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濟

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6月2日，李濟生於湖北鍾祥縣，初名李順井。其父李權少孤失怙，苦讀成名，年輕時即成為鍾祥縣最大學館的教書先生，在當地頗有名望。李權的八股文作得好，策論亦很擅長，於文章學深有心得，與此同時，他也精研孔孟程朱的思想，尤其篤信孟子的性善説，其為人剛正而温和。對於教育子弟，他頗有想法，重視因材施教，充分培養孩子固有的品性，且重視當時的新學。在李濟年少時，父親李權即為他朗誦詩歌，教授七絃琴，並且送他進新式小學，使其得以接觸“格致”“體操”“東文”等新鮮事物，而到了宣統末年，又決定讓他報考清華學校。作為鍾祥本地一位大秀才，李權重視培養孩子新知的同時，自然也不會遺漏傳統學問，而他的教導方式又比較特別。李權讓李濟學習《周禮》，這當然顯示出他本人對於時代風潮之敏鋭，不過就李濟而言，這種具有偏向性之教育的直接後果乃是他未能夠完整全面地學習傳統經典，不能不説留下了一定的遺憾。 ^[21] 

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九歲的李濟入縣高等小學。 ^[4]  除了《周禮》之外，父親仍積極地為李濟教導過其他傳統學問，尤其是自己鍾愛的《孟子》。李濟對於父親津津有味講述《孟子》的場景印象非常深刻，並且自己當時也曾為“人皆可以為堯舜”的講解所感染，不過也是在當時，他就對孟子的某些觀念提出了懷疑，例如“以羊易牛”他認為遠遠趕不上佛教戒殺生合理。按照李濟的説法，他對於孟子某些學説信仰的動搖始於中學時代。 ^[21] 

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李濟隨父李權來到北京。李濟之所以從湖北來到北京讀書，是因為父親於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赴京參加舉貢會考（時科舉已廢），得到了七品官銜，而他不願到福建做知縣，遂留在皇宮內務府聽任，還把一家人從湖北接到北京。李濟初到北京之時，先在本省人開辦的江漢學堂讀書，半年後，考入北京名校五城中學，這是中國第一所公立中學，當時教授李濟所在班級國文課的，就有著名的學者林紓。不過李濟中學教育的大部分時間，乃是在新創辦的清華學堂度過，在清華的學習對於李濟具有很大的影響。 ^[21] 

宣統三年（1911年），入清華學堂。 ^[3]  李濟乃是首批考入清華大學的學生之一。用他自己的話説，“他也跑了去糊糊塗塗的應了一下考，不知道怎麼回事，那監考的人也把他糊糊塗塗的取了。他在清華學堂待了七年半，功課是平平常常，人也是平平常常，玩也是平平常常”。（《自撰簡歷》）但對於理解李濟的學術生涯而言，清華求學的經歷可不是“平平常常”這四個字所能概括的。 ^[20] 

就學習而言，李濟認為“在這一時間學到的，屬於技術性的較多；涉及價值觀念的較少”。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清華遠離北京主城，交通與訊息皆不甚便利，學生對於政治問題普遍較為冷淡。其次，李濟本人受父親影響，視政治為骯髒下流的事業，而他自己對於宗教也很不感興趣，他所關心的是學點“洋東西”，對國家與社會做出貢獻。清華學校正是為學習“洋東西”做準備的，其課程安排乃是以學習英文為中心，應該説突出的正是“技術性”。説到價值觀念這一方面，李濟在一位饒老師的指導下閲讀王先謙《荀子集解》其《天論》篇中的科學與共和思想給李濟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由此思考為何這些早已提出的原則兩千多年仍未得以實行，隨之又產生出一系列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疑惑，強化了他出國求學的願望：“放棄了多讀中國古書的念頭，一心一意想到海外求奇方去！”也正是在清華求學這一時期，李濟與父親李權的思想距離越來越大，李權雖然能夠吸收一些新東西，但對於根本破壞傳統的做法完全不能接受。 ^[16]  他也抽出時間為李濟講授韓、柳、歐、蘇文章的奧妙，但李濟當時始終聽不進去，他當時所要的，“只是想透過英國語文，學點中國沒有而美國有的東西”。可以説，李濟年輕時在感情上即對於傳統學術有一種厭倦與不滿，他認為中國的未來最需要的是來自西方的觀念與知識。 ^[20] 

