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爾巽

道光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1844年7月8日），趙爾巽生於鐵嶺的一個官宦世家 ^{[9]  [38]}  。

同治六年（1867年），趙爾巽中舉人。同治十三年（1874年），趙爾巽中進士，入選翰林院庶吉士，散館編修。 ^[2]  之後歷任國史館協修官、湖北鄉試副考官、福建道監察御史、鑲白旗官學管學官、廣東道監察御史等清要職位。 ^[10] 

光緒十年（1884年）7月10日，入值軍機處的左宗棠上折舉薦曾紀澤為兩江或閩浙總督。兩天後，趙爾巽上折參劾左宗棠此舉與體制不合。趙爾巽在參折中説，曾紀澤已為三品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屬朝廷高官，而不應由左宗棠保舉，以免將來有朋黨的隱患。趙爾巽還要求朝廷對左宗棠提出批評，並撤銷此前將曾紀澤“交軍機處存記”的獎勵。他還聯合日講起居注官盛昱、右庶子錫鈞等一起彈劾醇親王奕譞，認為奕譞不宜參與軍機事務。 ^[35] 

光緒十二年至十四年（1886—1888年），趙爾巽歷任貴州石阡府、貴陽府知府。 ^[11] 

光緒十九年（1893年），趙爾巽升任貴東兵備道。 ^[11] 

光緒二十年（1894年），趙爾巽被提拔為安徽按察使。 ^[11]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趙爾巽遷為陝西按察使，旋即改任甘肅新疆布政使。 ^[11]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趙爾巽丁憂起復後，出任山西布政使，七月，護理山西巡撫。 ^[1]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1月，趙爾巽由山西巡撫調任湖南巡撫。到任後，他把創辦新式教育作為“新政”的第一急務。當時清政府規定各省書院一律改為學堂，因此嶽麓書院計劃被改為湖南大學堂，但舊派人物、嶽麓書院山長王先謙等人百般阻撓，此事擱淺。趙爾巽下令將已成立的高等學堂遷到書院內，迫使王先謙等人離開。趙爾巽的新政措施，受到常德學務幫辦、新派人物熊希齡等人的大力支持。熊希齡響應巡撫衙門要求各道、府設一所師範學堂，以解決中小學堂師資匱乏問題，聯合湘西士紳上呈一份在常德共同設立西路師範學堂的稟稿。趙爾巽閲後，批准照辦。同年秋，西路師範學堂成立，熊希齡擔任副辦，實際主持校內外一切事務。他的辦學才幹，逐漸受到趙爾巽的賞識。

光緒年間，英、日等國礦商紛紛勾結地痞流氓收買礦契，掠奪湖南境內礦山。名叫卜洛克的英商攜三十萬銀子跑到長沙，設立商號，賄賂當局，圖謀採礦。為保衞礦權，熊希齡等人經深思熟慮，覺得“非購地不足以保礦”，於是向巡撫府呈文．要求設立礦務購地公司，將礦權集中於人民之手，並建議將原有阜湘、沅豐兩公司合併為湖南全省礦務總公司，以抵制外商插手湘礦。趙爾巽欣然採納這一建議，於同年6月成立礦務總公司，佈告通商各埠：凡是在華的洋人來協商開礦事宜，都不能違反總公司的章程。有效保全了湘省礦權。這一辦法被視為全國樣板，先後有九個省參照湘礦公司章程辦理礦務。

經過幾個月的考察，同年底，趙爾巽上奏朝廷，極力推薦熊希齡，懇請免除對熊的嚴加管束。當時清廷正需要籠絡維新人士，又看在封疆大吏的面上，降旨照準。趙爾巽立即委任熊希齡為西路師範學堂監督，放手讓他辦理一切學務。趙爾巽在湖南所辦的多項新政，諸如廢除書院、創辦各級學堂、派遣留學生、裁撤綠營、編練新軍等，均找熊希齡商量對策。熊希齡知恩圖報，盡力出謀劃策。次年5月，趙爾巽調離湖南，由端方繼任巡撫一職。

光緒三十年（1904年），趙爾巽署理户部尚書。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趙爾巽任盛京將軍。在任時他着意整理財政，開始成立財政局，鑄造銀元，創辦東三省銀號，發行紙幣。因其措施得當，為人清廉，趙爾巽在任兩年，使奉天省財政大有改觀。 ^[12] 

宣統元年（1908年），趙爾巽由湖廣總督改授四川總督。在任上奏設“經徵局”負責清理財賦，一年時間財政裕平。對涼山少數民族，實行“改土歸流”，設“平夷局”聯絡少數民族和漢族人民之間的感情，受到少數民族的擁護。 ^[13] 

宣統三年（1911年），趙爾巽轉督東三省，時值武昌起義爆發，各省革命氣氛熱烈，奉天省革命黨人正準備約定時間舉義響應，趙爾巽以“保境安民”為名調集大軍準備鎮壓，革命被迫轉入地下。 ^[14] 

