頗帶了些批判的態度，而幽默則來得含蓄、隱蔽，有時甚至轉彎抹角。一個粗暴，一個温柔，品格之高下難分伯仲，二者常常是相依相偎，一拍即合。錢鍾書的散文最能體現幽默與諷刺攜手並肩的關係。這正合了他的“反躬自笑”的偈語。 ^[19] 

錢鍾書文章筆調犀利幽默，或旁徵博引，或侃侃而談，文風如行雲流水，汪洋恣肆，奇思妙想和真知灼見，俯拾皆是，生活哲理和人情世態交融一體，深刻的思辨和豐富的聯想密切結合，既洞達世情又切中時弊，具有不同一般的風采。 ^[19] 

錢鍾書融匯新舊，貫通中西，在翻譯理念上注重“達”為“信”之前提，在翻譯方式上積極調動文言資源，在翻譯目的上注重尋找中西詩的共通之處。 ^[47] 

錢鍾書從翻譯選材、翻譯方法、翻譯原則和詩歌的可譯性或不可譯性等方面論及詩歌翻譯。錢鍾書認為翻譯詩歌時，在翻譯選材上，應當採用權威的原文版本，或是著名詩人、高尚人物的詩作；在翻譯方法上，可運用“適度添加”和“善於剪裁”兩項策略。比如古羅馬詩人翻譯古希臘詩人所作《牧歌》一詩時，便在原詩的基礎上增添少許情節，收到了“脱胎換骨，智過其師”的效果。又如英國人從法文譯本譯《魯拜集》時，運用剪裁的手法，也贏得了“反勝原作”的讚揚。至於翻譯原則，應當堅守四點——“文理通，平仄調”“詞適調諧，宜於諷誦”“寧失之拘，毋失之放”“‘求真’而不‘求美’”。錢鍾書的翻譯批評觀點，主要體現在對林紓、嚴復兩位翻譯大家的評論上，其觀點有五大特色：第一，嚴肅；第二，有原則；第三，較為全面；第四，辯證；第五，裏外有別。特別是第五點“裏外有別”，係指“私下的一些翻譯批評或許更本真”，屬於“由衷認真的品評”，有的批評則為“‘當面輸心背面笑’之類”，純屬“一時興到語”，換言之，就是當不得真。錢鍾書對翻譯歷史的探討，主要集中在佛經翻譯史和文學翻譯史兩方面。比如佛經翻譯史的研究，時間上橫跨漢、晉、唐諸朝，內容上涉及《金剛經》《楞嚴經》《妙法蓮華經》，譯者囊括了道安、支謙、彥琮、鳩摩羅什、贊寧、玄奘等，方法總結為“格義”“意譯”“直譯”等。再如文學翻譯史的研究，錢鍾書不僅考證出漢譯的第一首英文詩是美國詩人朗費羅的《人生頌》（A Psalm of Life），還指出“對謝靈運是古代唯一的大詩人而兼翻譯家那樁事”必須寫進文學史，決不能“熟視無睹”。錢鍾書政論文獻的翻譯實踐涵蓋“亞太會議文件翻譯”“中共八大文件翻譯”“國慶文稿翻譯”“《毛澤東選集》翻譯”。錢鍾書參加《毛澤東選集》的英譯工作時“主要是改稿，也就是定稿”，再就是“譯文的潤色”；他是“參加時間最長、用力最勤、且最受倚重的譯者之一”，憑藉他的忠信與能力，“英譯委員會終於把‘毛選’四卷信、達、雅地翻譯出來了”。李鐵映曾評價：“在將毛澤東著作推向世界的工作中，錢鍾書發揮了重要而獨特的作用，但他從不以此為耀，宣示他人。” ^[48] 