民國二年（1913年），李濟與四名同學發起成立“新少年會”，相與倡導砥礪品行和學業，此會後更名“仁友會”，以“改良社會，振興國家”為主旨。 ^[4]  其道德之楷模並非中國聖賢，而是泰西名人——尤其是創立新少年意大利會的“意大利三傑”。舉凡讀書為學生活起居，會員都要互愛互敬，彼此規過，砥礪德行。後來會員增多，宗旨也添加了“學術研究”一條，成立了“國語演説部”。稍後，又仿照富蘭克林修身的方法，刻印了一種自省簿。應該説這種做法既具有基督新教色彩，也體現了儒家傳統，所以當時常會中討論的問題一多半是以王陽明良知做引線。後袁世凱稱帝，“新少年會”為避嫌改名為“仁友會”，宗旨也易為“改良社會、服務國家”，會員亦越來越多，但組織社團究屬不易，“仁友會”還是難免各種內部與外部的爭議。但無論如何，由此可見出李濟對於國事之關心以及他對此懷有的建設路徑。民國三年（1914年），他多次參加學校舉辦的“國語演説會”，在辯論中唇槍舌戰。民國四年（1915年）也曾出任學校演劇隊隊長，參加籌辦貧民小學的義演。 ^[20] 

民國七年（1918年），李濟已是高等科四年級生，清華開了一門心理學課程，並從美國請來華爾考教授授課，李濟受好奇心驅使選了這門課，讀了半年之後，興趣越來越大，人的智慧能以科學方法測量，這樣的説法讓他覺得很有意思，用李濟的話説，“清華學校最後的這門課程，卻幫我做到了美國學業選擇的最後決定”（李濟《我在美國的大學生活》）。李濟當時就去打聽美國哪一所學校的心理系最有名，打聽的結果是在馬薩諸塞州伍斯特城的克拉克大學。民國七年（1918年）8月14日，李濟在上海東關碼頭登上了“南京號”遠洋客輪，離開祖國，遠赴美國留學。 ^[20] 

民國七年（1918年），畢業於清華學堂，李濟通過了清華學堂第八期官費留美考試，進在入克拉克大學三年級攻讀心理學。在此期間，與徐志摩結識。又和同寓五人“訂立激勵愛國章程，每日舉行朝會，晚上唱國歌”，其拳拳報國之心於此可見。民國八年（1919年）6月，獲心理學文學士學位。 ^[4]  但一來他感覺到心理學這門學科未能盡符自己對於科學標準的預期，二來他覺得學心理學在中國沒什麼出路，而通過在課餘的博覽羣書，他逐漸對於人口學發生了興趣。於是在克拉克的第二年，他開始跟隨韓金斯教授轉念人口學與社會學研究生課程。研究生階段，改從社會學。 ^[14] 

民國九年（1920年）6月，李濟的碩士文《人口的質的演變研究》順利通過，獲得碩士學位。 ^[4]  他還被美國社會學會接納為會員。但在當時，李濟已經認識到人口學的基礎是數學，而自己並不長於此，從頭學習也不現實，遂明確決定改習人類學，因為在學習人口學之時，他已閲讀了不少人類學著作，感覺到人類學“在學術研究上與實際需要上，就成了前途極有希望的學問”。 ^[19] 