民國元年（1912年）2月，趙爾巽的心腹謀士、保安會參議總長袁金鎧代趙爾巽草擬的“東三省反對共和十二條”。在外交上也是隻承認清朝與各國所訂的條約，其他“概不與聞”。隨後趙爾巽、張作霖、袁金鎧等人周密策劃，對奉天乃至東三省全境的革命黨人和平民進行大規模屠殺。據當時的報告稱“被趙爾巽、張作霖殺害的人數到達數幾千以上，算上各地處在困境之中的不下萬人，但趙爾巽仍然繼續派兵圍剿，軍隊所到的地方，人道滅絕。雖然趙爾巽贊成共和，但已經成為了軍民公敵。” ^[14] 

民國元年（1912年），趙爾巽被解除職務，隱居青島。袁世凱就任大總統後，多方拉攏有名望的人士。曾邀請趙爾巽出山，趙爾巽以“不當貳臣”為名拒絕，還自比為義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齊，聲稱“青島就是首陽山”。雖然答應國史館長之聘，但趙爾巽以生病為由，遲遲不肯動身赴京。他提出了一個條件，就是為他弟弟趙爾豐“昭雪罪名”。趙爾豐在四川保路運動中殺害民眾，成為辛亥革命的導火索之一，後來趙爾豐被革命黨人鎮壓。袁世凱知道趙爾巽的意圖後，立即授意黑龍江護軍使朱慶瀾上呈為趙爾豐議恤立傳。然後，派人赴川調查趙爾豐事件，最後為其“昭雪罪名”。趙爾巽見條件已經滿足，就赴京任職。他宣稱：“我是清朝官，我編清朝史，我做清朝事，我吃清朝飯。”又自詡為三國時的關羽“降漢不降曹”。趙爾巽的做法遭到許多清朝遺老的譴責。

醉心於帝制的袁世凱想延攬清朝遺老、隱逸之士，爭取他們的同情與支持。而趙爾巽則想通過纂修清史，以示不忘先朝隆恩，二人一拍即合。民國三年（1914年）3月，袁世凱下令成立清史館，聘請能員編撰《清史》，定趙爾巽為館長，于式枚、劉廷琛二人為副館長。趙爾巽到任後，立即在秦老胡同設置清史館臨時籌備處，着手組織籌建工作。他起初預算開辦經費為一萬元，每月常用經費一萬二千元，實際需臨時開辦費二萬元，每月經費二萬二千元。當時清史、國史兩館同時籌建，預算也同時遞交。財政部向國務院上報説，國史館預算經費每月僅八千多元，比清史館節省得多。趙爾巽對財政部將兩館相提並論，且為國史館抱屈的説法大為惱火，上書袁世凱，呈請清史館緩辦。其時國史館長王闓運因與館員意見不合離京返湘，受其影響，趙爾巽也萌生退意。袁世凱聞訊，一面安撫趙爾巽，一面諭令財政部從速向清史館如數撥款，籌建工作才繼續進行。

時值軍閥混戰，國力衰微，經費極為緊張。民國六年（1917年）後，費用幾乎到毫無着落的地步。趙爾巽對清王朝心懷眷戀之情，認為事關一代國史，“失今不修，後業益難著手”，再困難也“不敢諉卸”。一方面節約開支，敦促同仁加快進度、多盡義務，一方面以其資望向各軍閥募捐，並言：“不能刊《清史》，獨不能刊《清史稿》乎！”

民國十六年（1927年），趙爾巽花費大量心血的《清史稿》終於付梓。同年9月3日，趙爾巽在北京病逝，享年83歲。次年，《清史稿》正式付印出版。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出任盛京將軍趙爾巽在治理奉天時大力改革地方行政。他首先裁撤盛京五部以及奉天府尹，設立財政總局、農工商總局以及巡警總局等新的行政機構，將所裁撤機構原管各項事務分歸各局辦理，並相應負責推行各項新政。根據地方發展需要設立新的治所，先後設立奉天府、法庫門廳、遼中縣等地方治所十幾處，對於地方行政機關的完備與加強地方管理具有重要意義，也為奉天由軍府統治向行省體制的改革邁出了重要一步。 ^[12] 

趙爾巽重視吏治，改革人事制度，優化用人機制，提高對中下級官吏的選任標準，加強行政監督以提高地方各行政官員的整體素質以及政府各部門的行政效率。並嚴厲整頓吏治，淨化行政環境。其改革本為趙爾巽穩定奉天政局，推行新政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為其他方面改革與整頓的順利進行提供了重要條件。 ^[12] 

趙爾巽認為“整頓吏治刻不容緩”，他的基層行政經驗相當豐富，對於虛應式的吏治整頓頗有了解，故而親自制定了《整頓吏治文》，規定二十四條整頓吏治的詳細章程。 ^[16]  趙爾巽下令負責考核的司道“嚴格規定功過，杜絕欺瞞行為” ^[16]  ，他還提出“考察官員以親民為主，以處理訴訟、約束下屬為先。” ^{[16]  [3]} 