錢鍾書《林紓的翻譯》一文寫道：“文學翻譯的最高理想可以説是‘化’。把作品從一國文字轉變成另一國文字，既能不因語文習慣的差異而露出生硬牽強的痕跡，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風味，那就算得入‘化境’。”這種“化境”説在錢鍾書的翻譯實踐中得到充分體現。比如，英國詩人拜倫曾有詩云：“Everything is the same， but you are not here， and I still am. In separation the one who goes away suffers less than the one who stays behind.”錢鍾書將它譯成：“此間百凡如故，我仍留而君已去耳。行行生別離，去者不如留者神傷之甚。”很顯然，他的漢譯借鑑了《古詩十九首》中前兩句話：“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對這個譯文，董橋評論説：“拜倫是十八、十九世紀的人物，用這樣典雅的文言迻譯，當然更加顯得意遠情舊了。”“化境”説為錢鍾書翻譯理論的核心，由此引生出來的理論有如：讀了譯作，可能會引起學習外文的興趣（即“媒”論）；讀了譯作，可能會產生閲讀原文的慾望（即“誘”論）；譯事維艱，或者譯者主觀意識強，自作增刪改動，一比照原文，就發現譯文“失真和走樣”（即“訛”論）。“化境”説贏得中華各地翻譯學者的高度重視，為之闡釋箋註者眾。載述此説的《林紓的翻譯》成為譯學經典，香港的張佩瑤推崇它為“傳統譯論中最精彩的一篇”。 ^[49-50] 

錢鍾書在翻譯中做到了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理論指導實踐，實踐又反過來促進理論的修正和發展。《管錐編》中有譯自拉丁語、英語、法語、德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等西方語言的實例，涉及文學、歷史、心理學、哲學、文化人類學等多個學科;既擅外譯中，又擅中譯外，能夠雙向並通、左右逢源。 ^{[50]  [51]  [53]} 

錢鍾書以一種文化批判精神觀照中國與世界。在精熟中國文化和通覽世界文化的基礎上，錢鍾書在觀察中西文化事物時，總是表現出一種清醒的頭腦和一種深刻的洞察力。 ^[43] 

錢鍾書生活在一個農業國，但是，他卻沒有小生產所固有的狹隘保守觀念；他主要研究的是中國古代文學，但是，他卻沒有三家村學究的陳腐迂闊做派。他的文學創作都不是那種生吞活剝的東西，而是具有真正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為中國人也為外國人所喜愛的作品。 ^[43] 

錢鍾書以一種高尚的形象為中國知識分子樹立人格上的榜樣。錢鍾書在任何時候都沒有忘記他作為一個學者，要為祖國和世界文化做出貢獻的歷史使命。他不走冷門，不投熱機，不計利鈍，不易操守，反對樹宗立派，只是一心一意地搞研究、出成果。在當今之世，這種品格更其難能可貴。 ^[43] 

吳宓：“自古人才難得，出類拔萃、卓爾不羣的人才尤其不易得。當今文史方面的傑出人才，在老一輩中要推陳寅恪先生，在年輕一輩中要推錢鍾書，他們都是人中之龍。” ^[13] 

張申府：“默存名鍾書，乃是現在清華最特出的天才，簡直可以説，在全中國人中，天分學力也再沒有一個能趕得上他的，因為默存的才力學力實在是絕對地罕有。” ^[13] 

馮友蘭：“錢鍾書不但英文好，中文也好，就連哲學也有他特殊的見地，真是個天才。” ^[23] 

鄒文海：“鍾書君真是博聞強識，積學之深。” ^[14] 

柯靈：“錢鍾書的兩大精神支柱是淵博和睿智，二者互相滲透，互為羽翼，渾然一體，如影隨形。他博極羣書，古今中外，文史哲無所不窺，無所不精，睿智使他進得去，出得來，提得起，放得下，升堂入室，攬天下珍奇入我襟抱，神而化之，不蹈故常，絕傍前人，熔鑄為卓然一家的‘錢學’。淵博使他站得高，望得遠，看得透，撒得開靈心慧眼，明辨深思，熱愛人生而超然物外，洞達世情而不染一塵，水昂般的透明與堅實，形成他立身處世的獨特風格。這種品質，反映在文字裏，就是層出不窮的警句，因為他本身就是一個天才的警句。錢氏健談，口若懸河，舌粲蓮花，雋思妙語，議論風生，令人忘倦。但他更解得‘沉默是金’的真諦。《寫在人生邊上》《人·獸·鬼》《圍城》，無一不受過抨擊；《宋詩選注》也受過聲勢浩大的‘嚴肅’批判，他一例恝然置之，如菩薩低眉，拈花微笑。最難能的是，在‘憂天將壓，避地無之’的險惡環境中，他有本事做到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凝神靜氣，一心經營他的名山事業。《談藝錄》和《管錐編》，都是這樣的‘憂患之書’。” ^[14] 

趙瑞蕻：“他的學問真像一盒熠熠發光的珍寶，只要用得上，便可以立刻打開盒蓋子隨意拿出一件兩件來。” ^[14] 