民國九年（1920年）夏，李濟進入哈佛大學人類學系。在哈佛的第一年，李濟瞭解到人類學的一般知識，並且初步形成了自己博士論文的構想，民國十年（1921年）3月，他向哈佛大學文理學院研究生院提出讀哲學博士學位的申請，他當時想利用新學的人類體質測量方法，在美國留學生與華僑中搜集中國人體質材料，進而研究中國人種的特質。 ^[17]  在哈佛大學學習與研究人類學的過程中，他接觸到好幾位印象深刻的老師。例如年輕的講師虎藤（ErnestAHooton），他所教授的課程為“體質人類學”，虎藤非常重視訓練學生的實踐工夫。有一年暑假，李濟跟着他處理了五百個埃及人頭骨，這一實踐經驗讓李濟獲益良多。又如研究院教務長柴斯（Chase）教授，他教授的是“希臘考古學”，正是這門課程引發了李濟對於考古學的興趣。對於哈佛三年，李濟認為最珍貴的收穫還不在於知識，而是“做學問的境界”：第一，學問的內容不離於日常生活所感；第二，學問最要緊的是方法論，方法論則是“一種常識的推廣”。當時他迫切感受到只有用人類學的方法去研究中國文化的發展，及若干歷史的現象，方能得到（就中國學術發展的現階段論）有意義的結果”。在這樣的精神下，李濟首先完成了有關中國人體質的論文，得到了老師的好評。其後，李濟又根據《古今圖書集成》中關於中國城牆的資料，對中國人族羣意識之演變進行了研究。 ^[19]  於民國十二年（1923年）完成論文《中國民族的形成》，從而獲得人類學博士學位。 ^[14]  在完成論文後，他還就進一步拓展該方面的研究，提出了頗具啓發意義的意見。他認為，運用人類學等新興學科的方法，正“展現出進行巨大科學探索的廣闊天地。在中國這個研究領域，需要有考古學的調查、民族誌的調查和人體測量學的調查。這些方面的問題都是規模及其宏大的，需要有極大的匠心獨運的心智來作出答案”。其中，中國文字對中國文化發展的影響尤值得研究。 ^[4] 

民國十二年（1923年）夏，李濟學成歸國，應聘為南開大學人類學、社會學教授。次年任南開大學文科主任。 ^[4]  回國之初，李濟的科研重點仍集中在人類學尤其是體質人類學方面。民國十三年（1924年）10月，他在丁文江資助下，赴河南新鄭一處青銅器出土遺址做實地考察，並對那裏獲得的一些人骨作了體質人類學的研究，寫成《新鄭的骨》一文。嗣後又在中國科學社和南開大學的資助下，專程赴湖北各地進行居民體質調查，對包括學生、工人、警察、犯人等人羣在內的一千人作了人體測量，發現鄂西北較鄂東南居民的身長普遍要高些，試圖從中找到湖北居民歷史上的遷徙源流和構成痕跡。但不久，其工作重心就開始轉向田野考古。 ^[4] 

民國十四年（1925年）4月，29歲的李濟受聘為清華國學研究院特約講師，講授普通人類學、人體測量學、古器物學和考古學等。 ^[4] 

民國十五年（1926年）2、3月間，李濟和地質調查所的袁復禮到晉南汾河流域開展旅行調查，發現交頭河、西陰村等史前遺址和多處歷史遺蹟，並順道在山西介休對當地居民人作了人體測量。同年10月，由美方出資，李濟作為主持人，和袁復禮等人正式對夏縣西陰村遺址進行了田野發掘，前後歷時二月多，採集遺物餘箱，大多為新石器時代陶片，以及一些石制工具、箭頭、骨器和半個經人工切割的蠶繭，由此把中國人養蠶的歷史上推到了新石器時代。 ^[4] 

民國十七年（1928年），李濟受聘回到母校清華大學，在新成立的國學研究院做人類學講師，與著名學者王國維、梁啓超、陳寅恪、趙元任等學術大師同執教鞭。10月，中央研究院成立後，李濟受傅斯年邀請，加入史語所考古組陣營，從此開啓了考古人生。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廣州創立時，李濟正與美國弗利爾藝術陳列館商談合作事宜，傅斯年以考古主任非李濟莫屬，馳電相邀。李濟同意就聘，隨後與董作賓親赴安陽，掘得大宗龜甲、獸骨、陶器銅器。 ^[3] 

民國十八年（1929年）初，李濟應聘出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主任。

民國十九年（1930年）5月，李濟在南京尋勘六朝古墓，後赴濟南、臨淄等地訪求歷下及齊都遺蹟。同年11月，與董作賓等發掘山東龍山鎮城子崖遺址，掘得黑陶、貞卜及獸骨，發現龍山文化遺存，主撰《城子崖》一書，於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出版。 ^[3]  李濟認為“大約一方代表沿海岸育成的東方文化，一方代表與那更古的西方文化接觸過的西北文化。但是兩文化似乎都直接一個更古老的同樣的中國背景”。從而依據新的考古發現對安特生的觀點作了直接回應和糾偏。 ^[4]  在7月，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贈予李濟考古學講座一席。 ^[3] 