首先，趙爾巽強化官權對基層社會的控制，改善基層治理。針對控制實權的門丁，趙爾巽下令禁止其“介入公文、接觸鄉紳。”並“撤去縱容、倚靠門丁的官吏”。 ^[16]  趙爾巽主張“移用供門丁的費用”，聘請正式的“委員”。同時趙爾巽“精簡”差役規模，“懲戒欺官壓票、肆意滋事者，瞞報、製造冤假錯案者”。 ^[16]  趙爾巽還警惕撰寫訴狀的“代書”和“訟棍”，因而主張限制他們“敲詐富人、欺壓百姓、內勾結門丁、外串通差役” ^[16]  的活動。約束非正式人員的權力，同時延伸官權力，打破政府與基層的隔閡是必要的。 ^[3] 

其二，趙爾巽認為州縣官惰於政務是吏治惡化的重要原因，因而督促官員勤政，提高行政效能。趙爾巽主張州縣官“每天準時升坐大堂一次”，“官府大門敞開，如果查出怠政懶政，即刻撤任”。 ^[16]  趙爾巽督促官員勤下鄉，消除隔膜，規定“申報下鄉的次數、日數，以便查有對證”。趙爾巽很重視借鑑以往的行政經驗，因此督促官員“看舊卷”。 ^[16]  由於清代科舉忽視行政專業知識，使得非正式人員得以上下其手。因此，趙爾巽督促官員“看律例”，“消除他人干政的隱患”。 ^[16]  清代監獄分“監”、“卡”，“監”在官員的權力控制之內；“卡”則是臨時羈押場所，往往丁差會肆意虐待犯人。因此趙爾巽督促官員親自檢查“監”、“卡”，體恤囚犯，同時要嚴格防範丁差虐待囚犯。 ^{[3]  [17]} 

其三，趙爾巽主張州縣官員應當儘可能多地承擔對地方社會的保護職能，以圖達到強化控制的目的。如“設立工藝廠”，“提供遊民就業機會”；鼓勵民紳辦理“因利局”（貸款金融機構），幫助窮困百姓，以防其淪為盜匪；“舉辦保甲巡警團防”， ^[16]  兼具控制與保護；趙爾巽認為應當推舉地方鄉紳督辦育嬰事宜，發揚官紳結合的慈善事業；趙爾巽還很重視農業種植業，鼓勵遊民開墾，因此督促鄉紳成立種植局，發展種植業。“由種植局負責採購適合本地土壤、氣候的良種，並參照西方農學書籍，選用擇容易學習的內容教化農民。” ^[16] 

趙爾巽不僅制定了較為細化的吏治整頓章程，而且還相當注重對官員政績的考核，設計了相當具體的制度化吏治考核標準。 ^[18]  趙爾巽認為登記只是空談，應當制定嚴格的獎懲制度。譬如，他將官員功過與經濟利益掛鈎，制定具體的文武官員記過罰銀章程，“降級降職允許用金銀報銷，記過處分有對應罰款數額。” ^{[3]  [3]} 

此外，趙爾巽對於官員之培養尤為重視。他認為“官吏政績考核聯繫着民生休慼”， ^[3]  “官吏的學習更是政績的前提”。他整頓湖南的仕學館，選拔官員入館學習。在官員考察上，趙爾巽較為重視社會輿論和真實的民意評價，“必須考量官員評價的來源，如果鄉紳和民眾都稱好，那麼足以信服，單就鄉紳稱讚不足為信。” ^[3] 

隨着清末立憲運動的高漲，四川總督趙爾巽奉到各省設立諮議局之命後，迅速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底會集各士紳公議，組織了四川諮議局籌辦處，以成都貢院清白堂舊地為辦事處所。並擬定籌辦處章程15條。根據《四川諮議局籌辦處章程》規定，四川諮議局籌辦處負責四川諮議局籌辦的一切具體事宜，包括制定各種選舉規章；訓練司選員；督飭各屬進行選民調查和登記造冊，組織初選、複選；對選舉中出現的疑難問題作出解釋以及處理籌辦中出現的涉訟事件等等。四川諮議局籌辦處只是臨時機構，“諭旨舉辦四川諮議局而設其職權範圍以使諮議局之成立為限，俟該局成立後即行裁撤"。籌辦處設總理一員、協理四員，布政使王人文充當總理，提學使方旭、巡警道高增爵、在籍翰林院編修胡峻、在籍即用知縣邵從恩充當協理，由總督趙爾巽選任稟承。 ^[33] 