汪榮祖：“然而自《管錐編》問世之後，已充分證實錢學深博，浩浩乎涵蓋文、史、哲三大領域，而綽綽有餘。” ^[38] 

張隆溪：“打通中西文化傳統，在極為廣闊的學術視野裏來探討人文學科的各方面問題，可以説是錢鍾書治學方法最重要的特點，也是他對中國現代學術最重要的貢獻。” ^[35] 

有人撰文説，錢鍾書自小就是個王勃式的神童。而錢鍾書堂侄女錢靜汝説，雖然錢鍾書“抓周”時挑了一本書，但年少時，錢鍾書讀書似未開竅。16歲時，他還被父親在老宅內責打，又羞又痛的他方才知道上進。和錢鍾書在無錫縣立的高等小學（東林小學）的同班四載的孫克定認為，上小學時沒看出錢鍾書有什麼與眾不同的地方。他體育不行、文藝也不行、數學更不行；只是文學比別人好。他的數學之所以不行，不是腦子笨，而是不感興趣。不感興趣就不學，以致到了他考清華大學時數學便成了問題。 ^[15-16] 

錢鍾書在考入美國聖公會無錫市輔仁高級中學後，常為父親錢基博代筆寫信，由口授而代寫，由代寫信而代寫文章。一次錢鍾書代父親為鄉下一家大户代作墓誌銘。偶然間，他聽見父親對母親稱讚那篇文章，這是錢鍾書第一次聽到父親稱讚他，高興得簡直要跳起來。楊絳晚年回憶，錢穆的《國學概論》上有錢鍾書父親的序文，那就是錢鍾書代寫的。序寫好後，他父親一個字也沒有改動。當時錢鍾書剛進清華大學，才唸完大一。《國學概論》出版時，沒有人看出這篇序是一個剛滿20歲的年輕人代寫的。 ^[3] 

錢鍾書與楊絳從幹校回來後，家裏住進了一對年輕夫婦，兩家產生了很多糾紛。一次女兒錢媛請了一個鐘點工洗衣服，鄰居女子也要洗衣服，而且要先洗。錢媛自然不同意，説人是她請來的。結果鄰居女子就打了錢媛一耳光。楊絳出於母親的天性，衝過去就和對方廝打起來。錢媛一看不好，抽身去喊居委會主任了。誰知女人的丈夫來幫忙，楊絳感覺自己被提起來，又被摔下去，反覆幾次，被摔得暈頭暈腦，慌亂中，咬了女人的手指。錢鍾書當時在房間看書，看到妻子被打，抄起厚木板，對着那男人劈頭就打，打中了那男人的胳膊肘。 ^[29] 

數學家孫克定一次與幾位朋友到東風市場一家餐館吃飯，聊到古代儒的話題。朋友説：自古兵家少儒將。孫克定認為，自古儒將不乏人，並舉出南宋的虞允文、明代的王陽明等。由於雙方恣意忘形、高談闊論，引起了正在隔壁房間請客的錢鍾書、楊絳夫婦的注意。錢鍾書與孫克定是小學同學，寒暄過後他也參加論戰。他説孫克定所言古代儒將，少了一位，他就是為《左傳》註釋的三國時期魏國大將杜預，是他帶兵打敗了吳國。錢鍾書的補充發言，言簡意賅，博採風雅，給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15] 

錢鍾書故居(2張)

錢鍾書故居，位於江蘇省無錫市健康路新街巷30號、32號，系錢家祖遺產業——錢繩武堂，由錢鍾書祖父錢福烔始建於1923年，後錢鍾書叔父錢基厚因子女較多，於1926年在後花園擴建房屋。故居佔地面積為二畝四分八釐八毫（約1600平方米），系七開間三進明清風格，又吸取了西式建築之特點。錢氏舊居有着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澱，極具歷史人文價值。錢鍾書在這裏度過了童年、少年、青年時期。 ^[16] 

2010年11月21日，“百年鍾書———紀念錢鍾書誕辰100週年”系列活動在江蘇無錫舉行。活動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和江蘇省無錫市有關方面領導專家，以及錢鍾書母校無錫輔仁中學和東林小學學生匯聚錢鍾書故居舉行瞻仰儀式；錢鍾書誕辰100週年紀念郵冊首發式；紀念錢鍾書先生誕辰100週年座談會。2010年底，播出“紀念錢鍾書先生誕辰100週年電視專題片”。 ^[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