民國二十年（1931年）秋季開始，每年補助史語所經費三萬元，作為考古工作、語言研宄及出版報告的費用。當年春，李濟與董作賓再次前往安陽，會同河南省政府人員進行實地發掘，小屯之外擴至後岡。在後岡，梁思永發現其地層堆積自上而下，小屯、龍山、仰韶三期疊壓痕跡明顯，顯示三期文化之間的相互溝通關係。李濟曾根據殷墟出土遺物討論東方古代文化，認為骨卜、蠶桑、裝飾藝術等要素皆起源於華北，分別代表早期中國人的宗教、經濟和藝術生活。同時，李濟認為，殷商青銅文化的來源問題十分複雜，有賴於殷墟發掘與史前資料的陸續發現，需要廣泛的田野考古與深入的比較研究。9月，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日本傳播東北非中國領土的讒言，李濟義憤填膺。他認為，史前時代的東北在民族文化上即屬於中國的一部分，併為傅斯年的《東北史綱》作成英文節要，斥日人謬説，正天下視聽。 ^[3]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李濟應蔡元培之約，組建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任主任。計劃建立自然、人文、工藝三個館，分別由翁文灝、李濟和周仁任主任。 ^[11]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4月，殷墟第九次發掘，李濟自洹水南岸小屯擴至北岸侯家莊。10月，在西北岡掘墓四處，獲石器千餘件，不乏精品。同時，李濟兼任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後，獲取補助費用，為侯家莊發掘提供經費保障。 ^[3]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李濟應邀前往倫敦及斯德哥爾摩講學，並出席國際科學聯合會總會的倫敦大會。返國後，適逢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李濟隨中央研究院西遷，經武漢、長沙而至昆明，最後遷往四川南溪李莊。而中央博物院籌備亦前往昆明，李濟隨即派人赴陝西寶雞、三原等地調查彩陶遺址，並在雲南昆明至大理、蒼山一帶探尋史前遺址。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李濟被英國皇家人類學研究所選任為榮譽研宄員。 ^[3]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3月，李濟主持大理附近的馬龍等地發掘，得遺址十處。同年12月，於南詔遺址掘獲有字瓦片百餘，成為研證南詔史的重要資料。對此調查結果，李濟主撰編為《雲南蒼洱境考古報告》，由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刊行。直到抗戰勝利，李濟隨史語所留川六年間，一面整理研究安陽發掘遺物，一面譴人分赴西北、西南各省調查古代遺址。 ^[3]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李濟擔任中央歷史博物館首任館長。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春，中央研究院返回南京，李濟以專家身份奉命參加中國駐日代表團，赴日本東京、京都、大阪等地，調查、接收戰時日本軍民劫掠中國的書畫、古器物及一切與文化有關的古物。李濟先後調查了東京帝國大學考古學研宄室、京都帝國大學考古陳列館、東方文化研宄所和白鶴美術館等公立藏處，還有住友氏、藤井善助氏、守屋氏、三合定治郎氏與黒川福三郎氏等私人藏所，使許多重器得以迴歸故土。 ^[3]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李濟當選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同年底遷居台灣。後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暨故宮博物院遷台，李濟主持督運，終使文物得以安然運台。 ^[3]  並於隔年創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

1953年秋，李濟率團赴菲律賓參加第八屆太平洋科學會議與第四屆遠東史前會議。 ^[11] 

1954年秋，接受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赴墨西哥大學講學。 ^[11] 

1955年，應邀在華盛頓大學講學。接任董作賓的遺缺，擔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直到1972年為止。 ^[3] 

1958年2月，被“國史館”延聘為史料審查委員。1959年，哈佛燕京學社資助成立東亞學術計劃委員會，李濟被選為主任委員；10月奉命代理中研院院長；同年秋，獲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以訪問學人身份在哈佛大學研究一年。 ^[3] 

1960年秋，李濟因勞困不堪，遂患糖尿病及眼疾。1973年，李濟不小心摔斷了左腿骨，行動十分不便，但手和腦仍在不停工作，讀書、寫作不輟，以英文撰寫《安陽》初稿；晚年將主要心血傾注在中國上古史的撰寫。

1979年8月1日，李濟因心臟病去世。 ^[3] 