趙爾巽大力支持諮議局的設立，並下令籌辦處開辦經費及諮議局建築經費由籌辦處自行預算，然後詳請督府從政府經費中劃撥。隨後他撥籌辦費銀一萬五千四百餘兩，進行籌辦事宜，並委在籍士紳四品銜候選員外郎馬良卿、同知銜揀選知縣李念祖督工監修會址，撥銀二萬七千九百餘兩，在成都純化街新修了一座居所。 ^[33]  為保證各地選舉事務按時順利進行，趙爾巽指示四川諮議局籌辦處建立了獎懲制度。籌辦處根據諮議局選舉章程，對破壞選舉的非辦事人員也進行了處罰。仁壽縣附生賈純武等人扯毀選舉榜示，並同胡某等人赴省捏詞控告徐國楨在選舉中營私舞弊，但並不能指出證據，屬於挾嫌誣陷，根據選舉章程第一百條毀奪選舉文件的罪名，根據總督趙爾巽的批示，籌辦處給予賈純武“監禁一年附加五十元罰金，仍候行提學司將該生衣頂擄革，開釋以後永遠不準干預地方公事，以照炯誡。賈波臣等附和者“仍革傳責懲，俾知儆惟”。根據川督趙爾巽的批示，四川諮議局籌辦處將此事登報，並通飭各屬趕將選舉章程所列法則廣為曉諭，並演成白話散佈民間，以免再出現類似觸犯法禁的事件。 ^[33] 

在各方努力籌備下，宣統元年九月初一（1909年10月14日），四川諮議局在成都成立，總督趙爾巽等在上午8時齊集諮議局。議員除特別有事者外，實應招者104人。上午9時舉行開局典禮，10時舉行議長副議長選舉。選舉結束後，總督趙爾巽致訓詞，對諮議局提出“融畛域，明權限，圖公益，謀遠大，務實際，循次序”六條要求。他的訓詞體現了官紳合作，共同來維護封建統治，阻止革命發生的意圖。趙爾巽提出的“明權限”，實際上就是諮議局只有“建言之權"而“建言之權”又必須限制在欽定章程所許可的範圍。趙爾巽的訓詞為四川諮議局的性質和職能劃定了框架。 ^[33] 

財政整頓的主要任務在於剔除財政收支中的中飽私囊行徑，籌措新政經費，力爭以地方之財，辦地方之事。通過整頓税務，改革原有税捐稽徵體制，以期涓滴歸公，增加政府財政收入。此外趙爾巽還通過請求各省協款、捐納展限等手段開闢新的財政收入渠道來籌措行政經費。並設立官辦金融機構，整頓貨幣，抵制外幣侵略，穩定金融秩序以及財政收支，為經濟發展和各項行政提供保障。 ^[12] 

趙爾巽在盛京將軍任內，主要通過設立農工商總局負責奉天的經濟改革，以政府力量推進經濟發展。具體政策包括：設立實業學堂以及商品陳列所等專門機構推廣普及實業知識；設立牧養公司、漁業公司以及輪船公司等實業團體推進相關產業發展；尤其注重墾務事宜，對官莊、旗地以及蒙荒等各項地畝進行招民墾殖，推動地方的開發；還利用優惠政策招商引資，帶動地方經濟發展；以改善市政建設、穩定地方秩序等手段改善投資環境，為經濟發展服務。 ^[12] 

趙爾巽在任四川總督期間也同樣大力呼籲並推動振興地方經濟。如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在設立礦務總公司奏摺中稱：“非將全省礦產合全省商民財力速籌開採，不足以浚自由之利，而鞏久遠之圖”。公司成立後他上奏清廷：“除現在官辦各礦及華洋商人稟準已開之礦外，凡川省末開礦產，概歸總公司承辦經理。”另外，“無論本省外省外埠紳商有願開辦四川之礦者，只准指定礦區，作為總公司之分公司，用人理財總公司並不干涉，但不得另有公司名目。”但規定總公司“不收洋股，以杜利權外溢。”在推行新政、發展工商業的浪潮中，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趙爾巽指令成立成都商務總會，並委任官員充當總理，把分散的69個幫會組織起來，分別成立專業性的幫分會，辦理工商註冊事宜和公斷商務糾紛。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趙爾巽下令縮短禁煙期限，並採取“勸”、“懲”、“撫”、“補”相結合的辦法落實禁煙運動。到宣統元年（1909年）秋天，四川省最大程度地清除罌粟的目的基本達到。40多箇中心市場上報，罌粟種植已經停止。 ^[13] 

趙爾巽在推進各項改革的同時，尤其注重社會治安的穩定。其穩定治安的工作主要從兩個方面展開：一方面是強化警政，提高對社會治安事件的防控能力。在省城設立巡警總局，專門負責警務事宜，使之責權明確。通過設立警務學堂、在省城設立備補隊等手段，既提高了從警人員的專業素質，又可以充實警察隊伍，增強預防與打擊各種犯罪的力量。尤其重視對鄉鎮巡警的建設，強化馬巡，加大打擊鬍匪力度，各村屯聯結堡防，提高村民自衞能力；另一方面是打擊鬍匪，消除危害社會治安的不穩定因素。調撥駐北洋淮軍與本地防營、警隊相結合，對力量不同、性質各異的各股土匪分別剿撫，為穩定奉天政局與開展各項改革整頓創造良好社會環境。 ^[12] 

