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體智

劉秉璋在浙江巡撫任上時，正值中法戰爭爆發。他率軍坐鎮杭州。在戰爭的關鍵時刻，他對家人説：“萬一戰場失利，吾得對國盡忠，夫人要盡節，三個兒子（指老大劉體乾、老二劉體仁、老三劉體信）要盡孝，小四、小五尚小，送給李鴻章了。”此言一 出，軍中將士無不鐵心報國。中法之戰鎮海一役歷時103天，空前酷烈，全憑浙江一省的財力和兵力支持，最終戰勝法軍。法軍艦隊司令孤拔受重傷，不久死在澎湖列島。劉秉璋因此戰獲勝而擢升為四川總督。

劉晦之正是劉秉璋的“小四”，自幼聰慧好讀。因劉秉璋是李鴻章的至交，兩家又是姻親，故劉晦之從小就得以進入天津李鴻章的家塾，與李氏諸子弟一起讀書，中西文俱佳，又得以與李氏門生故吏及其子弟朝夕相處，過從無間，還飽覽了故家舊族多年秘示人的典籍和收藏，這都為他後來從事銀行業和收藏事業打下了基礎。

劉晦之的文物收藏堪稱海內一流，尤其是龜甲骨片和青銅器的收藏，世間罕有其比。

其甲骨文的收藏在戰前就達28000餘片，1953年全部出讓給國家。據文物部門統計，現存我國大陸的龜甲骨片，總共9萬餘片，分佈在95個機關單位和44位私人收藏家手裏，而劉晦之的28000片，差不多就佔了三分之一，是私人收藏甲骨最大的一宗。

1936年郭沫若亡命日本時，日子過得很困窘，有時連毛筆也買不起。劉晦之知其博學多才，就將自己歷年所收集的龜甲骨片，請人拓出文字，集為《書契叢編》，分裝成20冊，託中國書店的金祖同帶到日本，親手交給郭沫若，供其研究、著書。

郭沫若見後歎為觀止，從中挑選了1595片，先期研讀考釋，並據此著成了甲骨學上具有重要意義的鉅著《殷契粹編》，在日本出版。

郭沫若在書序中一再感嘆道：“劉氏體智所藏甲骨之多而未見，殆為海內外之冠。已盡拓出其文字，集為《書契叢編》，冊凡二十，去歲夏間，蒙託金祖同君遠道見示，更允其選輯若干，先行景布，如此高誼，世所罕遘。餘即深受感發，不揣譾陋，取其1595片而成茲編，視諸原著雖僅略當十之一，然其精華大率已萃於是矣。”“……然此均賴劉氏蒐集椎拓之力，得以倖存。餘僅坐享其成者，自無待論。”（郭沫若《殷契粹編·序》）感激之情，溢於言表。

抗日戰爭結束後，復旦大學胡厚宣教授從大後方返回滬，即常往市區新閘路上的小校經閣拜訪劉晦之先生，與之訂交，參觀過他的藏品，並專門安排學生們前去參觀他收藏的甲骨。那是用楠木盒子規規整整分裝起來的100盒甲骨。打開盒蓋，滿目粲然。

另有甲骨拓本《書契叢編》20冊，每冊後附簡單釋文。這套拓本，與盒內的甲骨實物先後次序正相對照。胡厚宣曾查其甲骨實數，實為28192片。著名學者陳夢家還考證過，其中有300餘片為徐乃昌隨庵的舊藏。

1953年，劉氏甲骨出讓國家，由中央文化部文物局接收，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將其又重新墨拓了一遍，拓本題名《善齋所藏甲骨拓本》。