①西陰村遺址：

從民國十年（1921年）開始，瑞典人安特生在中國奉天、河南、甘肅等地開展發掘活動，開啓了中國史前文化的探索歷程。為了驗證中國彩陶西來的假説，安特生從風俗、遺物兩方面比較了仰韶彩陶與安諾、特里波列的彩陶，並用兩年時間調查了甘青地區史前遺存，提出仰韶彩陶與安諾彩陶可能出於同源的假説。為探索這些新石器晚期文化的來源以及它與歷史期間中國文化的關係，李濟主持了第一次科學考古發掘，即西陰村遺址發掘。此次發掘獲得一大批陶片，共裝了60多箱。遺物運回北京後，在清華大學公開展覽，引起學術界的極大震動，以科學發掘為特徵的考古學得到中國學界的充分肯定。根據此次山西調查和發掘情況，李濟先後寫成《山西南部汾河流域考古調查》和《西陰村史前的遺存》兩篇學術報告，以西陰彩陶的精細程度為切入點，對安特生的仰韶文化西來説闡釋其懷疑立場。後來，梁思永對西陰村發掘所得陶片進行分類、統計，並與其它地區的相關遺址進行比較研宄，寫成《山西西陰村史前遺址的新石器時代的陶器》一文， ^[23]  第一次將西陰村的考古收穫以英文的形式公佈於世。而一個“曾經人工切割的蠶繭”，則被史密森研究院專家鑑定為家蠶的繭，證明了中國人在史前新石器時代已懂得養蠶抽絲。 ^[24] 

②殷墟遺址：

殷墟十五次發掘是李濟在中國考古學上的重要成就，也奠定了他對中國古史研宄的重要基礎。自民國十七年（1928年）至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史語所共進行了3個階段15次考古發掘工作。第一階段（1928—1934年）主要在小屯進行發掘；第二階段（1934—1935年）主要在侯家莊發掘，掘出7座大墓及一個方坑，在東區發現了3座大墓及1200座小墓。第三階段（1936—1937年），又繼續在小屯村發掘，掘出不少商代建築基址及1萬多片甲骨。殷墟挖出了大批三千年以上的陶器、占卜用的獸骨和藝術品，坐實了中華民族在商朝的文明狀況。

第二次挖掘時，結合小屯遺址現狀及其試掘結果，李濟提出小屯遺址狀況的三個假設：一是小屯遺址明顯是殷商的最後一個都城；二是遺址的一個重要中心在出甲骨的地方；三是其他類遺物的時代要視埋藏處多種因素而定。根據這些假設，李濟制定了小屯遺址的第二次發掘計劃。 ^[25]  一是聘用一個稱職的測量員，對遺址進行測繪；二是繼續以挖深溝的方法進行試掘，弄清地下地層情形；三是對遺物的出土地點、時間、周圍堆積和層次等進行詳細記錄；四是要求發掘人員堅持寫田野工作日記。李濟將地下堆積分三層：一是殷商文化堆積；二是隋唐墓葬；三是現代堆積層。由張蔚然負責測繪，測量以小屯為中心的遺址地形，於民國十八年（1929年）秋完成測量工作。另外，在整個發掘過程中，工作隊對收集到的陶器進行系統記錄，“指導思想和發掘技術的變化，標誌着民國十八年（1929年）的殷墟發掘完全脱離金石學範疇，走向現代田野考古學之路。” ^[26] 

第三次田野工作結果證明，“殷墟的範圍實超出小屯村境界以外”， ^[27]  殷商文化遺蹟重要的中心區位於村西北溝與洹河河谷邊界之間。在此次發掘中發現了殷商文化最重要的堆積，即後來有名的“大連坑”。為了解地下的分層順序，李濟將隋墓地層斷面與大連坑未觸動的地層進行比較研究，發現殷商文化堆積之上有一個保護層，土色從褐到黑，質堅固，厚度1—2公尺不等，這層常常沒有任何文化遺物。“大連坑”的出土物及其地下窖穴的堆積證明，以下出土物和有字甲骨顯然屬於同一時代，這些遺物包括：①無字骨和幾乎完整的刻字龜版；②各類動物骨頭；③多種類型的陶器：白陶、釉陶、紅陶和灰陶；④雕刻的骨器和石器；⑤象牙雕刻；⑥距地面約10餘公尺深的地下窖；⑦石工具和青銅工具共存；⑧鑄青銅器的範；⑨其他出土物。