其一，各級各類學校迅速開辦，新式教育獲得長足發展。趙爾巽首先與袁世凱、張之洞等大吏聯名廢除科舉取士，為新式教育的發展掃清道路。針對東北風氣閉塞的狀況，特別注意社會風氣的開通，重視師資力量的培養與選拔，積極鼓勵出洋留學，同時注重教育普及，推動民眾整體文化素質的提高。幾年間，新式教育的蓬勃發展，對其他改革整頓的推行，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5] 

其二，廢除書院制度，是發展新式教育的基礎和關鍵。上任伊始，趙爾巽立即課試嶽麓、城南、求忠三書院學生，並以此為契機，將嶽麓書院改為高等學堂，城南書院改為師範館，求忠書院改為忠裔學堂，對學生課以實學，從而揭開了湖南大規模教育改革的序幕。他大刀闊斧地改革書院制度、整頓原有學堂、開辦新式學堂。在他任內，各級各類學校迅速開辦，新式教育獲得長足發展。為了發展新式教育，趙爾巽向全省各地發出裁撤書院、改建學堂的通令，新式學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同時，趙爾巽還大力鼓勵和扶持民間辦學，民立學堂有很大的增加，湖南全省各地各級各類學校迅速開辦起來。 ^[19] 

趙爾巽非常注重普及教育，發展初級教育，建立並完善從蒙學、小學、中學直到大學的教育體制，見解獨到。為解決貧苦家庭幼童無力讀書的問題，他首先在省城舉辦半日學堂，進行貧民啓蒙教育。同時，他非常重視發展實業教育。他接受自日歸國的梁煥奎的建議，創立湖南高等實業學堂，專門培養路礦人才。他在湖南工藝學堂的基礎上，增設農務一科；還鼓勵各地創辦樹藝公學，培養人才，以改良農業生產。湖南近代實業教育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對於地方士紳發起創辦同文學校，教授英文、日文時，他亦大加讚賞。 ^[19] 

在趙爾巽任內，師範教育蓬勃發展，為新式學堂培養了大量師資。他開辦第一家師範學堂——湖南師範館，為各地中小學培養師資。但該校所在的黃泥街地窄，發展大受限制。不久，趙爾巽將學校遷往城南書院舊址（今湖南第一師範），延聘留日師範畢業生和受過新式教育者擔任教員，擴大招生規模。趙爾巽決定分路分界辦理西、中、南三路師範學堂。在趙爾巽支持下，湖南中路師範學堂（由師範館改）和西路師範學堂次第開辦，南路師範學堂動工興建。後來，還開辦了蒙學傳習所（後來改為師範傳習所），為蒙學教育培養了一批師資力量；明德學堂等學堂亦附設師範館，為各地培養師資。湖南師範教育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19] 

其三，女子教育迅猛發展。龍紱瑞、俞蕃同呈請趙爾巽立案開辦女學堂。趙爾巽對此大加讚賞。學堂開辦後，趙爾巽還特意發佈了保護第一女學堂的告示。留學日本的湖南學生鄭家佩稱湖南女學“基礎既固，徐圖擴充，為三湘女界種此福田”，對湖南女學的未來寄於厚望。 ^[19] 

其四，留學教育繼續向前發展。趙爾巽認為：開風氣，興實學，莫要於求學外洋。為此，他四處籌集資金，選派留學生赴日本、美國、比利時等國學習師範、陸軍及各種工藝，同時，也鼓勵學有根基者自費留學。儘管經費相當困難，趙爾巽堅持選派公費生赴日本習師範、警察、政治、法律；為“講求礦學以保利權而儲才能”，他還選送學生赴比利時學習礦業。同時，還先後選送三批十餘人自費赴日本學習師範、工藝、法政等。他還鼓勵各地選送學生出洋留學。在趙爾巽的帶動下，寧鄉、芷江、黔陽、寶慶府等地官費資送學生赴日習工藝、礦學等。 ^[19] 

民國三年（1914年）3月9日，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政府，成立了清史館着手編纂清史。館址即設於北平東華門內，延聘趙爾巽為館長。趙爾巽起初不願就任，袁世凱勸以修清史乃歌頌大清功德之事，正遺老所當效力之處，趙爾巽乃出任清史館館長。趙爾巽任清史館館長時，已是古稀之齡。他一直主持編纂“清史”，網羅了一大批學者。依歷代正史體例，分紀、傳、表、志四類編撰，各類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內容，如“志”中的邦交、交通，“表”中的大學士、軍機大臣，“傳”中的疇人、藩部等。民國十六年（1927年），趙爾巽因病去世，由柯劭忞總纂完成初稿，以《清史稿》命名出版，全書五百二十九卷，為歷代正史中規模最大的一部。