對於劉氏所藏甲骨，前些年中國台灣學者董作賓不知何故，認為“劉晦之所藏甲骨號稱二萬片，但大者多是偽刻”（《甲骨五十年》）。

解放後，中科院考古所主持甲骨學史上最權威的著錄《甲骨文合集》時，認真考證過一遍，認為劉氏所捐獻的甲骨中，偽刻只有112片，還不到1/250，這就不能算是“多”。

郭沫若、胡厚宣在編《甲骨文合集》時，經詳加考證，證明郭氏當年編的《殷契粹編》所收，固然都是精品，但精品並沒有收完，如四方風名刻辭和一些特大的牛胛骨卜辭，就沒有收進。 ^[1] 

除去甲骨和青銅器的收藏之外，小校經閣內還以藏書著名。劉氏藏書達10萬冊之巨。

1934年他的住宅裏實在容納不下日益增多的藏書了，只好專門造一藏書樓，取名小校經閣。他的藏書以明清精刻為主，亦不乏宋元古本。

至解放時，尚有宋版9部、各地方誌1000餘部，善本達1928冊（此為解放初上海市文管會接收時考訂的結果）。這些書籍分裝在500只特製的書箱裏，打開書箱箱蓋，上面罩了一層細細的鐵絲網，這是為了在曝曬時防止老鼠鑽進去而特設的。

劉氏藏書還有一個與眾不同的特點，就是《四庫全書》中被當時四庫館臣們刪改過的書，他必須收得原來的舊本。他立志要把《四庫》中“存目”之書，依目錄統統收齊，收不齊就借來抄錄副本。他要以一己之力，收齊《四庫全書》所收書的原刻本，統統恢復舊貌，因此這小校經閣，長年僱着十幾名抄書、校書的工匠，書山書海，忙得不停。

解放後，劉氏所有的藏書連同那500只箱子，全部捐給上海市文管會，後又轉入上海圖書館。第一批捐書326箱，67873冊；第二批捐歷代碑刻拓本282種，共436冊，其中有漢魏名碑50種；晉至隋79種、唐185種、宋金元明122種、雜帖36種；第三批捐書34箱。

1951年9月，還捐獻了上古三代及秦漢時期的兵器130件，分裝二十個箱子裏，後由上海市文管會轉交上海博物館保存。為此，陳毅市長曾頒發嘉獎令，表彰他的愛國精神。

劉晦之逝於1962年，在生前已把所有藏品捐獻殆盡（還有一大批古墨、古硯捐獻給安徽省博物館，該館為之特闢“中國曆代古墨陳列室”），身後不留一石一木，這在私家收藏史上，亦是為數不多的。

有藏書樓“小校經閣”，收藏有古籍線裝書500箱，24 000部，近8萬冊；甲骨龜片28 000片、各式古墨數萬錠、古代兵器130件、唐朝樂器大小忽雷2具，還有三代彝器數百件。人稱“羅振玉第二”。

1937年，郭沫若著《殷契粹編》，選印了他所藏甲骨拓片1 500餘片。藏書樓名“善齋”、“小校經閣”、“遠碧樓”，取柳宗元“邇延野綠，遠混天碧”之語。

編撰有《遠碧樓經籍目錄》32卷，收書有24 000部、各類圖書達10萬冊之巨。

他的藏書以明清精刻為主，亦不乏宋元古本。有宋版9部、各地方誌1 000餘部，善本達1 928冊。1935年，將其鐘鼎藏品摹拓成18冊，即名之為《小校經閣金文拓本》。

1950年，他將所藏67 873冊古籍，包括1 928部善本書全部捐贈給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這批藏書分別藏於上海圖書館和北京故宮博物院圖書館；所藏甲骨則悉數捐獻給了故宮博物館，大批古墨古硯捐獻給安徽省博物館。 ^[2] 

著有《善齋吉金錄》《校經閣金石文字》等。鄭振鐸收藏有《遠碧樓書目提要》5卷，未署撰人，疑為其所作。著《元史會注》《異辭錄》《説文諧聲》《説文切韻》《説文類聚》《禮記註疏》《尚書傳箋》《善齋吉金錄》《善齋璽印錄》《善齋墨本錄》等。