③城子崖遺址：

懷着對安特生中國文明“西來説”不服氣的心理，李濟、傅斯年最終作出了揮師城子崖的決定。民國十九年（1930年），考古組的田野考古工作移向山東，“要在中國東方的齊、魯地區，探尋不同於中國西部地區的古文化，證明中國文化的本土性”。 ^[29]  11月7曰，發掘正式開始，工作人員由李濟、董作賓、郭寶鈞、吳金鼎、李光宇和王湘組成。城子崖的考古工作解釋了一些殷墟發掘中難以説明的現象，“替中國文化原始問題的討論找到了一個新的端緒”， ^[30]  進而把史前和歷史時期連結起來。“城子崖磨光黑陶遺存及卜骨的發現使得中國原始文化的探索找到了一個極佳的突破口，其學術價值亦非同一般。” ^[31]  因此，李濟認為，“要是我們能尋出城子崖的黑陶文化的演繹秩序及所及的準確範圍，中國黎明期的歷史就可解決一大半了”。 ^[30] 

①考古學術語體系

一是器物命名方面。為古器物定名是一件需要細心思考的工作，傳統學者依據器物功能定名者較多，而功能是否與形制有固定的聯繫，則是一個需要深入探討的課題。在李濟看來，這種考訂必須以實物為主，考訂每一類器物的生命史，探求它們的功能及其形制的演變。關於陶器定名方面，李濟認為，應該遵循兩個重要規律：一是名稱隨用處走，通過定名就畝以確定器物的用處。如尊，本是裝酒的，它圜底時候是如此，它變成犧形象形，它的名稱用處還是如此。二是形制隨時代變化，形制不但與命名無永久關係，它與用處也不一定有永久關係。如觚形器，可以為痰盂，而鼎形可以為香爐。因此，必須瞭解這種分別，方能討論古物變化的意義。鑑於此，李濟提出，以古文字形比較實物和把陶器形式與銅器比較是命名的兩種具體方法。同時，他還參考《西清古集鑑》等著錄，對殷墟部分陶器，嘗試用形態或特徵進行命名。關於銅器命名方面，李濟堅持“名者，實之賓也”的名副其實原則，既不沿襲中國古器物學的舊名，也不贊同梅原末治、高本漢等國外學者的“利器”、“武器”與“用器”之命名。比如，李濟提出以“鋒刃”器指代器物形態，所指現象具體切實，“可以澄清形態與功能混攪的局面，收若干打掃的效用”。 ^[32]  又如，在器物文飾方面，凡是指製造程序的如堆塑、彩繪、刻劃等，均用“文”字結尾，即劃文、刻文、堆文等；凡是指花紋形態或成分的，都有“紋”結尾，如方格形紋、三角形紋、魚形紋等；凡是講裝飾藝術的一般情形時，即以“文飾”為代表，而具體的裝飾構成圖案，則稱為“花紋”。再如，李濟根據《呂氏春秋》的界説，將“有首無身”的複合動物正面稱為“饕餮”；將代表一個腹飾四分之一的每一個單位稱作“象限面”。 ^[34] 

二是墓葬術語方面。一是按照葬姿，分為“屈肢葬”、“俯身葬”勻“仰身葬”；二是按照葬具，把用磚作墓室的唐墓叫做磚葬；三是按埋葬物，把墓葬中以銅刀、銅斧、礫石三種器物為隨葬品的墓叫做刀斧葬。 ^[34] 

三是地層術語方面。將灰土填滿的地穴和地窖統稱為灰坑，將自然形成的天然土叫淨土；將人類作用過的土稱為活土：兩種以上土混合而成的土叫雜土；漆木器腐朽後遺留在泥土上的紋飾叫作花土 ^[33]  ；由夯土、淤土構成的地層叫版築層、淤土層；位於地表的地層叫地面層，翻動擾亂過的地層叫翻動層。