龍建章評：“趙爾巽不畏強禦、勇於任事，是將軍之勇潔己奉公、籃篡必傷，是將軍之廉賞罰嚴明、不阿所好，是將軍之義推心置腹、開誠佈公，是將軍之直謙恭下士、羅致英雄，是將軍之德臨下寬簡、先司赦過，是將軍之仁。” ^[12] 

袁世凱稱：“我公在奉年餘，從容整理。於吏治、營務、外交、財政諸端，百廢具舉，頓易舊觀。閒識毅力，在疆吏中獨為其難。” ^[12] 

《盛京時報》曾評：“次帥（趙爾巽）以為不拔其本，則未必不疲，不塞其源，則流終不止。抗疏聞於天子，力裁五部，裁奉天府尹府丞。去陋規，杜中飽，一一為留都計深遠，而二百餘年之積弊，摔而去之若土苴。以視昔之謀削宗藩，而變莊肘腋。其操縱為何如矣。且人情見不越眉睫。患至禍生。猶曰徐徐圖之。燭先事而防未然，千百中不一二也。而次帥下車之始，即籌利病所最鉅。不一年而諸所建興，朗朗如基布，然皆無足為帥輕重。惟裁官一事，布算定而成功速。不動聲色，而已措國家於磐石之安，所謂及臻厥成雁如者，次帥真其人矣。” ^[20] 

英國傳教士司督閣認為：①“趙爾巽是意志堅強、態度謙和、做事穩妥、有政治眼光的人。”②“趙爾巽是一位‘願意拋棄個人觀點和情感去努力維護和平、保護人民利益的人’”。③“趙爾巽的人生格言可以用‘進步、效率、節約’來概括。他免去了那些只食傣祿而無所事事人的職務，把一些有事業心的人聚集到自己周圍，委以重任。他把自己的開支降到最低點，生活樸素，輕裝簡從，從不矯飾張揚。”④“日俄戰爭喚起了中國政府對於滿洲重要性的認識。朝廷第一次任命了一位有傑出能力的盛京將軍。他只是一個漢軍旗人，叫趙爾巽。他是一位難得的幹才和優秀的理財家，年紀有些大了，又沒有留過洋，不懂外語，接受的完全是儒家教育，更不同情革命黨推翻朝廷的活動。儘管如此，他確是一個現代派，不是頑固派。他知道中國需要什麼，治理滿洲的當務之急是什麼因此，盡其全力投身於最為緊迫的各項改革。在推進改革的過程中，他採取一種平靜的，漸進的方式，沒有干擾當地人民的正常生活。在其不到兩年的任職期間，滿洲取得了顯著的進步。⑤他極力抑制賄賂，鼓勵正直和盡職。為了查明事實真相，他經常微服私訪，用這種辦法，來檢查司法和其他公共機構官員盡職與否。他的所作所為有利於提高社會的道德風氣，影響相當深遠。” ^[21] 

《台灣日日新報》稱：“在革新派中，近時之知名者，為奉天將軍趙爾巽及外務部侍郎唐紹儀也。趙為奉天將軍，而馳名於內外。唐亦以外交事務。得顯其名。之二人者，性格相近，頗稱敏健，精於事務，然似不明於大局。” ^[22] 

中華民國成立後，趙爾巽被解除職務去青島隱居。趙爾巽來青島後住在寧陽路，用大量資金在青島購置大片房產，他在高密路、天津路、海泊路等建了一大批房子出租或出賣，是當時青島首屈一指的大富翁。趙爾巽一直擔任巡撫、總督之類的高官，宦囊充實，初來乍到便住進德國人興建的斯脱蘭大飯店。會前旅館租金很貴，可每年夏天都人滿為患，讓趙爾巽很不舒服。搬入新居後，趙爾巽與陸潤庠、勞乃宣等舊官僚組成“十老會”，常常懷念過去當官的日子。隆裕太后駕崩時，遺老們在膠州海關舉行公祭，趙爾巽因悲傷過度，又加上遭遇風寒，竟卧病不起。 ^[9] 

宣統三年（1911年）6月，趙爾巽出任東三省總督，當時東北地區匪患嚴重，其中張作霖勢力最為雄厚，趙爾巽決心收剿張作霖，並藉機整治地方治安。張作霖經常打劫糧車餉銀，殺傷官兵，趙爾巽命麾下統領朱慶瀾捉拿張作霖，張作霖憑藉彈無虛發的神奇槍法，特意命中朱慶瀾的頂戴花翎，趙爾巽覺得張作霖有膽有識，只能智取，於是設法招降。最終在黑山談妥條件，張作霖率眾歸降。但心存疑慮的張作霖假裝肚子疼不肯進城歸降，對趙爾巽派來的差官説：“我有止痛秘方，就是吃50個雞舌頭餡的水餃就能好。”趙爾巽聽聞，撫掌大笑，遂急命手下人立刻照辦。直到天亮，才把50個雞舌頭餡的水餃端到張作霖的面前，張作霖見狀主動要求戴上手銬、腳鐐，到趙爾巽面前請罪，表示臣服。趙爾巽也親自走下台階，扶起張作霖。 ^[23]  由於趙爾巽與張作霖這種特殊關係，後來《清史稿》缺乏經費時，張大帥提供了鉅額捐款。趙爾巽死後，張作霖根據趙爾巽生前建議，續聘柯劭忞兼代清史館館長，委派袁金鎧督率刊印、管理經費。