②考古地層學和類型學

遺址、地層、文物合成的文化層是考古學的中心理論。通過細心觀囊與經驗積累，李濟提出研究出土實物依據的三個條例一是可以自證的實物，出土的地方必須準確；二是在沒有擾亂的地層中，同出來的實物可以視為同原、同時；三是在翻動過的地層出來的物品，它們的來源應該由它們的形象定。田野發掘中揭露的任何遺存，必須借用地層關係來確定其時代。民國十八年（1929年）發掘小屯村時，李濟對小屯地下情形作了初步探察，指出小屯包含三個文化層：最底部的是殷商時期的主要文化堆積，其上面是隋唐墓葬，最上面是現代的堆積層。隨着日後發掘及大量器物的出土，李濟又將小屯文化層分為四期：前金屬時期，時間是新石器晚期，其文化特徵黑陶產品；在黑陶的上層是王朝前的青銅早期，時間約在公元前1384年；青銅中期在青銅早期上面，這時已進入商代，時間約在公元前1384—1111年；最後的是商以後的青銅中期，時間約在公元前1111年。當然，由於殷墟地層複雜和出土遺物繁多，李濟對地層的分析研究也經歷一個不斷、嘗試與修正的實驗過程。 ^[35] 

李濟對地層學和類型學方法的運用，並不限於室外田野發掘過程中，即使在出土器物的整理和分析中，他也堅持基於地層學的器物類型學分析方法，以科學分類的眼光剖析器物形態。 ^[35] 

③田野考古發掘方法

早在西陰村發掘時，李濟就採用了探方及布方方法，開拓了中國科學發掘的先河。他發現遺址是一個灰土嶺，地勢南面壁立，突出鄰地約三、四公尺，於是決定採取“劈葱式”發掘法。他在這裏只開了一個坑，東西八公尺，南北四公尺，在這個坑內又分為八方。同時，他在遺址測量及地層記錄方面採用“三點測量”法與“層疊”記載法。與安特生的發掘方法相比，其發掘方法己有以下四方面進步氣一是採取了探方發掘方法，邊長各2米的探方對於在一個小範圍內觀察地層及遺物出土的情況極為方便準確。二是在每方的交界處都留有被李濟稱為“土尖”的圓形土柱，可以説是“關鍵柱”的雛形；三是更仔細地觀察自然層的變化情況，注意到地層的不整齊及厚薄不一的特性，如李濟在第四探方竟然把4米左右的地下堆積劃分為33層，足見其對土質土色觀察的詳細。與安特生但求深度記錄相比，根據這些層次對出土物進行記錄顯然更合乎科學的要求。四是注意到打破及擾亂的現象，如李濟提到第三方南部第二大層到第三大層之間有一塊與周圍的土色不一樣的黃土，又指出在下面還有一個後來的“侵入”；同時，他還提到第三、四方發現過耗子洞，洞內有穀糠等等，並且自信這些後來的侵入不能擾亂這層次問題。這些晚期文化現象的處理看似簡單，其實為室內研宄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36] 

關於人類學，李濟比較認同美國學者羅泊爾的看法，他認為“人類學把人類一切的現象當作自然科學現象去研究，研究有關人類的資料正象研宄地震、狂風、螞蟻、樹木、果子一樣”。 ^[37]  李濟認為，為中國民族文化前途計，我們應該從認識自身的身體做起，以關於自己身體的準確知識為基礎，“方能取得更多的他種準確知識；由此再作真理追求的準備，方能説到真正的真理追求了。”李濟對於“文化認同對人文學研究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有充分的認識，並明確提出科學研究的普世性問題，即不僅要去歐洲化，還要去民族化。他既是一位中國文化珍品守護者，盡最大努力守護和研究中國文化；又是一位熱心的國際主義者，避免陷入狹隘的民族主義。史學家只有擺脱“歐洲中心觀”和“中國中心本位”等偏見， ^[38]  才能迴歸史實，呈現民族文化多元並存與互補的歷史圖景。

李濟歸國不久便翻譯步達生的兩篇體質人類學著作。 ^[39]  步達生的研究證明，石器時代東北沙鍋屯人與河南仰韶村人在體質上與近代的華北人相近。遷台後，李濟曾測得邁西多邦和特比侖兩社全部十六歲以上的男103人，女113人，根據這次觀測的資料作詳細研宄，寫成《瑞巖民族學調查初步報告——體質》一文。 ^[40] 