為了在動盪中穩定東三省局勢，免受武昌起義後各省紛紛宣佈獨立、贊成共和的影響，趙爾巽與袁金鎧等人密謀成立“奉天國民保安會”。趙爾巽任命張作霖掌管“保安會”軍事部副部長，除了趙爾巽，張作霖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以後張作霖成為東北王，遂拜趙爾巽為義父。”張作霖對趙爾巽還心存敬畏之情，用張學良的話説就是：“我父親沒有怕的人，他就怕趙爾巽，就趙爾巽能説他。” ^[23] 

趙爾巽70歲時，他的三夫人生下一子。趙爾巽喜從天降，便給兒子取名趙天賜（字世輝）。趙爾巽為獨子向張作霖提親，但由於輩分原因張作霖拒絕了趙爾巽。張作霖覺得自己的女兒張懷瞳和趙爾巽的兒子之間輩分不對，張懷瞳管趙爾巽叫爺爺，張懷瞳就應該叫趙天賜叔叔，所以張作霖拒絕了趙爾巽的提親，但心中卻一直懷有內疚之感。後來張學良當家，他想着彌補兩位已故老者的遺憾。張學良安排趙世輝與張懷瞳見面，兩人見面後不久就結婚了。 ^[23] 

趙爾巽於法律與吏治頗有研究，後著有《刑案新編》三十卷（蘭州官書局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面世，集中收錄道成同光四朝案件） ^[37]  、《趙留守攻略》，均收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趙爾巽全宗檔案》中。 ^[36]  民國初年，他還致力於編修《清史稿》。 ^[36] 

高祖趙洵，嘉慶元年（1796年）任乾州知州。 ^[24] 

曾祖父趙寅賓（1762年—1824年），乾隆六十年（1795年）任泰安營參軍，在泰安履職長達11年，嘉慶十一年（1806年）升直隸山永協副將。

祖父趙達綸（1789年—1857年），字蓮洲，號經圃。 ^[12]  道光元年（1821年）恩科舉人，道光三年（1823年）中進士， ^[12]  後任延安府安邊廳同知。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任山東萊州知府。封中憲大夫，晉封光祿大夫、建威將軍。 ^{[12]  [25]} 

父親趙文穎（1814年—1854年），字魯齋，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進士。歷任山東蒙陰、陽信、商河、陽穀縣知縣。太平軍過陽穀時殉節。入祀商河縣名宦祠、濟南昭忠祠。 ^[1] 

母親李氏，生四子，趙爾巽排行第二。 ^[24] 

兄趙爾震（1842年—1899年），字公威，號鐵珊、行一。 ^{[24]  [2]}  同治十二年（1873年）舉人，同治十三年（1874年）中進士， ^[24]  翰林院庶吉士，後任工部主事、工部侍郎、直隸州知州。歷硝磺庫主事、營繕司員外郎、寶泉局監督等職。 ^{[24]  [1]} 

弟趙爾豐（1846年—1911年），字公保，號季和。 ^[24]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後，先後執掌永寧道、建昌道，出任駐藏大臣兼川滇邊務大臣。宣統三年（1911年），調任四川總督。後成立大漢四川軍政府。 ^[1] 

幼弟趙爾萃（1851年—1917年），字公慶，號小魯。光緒八年（1882年）舉人，光緒十五年（1889年）中進士，先後任夏津縣知縣、直隸州知州、直隸工藝局兼礦務局會辦。

趙爾巽只有一子，名趙天賜（字世輝），是其三夫人所生。趙天賜後來娶了張作霖的三女張懷瞳，“七七事變”後舉家遷居美國。 ^[1] 

趙氏家族為漢軍，官方文書記載均言其旗籍。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趙爾巽兄弟及其父親、祖父等人的履歷折中所記均為“正藍旗漢軍”。正因為如此，加之趙氏家族曾寄籍泰安以及先塋所在地等因素的導向作用，關於其籍貫所在問題，眾説紛紜，出現了山東萊州説、山東泰安説、奉天鐵嶺説、山東蓬萊説、奉天遼陽説等幾種觀點，尤以前三者較為常見。 ^[2] 