李濟採用體質人類學的理論及指數，將測量的中國人以省份及編號區分，用綜合量化的資料歸納中國人的體質特徵。在《中國人的種族歷史》一文中，他概述了中國民族問題的研究歷程，自被德人布魯門巴氏歸入蒙古人種開始，直至今日美國豪威爾教授等的一些意見。李濟認為，雖然現在的中國居民在人體測量學上顯示比較大的不同，但在大陸上或多或少出現一種符合的體型，東南亞也發生了另一種民族遷徙的傾向。現代人口遷徙的逐漸擴大，很像是那些遺民在其所經路線上與土著民族混血過程的進一步加深。如果人種學者要堅持保持中國人種的純粹，讓我們引用魏敦瑞在二十年前所提出的問題：“產生混血人的個體是哪些人呢？”他的答案是很有名的：“在我們這個星球上，絕沒有任何'純種'”。 ^[41]  李濟分析北京人，綜合了步達生、魏敦瑞及楊鍾健等中外學者的研究成果。他認同魏敦瑞的觀點，認為現代蒙古人足由北京人演化而來。在《中國民族之始》一文中，他參據裴文中、德日進、魏敦瑞、虎藤等對山頂洞人研宄的解釋，認為山頂洞遺存人骨代表舊石器時代晚期中國民族的一份子。 ^[42] 

作為人類學家，李濟“把器物當作物質文化的之一，把青銅器放在文化人類學的系統中。不只表現文化的現象，更要説明其工藝性質”。 ^[43]  比如，他利用牛、鹿等動物遺骸，結合“牛鼎”與“鹿鼎”等器物紋飾，闡述了青銅器裝飾藝術的寫實風格。其中，侯家莊安陽出土的牛鼎，其“水牛頭雕刻甚深而對稱，其兩角與德、楊二氏所述的水牛角至為相似”。 ^[44]  而鹿方鼎，其中央的鹿頭紋雕明顯，“雷紋底，四足配有細線淺浮雕額的鹿紋，器壁中的銘文作鹿的象形。”眼、耳、角和下顎均依自然位置佈局，只有前額與鼻部凸出部分予以“型式化”的印象。因此，從裝飾藝術看，它們深具寫實性。

李濟剛剛考入清華學堂時，在當時的中國，清華的清潔、整齊與效率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如學校規定每一學生在固定時間到洗澡間洗澡。這樣的訓練風氣之下，李濟也養成了洗“蓮蓬浴”、作“健身操”、“守時刻”的個人習慣，等到後來留學美國時，在生活方式上就不會有太多難以適應之處。生活習慣並非與學問毫無關係，因為在李濟看來，“清潔”“整齊”“效率”“秩序”此類特點在很大程度上與中國人傳統的習慣與環境聯繫差異明顯，清華這種具有美國特色的學校生活方式無疑給李濟帶來了對於西方文化初步的直觀感受。 ^[20] 

民國十一年（1922年），李濟將論文的主題濃縮為一篇短文《中國的若干人種學問題》，同年2月發表於巴爾的摩的《中國留學生月刊》雜誌，次年又刊載於《哈佛研究生雜誌》第一百二十三期。英國著名哲學家羅素訪華後著《中國問題》一書，其中就引用了李濟此文的兩大段文字，這讓李濟一下子出了名。 ^[18]  此時的李濟滿懷對於未來學術事業的期待，甚至將自己的字也由“受之”改為“濟之”，這與胡適的“適之”頗為相類。 ^[19] 

父親：李權，號郢客。 ^[6] 

母親：塗氏。 ^[6] 

兒子：李光謨。 ^[6] 

為紀念李濟對中國考古學的開創之功，鼓勵更多的考古專業學生不斷進取，在李濟之子李光謨教授的大力推動下，發現中國文化基金設立了“李濟考古學獎學金”。該獎學金面向海內外各高校考古專業（含考古學、博物館學、人類學、文物、出土文獻等專業）在讀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可申請組別包括田野組、公眾考古組和學術組。 ^[7] 

2012年，首屆“發現中國——李濟考古學獎學金”終評結果在京揭曉。來自牛津大學、北京大學、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等9所高校的12名學生分獲學術組、田野組和公眾考古組獎學金，另有17名來自北京大學、四川大學等10所高校的學生榮獲入圍獎。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