此説主要依據為趙爾巽的祖父趙達綸、父親趙文穎以及兩位叔父均葬於萊州。奭良在《清史館館長前東三省總督盛京將軍趙公行狀》中談及趙達綸“子成進士，就養山東而終老焉，葬於萊州。” ^[5]  此前，其子趙文穎為抵抗太平軍而殉城，“葬于山東萊州府掖縣南關南頭迤東忠園”。趙家後人亦多有提及：趙爾巽嗣子趙世基函中曾明確説過“曾祖、祖父皆在掖邑（今山東萊州舊稱）”。趙爾震嗣子趙世澤在致其叔父趙爾巽的信中也有“曾祖、祖父俱在萊州”之言。而趙爾巽的兩位叔父趙文熙、趙文驥，也長眠於該處。可見，因其先人塋地所在，趙氏家族與萊州的關係的確極為密切。但由此而斷定趙爾巽祖籍山東萊州，難免有失慎重。 ^[2] 

持此説者依據有二：其一，趙氏家族在泰安有規模較大的家族塋地存在。趙爾巽檔案中收錄有趙氏族人與趙爾巽商討修葺泰安先塋問題的函件。此外，母親李氏、兄長趙爾震以及趙爾巽本人，均葬於泰安。趙爾巽去世後，其靈柩亦發送山東。當時的報紙紛紛報道此事，多言運回“泰安原籍”、“泰安故土”。民國十六年（1927年）9月28日，《北京日報》刊登了題為“趙爾巽靈柩運回泰安原籍”的新聞。 ^[26]  10月3日的《順天時報》報道稱：“京奉、津浦兩鐵路局奉大元帥（張作霖）命，以清史館長趙爾巽靈柩直運泰安原籍。” ^[27]  10月6日，《北京日報》繼續報道此事：“趙次老逝世後，定昨日運柩返魯原籍祖瑩安葬。” ^[28]  其二，趙家與泰安的關係可以追溯到擔任山東泰安營參將11年的趙寅賓。從此以後，趙氏家族寄籍泰安。綜合以上因素，而有趙爾巽祖籍泰安之論。 ^[2]  但是，趙爾巽本人對此並不認同。在交卸盛京將軍之前，趙爾巽曾專折請假赴山東修墓。其奏摺原稿稱“竊寄居山東泰安縣地方數世”，後修改為“竊寄居山東已歷數世，祖、父邱隴均在彼鄉”。 ^[1]  這一奏摺，明確否定了祖籍泰安的説法。 ^[2] 

此説法流傳極廣，主要來源於時人的記述：奭良在《清史館館長前東三省總督盛京將軍趙公行狀》中明確地説趙爾巽“本貫鐵嶺，隸漢軍正藍旗”。 ^[5]  近代藏書家葉景葵在談及《傲徠山房所藏五朝墨跡》時，介紹趙爾萃為“鐵嶺人”。 ^[29]  趙爾巽幕僚吳廷燮，多次提及趙爾巽為鐵嶺人：“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秋，西林（岑春煊）赴廣東調任，鐵嶺趙次珊尚書師護巡撫。” ^[30]  “光緒二十九年，三十九歲。鐵嶺（趙爾巽）擢湘撫，涇縣（吳廷斌）護晉撫。” ^[30]  “光緒三十年，鐵嶺內召。七月，政務處電調燮入京留政務處，署幫總辦，館鐵嶺宅。” ^[30]  上述三人皆為趙爾巽極為倚重的幕僚，他們的敍述當具有相當大的可信度。 ^[2] 

關於趙爾巽的名號，同樣有多種記載。最常見的有兩種：其一，趙爾巽“字次珊，號無補”。如趙爾巽去世後，跟隨趙爾巽多年的表親奭良，在其所作的行狀中有這樣的記述：“公諱爾巽，字次珊，號無補。” ^[5]  費行簡的《現代名人小傳》中附載有《趙爾巽傳》：趙爾巽，“字次珊，漢軍旗人”。 ^[4]  清末科榜眼朱汝珍在《詞林輯略》中亦有同樣的記載：“趙爾巽，字次珊，正藍旗漢軍人。” ^[6]  《盛京時報》在報道趙爾巽去世消息時也提及“趙爾巽，字次山，前清漢軍正藍旗人”。 ^[8]  其二，“趙爾巽字公鑲，號次珊”。如《中國近代人物名號大辭典》 ^[31]  《中國近代史詞典》 ^[7]  《辛亥革命辭典》等很多工具書均持此説。一些相關的記述也多持同樣觀點。見諸《趙氏族譜》的記載則是“趙爾巽字公讓，號次珊，別號無補”。 ^[24]  《趙氏族譜》本為趙爾巽於四川總督任內纂修，在成書過程中已經過核對、修改。並且，刊刻成冊之後，尚見改動、補充之處。 ^[2] 

趙爾巽公館舊址(2張)

趙爾巽公館建於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又稱趙爾巽府邸，趙爾巽別墅或趙爾巽故居，坐落在今瀋陽市大東區萬泉街1號，萬泉公園的西南角。佔地1000平方米，磚木結構，有正房5間，東西廂房各5間。青磚、綠窗、紅門。據史料記載，趙爾巽公館的主體結構是一座典型的中國四合院，由前門樓、正房、廂房和後花園組成。2004年，因年久失修，大東區政府投資160萬元，對趙公館進行歷時半年多的修繕。 ^[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